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内地CCTV《新闻调查》做了8年主持人和记者的长江，却要到香港做驻站记者，她将如何面对香港的社会和新的媒体环境？这个做惯了“无冕之王”的央视记者，在香港却要被拦在“红绳”外，受到“冷落”？香港到底有无“红灯区”？香港到底有无黑社会？真实的香港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长江在《晚来香港一百年》中将给你尽情讲述……

本书是一部内地和香港文化深度比较的力作，书中配有大量的漫画和图片，可以轻松阅读。她敏捷的思考和活泼辛辣的文笔使文章滋味浓郁，她的调侃、直率和坦诚里有文化的惊异和理解，还有文化的谦虚与善意。正如陈建功所说：这是一本探究香港生活、拓展我们视野的书，也是一本磨洗我们的心性，让我们好奇、开心、谦虚、向善的书。

慧眼只须顾盼间(序)

第一章

在香港“咋”做记者？／两地记者“异同”何在？／“特首”就在我身边？／严肃和“嘴巴”无关？／鹅颈桥下“打小人”?／“古墓”就在家门口？／“科学”与“风水”鹿死谁手?

第二章

“叮当车”带来了多久的风？／香港为什么不“堵车”？／这里“撞死了人白撞”?／一般人住多大的房子？／香港人怎么去“看病”？／生了孩子“养”不起?／老了香港人会去“哪儿”?／手机也不是“单顶”收费？／香港有没有“黑社会”？

第三章

谁愿意把“炸药包”抱在怀里?／“爱心大晒”不是戏言?／不能随便“学雷锋”?／香港“法本位”？／“法”前的大佬会输给农妇？／名片=明骗?／“案底”，压死人的一顶帽子?／谁来制约“法官”?

第四章

香港还是“臭港”?／在香港怎么去“方便”?／香港人为什么“晒”不黑?／满耳朵“锤声”烦不烦？／“天星小轮”有多老的故事?／你会到银行“取钱”吗?／“人性化”的思想从哪里来?／香港最早“八达通”？

第五章

香港何处不“排队”?／偏不“入乡随俗”你试试(？／“罚”出来的满岛规矩?／一则“广告”要告诉我什么？／“菲佣”是什么样的小保姆?／“巴士阿叔”怎么会出现在香港？／“碧姐的故事”也会把世界震翻?／曾宪梓干吗要如此“痴情”？

第六章

什么是香港的“本能”?／香港人“真能整景儿”?／“倒移民”的滋味儿谁知道甲／生命在于“紧张和竞争”？／“荷李活”根在“好莱坞”?／“牙牙学语”怎么不行?／老人“学普”干什么？／谁敢说“吃在香港”?

第七章

“派米”？／“白加道”意味着什么？／“铁皮房”都在楼顶?／“金屋藏娇”在黄宫?／大学“捧”在大佬儿的手里?／香港才“富”？／“天光墟”诗意何在?／“笼屋”你究竟在哪儿?／谁真的认识“李嘉诚”？／田家炳干吗要重归“平民”?

第八章

巴士司机要“罢工”？／“公屋婆婆玩残政府”？／“域多利”仅仅是一座监狱?／香港政府有“多大”？／“立法会”好厉害?／“5号报告”何以流产?／梁爱诗自己“打车”走了?／梁锦松是怎么“下台”的?／“媒体”更厉害？

第九章

咱还能让人给“八卦”了去?／一人偷拍、全体偷看？／“赌马”和慈善连在一起?／敢不敢走近“红灯区”?／上街“有瘾”?／“交换文化”有什么不好？／香港有张“月亮”的脸？／“自由行”给你我带来了什么?／“拆了墙”咱不更是一家?

后记

       一个内地人到香港“咋”做记者?

在香港做记者和在内地还是不是一回事?

