中国国宝的沧桑史，也是一部政治的演变史。秦皇泗水取鼎、徽宗大造艮园，乃至台北故宫费尽心机赴美国展览，等等等等，总是在用国宝作为政治的砝码，让政治的天平向自己这一方倾斜。1949年，完整的中国皇家收藏被一分为二，在北京和台北各自前行。它们的命运又将如何？美国汉学家将在本书中为你讲述中国皇家收藏与中国政治三千年的纠葛。

本书追溯了中华皇家收藏的来龙去脉，让我们领略到了皇家藏品在中国历史沧桑中经受的风风雨雨。作者还特别关注了皇家藏品的政治意味，对其他著作中较少关注的共和国时期的皇家收藏给予了一定的篇幅。

序言：中国皇家收藏的传奇

前言

第【壹】章 从远古到12世纪的中国皇家艺术珍品

第【贰】章 明清时期的皇家收藏

第【叁】章 从私藏到公开：民国初期的珍宝

第【肆】章 战争年代的艺术珍品(1931—1947年)

第【伍】章 台湾故宫的重建

第【陆】章 1949年后的北京故宫博物院

第【柒】章 结语：中国皇家收藏的政治意味

注释

中文及其他语种的参考文献

英文参考文献

译后记

作为权力之源的青铜器

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某些珍宝产生关联的统治者被视为后来皇家收藏的先驱。在青铜器时代，青铜礼器是最受尊崇的皇家宝物。因为这些青铜器象征着权力之源，统治者维持其统治的关键便是垄断对这些青铜礼器的制作，包括控制矿山、劳力和浇铸技术等各个方面。在今天看来，这些刻有铭文的青铜器为核验早期的历史年表和神话人物提供了佐证。而实际上，这些所谓的“青铜器”是由锡、铅、铜三种金属按一定比例合成的，由于比例不同，当时合成的青铜器有30种之多。

早在公元前2000年，中国的统治者们已经开始使用工艺精巧的青铜器，生前用之敬神，死后作为陪葬永久与之为伴。后来历代的皇家收藏者都视这些古老的青铜器为珍宝，有了它们，每一个后继的王朝就有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能够得到民众的承认。

九鼎就是这样一组象征至高王权的青铜礼器。传说夏朝的一位仁君命人把全国各地的金属收集到皇宫，熔化后浇铸成九个大鼎，每个鼎都刻上当地的飞禽走兽，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九鼎。九鼎象征着国家，九鼎安于夏则意味着九州各地对夏朝王权的承认与忠诚，也象征着天与地之间的和谐关系。据说，九鼎会在统治者建立政权的时候出现，而一旦他失去政权，九鼎就会随即消失。王朝或部族的合法性就是靠着这些鼎来维系的，没有鼎，合法性也就丧失了依据。传说九鼎铸成后在夏只传了三代，就落到商朝的建立者汤的手里，原因是夏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荒淫无度，不配继承神授的权力。于是，九鼎继续在商朝的统治者之间流传，从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一直传了500年。商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荒淫残暴，周取代商，九鼎也随之传到周朝的建立者手中。

据说周武王夺取九鼎后将它们移至周朝的首都，就是今天的西安附近。迁移完成后周武王举行了一个盛大的仪式。从此以后，九鼎就像王冠、国王宝座，或者像西方的节杖一样，成了王权的象征。

一千年以后，秦王赢政仍然对九鼎内在的权力意味兴趣浓厚。赢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是他最终征服战国时期所有其他的国家，统一了中国。他是秦朝的第一个皇帝，在位时间为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10年。尽管秦始皇也想得到九鼎，但九鼎在秦始皇掌权之前就已经失传了，具体原因和下落没人说得清。有一种说法是，秦王赢政的父亲在打败周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后把九鼎投进了泗水。历史上有记载说，为了加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经过泗水时在河边停下来命人打捞九鼎。据说当时有人钩到了一只鼎，但刚出水面就有一条蛟龙出现，咬断了拽鼎的绳子，鼎跌人河里从此便永远消失了。人们认为这是个不祥的征兆，预示着刚刚建立的秦王朝的短命。

除了鼎之外，为了表明自己是君权神授、获得前朝官员的实际认可，每个王朝的建立者还必须夺得对礼器制造、玉器制造及其他器物的控制权。同时，为了确保政权更替的顺利进行，他们还必须利用各种祥瑞来进一步让人们确信：是神剥夺了旧统治者的权力并把它交到自己手里。祥瑞意味着权力源自上天的认可，灾异则表示政治形势恶化，其政治地位岌岌可危。所谓祥瑞，可能是罕见的动植物，也可能是出土的古老青铜器，不一而足，范围很广，全凭帝王们做出判断和解释。他们把这些东西的出现说成是吉祥的征兆，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公元前202-公元前194年在位)出身卑微，和已往的统治者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所以他需要在自己和上古贤王及上天授意之间建立关联，以此来宣扬自己统治的合法性。通过让大量祥瑞比如龙或其他带有神话色彩的动物出现，刘邦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汉武帝(公元前141-公元前86年在位)得到有人挖出了一口大鼎的消息后，不顾长途跋涉亲自去观看，据说他在观鼎时浑身被黄色祥云笼罩，而黄色正是皇家专用的颜色。  P11-14

