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是19世纪普鲁士-德意志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在他当政时期，德意志从分裂割据的邦联转变成统一的帝国，从遭受强邻欺压的从属地位转变为跻身于欧洲强国之林。在这期间，俾斯麦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部回忆录里，俾斯麦忠实地复述了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和他个人的见解，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德国史和俾斯麦的生平事业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思考与回忆》是俾斯麦1890去职后倾全力撰写的回忆录，不仅述往忆旧，亦是他的政治遗言。他纵横捭阖、波澜壮阔的一生，他的政治思想与外交战略及19世纪德国乃至欧洲复杂多变的历史均于正焉毕现。这不仅是一个“伟大年代的英雄”的人个传记，也是“德意志民族的珍贵遗产”。在这本回忆录中，俾斯麦用极少的篇幅回顾自己的功业，而把大量篇幅献给了自己所参与和制定的第二帝国外交政策。可以认为，俾斯麦所忧虑的，是第二帝国尴尬的地理位置所处的未来困境，以及由此衍生的当前和未来的外交难题。

序一 俾斯麦的回忆录(1898年11月30日)/弗·梅林

序二 外交家俾斯麦(俄译本序论)

第一章 第一次联合省议会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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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8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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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埃尔富特、奥尔缪茨、德累斯顿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章 外交家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六章 无忧宫与科布伦茨

第七章 来往于法兰克福和柏林之间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八章 访问巴黎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九章 旅行·摄政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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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十章 彼得堡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十一章 过渡状态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二章 普鲁士政策的回顾

第十三章 王朝与族

第十四章 冲突内阁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十五章 阿尔文斯累本协定

第十六章 但泽事件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十七章 法兰克福各邦君主大会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十八章 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

第十九章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十章 尼科尔斯堡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十一章 北德意志联邦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二十二章 埃姆斯电报

第二十三章 凡尔赛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十四章 文化斗争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二十五章 同保守党人决裂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二十六章 阴谋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十七章 内阁各部

第二十八章 柏林会议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十九章 三国同盟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三十章 俄国未来的政策

第三十一章 枢密院

第三十二章 威廉一世皇帝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三十三章 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

第三十四章 威廉亲王

第三十五章 巴登大公

第三十六章 伯蒂歇尔

第三十七章 赫尔富特

第三十八章 1月24日的枢密院会议

第三十九章 1890年2月4日皇帝敕令

第四十章 变化

第四十一章 我的解职

第四十二章 卡普里维伯爵

第四十三章 威廉二世皇帝

第四十四章 关于赫尔果兰和桑给巴尔的条约

第四十五章 和奥地利的通商条约

附录

注释

人名索引

后记

在维也纳我遇上了由布奥尔、巴赫、布鲁克等组成的“单音节”内阁，他们都不是普鲁士的朋友，但对我却亲切友好，相信我会感受到皇帝的善意，并在公事上予以报答。表面上我受到的尊重超乎我的预料，但是在公务上，即在关税事务上，我的使命却没有获得成功。奥地利当时是打算和我们统一关税的，但是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都不认为迎合他们的这一愿望是明智的。关税统一必不可少的基础之一是生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的共同性。在德意志关税同盟内部，北部和南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利益差别确实是好不容易而且只是以与出自民族同一性相适应的善良愿望而得到克服的。匈牙利和加里西亚为一方，关税同盟为另一方，他们之间在需要征税的货物方面的差别是非常大的，以致看来不可能实现关’税统一。关税收入的分配比例将会始终不利于德国，虽然从数字看是不利于奥地利的。来塔河此岸，尤其是来塔河彼岸的奥地利人主要依靠自己生产的，而不是进口的产品生活。此外，对于东部非德意志人的下级官员，我在那时是一般不怎么特别信任的，即使现在有时也是如此。

我们驻维也纳使馆的唯一的一位秘书由于没有当上代办而对我表示不满，于是他便到柏林去请求休假。大臣拒绝了他，我却立即批准了他。于是我去找早年旧友——汉诺威公使阿道夫·冯·普拉滕伯爵，请他向大臣们推荐我，并把我介绍到外交界中去。