说句欠谦虚的话，来这个地方前，我并不算是个搞新闻的“雏儿”——1996年，中央电视台为了跻身世界传媒舞台，大手笔地成立了一个调查性栏目，每期45分钟，讲述一个故事，追究一个问题，揭露一起黑幕，被业界誉为“中国电视深度报道的航空母舰”，这就是《新闻调查》。来港之前我不仅在这艘“航母”干了将近8年，同步读了6年“电视艺术”的研究生，再早还在报纸、杂志以及央视的其他栏目把编辑、编导、记者、主持人都做了个遍，资历、学历可谓不浅。然而到了香港，虽说干的还是记者的老本行，但是条条大路不一定通罗马：陌生、尴尬、混乱、无奈，触到“咋做记者’’这个话题，肚子里泛上来的第一股酸水儿就是委屈——“在香港做记者和在内地完全不同”，这种感觉用不着8个月的时间来品尝，你扛着机器外出一次，回家就可以关起门来大发感慨——

我的第一次“受屈”记得是在2004年9月底，那时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香港的一个著名行业协会为了庆祝建国55周年要举办一个大型酒会，提前邀请我们前去采访。按照内地的习惯，新闻记者，特别是CCTV的电视记者，一定会备受大会重视，组织者会把你照顾得周周到到。然而我和另外一名摄像师到了现场，门前不仅没人等待，没人给CCTV事先预备下一张热情的笑脸儿，相反胸前倒统一被人先啪地贴上了一块不干胶标签儿，那标签儿上面用英文印着“记者”的字样，然后就连人带机器被安插到了会场正后方的记者区。这个“记者区”很临时、很简约，就是十来米见方的一个木头台子，高有一尺，一面靠墙，三面都用绳子拦着。那绳子粗细很像拔河绳，外面裹着纯正的红绒布，样子既好看又体面。但是“红绳”是专门用来“圈”人的，记者到了会场就不得再越“红绳”一步。开始我不懂，也不是眼馋着偌大的会场内抄手形摆放着的两大溜西餐自助(也和记者无关)，只是台子太小，媒体太多，摆不开机器，就试探着出来，想在台子外面找个地方支三脚架。谁知我的腿刚刚迈过“红绳”，工作人员就急忙跑过来，摊开双手把我往里面推：“快快，快请回到记者区，你们不能出来!”我登时傻眼，香港这个社会怎么能……我们可不是来蹭饭，而是你们事先……然而容不得我申辩，工作人员的手已经把“推”这个动作因为需要不断地加快速度而弄得有点滑稽，这下，我的自尊心可全完了，当场就被拍成了一块碎木炭，干巴巴的火星儿四散，根本拾不起尊严——看来香港记者台的“红绳”还真的并非虚设，是唐僧给“孙猴子”在地上画出来的圈儿。那位工作人员的手势以后长久都令我难忘。像什么?轰鸡?不错，一只小鸡不识趣儿地跑到了外面，主人正不胜其烦地把它赶回鸡窝……

中央电视台在香港没有地位，这个“地位”当然要加上“特殊”两个字才准确。而“特殊”，不管我喜不喜欢、承不承认，那都是以往我在内地受用惯了的。内地的媒体，不要说正面报道，就是《新闻调查》专事批评，整天到处揭人家的短儿，我们记者的身上还是有一股虎威。现在虎落平阳，凛凛虎威荡然无存，猫的本事都无法施展。就是进入寻常的日子，比如打电话联系采访或者初次与人见面，你最好也不要开口说“我是CCTV的”，说了，第一，很多人听不懂，第二，CCTV的英文缩写本身就另有含义，是“中央电视监控”，这层意思来港前我不知晓，到了香港才愕然，从此再也不敢穿着台里发的T恤衫逛大街。

2003年SARS期间，我曾在香港利用探亲做过一期《走进淘大花园》的电视节目，当时特首董建华本来已经同意接受我的专访，但是临了，距采访只有一个小时了，他的秘书突然打来电话，说董先生还是决定回绝，因为SARS以来，特首还没有接受过在港的任何一家海内外媒体的专访，“现在单独接受中央电视台也不大好。”这件事当时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刺激，因为那时我只是偶然在香港“客串”一次，但是2004年9月以后情况就不同，我要在这里常驻，要天天做新闻，一回又一回遇到类似“红绳”的麻烦，总得思索个原因，想个办法抗争或者适应?

