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名家辈出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曾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文学家，他们或以诗文、或以词曲在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李渔就是17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上出现的一个“怪杰”。

李渔无论在诗文方面，还是在小说、戏曲，以及史学、园林、饮食、服饰、养生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不仅有实践，而且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可以说，李渔是以他的多才多艺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

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在对传主的生平经历加以考述的同时，分别对他在戏曲、小说、诗文、史学、园林、养生、饮食等方面的著述与成就作了较全面而深入的考察与阐述，在对前人研究较多的戏曲、小说方面，既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李渔是明末清初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学家，本书根据传主的这一特点，在对传主的生平经历加以考述的同时，分别对他在戏曲、小说、诗文、史学、园林、养生、饮食等方面的著述与成就作了较全面而深入的考察与阐述，在对前人研究较多的戏曲、小说方面，既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全书考论清晰，资辑翔实。为方便阅读，书启还附有《李渔年谱》、《人名索引》、《文献索引》、《词语索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李渔生平考述

 一、生于雉皋

 二、仕途失利

 三、经受战乱

 四、归农学圃

 五、移居杭州

 六、寓居金陵

 七、终老西湖

 八、交游考录

 九、一生著述

第二章 李渔的戏曲创作与戏曲理论

 一、李渔的戏曲创作

1．李渔剧作的思想内容

2．李渔剧作的艺术成就

 二、李渔的戏曲理论

1．戏曲结构论

(1)李渔对戏曲结构的独到见解

(2)论结构中心

(3)论戏曲格局

2．戏曲情节论

(1)情节的虚构与真实

(2)情节的奇与常

3．戏曲语言论

(1)李渔戏曲语言论的独创性 

(2)论戏曲语言的特殊性

(3)论宾白

4．戏曲音律论

5．戏曲表演论

(1)李渔对前代戏曲表演论的继承与发展

(2)创造舞台形象的美学原则 

(3)论表演技艺

(4)论导演艺术

6．李渔戏曲理论的美学特征

第三章 李渔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理论

 一、李渔的小说创作

1．李渔小说的思想内容

2．李渔小说的艺术成就

 二、李渔的小说理论

第四章 李渔的诗文创作与诗文理论

 一、李渔的诗文创作

1．《等翁文集》

2．《笠翁诗集》

3．《耐歌词》

 二、李渔的诗文理论

 三、《窥词管见》与词学理论

1．论词之文体特征

2．论词之贵新

3．论词之情景

4．论词之语言

5．论词之结构

6．论词之音律

第五章 李渔的史学著作与史学理论

第六章 李渔的园林实践与园林美学

 一、李渔的园林实践

 二、李渔的园林美学

第七章 李渔的养生理论

 一、行乐以养生

 二、止忧以养生

 三、调饮馔以养生

 四、节色欲以养生

 五、却病疗病以养生

 六、李渔养生理论的美学特征

第八章 李渔的饮食理论

 一、论饮食结构

 二、论食物烹调

重评李渔(代结语)

附录 李渔年谱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1．李渔剧作的思想内容

李渔编撰戏曲剧本的主要目的是“砚田糊口”，因此，他的戏曲创作带有明显的商业倾向。为了博得观众的欢迎，获取较好的经济收入，他在剧作内容上必须迎合观众的欣赏情趣。李渔认为，观众看戏的目的就是消愁解闷，寻取欢乐：

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阙。

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成悲咽。

因此，剧作家也要迎合观众的要求，在剧中多写欢乐，少写忧愁。李渔自称：

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

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

这种供人消愁解闷以取悦观众的创作宗旨，使李渔的剧作不能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当时社会的重大题材，影响了剧作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李渔生活的年代，是个多事的年代。明代末年，吏治腐败，社会黑暗，阶级矛盾激化；明清之交，江山易主，社会动乱；清代初年，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对于这些重大的社会现实，李渔在剧作中没有较多的反映，因此，如就反映社会现实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李渔的剧作在思想性上与他同时代的李玉及其他苏州派剧作家的剧作相比，的确显得肤浅单薄，而且与他自己那些直接反映当时动乱的社会现状的诗作相比，也是逊色的。

