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不是尘封的档案，历史不是故纸堆。历史与我们同在。我们生活在历史的余荫之下，我们又在不断谱写着新的历史。人生有限，历史无限，诸多现实人生的难题需要从历史“求解”。当我们在尘世中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时，一定能在历史中找到答案。本书为您提供的就是这样一套分析工具——从历史学与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边缘，找到契合点，选取独特的视角，对历史故事重新加以诠释，编织一份“好看而有用的历史”，从中提炼高价值的真知和新见，助您充实当下书写历史的管理人生。

本书的价值包含以下几方面：1.供政界、商界管理层人士工作学习参阅；2.是一套较为理想的职场培训辅读资料；3.作为成功人士有意加强子女国学精英教育的上佳选择，非常适宜中学生和大学生课外阅读。读史需要眼界，需要方法，需要寻求曲径通幽的路径。读点历史，汲取历史，创造历史，历史将留下您的足迹。

《家国产权》

家国产权的使命

第一章

 禅让谜局(一)

 技术精英们的合法性盛宴

 禅让谜局(二)

 产权伤痛记忆的反面追述

 禅让谜局(三)

 一头“鹿”引发的“血案”

 异相与传说

 开国君主产权合法性的标准版本解读

第二章

 秩序的崩溃：三个王的悲喜剧

 暴虐的产权重组，当“革命”突然降临

 重商传统缘何败给了金戈铁马？

 汉文帝的告别诏书

 财政收缩型时代的结束

第三章

 公元前246年的职业命运(一)

 谋取国家产权的离奇版本

 公元前246年的职业命运(二)

 做一只粮仓里的快乐老鼠

 公元前246年的职业命运(三)

 廉颇大败局

 功臣们的结局

第四章

 赵匡胤的游历未达草原

 内忱与外患 皇帝狂奔的启示

 纯儒理想国

 朱元璋心路历程

第五章

 产权一代理的金科玉律

 朱元璋废相始末

 帝国太监往事

 嘉靖后遗症

 皇帝与信息控制

 家国产权的千年宿命

《君臣契约》

朱元璋要杀孟子？(代序)

第一章

 君臣：从两极到单边体系

 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

 为伍子胥辩护

 悖谬的复仇者

 赵襄子与刺客的一次“合谋”

 忠——传统文化的“关键词”(一)

 忠——传统文化的“关键词”(二)

 晏子的君臣论(一)

 晏子的君臣论(二)

第二章

 汉景帝何以谓之景也？

 书生论政酿悲剧

 周亚夫之死

 六正与六邪

 曹操论“德”与“才”

 诸葛三兄弟各为其主

 苻坚、王猛的君臣遇合

 千载佳话的背后

第三章

 唐太宗说：为臣极难

 前朝忠臣

 东汉杨震在唐朝

 彼皆一时英雄

 君明臣直

 贞观之治君臣录

 “忠”，来自于“信”

第四章

 强谏为何多悲剧？

 乱世里的不倒翁

 从官修正史看君臣关系

 科场逼反：垄断体系的“恶之果”

 张元的报复

 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第五章

 李陵，帝国的弃儿

 是谁导演了这场戏？

 当忽必烈遇到文天祥

 于谦的性格悲剧

 史可法的另一面

 史可法、郑成功和张煌言

第六章

 崇祯式君臣危机

 因为冤杀袁崇焕，所以错祭洪承畴

 所谓“贰臣”

 求忠臣不必于孝子之门(一)

 求忠臣不必于孝子之门(二)

 若干结论

《家族继承》

引论

第一章

 赵国七百年(一)

 始建赵氏

 赵衰三让

 专晋国之政

 “赵氏孤儿”的真相

 三家分晋

 赵国七百年(二)

 立国之主：赵鞅

 晋阳之围

 北灭代

 迁都

 赵国七百年(三)

 魏国开变法之风

 继承危机

 邯郸之难

 胡服骑射

 沙丘宫变

 赵国七百年(四)

 继任计划的重要性

 “将相和”背后

 长平之战

 富不过三代

第二章

 秦始皇与二世

 汉家制度(一)

 汉家制度(二)

 成败唐太宗

 宋孝宗的死穴(一)

 宋孝宗的死穴(二)

 康熙现象

第三章

 破解难题四点建议

 旧时王谢(一)

 “家族企业”关键词

 王祥与王览

 狡兔三窟

 王与马，共天下

 旧时王谢(二)

 文采风流的王羲之

 殊途同归

 庾氏速兴骤衰

 权臣桓温

 旧时王谢(三)

 谢安出山

 桓玄篡位

 处贵而遗权

 大小谢

《商道轮回》

从历史中寻觅中国的商人精神(代序)

第一章

 富豪排行榜简史

 两千年前的中国富豪榜(一)

 善养生者善创富

 “三聚三散”的历史嬗变

 从范蠡救子看创业与守成的不同心态

 范蠡创富秘术

 从计然到白圭

 猗顿与商业资本转向

 两千年前的中国富豪榜(二)

 司马迁论市场及商人精神

 “诚壹”诚可贵

 杰出的营销大师

 子贡一言存鲁

 仕而优则贾，如何？

 古今慈善之道

 “市”道人心

第二章

 富豪榜上谁是商人？

 管仲：始作俑者

 从郑国商人说起

 漫谈军市

 千古一商吕不韦

 富人嫁女

 “凤求凰”故事背后

 一斗葡萄酒：州刺史

 书中自有黄金屋

 官商一体

 从“招安”角度重新审视汪直

 商乎？寇乎？

 汪革之死

 晚明高官与商人

 幸运的郑芝龙

 买官的企业化运作

第三章

 秦始皇

 汉高祖

 汉武帝(一)

 汉武帝(二)