在推心置腹的交谈中，他偶然问我是否认为自己已被确定为曼托伊费尔的继承人。我回答道，暂时我还没有那种愿望。不过我确实认为，国王是想在晚些时候任命我当大臣，为此他在培养我，并按这一意图把出使奥地利的特殊使命交付给我，我的心愿是，在法兰克福或其他各个宫廷当上10年公使，见见世面；然后很愿意再当上10年大臣，尽可能赢得个好名声；然后就告老还乡，思考自己的经历，要像在波茨坦附近滕波林地方我年老的叔父那样，从事果树嫁接工作。这几句诙谐的话被冯·普拉滕传到了汉诺威，在那里又传到了税务总监克伦策的耳朵里。这个人正在和曼托伊费尔谈判关税事宜，他从自由派官僚的立场出发，痛恨我这个容克贵族，便迫不及待地把普拉滕的报告中的内容加以歪曲，告诉曼托伊费尔，好像我正在为推翻曼托伊费尔而活动。我从维也纳返回柏林(7月8日)时，从种种迹象察觉到这种谗言的作用。这表现在我的上司与我的关系冷淡了，我到柏林去时不再像以前那样被邀请住在他家里。而且我与冯·格尔拉赫将军的友好关系也受到了怀疑。

阿尔宁伯爵的痊愈使我可以结束在维也纳的逗留，也使国王暂时打消了任命我为阿尔宁继任人的意图。不过即令他没有痊愈，我也不会愿意接受那个职位，因为那时我已有一种感觉，我在法兰克福的作风已使我变成了一个在维也纳pcr-sona ingrata(不受欢迎的人)。我很担心有人会在那里继续把我当做敌对分子看待，增加我工作的困难，而且会在柏林宫廷里败坏我的声誉，如果我身在维也纳执行职务，那么他们通过宫廷通信会比通过法兰克福更容易达到这个目的。

我还记得后来我和国王在一次长时期的铁路旅行中单独地谈论了维也纳。我采取了这样的立场： “如果陛下发出命令，我就到那里去，但并不自愿。我在法兰克福为陛下效劳，已招致奥地利宫廷的厌恶。如果再派我到维也纳去当公使，我觉得就是把我交给我的对手。任何一个政府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损害外国派驻的任何一位公使，而且通过像奥地利在德国使用过的那种政策手段来动摇他的地位。”国王的回答总是： “我不愿意命令您，您应该自愿到那里去，并请求我准许您去，这对提高您的外交家的才能来说是一所高等学校，我在这方面造就您，是因为知道对您值得这样做，您应该感谢我。”

当时甚至大臣的职位也非我所愿。我深信，我作为大臣，并不能在国王那里获得我所能接受的地位，他把我看成是一个他下的蛋而且还是他亲自孵出小鸡的蛋，所以在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他总觉得似乎蛋要教训母鸡。我清楚，在我看来普鲁士对外政策的目标并不完全符合国王的目标。同样清楚的是，一位负责任的大臣必须克服重重困难,因为这位君主刚愎自用，自行其是，见解朝三暮四，办事杂乱无章，而且容易受到幕后渗进来的政治阴谋家的影响。这些阴谋家从选帝侯的炼金术士一直到近代，都能钻到宫廷中来，甚至在严格而有主见的弗里德里希一威廉一世时也在所难免，那些家伙们全是些巫医、变戏法者以及诸如此类的恶棍”。在那个时期，成为一位顺从同时又负责的大臣，比在威廉一世统治时期要更为困难。