然而，说李渔剧作的思想性不高，这是相对而言的，并非一概而论，一无是处。李渔在戏曲创作中十分重视适合观众的观赏心理和审美要求，这必然促使他在自己的剧作中不仅在艺术上要适合观众的需要，而且在剧作的内容上也要顾及不同阶层观众的爱憎观念和是非标准，反映一些为大多数下层观众所关注的问题，表达一些人民群众的愿望和理想。因此，李渔的剧作中也有着积极的思想内容。他的剧作之所以能在当时盛传，为不同阶层的观众所喜闻乐见，除了艺术上的成就外，也与思想内容上所具有的积极因素有重要关系。

描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真诚爱情，热情歌颂和赞扬青年男女为婚姻自主而抗争的行为，这是李渔剧作中一个积极的内容。男女之间的婚姻和爱情，是戏曲创作中的一个传统题材，自明代中叶以来，这一传统题材带上了新的时代色彩和政治内容。明代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出现了要求个性解放、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新的带有民主色彩的社会思潮，封建传统道德受到极大的冲击。以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提出了“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的主张。①这一主张表达了市民阶层要求摆脱封建传统道德的束缚，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的愿望。这一新的社会思潮也对当时的戏曲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在曲坛上出现了“写情”的创作倾向，戏曲作家们通过对男女爱情和婚姻这一传统题材的描写，来表达要求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初步民主意识。明代万历年间，汤显祖首次在曲坛上明确提出了“写情”的主张，并在《牡丹亭》传奇中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的真诚爱情，反映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美好愿望。在这种创作倾向的影响下，当时出现了一批以歌颂男女自由相爱、自主婚姻，反对封建礼教束缚为主题的剧作，如高濂的《玉簪记》、王玉峰的《焚香记》、薛近兖的《绣襦记》等。自明代中叶以后，这种进步的创作倾向在曲坛上一直没有中断过，如明代末年，孟称舜和吴炳便承续了这一创作倾向，在他们的剧作中也表现了这一新的社会思潮，故被称为汤显祖以后的两位临川派的重要作家。李渔的戏曲创作也明显受到这种进步创作倾向的影响，在他的《十种曲》中，歌颂和描写男女之间真诚爱情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在男女婚姻问题上，李渔的认识也有着脱俗和反传统的一面，即也具有初步民主思想。他通过剧中人物的口表明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男女相交，全在一个‘情’字”。而且这种“情”必须是真情，“势利不能夺，生死不能移”(!)。显然，这样的见解，与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提出的真情必须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主张是一致的。李渔还认为，情与欲是有区别的，两者有着不同的内涵，情即是真诚的爱情，欲则是贪淫好色。如《怜香伴·缄愁》这场戏中，曹语花对、r环说：“果丫头，你只晓得‘相思’二字的来由，却不晓得‘情欲’二字的分辨。从肝膈上起见的，叫做情，从幸任席上起见的，叫做欲。若定为牵任席私情才害相思，就害死了，也只叫做个欲鬼，叫不得个情痴，从来只有杜丽娘才说得个‘情’字。”这段话也正表达了李渔对男女爱情的一种新的见解，这也表明，李渔所推崇的不是贪淫好色的“欲”，而是杜丽娘那种带有民主色彩的真诚爱情。李渔在剧作中对情与欲也是严格区分的，如《风筝误》中的戚友先、《意中缘》中的是空和尚、《慎鸾交》中的侯隽等，虽都贪淫好色，但绝非具有真情，而《风筝误》中的韩世勋、《慎鸾交》中的华秀，“虽然好色，心还耻作登徒”，慕色而不淫，即具有真情。对前者，李渔加以贬斥和嘲讽，对后者则予以热情的歌颂和赞美。如在《蜃中楼》中，李渔塑造了舜华这一为争取婚姻自主，敢于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形象。她在海上蜃楼游玩时，偶然遇到书生柳毅，两人一见钟情，便背着父母，私订终身。后被父、叔知道，逼嫁泾河小龙。在被逼成亲时，她坚决不肯与新郎同拜天地，而且反问泾河老龙：“须知道不是夫妻怎拜堂?试问俺是谁家的媳妇?他是若个的儿夫?恁(您)是那姓的姑嫜?”并且公然声明自己已许嫁柳毅，今虽被逼嫁，但决不屈服，宁愿“做个守寡新娘”!气得老龙婆大怒，扬言要惩罚舜华，威胁她说：“你看看我的拳头，看看我的脚跟，朝一拳，暮一脚，磨你做肉酱也容易。”并叫丫环“除下他的钗环，剥去他的衣服，快取家法过来”。而舜华却凛然自如，毫不畏惧，“自除冠脱衣”，并说道：“俺便卸艳妆，解绣裳，荆钗裙布有何妨!俺劝你怒莫张，气莫扬。自拚击碎这皮囊，纵死骨犹香!”泾河老龙王见舜华执意不肯成亲，便罚她到泾河边去牧羊，企图让她“受苦不过，或者有个回心的日子也不可知”。而舜华本已立下主意，以死抗婚，坚守与柳毅的爱情。现在老龙王竟然让她去牧羊，这倒给了她一条生路，因此，她听了老龙王的决定后，不仅毫无惧色，反而十分高兴地说：“这样的事，奴家倒情愿去做，不劳大王费心。”“谢天谢地，我如今得了这个美差，不但可以保全名节，又可以觅便寄书，倒反因祸而得福也。”并且表示，她“已拚身向泾河葬，又谁料这浮生偷得片时长。这牧羊呵，他当做服苏武的无上刑，俺认做傲李陵的至公赏”。显然，李渔对于舜华这种敢于违背封建传统礼教、自主婚姻的叛逆行为是热情加以肯定的。