 汉武帝(三)

 汉灵帝

 隋炀帝

 唐玄宗(一)

 唐玄宗(二)

 唐僖宗

 宋太祖

 宋高宗

 明太祖

 顺治帝

《割据生态》

序

楔子：怨气

第一章

 天街踏尽公卿骨

 长安政治

 穷途末路

 李晔之死

 哭泣

 梦碎

 逃离

 谶言

 白马之祸

第二章

 东海鲤鱼飞上天

 破阵

 盗之道

 神话

 命运

 新视线

第三章

 剑光寒四十州

 背叛

 向北，向南？

 尾声：夜害

《治乱迷局》

前言

第一章

 周公制度

 危机何来

 大局已定

 势力均衡

 立国以信

 夹缝求生

第二章

 兄弟争国

 寡人好色

 控制欲望

 人之常情

 桃色事件

 笑与战争

第三章

 争霸主路

 真假仁义

 理性选择

 文明批判

 人才流失

第四章

 变法图强

 歧路亡羊

 阴差阳错

 谣言四起

 玩转七国

 整合之效

 布衣卿相

 齐有孟尝

第五章

 大错谁铺

 巅峰对决

 英雄寂寞

 主少国疑

 决策背后

《天下财利》

序

周厉王的财政危机及对策

回溯早期王朝的财政治理

“共和行政”后的阴谋角力

“利出一孔”：从姜太公到管仲

大争时代的经济使命

管仲成功的秘诀

管仲求鹿于楚

越王勾践复仇记中的经济视野

吴越争霸的经济教训

“帝国病”与楚国的吴起变法

吴起式职业败局

卫国传统与商鞅的威权之路

政治威权的“作茧自缚”

另一只眼睛看“过秦论”

曹操的第三件法宝

益州陷阱

孙策的军事神话与后患

“王与马，共天下”

经济治理的北方与南方

刘晏的市场调节

汉家经济制度

太皇太后与皇帝的博弈(上)

汉武帝的“政治智慧”

《盐铁论》中的两难选择

关于道家、儒家和法家

大宋财政往事

王安石与青苗法

太皇太后与皇帝的博弈(下)

元祐党争纪事

贾似道的数学偏好

皇帝与贪官：李侍尧沉浮记

道光为何匆匆休战？

洪泽湖决口的变故

清江浦的南柯一梦

古来圣贤皆寂寞(一)

古来圣贤皆寂寞(二)

“黄宗羲发现”

尾声

《垄断传奇》

“四大奇书”与中国传统(代序)

第一章

 国家形象价值几何？

 《三国演义》阐明的历史法则

 “桃园结义”的经济学意义

 董卓、袁绍：市场领跑者的宿命

 从政治品牌的差异化看刘备“三让徐州”

 三国寡头之形成及各自的资源配置

 曹操何以独大？

 刘表注定无作为

 不得不说的诸葛亮

 “捉放曹”背后的战略考量

 孙刘联盟恩怨始末

 寡头终结者

第二章

 《水浒传》讲述规模做大的悲剧

 一场事先预谋的“火并”事件

 王伦：被篡改了历史的好汉

 二龙山：“火并”的真实版本

 林冲的襟怀

 梁山泊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从《水浒传》成书过程看梁山泊的规模

 招安成为第一“选项”

 泊子里的管理危面

 梁山泊产权归谁？

 谁在影响决策意志？

 集体行动的难题

第三章

 以群体理论剖析取经之行

 西天取经的动议

 观世音受命组建取经团队

 “超级明星”的角色感

 取经团队的内部冲突

 边游戏，边取经

 破解骗局的艺术

 女上司

第四章

 垄断的利用者

 富家子＝败家子？

 花园工程风波

 太师府上遇故人

 西门集团的“政府公关”

 一笔古器生意

 次级利用者

 《金瓶梅》：惊世预言书

 漫话“结义”(一)

 漫话“结义”(二)

结语：中国通史的民间版本

梁山泊在宋江上山聚义之后，出现了内部管理上的截然对立的矛盾。宋江上山，在梁山泊历史上的意义，比晁盖上山重要。书中写道：到得关下，军师吴学究等六人把了接风酒，都到聚义厅上，焚起一炉好香。晁盖便请宋江为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宋江那里肯，再三推晁盖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吴学究坐了第三位。公孙胜坐了第四位。

值得注意的是，宋江不是单枪匹马上来的，而是带了一大帮人，和上次晁盖上山时的情况类似，新上山的队伍实力，超过了原来在山上的旧力量。在这种局面下，梁山泊即使不会再来一次改朝换代，也肯定会有重大的革新。

事实上，宋江已经迫不及待了，他没有征求晁盖的意见，就径自改变了梁山泊分座次的制度。

宋江道：“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座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众人齐道：“此最极当。”

左边一带：林冲、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迁、宋万、朱贵、白胜；右边一带：(论年甲次序，互相推让)花荣、秦明、黄信、戴宗、李逵、李俊、穆弘、张横、张顺、燕顺、吕方、郭盛、萧让、王矮虎、薛永、金大坚、穆春、李立、欧鹏、蒋敬、童威、童猛、马麟、石勇、侯健、郑天寿、陶宗旺——连上前边的四位，共是四十位头领坐下。

本来，以交椅排名次，这既是才能功劳的体现，也是发号听令的依凭。好汉们一到梁山泊，大家便是兄弟，不分你我，聚集在大头领晁盖的麾下。宋江这一安排乍看无关紧要，实则不然。旧头领总共才九个人，新的多达二十七人，这样一来，两列好汉众寡悬殊、壁垒分明，连视觉重心也严重倾斜。