然而接下来，我的表现真不给自己提气，没有“抗争”。为什么? 孤军奋战，“霸”徒劳，香港的社会也根本没人搭理我这份“矫情”。CCTV在香港没有特殊的地位。香港当地媒体诸如“有线”、“无线”、“亚视”、“凤凰”以及海外的所有传媒，任何一家在这里也都没有特权。大家被一视同仁，同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互不干涉也互不妒嫉。比如香港立法会是一个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的立法及裁制肌体，香港所有媒体可以派人随时聆听每一次会议的内容，但是谁都不得进入到里面录音、拍摄，官方会在高墙之外引出一根视频和音频信号，供天下的媒体采用，但是如果香港的哪一个政府部门或者哪一位政府官员稍不留神，给人落下故意偏袒了“某一家”的口实，他可就要准备挨吐沫，这一点连董先生也不能不顾及。此种“区情”香港媒体习以为常，他们不仅对各种“特权”，不存奢望，而且面对“红绳”，记者们个个也都好像没有怨言。

P2-5

         慧眼只须顾盼间

            ——序长江《晚来香港一百年》

                  陈建功

长江的名字我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对她的报告文学作品有很深的印象。后来居然是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荧屏上把这位长江“验明正身”——原来时下这位红火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长江就是报告文学作家长江。长江犀利的采访风格和雄健的思辨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忽然她似乎又销声匿迹了。未及探明原因，却在《当代》上看到了她的报告文学新作《矿难如麻》。不久，在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报送篇目中，再次读到长江的这篇作品。直至晚近又从《当代》杂志上读到《晚来香港一百年》的连载，才知道长江被中央电视台派驻香港，才知道她仍然坚持着“职业之外”的写作。

然而，至今也不曾与长江谋面，甚至连电话也没通过。

朋友将长江准备结集出版的《晚来香港一百年》清样送给我，请我写序。这颇让我感到有些受宠若惊。对这位作家的才情与胆识，固然是敬重的，但细细一想，对她的创作道路，所知也不过是流萤般划过的一些踪迹而已，岂敢担此重任?不过把长江的这些随笔读过后，倒被这位作家开阔的视野、敏捷的思考和活泼辛辣的文笔所征服，想不说似乎还欲罢不能了呢。

长江这部结集作品的开篇是“在香港‘咋’做记者”。开篇便以生动的细节，把我带进了文化比较的视界。内地和香港，同文同种，因为政治制度的不同、发展背景的区别，文化上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难得的是，长江以其独有的记者的敏锐，捕捉到了这种差异。更难得的是，长江更以一个作家的深刻自省，体悟这种文化差异背后的东西。换言之，读这篇作品，我敬重她对记者职业的热爱和激情，更钦佩她在“热爱与激情”后面的冷峻。由此我想几乎可以武断地声称找到解读本书魅力独具的钥匙了——记者的敏锐使五光十色的香港扑面而来，趣味横生。作家的感悟又使凝重深沉的思绪绵延而去，意蕴绵长。

长江笔下的香港的确是趣味横生的。比如香港公共卫生间之洁净，备用手纸之理所当然，大概还没有哪位香港作家为之惊诧。然而到了长江笔下，真是作足了一篇启人心智的大文章。又比如吐痰入纸、垃圾入筒、杂物人屋，巴士排队、如厕排队、游泳排队，等等，直说到马路口为盲人过街提示的当当声、“天星”小轮上可掉转方向的座椅、人手一卡的“八达通”……对于香港人来说，都是见怪不怪的事情，长江却把它们述说得有滋有味。捧读这部作品，一边兴致盎然地听她讲“景儿”，一边反省自己也曾几度游历香港，咋就没有这般敏锐的触角，更没有这般“说演荣国府”的才情。我想，这应该得力于她作为一个记者的职业养成，也得力于“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文化震惊”，更仰赖其开放的宽容的文化学理念。对内地和香港，作家的深情都是由衷的，因此，书中没有必要做权衡利弊的政治考量，也没有必要做礼貌周全的左右逢源。本书中，毫不讳言内地某些方面的不足与落后，然而这中间不温不火，洋溢着对社会进程的理解和期待。对香港，也不尽然是一味讴歌，有时甚至还有几分调侃。比如作者写到香港人真能“整景儿”，调侃得令人忍俊不禁——港府的“城市绿洲”项目，“社会意义”如何如何、“经济意义”如何如何、“环境意义”如何如何，再加上富有诗意的《绿洲号外》，吊足了记者的胃口，临前一看，不过是夹在高楼大厦中间一小块一小块整治的草坪。对于来自广袤的内地的作者来说，她是不能不哑然失笑的，也不能不发出二_句．调．侃：“唉，香港人真能整景儿!’’然而，作家调侃过后的感慨却令人感动，她感悟到，‘‘绿洲”之称实在是人烟稠密的香港民众对绿色的期待，侍弄这片“城市绿洲’’的小区居民自愿组成的“绿壮士义工行列，，也显得格外悲壮起来。作者说，“香港人真能整景儿”，这句话到了后来，我渐渐放弃了开始的轻视，另一样东西漫卷而卜——敬仰。应该说，读到这里，我对这位作家也“敬仰”起来，我敬仰她调侃的直率，也敬仰她放弃那调侃的坦诚。她的直率和坦诚里有文化的惊异和理解，还有文化的谦虚与善意。这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属于长江，也属于开放时代的中国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是一本探究香港生活、拓展我们视野的书，也是一本磨洗我们的心性，让我们好奇、开心、谦虚、向善的书。