又如《比目鱼》中，李渔也描写了谭楚玉和刘藐姑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真诚爱情。书生谭楚玉见到扮演小旦的演员刘藐姑后，倾心相爱，为了能得到刘藐姑的爱情，他不顾当时歧视艺人的传统偏见，不惜放弃功名，毅然加入刘藐姑所在的戏班。刘母贪财，将女儿许给了财主钱万贯作妾，刘藐姑坚决不从，在母亲与钱万贯的逼迫下，与谭楚玉一起，借演《荆钗记。投江》之机，双双投江殉情，化为比目鱼。在剧中，李渔也对他们自主婚姻，敢于为真诚爱情抗争的行为加以了热情的肯定和歌颂：“谭楚玉钟情钟入髓，刘藐姑从良从下水。”李渔虽然把青年男女这种不畏强暴、忠于爱情的行为称之为“贞节”，如称赞舜华的抗婚“坚贞若个堪比”，把谭楚玉和刘藐姑的投江殉情也解释成义夫贞妇的死节，是“维风化，救纲常”之举，但他所说的“贞节”已与封建传统礼教所宣扬的女子“从一而终”的贞节观明显有了区别，具有了新的内涵，即坚持自己的爱情理想，敢于为幸福真诚的爱情抗争。

在《玉搔头》一剧中，李渔虽以历史上的正德皇帝作为剧作的主人公，但他根据剧作的主题和自己的审美理想，赋予了这一人物新的道德观念，使正德皇帝也成为一个具有真情的人物形象。正德皇帝也崇尚男女之间的真诚爱情，认为“从来富贵之人，只晓得好色宣淫，何曾知道男女相交，全在一个‘情’字”。相反，那些贫贱之人，却往往具有真情。“民间女子随了富贵之人，未必出于情愿，终日承恩献笑，不过是慑于威严，迫于势利，那有一点真情!这点事情，倒要输与民间夫妇。那民间女子遇着个贫贱书生，或是怜才，或是鉴貌，与他一笑留情，即以终身相许，势利不能夺，生死不能移，这才叫做真情实意。若使他知道是个皇帝，纵使极力奉承，也总是一团势利，有些甚么趣味来!”因此，他为了找到一个具有真情的女子，便改名万遂，微服私访。在大同遇到妓女刘倩倩后，为其真情所动，便与她订了婚约，并赠以玉搔头。在第二次私访刘倩倩时，正值大雪纷纷，寒风凛冽，随从劝阻他说：“外面大雪纷纷，奴婢们几乎冻死，万岁爷怎么去得?”他却表示：“他既有这般情意，寡人就为他冻死也自甘心。”“万一有了差池，我也拼一死将他殉，做了九泉下两痴魂。”“宁使我受颠连，把奇穷遭遍，暂脱衮衣旒冕，也不教他再受熬煎。”一个皇帝，把爱情看得比皇位、生命还重要，为了一个妓女，竟然可以抛弃皇位，甚至殉情而死，从传统的观念看这自然是十分昏庸的，从历史现实看，像这样的正德皇帝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也是不可能有这种真情的，也正因如此，李渔才塑造了这样一个艺术形象，在他身上反映出新的道德观念：既讴歌了真挚的平等相爱的感情，又揭露了专制制度与天然人情的不相容性。因此，对于这一人物形象，不能把他同历史人物等同起来而加以否定。