1853年9月，曾给我担任汉诺威的大臣打开了前景。我在诺德奈结束了矿泉浴治疗之后，刚刚退出舍勒内阁的大臣巴克麦斯特尔就试探我是否愿意担任乔治国王的大臣。我表示的意思是，只有在汉诺威国王同普鲁士全面携手合作的条件下，我才能为汉诺威的对外政策服务；我不能像脱掉一件外套那样放弃我的普鲁士人的身份。我从诺德奈途经汉诺威到达日内瓦湖畔的维尔涅夫的自家人那里，同国王曾作过几次会谈。其中有一次谈话是在王宫一层国王寝室与王后寝室之间的办公室里进行的。国王希望我们会谈的事不要声张出去，却请我5点钟去赴宴。他没有重提我是否愿意当他的大臣这个问题，他仅仅要求，我作为熟悉邦联议会事务的专家。能够就如何利用邦联的决议来修正1848年宪法的问题向他作一报告。我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以后，他要求我把它写出来，而且要马上就写。在国王不耐烦地坐在桌旁等着的情况下，我扼要地写就了行动计划纲要。这确非一件易事，因为文具长期未用而很不称手：墨水既稠，笔尖又坏，纸很粗糙，且无吸墨纸：我写的政治备忘录长达四页，墨点斑斑，看起来不像按公文规格要求誊清的文件，国王只是签了名，而这一签名在他接见我用的这间房子里为保密起见他也几乎不愿意写。可是秘密自然没有保住，因为事情一直拖到6点钟，而被邀于5点参加宴会的宾客对宴会推迟的原因是不会推测不出的。当国王身后的座钟敲响时，他跳了起来，一句话也不说，虽然眼力不好，却以惊人的速度安全地穿过陈设家具的房间，闯进隔壁的寝室或更衣室去了。剩下了我一个人，不知如何是好，又不知道宫中房屋的配置情况，只记得国王说过，三个门中有一个通往患麻疹而卧床的王后的寝室。我认定不会有人来引我之后，便推开第三个门走出来，正好遇见一位侍从，他不认识我，我出现在宫中这个地方使他又怕又惊，不过当我听懂了他提出疑问的口音，用英语加以回答，并吩咐引我去参加国王的宴会时，他便放了心。(P61-63)

俾斯麦的回忆录(1898年11月30日)

弗·梅林

一个星期以来，斯图加特的科塔图书公司以俾斯麦回忆录的内容丰富的摘要充斥了怀有善意的报刊，这立刻引起了舆论界的激烈的斗争，这部作品被一方面欢呼为天才智慧的无穷源泉，德意志民族可以从中满足它对于百年来的知识的渴望，而另一方面强调指出摘要中确已存在的明显谬误，一般地说这一遗著的每一个历史评价都是有争议的。

我们读过这部书后，我们可以既不赞同这一方面的意见，也不赞同那一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它既不像这一方面所说的那样好，也不像那一方面所说的那样坏，对于爱国的德国人来说，它不适合作为政治一国务活动家的祈祷书，阅为俾斯麦很少从事于创作一般的智慧语句，这些语句可以用来作为走出政治上的变化和紊乱的迷宫的引线。他是作为实际的政治家来写的，力图辩护和捍卫他的实际的政策。但是，如果说他在这里常常同历史的真实相冲突，而这种历史的真实今天已经可以看做是确定无疑的，那么也不能认为他的记述就失去了历史的价值。个人的回忆录的目的不是成为最后的历史著作；它的作者不是像事物实际上是怎样的那样去描述它们，而是描述他们自己是怎样看待这些事物的。而这种主观见解只要它干预了历史的发展，就具有历史的意义。即使它同实际上的现实还多么相抵触，

自然，这里十分必需的前提条件是，回忆录的作者力图忠实地复述他的主观见解。在这方面，整个来说，俾斯麦的回忆录是不欠缺的。大约有个别地方人们不得不产生怀疑：俾斯麦违背良知，试图帮助自己摆脱痛苦的承认。其中最明显的地方是对于招致德法战争的事件的叙述：俾斯麦不乐意去诚实地承认，霍亨索伦亲王的西班牙王位候选是要使波拿巴被诱人其中并且事实上也被诱人其中的不幸事件；他的目的是尽一切可能为他当时千百次地郑重发誓的寓言辩解，即他是无罪的、突然地被狼袭击的羔羊。但这总是个别的地方；不算这些地方，大约不容争辩的是，俾斯麦懂得在他的晚年常常令人讨厌地出现的夸耀的欲望，在这部回忆录中加以抑制。

