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与宰相同心，众相协力为国，如唐太宗之与房玄龄、杜如晦，唐玄宗之与姚崇、宋璟，共成贞观，开元之治，固世人之所习知，而非君主得专美于世。宰相之功，圆不可易。君主之天职在择相，所择非人，自当承其咎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土”的最高拥有者君王——发号施令，唯我独尊，“王臣”中的至高尊位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此注定：君王与宰相之间的博弈……

本书主要从君相之间研究唐代的政治变动。政治的决定者是人，尤其是君主；协助君主，达成政治目的的是宰相。君相之间如何协调，以及宰相变动后面的真正动机，就是本书的研究方向。唐代高祖，太宗多有不同，其将相亦异。高宗、武后政风不同，其与前代，相差更多。玄宗、肃宗、德宗等朝宰相职权及人员构成与前代更是天壤之别。每代君主不相同，即使是同一君主，前期、后期因宰相不同，政局亦异。故若不细加研究，难明真相，细观此书，即可了然。

新版序言

自序

第一章 唐代初年政治集团的运用及其限制

 一、文武二途之统治阶层

 二、玄武门之变的必然性

 三、隋末唐初之门第分析

 四、从唐高祖太原起义人士之分析

 五、唐高祖之用人及其政治核心分子

 六、高祖、太宗用人之异——代结论

第二章 从唐太宗的用人看贞观年间宰相制度的变动

 一、由秦汉至隋唐宰相制度的变动

 二、隋代及唐初三省长官俱为宰相

 三、以他官参与宰相职始于隋代

 四、武德年间宰相的分析

 五、唐太宗对宰相制度的更动

 六、以吏部尚书为相或以故相为吏部尚书

 七、以兵部尚书参预朝政与否的研究

 八、中书、门下二省侍郎及他官加衔为相情形

 九、小结

第三章 从党派斗争看唐高宗武后时代宰相制度的演变

 一、高武时代宫廷政治的特殊变动

 二、高武时代仆射例加同三品所造成的困惑

 三、“总知三省事”与“仆射”例加“同三品”的关系

 四、从房遗爱谋叛案件到立武昭仪为后间的党派斗争与宰相变化

 五、高宗、武后暗斗中宰相制度的变动

 六、武后以北门学士分宰相之权与高宗重建宰相制度的关系

 七、太子贤被立后的宰相部署

 八、高宗的最后挣扎——英王哲之被立及立皇太孙重照

 九、高宗崩逝前后的宰相变动

 十、返政皇嗣与太后临朝之事

 十一、武周时代的立子与立侄之争

 十二、结语

第四章 唐玄宗时代将相关系的演变

 一、前言

 二、元首与行政首长的分合

 三、玄宗以首辅宰相为行政首长

 四、出将入相及用蕃将

 五、委政问题的探讨——代结论

第五章 由唐玄宗时代的宰相看安史乱前的政局

 一、问题所在

 二、玄宗即位前唐代宰相的混乱

 三、不关开元天宝政治的玄宗宰相

 四、李绛论玄宗之政

 五、玄宗前期的宰相

 六、玄宗任相的转变

 七、结语

第六章 从安史之乱论肃宗一朝唐代政治与宰相制度变动的综合研究

 一、前言

 二、马嵬之变的政治意义

 三、马嵬之变后的政局与宰相变化

 四、宫廷权力的转移及宦官得势的原委

 五、宦官势盛及唐代宰相再变化

 六、列表说明肃宗朝的宰相

 七、结语

第七章 唐德宗的危机处理

 一、唐代中央军制的演变

 二、德宗即位前的经历

 三、危机处理

 四、小结

继杜如晦为兵部尚书者为李靖。

李靖为雍州三原人，韩擒虎之外甥，为唐初第一名将，但与太宗不亲。靖早随李孝恭平江南，不预于玄武门之变。太宗即位，以李靖为刑部尚书，“贞观二年，以本官兼检校中书令。三年，转兵部尚书”。如更详细叙述，靖于二年正月兼检校中书令，三年二月迁兵部尚书，检校中书令如故。然靖于是年十一月率兵伐东突厥，次年四月回朝，八月迁尚书右仆射。