——下面新头领的喧嚷，反衬出零零落落几个旧头领的寒碜，身旁又是顾盼自雄的宋江，晁盖居中，安能端坐？

而宋江自废除排座次制度，并不见拿出新方案代替，好在当时局势尚未稳定，问题并不迫切。此后，或由于形势变幻，或由于晁、宋的领导权之争，或由于急速膨胀，梁山泊一直未能建立常规的管理体制。

待到晁盖已死、众好汉同心归水泊，宋江也没有兑现他“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的诺言，却买通道士，用装神弄鬼的手段，经过暗箱操作，重排了座次，重建了梁山泊权力体系。

我们看书中写道：宋公明一打东平，两打东昌，回归山寨，计点大小头领，共有一百单八员，心中大喜。……是夜三更，宋江叫人挖出一块石碣，教何道士看了，何道士说：“前面有天书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后也有天书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面注着众义士的姓名。”观看良久，教萧让从头至后，尽数抄誊。众人看了，俱惊讶不已。

宋江与众头领道：“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众人皆道：“天地之意，理数所定，谁敢违拗！”宋江遂取黄金五十两酬谢何道士。其余道众，收得经资，收拾醮器四散下山去了。

从座次上，我们不难发现：原朝廷官吏、军官在梁山泊受到空前尊重，位次靠前，这是宋江在为招安做准备，晁盖旧部，除吴用以外，排名都有较大下滑，而宋江自己结交的好汉、亲信，均占据不错的位次，这就一举挫伤了晁盖势力；泊外各个山头，除了二龙山，其他完全不被重视。少华山头领神机军师朱武，文武全才，即被埋没、压制，未能进入天罡星之列。

宋江与军师吴学究、朱武等计议：堂上要立一面牌额，大书“忠义堂”三字。断金亭也换过大牌匾。前面册立三关。忠义堂后建筑雁台一座。顶上正面，大厅一所，东西各设两房：正厅供养晁天王灵位。又选定吉日良时，杀牛宰马，祭献天地神明，挂上忠义堂、断金亭牌额，立起“替天行道”杏黄旗。

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表明：林冲、晁盖在梁山泊建立的强势文化，悄然之间也被新一种发展愿景替代。由于前人论述已多，这里不再重复。

宋江不是一个安分之人。上山之前，他虽则言必称忠义，却有两处显现出心迹：一是得知晁盖等人在梁山做大事业，自言自语流露出艳羡之情；二是酒后题诗“敢笑黄巢不丈夫”，如今总算名正言顺地当上梁山泊寨主。

于是，宋江大设筵宴，亲捧兵符印信，颁布号令：诸多大小兄弟，各各管领，悉宜遵守，毋得违误，有伤义气，如有故违不遵者，定依军法治之，决不轻恕。于是，梁山泊忠义堂上号令已毕，各个遵守。

宋江自以为通过装神弄鬼、对天发誓，就可以保持梁山泊内部的团结一致，谁知就在重阳节“菊花之会”上，他的招安战略已经招致当场反对。

却说重阳节近，宋江叫宋清安排大筵席，会众兄弟同赏菊花，唤做“菊花之会”。但有下山的兄弟们，不论远近，都要招回寨来赴筵。至日，忠义堂上遍插菊花，各依次坐，分头把盏。堂前两边筛锣击鼓，大吹大擂，语笑喧哗，觥筹交错，众头领开怀痛饮。马麟品箫，乐和唱曲，燕青弹筝，各取其乐。不觉日暮，宋江大醉，叫取纸笔来，一时乘着酒兴，作《满江红》一词，写毕，令乐和单唱这首词，道是：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休教添白发，须边不可无黄菊。愿樽前长叙，弟兄情如金玉。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这一切一切细节，都是宋江精心安排的，然而，结果却大杀风景，乐和唱这个词，正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却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颠做粉碎。

应该说，招安虽是宋江“夙愿”，不过，他推行起招安战略来，还是比较小心翼翼的。之所以选择这么一个聚会的场合，本意是要向全体成员吹吹风，可惜，梁山泊众兄弟似乎并不领情，鲁智深甚至说：“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竟是要求散伙了。

李逵不愿招安，是他希望杀去东京，让宋江做皇帝。真正反对招安，最坚决的，还是鲁智深、武松等人。而且，也许并不是巧合，这两人原先都来自二龙山。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就是：梁山泊在一团和气、温情脉脉、表面光鲜的背后，其实依然派系林立、暗流涌动、矛盾重重。

读者应该还记得，在三山聚义打青州之后，二龙山和桃花山、白虎山一起归了梁山泊，当众山人马上了梁山泊后，表面上兵强马壮，但彼此的关系更加复杂，山头更多。这其中，二龙山的实力原先就已非常强大，大头领鲁智深、杨志、武松，均名列三十六天罡星，级别很高。鲁智深等人一直就对梁山泊保持某种自觉的疏远。

而且，鲁智深曾为提辖，杨志为制使，武松为都头，三人具有相似的经历、共同的语言，兄弟之间的情义相对也更加深厚。此后征方腊时，杨志、林冲、鲁智深或病死、或圆寂，武松即在当地出家，执意守住二龙山兄弟同生死的誓言。

了解这一点，并非无足轻重。它表明：梁山泊规模虽然做大了，然而管理上，还存在相当的不足之处，并未能解决如何在扩大规模时仍然保持良好管理的问题。(摘自《垄断传奇》P78-82)

《君臣契约》

朱元璋要杀孟子？(代序)

战国时代，齐宣王最尊宠文学游说之士，成为学者们的patron(恩主、赞助人)。像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这类名人，总数有七十六人，齐宣王都一一赐给高门大屋，任为上大夫，令他们“不治而议论”，优渥有加。于是大儒孟子也来游说。