我们不得不算作他的优点的是，他完全不再扮演他的崇拜者关于懂得解决作为世纪问题的社会问题的声名狼藉的说法“安提巴斯”(安提巴斯(dipus)，希腊神话中底比斯之王。——译者)。关于使他多么痛苦和烦恼的工人运动，他完全没有谈及：没有一点暗示他同拉萨尔的会谈，几乎没有提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其间确有一处对“社会民主党疯子”作了小小的恭维，但然后又是完全不谈劳工保险法，这个立法在他一生中并且首先是由他自己夸张地赞美为一切历史上的社会改革之花。关于普选权他谈了一两页，可是在这里也是以值得称赞的方式，抛弃了用与这一权利实际具有的不同的意图来叙述普选权的颁布。俾斯麦说得完全对，他把普选权， “当时一切自由主义的权术中最有力的一种”，视作在他的外交斗争中、在他同奥地利的斗争中的武器，视作在反对外国联盟的斗争中的最后的威吓手段。一旦这个武器为他效了劳，那么重新废除它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实际上他认为普选权只有当它同公开表决结合在一起时，才是正确的。 “人的实际生活本身带来的影响和依赖性，是人们不能够和不应当忽视酌上帝赋予的现实。”这听来确很滑稽可笑。乡村容克和工业容克的饥饿鞭子作为“上帝赋予的现实”高悬在劳动阶级的政治权利之上摆动！虽然我们不去涉及那种转过来反对俾斯麦的这种表白的愤激之情，无疑他在颁布普选权时所考虑的。也就是熟悉情况方面所始终认为的：我们可以感到高兴的只是，他忠实地承认了他隐匿了的思想，并且给予一直令人怀疑的神话——似乎德国工人应当感谢“社会王权”颁布普选权——以致命的一击。  如果我们评价俾斯麦对于他在社会政治领域的“世界历史性的行动？的完全沉默为诚实的一个证明，可能我们赞美得太早了；或者他在第3卷内还要讲到这些，这一卷书店暂时还没有出版。相反要说的是，俾斯麦在这发表的两卷中以压倒的分量写他的外交活动。这是他的聪明之处，因为他在这一领域确实具有历史性的长处。对于他的读者来说，这是令人高兴的，因为人们通常考虑外交活动的话，那么就很乐意听到一位真正懂得这一事业的创造者来谈论这一事业。特别是如果他像俾斯麦在他的回忆录的这几节中那样比较地摆脱了一切自夸的话。某些地方，如关于尼科尔斯堡这一章，让人读来甚至不是没有人类的同情；人们理解到，俾斯麦有时也需要把自己从四层楼高的窗子推出去，当人们听说在凯尼希格勒茨的胜利之后，由于自己阵营中的愚蠢和无知，一切已获得的成果又有从他的手中滑掉的危险的时候，正如他在长年的顽强的斗争之后终于从自己头上摆脱了的褊狭和胆怯。现在由于过分的狂热又有把他自己埋葬的危险那样。大概可以说：这是对他的公正的惩罚，但是至少德国的市民没有这种权利。因为否则由于他们自己把应属于他们的历史角色给予了容克俾斯麦，他们本会必然还得受到完全不同的惩罚。

确实，这两卷中真正使人兴奋的章节是相当稀少的。当俾斯麦开始起草回忆录时，他已经过了75岁了，而当时他的帮手布赫尔也不很年轻：而其他请来的帮手看来完全是次等的。材料的整理和区分，往往卷在一起和粗疏的作风，几乎是不可相信的轻率，从而一堆早已印过的和甚至多次印过的材料夹人叙述之中，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和根据什么观点。往往使人想到俾斯麦在选择他的文字上的助手时总是有一种奇怪的不幸或者一种奇怪的笨拙。我们在书桌上所得到的许多其他东西，都是已经由布斯、汉恩、哈尔登、海塞基尔、波辛格尔和其他人讲过了的。谁看过有关俾斯麦的历史文献，谁就不会从这本书中得知许多新的东西，