在描写男女之间真诚的爱情，热情歌颂他们为争取幸福爱情而抗争的同时，李渔也对阻挠和破坏幸福爱情的封建势力加以揭露和批判。李渔在《蜃中楼》中塑造的钱塘君这个封建家长的典型，坚持封建伦理纲常，阻挠舜华与柳毅的自由结合，逼迫舜华嫁给“门当户对”的泾河小龙。李渔借剧中人物之口对钱塘君所持的“门当户对”的传统婚姻观念作了批判。如剧中舜华母亲指责钱塘君说：“今日也门户，明日也门户，门你的头，户你的脑!除了龙王家里，就不吃饭了!况且又不曾见他儿子的面，知他是个甚么龟头鳖脑?”又如在《比目鱼》中，李渔也对阻挠和破坏刘藐姑与谭楚玉爱情的刘母和财主钱万贯加以了贬斥。而且最后总是以青年男女争取自主婚姻的斗争获得胜利、封建势力的破坏和阻挠遭到失败而告终，一褒一贬，其思想倾向是十分鲜明的。

P49-55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拼搏，终于完成了《李渔评传》的初稿。在此之前，我对李渔已作了一些研究工作，有关李渔的史料及其著述大多已看过了，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关于李渔还有许多课题值得研究。因此，当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同志来征询我是否能承接《李渔评传》的撰写工作时，我便欣然接受了，欲借此机会，把对李渔的研究再提高一个层次。

然而将任务承接下来后，心里又不免有些紧张，这是因为我所要撰写的《李渔评传》，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一种，主编即是匡老，而且匡老担任主编不仅仅是挂个名字而已，每一部书稿都须经其终审，匡老就像一位主考官，我们作者是考生，最终都要接受他的考察与评判，而匡老又是一位十分严格的主考官。对于匡老严谨认真和快节奏的工作作风，我早就领教过了。那是在1978年，匡老刚恢复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职务不久，我也从中文系调到党委办公室担任秘书，有幸来到匡老身边工作。虽然在一年之后因考上中文系的研究生，在党办虽只有一年的时间，但匡老的工作作风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处理事情有两个特点：一是节奏快，二是严谨认真。当时党委常委会及校长办公会议是由我作记录的，往往会议刚结束，匡老就要将会议所形成的决定立即拟成书面文件，有时会议结束已过了下班时间，他还要我立即拟出来，交给他审阅。同时，他对文字上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我虽是学中文的，自认为文字表达能力尚可，尤其是起草文件、工作报告、领导讲话稿等应用文还是得心应手的，但总要被匡老挑出一些毛病来。为了帮助我改进工作作风和提高业务水平，匡老还送给我由他撰写的《论列宁的风格》一书。因此，当撰写《李渔评传》的任务承接下来后，心里就想到了当年在匡老身边工作的情景，由此也就产生了一种紧张感：能否按时限、高质量地完成书稿，通过匡老的验收?当然这种紧张感也是一种动力，鞭策我及时高质量地完成任务，接受匡老以及广大读者的检验和评判。