但是，“上古竞于道德，当今争于气力”，孟子的那一套仁政思想，自然不被齐宣王采用。有一次，齐宣王问孟子，君臣关系应当如何处？孟子答：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听了大概没什么，然而在当日，不难想象，这对于一个君主将会是怎样的震撼！不过，齐宣王既然能聚拢那么多的大学者，自然有其过人之处，奇谈怪论也似乎听得多了，所以，他虽然不同意孟子的观点，却并不直接加以反驳。

齐宣王采用迂回的方式，接着问孟子：“礼，为旧君有服，如何可谓‘服’？”意思是，照你孟子所说，君臣关系是对等的，不是君尊臣卑的，那为什么礼法上还规定，臣子要为已故的君主戴孝呢？

原来，当时有一条礼法：臣子“以道去君而未绝者，服齐衰三月”。齐宣王就利用这一条，婉转地质问孟子。而孟子毫不客气，他回答说：君主若是听从劝谏、建议，让民众得到实惠，臣子就不会“去君”。即使由于特殊原因离开了，那么，君主也会派人护送他出境，并事先到臣子所往之地做好安排。臣子去君三年不返，然后君主才会收回其封地、俸禄。君主这样待臣子，就是“三有礼”，君主做到这三条，则死后臣子就为他戴孝三个月。

以上是正面论述。但是，如果做臣子的，劝谏不被接受，建议不被听从，如此，民众肯定得不到实惠，那么，臣子就有理由离职他去。臣子因为迫不得已，离开了，而君主不但立即收回封地、俸禄，还要千方百计让臣子无处立足，这就成为仇敌了。已经是仇敌，他死了，还为他戴什么孝呢？

孟子此论一出，齐宣王只得“王顾左右而言他”。齐宣王并非一统天下的君主，政治形势使然，所以，对于孟子的异端思想，他不得不有所容忍。但时间过去一千六七百年，孟子已是被奉为儒家的“亚圣”了，他的这一段话却招来一场巨大的风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读《孟子》读到这一段，勃然大怒，恶狠狠地说了一句：孟子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罪不可免。

原来朱元璋即位为皇帝之后，装腔作势要读书。当然，以他的文化程度，也就只能读读“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然而乍读之下，这位朱皇帝简直不敢相信，《孟子》这部历代读书人所必修的经典，竟然会出现这样大逆不道的话。而且，似乎一个一个字锋芒都直指向他。

不过，纵使朱皇帝再有能耐，也不可能起孟子于地下。正在恼羞成怒，不知如何处置的时候，刚好有大臣来报告举行祭孔大典的事。朱元璋立即下令，撤去孟子在孔庙配享的资格，并将他赶出孔庙，“有谏者，以大不敬论死罪，午门金吾射之”。

岂料此令一出，还真有个不怕死的，刑部尚书钱唐当即抬棺上朝，毅然冒死而谏：“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午门金吾一箭射中钱唐的肩胛窝，流血满地，他依然面不改色，朱元璋一时反倒怔住了。

我们知道，君臣关系是传统中国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之一，而儒家最擅长的礼教，恰恰就是用于处理人际关系(伦理)的。可是，身为“亚圣”的孟子，为什么他所描述的君臣关系，就那么不招朱皇帝待见呢？究竟在孟子死后的近两千年间，君臣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家族继承》

地球村正迎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产转移。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巨富阶层的人数以及他们拥有的财富也不断得以增长。美国美林公司和法国凯捷咨询公司每年公布的《世界财富报告》对世界各地流动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个人的财富增长情况作了调查。其2006年6月20日公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05年，全世界共有870万“拥有高额净资产的人”，比上一年增加了6.5%。他们拥有的资产……达到33万亿美元。“拥有巨额净资产的人”，即个人金融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人增长得更多……共有8.54万名。这两部分人拥有的财富占全球总量的24%。

个人财富主要来源于拥有一家或多家企业或股票。据这份《世界财富报告》显示，在过去一年中，韩国“拥有高额净资产的人”增加了21%，印度增加了19%，俄罗斯增加了17%。

印度、俄罗斯、中国和巴西被称为“金砖四国”，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富裕阶层人数不断攀升。目前，中国个人金融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大约在30万人左右。从国内外媒体(如《福布斯》)每年发布的各类富豪榜上，可以直观地看到“拥有高额净资产的人”的相关变动情况。

这些巨富们虽然分布在世界各地，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首先，这些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还能够赚更多的钱。其次，生活方式越来越全球化，比如购买游艇、飞机，住五星级饭店；在国外有豪宅和金融顾问，将孩子送到国外生活；等等。最后，这些巨富们还面临着同一个危机，就是：

因为日益接近退休年龄，他们不得不开始考虑如何处理自己的财富，是留给下一代还是捐给慈善事业。

报告说，全世界60%“拥有高额净资产的人”已经超过56岁。这可真是富裕带来的新挑战。

自己的财富，要不要留给子女们？留，还是不留，这是个问题。

应该说，大多数富人是靠着自己艰苦创业才积累起大量财富的，这使他们在选择分配财富的模式上一般都小心在意，慎之又慎。当然，对于大部分富人，他们还是习惯将其留给后代。原因很简单：家族传承是人类最古老和最强大的传统之一。

所以，当世界第二大富翁沃伦·巴菲特宣布将其440亿美元财产的大部分(95%)捐给比尔·盖茨夫妇创建的一个慈善基金会而不是传给子女时，很多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恨”他的孩子们。有的人认为，巴菲特一定是脑袋被门挤了。华尔街精英则分析说，如果没有这个“大动作”，很难想象会有如此多媒体热炒巴菲特，他的股票也不见得会飙升，另外，这件事给他的光环恰好让人们淡忘他之前的保险丑闻。