李靖以兵部尚书进为尚书右仆射，时房玄龄为左仆射，靖自以非太宗故旧，官至右仆射，颇以满盈为惧，因而“每与时宰参议，恂恂然似不能言”。唐太宗与李靖之间，未能君臣一体，互有猜疑之心，其最明显之处，表现在贞观八年(634年)正月，太宗选人为黜陟大使一事上。据《资治通鉴》记载：

上欲分遣大臣为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荐魏徵。上曰：“徵箴规朕失，不可一日离左右。”乃命靖与太常卿萧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长吏贤不肖，问民间疾苦，礼高年，赈穷乏，褒善良，起滞淹，俾使者所至，如朕亲睹。

李靖荐人不成，自己反被派为黜陟大使，恐怕心中未必高兴。加以十三黜陟大使中，唯靖身为宰相，高居从二品，外出为使，自有不被重视的感觉。若再看同为黜陟大使诸人，更会引起李靖之不满。据《旧唐书》本纪云：

壬寅，命尚书右仆射李靖，特进萧瑀、杨恭仁，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瑯州大都督府长史皇甫无逸，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张亮，凉州大都督李大亮，右领军大将军窦诞，太子左庶子杜正伦，绵州刺史刘德威，黄门侍郎赵弘智，使于四方，观省风俗。

魏徵不可一日离左右，而为尚书右仆射的李靖反而可以外出为黜陟大使，靖自知不可再恋高位，当急流勇退，以全君臣之好。《旧唐书》本传言之甚详，今引于后，以证笔者之言。

贞观八年，诏为几内道大使，伺察风俗。寻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恳至。太宗遣中书侍郎岑文本谓曰：“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愚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乃下优诏，加授特进，听在第摄养，赐物千段、尚乘马两匹，禄赐、国官府佐并依旧给，患若小瘳，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九年正月，赐靖灵寿杖，助足疾也。

李靖不愿出使，以“足疾”辞职。太宗深知此意，以靖求退为“识达大体”，禄赐依旧。赐灵寿杖者，君臣表演逼真，人几乎无法疑其有讹。但从史事发展中研究，靖与太宗之间，俱在演戏。尤其从月日推算，则其事迹弥彰。李靖逊位，事在贞观八年(634年)十一月辛未(初三)，同月丁亥(十九日)，吐谷浑寇凉州。己丑(二十一日)，下诏大举讨吐谷浑。太宗欲得李靖为将，因其年老，难劳以征伐之事。靖闻之，乃见房玄龄曰：“靖虽年老，固堪一行。”太宗大悦。十二月辛丑(初三)，即以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五总管征之。靖之以足疾逊位，及为大总管出征吐谷浑，前后仅差一月，若足疾为真，何堪远征？如足疾为虚，则靖之逊位，实因不被太宗重视。然靖亦未尝忘心事功，故闻太宗之言，即自请行。靖平吐谷浑后，阖门自守，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见，然亦未获重用。功名之际，居之为难。

(三)以兵部尚书“参预朝政”的侯君集

继李靖为兵部尚书者为侯君集。

侯君集与李靖二人，是一强烈对比，然有一个相同点，二人俱可算是关陇集团人物。但以武勇将略而论，侯君集不逮李靖远甚。但侯君集与唐太宗之关系，相当密切，不只为秦府旧人，而且亲身参与玄武门之变，自属于核心分子。据其本传云：

太宗在藩，引入幕府，数从征伐，累除左虞侯、车骑将军，封全椒县子。渐蒙恩遇，参预谋议。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

贞观四年(630年)“十一月壬戌(初一)，右卫大将军侯君集为兵部尚书，参议朝政”。是侯君集以兵部尚书而为宰相。侯君集任兵部尚书时间甚久，直至贞观十二年(638年)八月戊寅(初三)，侯君集迁吏部尚书，仍参议朝政。侯君集任兵部尚书将近八年，为贞观年间在位最久者，又为吏部尚书四年半。以侯君集之德行才识，太宗遇之可谓厚矣。反观李靖，任兵部尚书仅一年半，径迁为尚书右仆射，最后以颇值得怀疑的“足疾”逊位。