回顾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皇家艺术收藏，有两点让人印象深刻：一是它异乎寻常地丰富，一是它屡遭涂炭的命运。尤其是后者，几乎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周期性的现象。令人惊异的是，尽管近代中国一直动荡不安，清朝统治者收集的艺术品却几乎全部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而且，其收藏的丰富多样超过了以前的历代统治者!要知道，收藏这些艺术珍品的清朝皇帝是满族人而不是汉族人，他们统治中国还不到三个世纪(1644—1911年)。

清朝统治者对于艺术收藏的热情，部分源于他们费尽心思地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清朝的皇家收藏在数量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乾隆皇帝(1711—1799年，1736—1796年在位)在艺术收藏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还让人为部分收藏编制了目录。那些目录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资料，特别是在编纂有关中国传统艺术鉴赏方面的东西时，这些资料对编纂者做出判断尤其重要。

清朝的皇家收藏即为人们熟知的故宫收藏，它在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时代始于宣统皇帝——通常被西方称为溥仪(1906—1967年，1909—1912年在位)——的退位，接着是1924年故宫博物院的建立和1925年向公众的部分开放。从此，紫禁城内所有的收藏第一次有了一份完整的清单，每一件艺术品的真伪及价值第一次得到了评估。

在这一过程中，新成立的故宫博物院的员工们功不可没，他们当时排除万难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此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倾其一生研究和保护着故宫的藏品，无论是在北京、南京、上海、中国的西南部，还是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大陆和台湾。从1949年开始，随着中国政治的分裂，故宫也一分为二，出现了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两个敌对政权的领导人都反复引证他们各自拥有的皇家收藏，以之作为自己被授权统治整个中国的象征。

很多人为保护皇家收藏珍品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理当被后人铭记，然而因为人数太多，他们的名字不可能被一一记住，只有一些更为杰出的人物凸显出来了。像绍英和罗振玉，前者是一位满族王爷，后者是满清遗民，他们曾代表满清王室和民国政府进行过谈判；易培基和马衡，是北京故宫早期的院长；黄宾虹，一位艺术家，当故宫藏品中一些书画作品被怀疑为赝品时，黄对这些怀疑予以了反驳；叶公超，曾是国民党台湾当局驻美国的“大使”，在台湾故宫1961—1962年赴美展览时，他以令人赞叹的灵活性巧妙地解决了中美双方在几幅作品归属问题上的分歧。

对于从事中国艺术研究的专家来讲，得见故宫藏宝并能有机会和故宫博物院院长讨论这些藏宝，为他们学习传统的艺术鉴赏提供了珍贵的机会。院长们像在参加国内外展览时畅谈自己的经验一样，慷慨地和人们分享专业见解，好几代的学生和学者都从中受益。

庄严和那志良都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不久就参与了其中的工作，见过他们的人都会记得他们为人的谦和及专业知识的精深，也会记得他们对每一件收藏品的热爱。如果有幸聆听庄严对中国书画鉴赏的讨论、对艺术家的纸墨选择及题款位置的评价，会深深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那志良则生动地描述了1925年故宫博物院开放那天，自己站在凳子上指引游人走向展览室的情景，他的描述捕捉到了中国文化史上关键的一刻。那志良的主要研究是玉器，他倾其一生研究中国的玉器，从事有关玉器的著述，对这种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有过独到深刻的分析。这些分析及他的另外两部著作《故宫博物院三十年之经过》和(<故宫四十年》，都证明了作者的渊博——一种渗透着机智的渊博。如果谁对故宫的历史和特点真正感兴趣，想了解更多的话，这两本书是必读的。

在这项研究中，珍妮特·香博·埃利奥特(Jeannette ShambaughElliott)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为人们从总体上理解中国的皇家收藏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知识，他们介绍了在北京和中国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的形成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和事。珍妮特曾经花了好几年时间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各地广泛搜集有关故宫的资料，和那些熟悉故宫历史的人进行交谈。她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十分感人，听她讲述自己收集资料的进展情况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不幸的是，珍妮特未能在她有生之年完稿，但她的侄子沈大伟恰好是个有相当造诣的汉学家，对珍妮特的手稿进行了整理，又增加了最后几章的内容，对中国皇家藏品的政治源流做了明智的评价，使这本书最终以现在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本书全面地展示了故宫收藏形成和保存过程的错综复杂，同时它也可谓是一篇赞美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持久力的动人颂词!

罗覃

2005年1月于华盛顿

终于译完了这本小书，一次愉快而艰辛的中华皇家奇珍之旅也即告终。本书追溯了中华皇家收藏的来龙去脉，让我们领略到了皇家藏品在中国历史沧桑中经受的风风雨雨。作者还特别关注了皇家藏品的政治意味，对其他著作中较少关注的共和国时期的皇家收藏给予了一定的篇幅。全书资料全面，语言简练。然而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通过译者的多方考证，除去一些目前尚无定论的史实之外，本书个别史料也存在错误，这一点译者在文中已有标注，还请读者稍加注意。

本书字数并不多，但翻译中资料的核实考证却花费了相当的气力，在此要特别感谢为译者查找资料提供了诸多帮助的蒋建设兄。即便是一本小书，没有大家的共同劳动，恐怕也是难以与读者见面的。

本书翻译的分工是：序言和第一、三、四、五章由潘利侠译，第二、六章及结语由刘继月负责。如果本书能带给读者期望中的愉悦和知识，那就是我们最好的慰藉了。我们的智慧终究有限，如果大家在阅读中发现还存在问题，欢迎及时和我们联系。

译者

2006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