巴菲特此举果真有什么“黑幕”吗？面对人们一连串的疑惑和猜测，这位现年75岁的“股神”给出了令人信服甚至肃然起敬的解释。

巴菲特：我的孩子们很了解我在财产继承问题上的看法。他们拥有大多数人只能在梦中拥有的财富。我认为，富人应当给自己的孩子留下足够的财富，以便让他们能干他们想干的事情，但不能让他们有了足够的财富后可以什么都不干。

毫无疑问，盖茨、巴菲特开创的新潮流将得到其他人的追随。事实上，怕留给子女太多财富会剥夺他们自我创业、享受成功的乐趣，这一想法并非巴菲特所独有。美国通用汽车CE0里克·瓦戈纳持有相近看法。

瓦戈纳：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赞成这样的观点：留给子女大量财富并不是在帮助他们，除非你留给他们的是家族企业。

……  八

本书以东周(春秋和战国)时代赵氏家族七百年兴衰作为正文第一篇。之所以如此，乃因为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组织变迁最剧烈的一段转型期，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至深至远，而当前中国恰处于能与它相提并论的又一段转型期。

之所以在处于非常重要转型期的东周列国之中，不选他国而独选赵国，乃因为赵国的历史记录比(秦国之外的)诸国更为详确。

之所以在历史记录较详确的秦、赵之中，不选秦国而选中赵国，乃因为赵国的史事比秦国更富有戏剧性，本书作者私心里更喜欢些。其他不论，就是一出《赵氏孤儿》，那是何等的惨烈而奇特啊！

以下为本书正文。

《商道轮回》

从历史中寻觅中国的商人精神(代序)

“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能提供精神动力。”

——这是德国人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的一段话。所谓轴心时代，主要指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这段时期大体相当于春秋和战国。对于我们这本书的主角——商人来说，这恰好是他们唯一有过的黄金时代。

传统中国商人的风光，全亏了司马迁神来之笔，被描述得栩栩如生。惜乎《史记·货殖列传》里那些振聋发聩的高论已成“千古绝唱”。自秦汉以降，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上再也没有重现类似的辉煌，更遑论形成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商人群体的产生和成长。

原因，不言而喻。就是：官僚化的社会体制和官本位意识。纵观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商人几乎无时无处不在垄断体系的压制和贬抑之下。

甚至直到今天，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仍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保留了大量的历史积淀。

先贤曾说，商人“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然而在中国，这一起点被重农抑商、官商合一的垄断体系给彻底抹去了。

传统中国的商人政治上根本无法出头。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就曾经对房玄龄说：对于“工商杂色之流”，只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本来，轴心时代的大商人如范蠡、子贡、白圭、吕不韦等，他们都既是商业精英，又是政治精英或学术精英。三大精英群体之间应该是相通的、互动的，但随着垄断体系的建立与加固，商业精英和学术精英就只能向政治精英群体单向流动。一代又一代的商人，他们不得不屈从权势，匍匐而行，在垄断体系超经济干预的环境下讨生计。

传统中国的商人社会地位低下，极易遭受盘剥。但这只是针对民间私商而言。对于官商垄断体系从来都是保护有加。

垄断体系的这种“官商合一”源于其对财富汲取能力的“无限渴望”。这种强烈的“渴望”导致垄断体系以强力介入民间商业活动，因而出现官营商业、官商勾结、官员经商等各类“经济生态”。这种“经济生态”成为传统中国最为典型的特征之一。

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人的最高尚的追求当然就是做官。先做官，再发财。吕不韦早已计算出来，投资于政治或曰权力，才是最有利可图的买卖。  而做官的路径也是垄断体系设计好了的。一个，就是孔子说的：“学也，禄在其中矣。”另一个，就是买官卖官。

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答：有，但极少。比如“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只有做官，才算成了“正果”。经商被贬到“末”的位置。于是乎，财富与权力畸形“联姻”，刺激了垄断体系贪欲的恶性发作，加剧了社会的周期性震荡，造成了经济的长期停滞。

垄断体系为确保其绝对利益，当然会极力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阻碍商业发展。再加之官方意识形态不断灌输“学而优则仕”、“重义轻利”、“轻商贱利”的思想，就会使得中国商人缺乏独立的个性发展意识，真正的商人精神无所依附。

不会创造财富的商人当然不是好的商人，但为了攫取财富而不择手段的商人，同样也不是好的商人。

商人精神是历史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时代的反映，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不能简单移植，也不能机械叠加。

《割据生态》

序

2006年的中国影视剧，冯小刚打造的《夜宴》名噪一时。其剧情梗概是：

先帝驾崩，太子巡游在外，皇叔篡位并自封厉帝。身为当朝太子后母却又是与太子自小青梅竹马的婉后迫于无奈，委身厉帝，并希冀以此保太子周全。

但是，刚刚得知父皇驾崩消息的太子，却在其竹海的伎馆遭遇了一场生死之战。厉帝在诛杀太子的同时也在先皇的宫廷开始了排除异己确立皇权的屠杀。婉后为求自保，在这场政治争夺中成为了厉帝的帮凶，同时对权力的企及也在她心底日益萌生。

被迫臣服于厉帝却持有异心的还有太守殷太常。殷太常之子殷隼乃是当朝虎将，其女青女早已许婚太子。大势所趋之下，识时务的殷太常开始阻止青女与太子的交往，并极力想在新的王朝确立自己的地位。谁料青女痴情于太子，并梦见太子回朝。

当太子无鸾出现在婉后面前，婉后抱住少年时的情人，仿佛生死两别。但是无鸾一声“母后”将她残酷地推开。从此，她不再是无鸾少年时习武的陪伴者，她不再是无鸾的后母，她将成为新的皇后，成就新的皇权，并以她昔日的身份和荣耀，助篡位者肆虐。