为了能按时限完成书稿，接下任务后，除了教学工作，我便全力以赴投入这项工作。后来按照匡老的要求，为争取在1998年前出版第二个五十部评传，“中心”要求我的《李渔评传》提前交稿。好在一开始就为应付匡老的快节奏有了准备，因此，能够提前完成书稿。同样，在书稿的内容上，按照匡老提出的每一部评传都应是精品的高要求，我也作了努力，力图在原有的基础上，对李渔作更全面、更深入、更准确的研究。关于李渔，尽管我已经作了一些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还出版了专著，但以前的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即只是从某一个方面研究李渔，虽然有了一定的深度，然而对李渔其人及其在各方面的成就和著述还没有一个较完整的认识。今天，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角度来写李渔，就必须对李渔有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为了把握新的研究角度，我在通读《李渔全集》及有关史料的同时，还反复仔细地阅读了匡老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所作的《总序》，以《总序》的精神来指导自己的研究与写作。

从李渔一生的经历与著述来看，他只是一位文学家、戏曲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然而按照匡老《总序》中所指出的，被列入《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思想家，是指那些“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以这一标准来衡量，李渔正属于这一类人，他不仅在一个领域内，而且在多个领域内，如戏曲、小说、诗文、史学、园林、养生、饮食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且在这些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根据李渔的这一特点与《总序》的精神，我在撰写时，既考虑到一般人物评传的体例与要求，即首先对李渔的生平作了较详尽的考述，然后将重点放在对李渔在戏曲、小说、诗文、史学、园林、养生、饮食等方面的成就及其理论的总结与阐述，试图从思想的角度对传主作出评述。同时，在具体撰写过程中，根据《总序》提出的“评价思想与业绩，两者不可偏废”的要求，在总结李渔在某一领域提出的理论的同时，也指出他在该领域所作出的业绩，力求通过理论与业绩两者的结合，显示其思想的深度和活力。

另外，根据匡老在《总序》中提出的要坚持实事求是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屏弃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我在最后的结语中，对李渔的为人重新作了评价。长期以来，学术界都称李渔为“帮闲文人”，只肯定其才能，而否定其为人。在以前我虽已感到这种评价有失偏颇，为什么同样是卧花眠柳，对“花中消遣，酒内忘忧”、自称是“盖世界浪子班头”、“锦阵花营都帅头”的关汉卿大加歌颂，而对李渔的娶妻纳妾、组织家班演戏却斥之为人品低下；又如今天我们对文人“下海”，一边经商，一边写书，以商养文，还大加提倡，而对于三百多年前一边经营书铺与家班，一边写戏、写小说的李渔却因其重利轻义而不以为然。以前曾几次想动笔，对此发表自己的见解，然而由于当时对李渔还没有一个较全面的考察与认识，因此，要推翻传统的偏见，尚缺乏足够的理由。这次通过对李渔的生平与著述作了较全面的考察，不仅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见解，而且觉得有了充分的理由，于是在全书的结语中，对李渔的为人作了新的评价，阐明了自己的见解。

回顾本书的整个撰写过程，可以说都受到了匡老严谨认真、快节奏的工作作风的鞭策和影响。然而不幸的是，正当我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等待着“主考官”的终审时，匡老却因操劳过度，突然去世。当我听到这一噩耗时，在悲痛之中，也蕴含着深深的遗憾。匡老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那种严谨认真、快节奏的工作作风却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中，它还会对我今后的工作产生影响，鞭策我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俞为民

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