是为序。

                2007年元旦

一个社会、一伙子人，因为种族、历史、语言、文化、生活地域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很容易引起另一个社会、另一伙子人睁大了双眼、张开嘴巴，常常忍不住大惊小怪、唏嘘感慨——

我到香港，初时双眼和嘴巴就老是这么兴奋地张着，后来想写点东西，又觉得自己的五官未必忙活得准确、到位，怕写出来的文字贻笑大方，不敢写，心想多住上几年，等到咱对这个社会有了一些深刻的了解以后再动笔吧；可是转念一想，什么叫“深刻”什么叫不“深刻”啊?什么人对什么事一旦“深刻”得准确、到位了，手指头却未必还拿得动笔。可巧有一天一位来自台湾的画家对我说：“我劝你别再慎着了，有什么感想就赶快写下来，否则你在香港住的时间一长，对什么都见怪不怪，到时候怕就不想写——”“见怪不怪”?所有文人、作家，其实天真幼稚、激情不已违背的不就是这样一种时间对常人千篇一律的习惯驱使?因此合上《晚来香港一百年》，我第一个要感谢的人就是这位画家，因为没有他，没有那次我们匆匆的几句交谈，香港对我至今都可能还散漫在空气中，无以成文。

说来始料不及，或者说我对自己草草而就的这部“书”其实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写香港，顺手拈来，有点像不成大器的收藏者，集邮、集明星照、集火材盒贴儿，稍微积极一点的心态就是不想让自己这几年在香港虚度了时光。然而没想到书稿出来了，好友帮我推荐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那里，想求前辈为我写个“序”，我未敢奢望，心里也没坠心坠肺地“盼”着，以为人家不写是正常，写?就我这些‘‘小观小感”，怎么让人“夸”?不过没多久，好友突然来电，说陈建功的“序”写好了，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我立时慌了手脚，脸像刚从蒸锅里端出来盘子，好友都等不及e-mail给我就在电话里先把《序》给我念了一段：“朋友将长江准备结集出版的《晚来香港一百年》清样送给我，请我写序。这颇让我感到有些受宠若惊。对这位作家的才情与胆识，固然是敬重的，但细细一想，对她的创作道路，所知也不过是流萤般划过的一些踪迹而已，岂敢担此重任?不过把长江的这些随笔读过后，倒被这位作家开阔的视野、敏捷的思考和活泼辛辣的文笔所征服，想不说似乎还欲罢不能了呢。”天啊，“受宠若惊”?“欲罢不能”?我说别，别这样啊，咱何德何能?岂敢接受如此的隆重?这样，这样感动得我“非得出事”——

等到“热盘子”，慢慢恢复了常温，对建功先生的宠爱，除了感动，后来我想，其实先生更欲褒奖的是我的“天真幼稚、激情不已”，书写得怎么样倒还在其次，关键是当下不要说香港，就是在内地拜金横流的时代，还有人不忘文学，还肯伏在桌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敲电脑?沙漠中的一丛绿叶，让人怜之所在，不可不励之。“对内地和香港，作家的深情都是由衷的，因此，书中没有必要做权衡利弊的政治考量，也没有必要做礼貌周全的左右逢源……”

我感谢《序》者对本书的理解和宽容，同时也感谢我周围的亲人、朋友对我写书时的种种支持，如此内心我不能不生出歉疚，因为说到底，咱对香港的认识，就这本书而言，还是欠着一层深刻、一层全面、一层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