于是，这本该灭绝的王朝开始了一场新的混乱……

故事出于虚构，而其中的历史细节则可以坐实，指的是唐末至五代十国那个纷乱的割据时代。

历代名画中有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画的是南唐大臣韩熙载夜夜笙歌的场景。

韩熙载原是山东的一个贵族，因后唐诛杀其父而逃到江南做官。韩熙载博学多才，年轻时即负盛名，所以深得南唐三主喜爱。但由于卷入宫中党争权斗，引起朝中权要的嫉恨，所以，官运也是起起伏伏。至后主李煜继位，南唐摇摇欲坠，宫中党争日甚，李煜有意请韩熙载为相，韩熙载为了避祸，却以声色自娱来“避国家人相之命”。李煜便派画家顾闳中潜入韩家窥探，用“心识默记”的方法画下了这幅《韩熙载夜宴图》，然后把这幅画拿给韩熙载观看，希望其能节制放荡的生活，以国事为重，谁知“熙载视之安然”，依旧我行我素。韩熙载69岁病死。送走了韩熙载，李煜的日子也不多了。

可见，《夜宴》的背景就是割据乱世的政治和人生。  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时人记序称：“甚哉，五代不仁之极也，其祸败之复，殄灭剥丧之威，亦其效耳。夫国之所以存者以有民，民之所以生者以有君。方是时，上之人以惨烈自任，刑戮相高，兵革不休，夷灭构祸，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生民膏血涂草野，骸骼暴原隰，君民相视如髦蛮草木，几何其不胥为夷也！”乱世中无论官民乃至国君，人生如朝露，连基本的生命保障都不可得。而最令后世士大夫痛心疾首的还是礼法制度和道德的崩坏，“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欧阳修之所以不满薛居正等人撰写的《旧五代史》而重修《新五代史》，正是痛感于“当此之时，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捂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的混乱局面，其着眼点在于道德重建。

自秦灭六国、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以后，中央集权这一先进的国家制度得到了普遍的价值认同，但由于小农社会基础及其自身技术条件的局限，始终未能消弭皇权大一统取向与地方分裂割据之间的冲突，权力重心不时在“内重外轻”与“外轻内重”之间摇摆。分封制是典型的“外重内轻”；集权制下，常理应是“外轻内重”。但历史的悖论亦由此而生，这种事实上的权力收缩往往会使它脱离生存的土壤，如同秦代，过分的内重外轻造成和社会的脱节，致使对地方动员能力下降，又如宋明虽已达到绝对的集权，而在面临外族时，中央权力覆没，国内再无力量抵御外敌，此类历史教训似乎均可说明政权稳定与否并不能单以“外轻内重”或“外重内轻”为畛域，中央集权对地方分治的凌替也有过犹不及的危险。事实上，在帝制时代，任何朝代成立之初都是中央的动员能力大于地方，如此统一才可能完成，但无论是技术限制还是内耗，中央的能力总是逐渐向地方倾斜，如同流水，从高处流到低处，其势不可遏制。这也正是中国历史之所谓“兴亡周期率”的内在依据。

当然，衡之唐末五代乱世，割据的起因仍在于中央威权的失落。这表明中央集权制度虽经汉唐两大帝国的经营，技术层面仍未达到全面成熟。后人将唐亡一般地归结为藩镇割据、黄巢起义等历史大事件的冲击固然不错，问题是朝代政治为何不能通过自我修复得以弥补？中央威权究竟从何失落、缘何失落又落于何处？而随之而来的割据局面如何竟得以持续五六十年之久？各种割据势力何以能长期保持平衡、相安无事，而这种状况在之后的中国历史中再不可复见？

四分五裂的五代十国肇基于盛极一时的唐王朝，无独有偶，还有此前继大汉王朝余绪(三国两晋)而起的南北朝。两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南陈的陈后主和南唐的李后主，两个亡国之君，隔代相望，形同难兄难弟。分裂割据的小朝廷对应着强大统一的汉唐盛世，前后的巨大落差，令人对荣衰咫尺的王朝宿命倍生悲凉，而对其中的历史诡秘亦充满了骇异。

关于唐王朝中央集权制度技术的缺陷，论者还有一说：“在唐以前的魏晋南北朝一直是氏族门阀的统治时期，而唐代承袭了这一体制。门阀可以抵御来自中央的统治，但对于平民出身通过科举的人来说，统治的压力直接来自门阀，中央皇权往往是他们的同盟者。门阀制度也正是在唐朝由于科举制度的兴起，而被打破。但作为转折时期科举初兴的唐朝，很显然门阀尤其是各地藩镇的实力处于绝对的优势。”追寻那个乱世的肇祸之源，我们发现“士族”与“寒族”的阶层对立和演变，的确是解析该时代的一支重要脉络。无论是藩镇割据还是黄巢起义，背后深藏的莫不是这两股势力的较量和对决。因而这也构成了本书的一个主要兴趣点。

从地域政治考量，当时的南北政治格局，北方是五代，南方是十国；北方战乱频仍、兵连乱结、民不聊生，南方则相对和平，各个诸侯国无不打出“保境安民”的旗号，社会安宁，经济、文化繁荣——而结局则是，在血与火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北方实力派(从后周柴世宗到北宋赵匡胤)，轻而易举地将富庶安宁的南方括于囊中，南方的君主们最终以一幕“垂泪对宫娥”的悲剧黯然退场。此中的历史意蕴亦给后人留下了深长的回味。

其实，那个时代也不乏有理性的统治者。“非无忠良豪杰之士竭谋殚智，以缓民之死，乃湮没而无闻矣”(《五代史·序》)。时代也造成了一代才智之士的荒废和埋没，如“夜宴”中的韩熙载，当初亦曾发出豪言：“江左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但终究籍没无闻而死。而历事四朝九帝的一代才人冯道，则被欧阳修斥为“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其实，这位“长乐老”若生逢治世，何尝不是一名尽职干练的公务员？