但是谁没有看过这些历史文献。那么如果他天真地相信每一句话的话，自然就会落人陷阱。很难在书中找到有一页可以不需要以另外的历史证据加以批判地检查的，且不说那自然使人厌倦的仅仅是印出文件的冗长。为了提供关于最后几十年的德国历史的枯燥图景，叙述也是很不完备的；甚至作为俾斯麦的自传，它也有很多缺点。这部书不是一部优雅和轻松的读物，而是一部难读的读物，自然不是在悉心工作的辛劳而相应地值得称赞的意义上。不用说，我们把它归之为他的优点的东西，同样不能用于为资产阶级的谤议需要效劳。俾斯麦的厌恶和同情是看得出来的。就这种厌恶和同情表示出来而言，它们确是像早已为众所周知的那样；关于俾斯麦同威廉皇帝的关系，书中的叙述的图景同人们从其他材料中得到的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他对于皇后奥古斯塔的评论是尖刻的，人们从中看到个人憎恨的重要尺度。

如前所述，俾斯麦的回忆录并不可能具有一种值得重视的政治作用。它的内容可能在若干时期内被爱国主义的报刊所利用，但是然后这部书就会很快地被遗忘。根据形式和内容，根据它的比较好的和比较坏的方面来看，它都不能成为正直的资产者大众的爱国主义的教科书。对于那些激动当前和最近的未来的问题，很难在其中碰到。

为了精确地确定这部书对于历史科学的价值，必须进行十分细致的研究。之所以如此，因为这里关键就在于各个事件。任何一种改变迄今已经确认的事实的揭露，在这一作品中任何地方都是找不到的，而俾斯麦有时插入的对历史的观察，也没有特殊的意义。他是按照他的实际政治的需要来叙述事情的，从他的立场出发完全可以说明的事情。但是同客观地科学地评价历史的发展自然是无关的，

但是我们也不想隐瞒：俾斯麦的个人形象在这部回忆录中反映得要比30年来任何其他地方要光明一些。因为他放弃了对现代的文化运动的粗暴攻击，而这种攻击平时是属于他的不可或缺的需要。那么人们也就可以更为公正地评论他(如他现在的情况那样)了。

(译自《梅林文集》第7卷狄茨出版社1965年柏林德文版第288-292页)

《思考与回忆》是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的回忆录。俾斯麦是19世纪普鲁士-德意志著名国务活动家，在他当政时朝，德意志从分裂割据的邦联转变成统一的帝国，从遭受强邻欺压的从属地位转变为跻身于欧洲强国之林，在这个过程中，俾斯麦起了重要的作用。

俾斯麦在解除公职，也就是他经常说的摆脱了他一生所攀登的栅栏般的曲折道路之后不久，便开始起草他的《思考与回忆》。写作并出版回忆录的想法，是由科塔家族建议的。1870年7月6日，俾斯麦和科塔图书公司达成协议，将出版权授予该家族。洛塔尔·布赫尔，这位通晓历史的外交家，则坚定了俾斯麦撰写回忆录和阐述他的政治思想的决心。俾斯麦解职后，布赫尔是弗里德里希斯鲁厄或瓦尔辛的常客，他依据俾斯麦口述所作的速记稿，成为初稿的基础。之后多年，俾斯麦又对初稿进行审阅加工，并且亲自加以补充。为便于俾斯麦工作， 《思考与回忆》早在1893年便已印出作为稿本，稿本包含了俾斯麦在初稿中所作的全部改动。然后。俾斯麦又对这部新的稿本进行了二至三次加工，并加以细心的审订。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还重新改写过整个的章节。

在他的这部回忆录里，整个来说，俾斯麦忠实地复述了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和他个人的主观见解。因此。这部回忆录作为俾斯麦一生的政治思想和活动的记录，对于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德国史和俾斯麦的生平事业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鉴于此。东方出版社于1985年就引进出版了这部回忆录。这一次，又纳入“名人回忆录”系列，配以反映俾斯麦生平和时代的插图，重新出版，以飨读者。