侯君集恃恩固宠，任吏、兵二部尚书近十三年，均以尚书为本职而参预朝政，成为宰相。太宗厚遇侯君集，虽因其对于国家亦有微劳，究其实际，恐因侯君集为太宗秦府旧人，玄武门之变，身预其役，因而太宗将其视为爪牙，久任吏、兵二部，掌握实权。故侯君集虽才学不逮李靖远甚，然与太宗之关系亲密，又非李靖所能比，此侯君集之所以能久于其位也。太宗深知侯君集之为人，而侯君集竟不知太宗之城府，恃恩躁进，稍不如意，即思另谋发展，不知镇之以静，韬光养晦，终因被牵连进承乾太子之事而被诛，此乃不如李靖缜密之故也。然由此亦可看出太宗之为人，不以故旧而坏法，有功必赏，有过必罚，涉及大逆反叛，绝不宽贷。甚至有窃权之嫌疑者，亦必去之，此其为唐太宗欤！(P72-75)

本书于1999年6月出版于台湾，为台北市文津出版社所出版的“隋唐文化研究丛书”中的一种。该丛书所收为海峡两岸隋唐史之研究论文，出版至今已近八年。

本人1958年秋进入台湾师范大学修习历史，主修中国史。1965年入“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肄业，受杨家骆先生影响，攻读辽史。于获得硕士学位后，欲上追辽前之唐代，且觉得唐代南诏与唐关系密切，影响唐之兴亡颇巨，因此于博士班时，以南诏为研究专题，于1972年以《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获得“国家文学博士”。此一博士论文得到台湾“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之奖助，列于该会丛书之七十六，于1976年7月出版。该论文出版后，再版两次，以学位论文而能三版，自觉荣幸。在博士班四年，导师芮逸夫先生悉心指导，让我从民族学的立场，研究中原与边疆民族之关系，因而倾向对等观念，了解其他民族与中原民族之差异，而不定于一是一非。

获博士学位后，任教于“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系，虽常兼行政工作，但亦不忘研究。教学、研究之余，从黄教上师欧阳无畏习吐蕃史与藏传佛教，从吐蕃而研究唐代边疆政策，以及唐太宗征高丽之得失。假以时日，拟再将旧日所作唐代边疆史研究，裒辑成册，出版而与同好讨论，亦一乐事。

边疆史之研究，虽为兴趣所在，然思一代政治兴革，其主导者，常在君相。若不明君相之政治动向，其他问题，俱为细枝末节，因而转向研究唐代君主与宰相。

研究一代政治，当从源头入手，观其演变，可以明其得失。故吾于唐代君相，必从高祖、太宗朝人手，以明其人事变化与制度兴革。“唐世宰相，名尤不正。”研究唐代宰相，当于无制度处寻其制度。至于宰相人数，尤与他朝不同。唐之宰相，不唯有三省长官与“加衔宰相”之异，且牵涉到三省权力之消长，以及“加衔宰相”渐成正式官衔，尚书左右仆射若不加衔反而不成真宰相，此又“加衔宰相”与三省权力演变一大关系。至玄宗时，宰相人数渐趋固定，而君王委政宰相之形势已成。

宰相为不可或缺之朝廷重臣，且为数不一，当与君主共议朝政。然君主是否视宰相为宰相，或只视其为其员，而无宰相之贵，则又视君主而异。此非独为君相关系，亦可借此以观君主之视宰相为何如，亦可借此以观宰相之如何事君。从两汉至明清，君相关系，莫不如此！

君主与宰相同心，众相协力为国，如唐太宗之与房玄龄、杜如晦，唐玄宗之与姚崇、宋璟，共成贞观、开元之治，固世人之所习知，而非君主得专美于世。宰相之功，固不可易。君主之天职在择相，所择非人，自当承其咎误。吾于此点，再三申论。

此书论文，俱非近作，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隆情，愿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以与广大华人读者见面，自是感激。书中不当之处，敬请读者诸君指正。当与不当，均所感激。

王吉林

2007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