其实，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也有局部短暂的和平，也有血肉人生，有平民的幸福追求，也有统治者的事业打拼，其中不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真传，留给后人的并非一页空白。“可惜当时已惘然”，当事人大多困于局中，作茧自缚，不可自拔，虽有种种挣扎、奔突行状，鸿泥雪爪，渺无音讯。一切归于徒劳。割据乱世生态之下，人生无疑会有更多的痛苦和无奈。

与隋的统一南陈一样，结束五代十国乱局的方式也是通过北方对南方的平定而得以实现。所谓“否闭极而泰道升，圣人作而万物睹，指挥中原，兵不顿刃，向之滔天巨猾，摇毒煽祸以害斯人者，蹈鼎镬斧钺质之不暇，岂非人邪！”分久必合，天与人相为表里，和同于无间，统一终究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中国历史上整体的分裂割据状态自宋以后打住，这无疑得益于中央集权制度和技术的日趋完善，同时也得益于大一统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思想的结果。自欧阳修重修《新五代史》将统一的主题上升为国家和民族的道德纲常之后，那种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武人图谋，宁为鸡头、不做凤尾的小国寡君理想，均已彻底丧失了伦理道德层面的支撑。进入近现代社会，更由于工商业的崛起，现代军事技术、金融技术、信息技术的普及运用，若非政权内部的瓦解，“割据”已无存在的土壤，更无复出的几率。

于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就只是《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历史定格，以及冯小刚《夜宴》剧中古人与今人的娱乐联欢。

本书的所有细节，虽多采用文学化描述，但绝无虚构，非特别注明处，均取自于正史，即《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本)。

《治乱迷局》

前言

我们需要向读者坦承的是，本书的写作灵感来自于一部题为《动荡时代的管理》的书。它完成于1980年，作者彼得·德鲁克。

已故不久的德鲁克被称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他在这部书中深刻地指出，应对现实所制造的动荡不安，人们的做法，只能是：

“注重行动，而不是理解；注重决策，而不是分析。”

进行有效的决策，是成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的关键。然而，在当前社会转型、竞争剧烈的时代，个人及组织的发展均面临空前挑战，若是决策稍有失误，便有可能引发巨大的损失，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正是出于对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的警惕，所以，人们在疲于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危机事件的同时，总是希望找到一个正确地进行危机管理的措施。或者，用眼下时髦的说法，叫做“解决方案”。问题是，当个人或组织处于危急状态的时候，人们所寻找、实施的解决方案，往往未能经过深思熟虑、再三斟酌，因而并非是最佳选择。

甚至，纵使给出足够的时间、拥有足够的能力，在人们寻找、实施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有一个事实也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那些已经取得成功的经验，不过是在解决某个特定时间和地点出现的特定问题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但是同样的危机已经消退，新的危机将取而代之。

我们来看一则上古时代的神话故事——

黄帝与蚩尤在冀州之野决战。黄帝“使应龙蓄水”，使蚩尤干旱难熬，于是蚩尤请来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这边形势严峻，便令天女魃下凡参战，天女一到，大雨乃止，遂杀蚩尤。可是，天女为制服大风雨，已施展出浑身解数，自身反被毒化，从此变为一个秃头旱魃，不但再也上不了天，而且经常肆虐中原大地。”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管理学上的定律：人们在应对危机时，需要采取某种措施。这种措施或许看起来非常有效，但它事后很可能造成另一种始料未及的后果。而人们对此常常一无所知。

往往有一些微妙的因素在左右我们的决策，且这些小事件之影响可能会被扩散和放大，并将长期影响人类行为。更为糟糕的是，未来发生的事件无法独立于过去，“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其现在可能的选择”。这也就是所谓“路径依赖”。

“已经建立的制度总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路径依赖是不可避免的”。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所以，危机中的管理虽然已经成为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的核心问题，但是解决的办法，最重要的，并不在重新获得应对的有关技巧。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上述的论断，我们推荐阅读一部古典名著——《东周列国志》。因为，这部小说演述丁东周至秦统一六国五百五十年间的历史，它所叙述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社会变动最为急剧的大时代，大体吻合德鲁克所谓“动荡时代”的基本要件。

《东周列国志》集中反映了上古中国末期的民间知识精英对中国传统源头的认知和理解。这部著作，根据版本学者的研究，远在元代，即有一些有关“列国”故事的平话本。到明朝嘉靖、隆庆时代，余劭鱼撰辑了一部《列国志传》，到了明末，冯梦龙依据史传改编而成《新列国志》，现在流传的《东周列国志》，则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蔡元放对《新列国志》进行再改编而成的本子。

《东周列国志》是除了《三国演义》以外，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历史演义小说。且与后者“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不同，它更接近于历史，完全可以当做了解春秋战国史的入门读物，是一部非常适合的管理参考书。

社会学家提出过“权威危机”的论点，意思是说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职位所赋予的权威大有被个人领导能力的权威取代之势。而东周时代的中国，则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权威危机。自平王东迁，周室不振，天子权威不再：先是诸侯之中出现“春秋五霸”，代替周天子重建国内秩序；然后是诸侯内部，也同样权威逐渐下移。又经过卿族大夫百数十年明争暗斗，出现“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局面；于是七国争雄，游士纷出，最后一统于秦。

秦始皇应该是中国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贵族皇帝，他有着绵延千年以上的煊赫家世。然而就在秦始皇死后的第一年，“甿隶之人”陈胜就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惊天之语，从而为东周以来权威下移的动荡趋势画上了终止符。所以，最终在秦末大乱中胜出的，不是仍然拥有贵族血统的“西楚霸王”项羽，而是一个颇有些无赖气的平民刘邦。