《思考与回忆》德文版原书共三卷，前两卷出版于1898年，第三卷直到1922年才出版，1924年出新版。因为当时科塔图书公司与俾斯麦的继承人订有协议：在威廉皇帝生前不出版《思考与回忆》第3卷。后来图书公司认为革命改变了形势，这个义务已经失去了对象，才决定不再继续向公众隐瞒这部书。本书中译本由山西大学外语系《思考与回忆》翻译组翻译，依据的是苏联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莫斯科1940年出版的俄译本，和德国科塔图书公司斯图加特和柏林1924年出版的德文新版，又参考了英国伦敦哈特尔和斯托赫顿公司出版的英译本。第1卷从第一章到第十八章，译自德文版，参照了俄译本和英译本。由杨德友翻译；第2卷从第十九章到第三十三章。第3卷从第三十四章到第四十五章。都译自俄译本，参照了德文版和英译本，由(以姓氏笔画为序)弋成隆、王明华、白素蓉、同鸿印、巩象巽、吴长福、吴增和、陈怀义、陈志濂、陈贻谋、杨继舜、杨德友、张文郁、张安琪、林明榕、武树元、郑海石、姚应芳、梁立生、常文嫣、景瑞雪、薛高保等译。全书译出后。由武树元、陈贻谋进行统校。最后由陆世澄依据德文版作了校订。此次再版。集中于一册，就未在正文中标明卷数。

此次再版，以两篇文章代序，一篇是梅林在1898年11月写的《俾斯麦的回忆录》。一篇是阿·叶鲁萨里姆斯基为本书俄译本写的序论《外交家俾斯麦》。梅林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俾斯麦的回忆录只出版了前两卷，所以梅林的评论没有涉及第三卷的内容，但梅林评论的精神是适用于全书的。叶鲁萨里姆斯基的文章对沙俄政府的对外政策多少有些美化，但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俾斯麦的外交活动。有参考价值。

书后的注释译自俄译本。俄译本的注释比较详细，但是其中也有个别错误之处。例如把沙俄并吞比萨拉比亚说成是俄国收回比萨拉比亚，请读者甄别。德文版和英译本只有少量脚注，本书选译其中一部分(重复的注释省略)，作为脚注。俾斯麦的手注，也作脚注处理，并特别注明。

人名索引也译自俄译本。

因为本书行文晦涩，尽管译者、校者和编者都作了努力，恐怕难免还有错误或疏漏之处，希望专家和读者指正。

编者  2007年6月8日

弗·梅林以“争议”评本书：“这部作品被一方面欢呼为天才智慧的无穷源泉，……而另一方面强调指出摘要中确已存在的明显谬误，一般而言，这一遗著的每一个历史评价，都是有争议的。……我们认为，它既不像这一方面所说的那样好，也不像那一方面所说的那样坏。”(《俾斯麦的回忆录》)

徐健以“马基雅弗利式政治家的理想读本”评本书：“在浩如烟海的俾斯麦传记当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当属俾斯麦自己的《思考与回忆》。它被一些人赞颂为‘天才智慧的无穷源泉’，但实际上是马基雅弗利式政治家的理想读本。书中，俾斯麦忠实地复述了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和个人的主观见解，也处处反映了作为政治家的狡黠。”(《一百年来的俾斯麦传记》)

阿·叶鲁萨里姆斯基以“政治遗言”评本书：“俾斯麦的《思考与回忆》一书，不仅仅是一部为自己辩解的著作，它首先是德意志帝国缔造者……的一份政治遗言。……俾斯麦不仅想要在当代人面前为其活动进行辩护，而且还力图凭借自己的政治经验，来告诫自己的继承人避免可能出现的错误，而这种经验是极其丰富的，多方面的。”(《外交家俾斯麦》)

景德祥以“没有失去其价值”评本书：“无疑，俾斯麦的回忆录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献。……或许时代已变，但不管怎样，俾斯麦丰富的历史经验并没有失去其价值。恰恰相反，今日中国与一百年前的德国在历史发展阶段上十分相似，都处在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复兴时期，……在德国，俾斯麦韬光养晦、珍惜和平的政治遗言被遗忘了。但愿它能被好学的中国人记住。”(《(俾斯麦回忆录)：被遗忘的政治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