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的内在规律。不过，很多时候，偶然爆发的细节火花，也会把历史引向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如果组织的领导人临机决断力不足，缺乏掌握时局与历史发展脉搏的能力，以及必不可少的一些运气，那么，在合纵连横与争夺权力的政治舞台及攫取利润的市场上，恐怕未必有利。  组织如此，个人亦然。美国9·11那天，世贸双塔内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明一切：在这场白日梦魇中，几乎所有曾经有机会逃离的遇难者都想不到留给自己的时间有多短。离开世贸双塔前在楼下再吸一根烟，错过或者刚好登上了电梯，决定逃上房顶还是向下走，或是在原地等待救援——偶然因素与一时闪念决定了谁能生存。

“天有不测风云”，历史的轨迹有时就因为一粒微尘而扭曲。所以，身处竞争时代，无论个人还是组织，都免不了需要应付来自各个方面的危机。而其中最大的挑战，与其说跟组织的战略或管理结构有关，不如说跟人类的本性和我们对变化的本能反应有关。

原因在于，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虽然这个社会的外部环境似乎在以光的速度变化，但是人——结合成各种组织的人——长久以来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对在竞争时代进行管理而言，最棘手的还是人的问题。

出于上述的这些认识，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试图展示春秋战国这段历史中的两个关键词：实用主义、欲望。

第一个关键同是实用主义。变化造就了赢家和输家，而人的本能是不想输。所以，人们几乎总是在抵制变化。即便其中有一些聪明人，他们认识到应该去适应，但变化的旋涡转得太快了，根本来不及理清楚，因此，仿佛出于本能地，他们就要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去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或自己所在组织的利益。

春秋战国，思潮激荡。为了应对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乱象，诸子百家纷纷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比如儒家提出的各种道德规范和治国原則都十分具体，针对陸极强，旨在劝导统治者躬履践行，绝非不着边际的坐而论道或谋求空灵玄妙的原理构造。即便是以潜隐退守而称的道家学说，其奉意也在于面对残酷的现实，企图深入人的心灵，寻找一条摆脱精神危机的人类自我救赎道路。无论孔子的“仁政”，孟子的“王道”，还是墨子的“兼爱”，以及老子的“无为”，韩非子的“法术势”，等等，在他们闪光的名字和高明的主张背后，无不贯穿着一条共同的线索，即基于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召的现实主义价值取向。

然而，在那个礼崩乐坏、秩序陵替、一切凭武力说话的时代，学人士子的匡时救世之道，到了统治者手里，“现实主义”一律被改造成了“实用主义”。一切以实用价值来评判事物，指导行动，“有用即真理”。落实到各种社会政治危机应对，统治者更是本能地倒向“机会主义”，各取所需，因时作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将学人创新理论内在的理想主义色彩泯灭一空。

而统治者的这种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反过来又影响并引导着当时知识阶层(“士”)的行为思想，进而主导了全社会包括下层被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遂使整体性的实用主义价值观构成传统文化的一大流变。

这种实用主义当然有别于后世导源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但在“注重行动和效用”这一点上仍有相通之处，其适应时代，尤其是危机应对和管理的积极意义自不可否定。

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统治者过于狭窄的功利目标，这种实用主义终究未能表现出超越的精神维度，反而更多地渗透着自私、排异的特质，对后世的消极影响更不容低估。

第二个关键词是欲望。能否成功控制和合理宣泄自身(对权位、财富、美色的)欲望，是人们在适应变化时必须予以足够重视的又一核心问题。欲望的滋生与泛滥，往往就意味着毀灭。在春秋战国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列国诸侯为着满足一己之私欲而弑君弒父、而骨肉相残、而作奸犯科、而不得保社稷、而亡国者，比比皆是。这无数个性人物和千奇百怪的故事，正给我们以最好的反面教材。

当然，“心里时刻惦记着自己的欲望，总是急切地抓住一切能使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增长的机会”一这并非少数大人物独有的心理状态。但关键是懂得控制。不受控制的欲望，或者无节制地发泄的欲望，那是最可怕的。

对欲望永无止境的追逐，往往使人们做出了诸多违背常态的行为。请读者看完《东周列国志》和本书，便可大略窥知其间的因果。

《天下财利》

序

有人做过一个粗浅的统计，到1911年帝制时代结束以前，在中国的土地上，曾先后存在过数千个独立的政权组织，每个组织都面临生存、拓展等问题。因此，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组织管理的历史，同时也是理财的历史：如何整治财力供应系统，如何规划、调度社会资源，如何建设一套行之有效而又为财力支持所容许的组织制度，便成了历代政治领袖与财政问题专家不得不随时予以关注的话题。

其实，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更多的企图是从中琢磨出一些规律性的现象，为当今时代应对各种性质的组织管理——无论是政府治理层面，或是企业微观管理层面——提供挂一漏万式的参考。

存在于传统中国帝制时代的各种组织结构，其真实生存状况是很艰难的。这与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危机型社会不无关系。所谓危机型社会，主要是指来自内部、外部的威胁，始终悬在本土政权的头顶之上。而传统中国帝制时代的周期性循环发展，也正是在危机下引发的“自爆”，释放因治理不当而蓄积的毀灭性能量。

由此可以看出帝国治理的重要性。而财政问题在其中尤为关键，任何试图解决财政问题的变革，稍一不慎，就会触发全局崩溃——这恰恰应对了“一切社会危机都是由财政危机引起”的观点。财力的汲取模式，财力的汲取速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组织是否能健康发展。

回顾传统中国历史，理财危机虽然大部分都发生在政治组织之中，但对当今社会大量的商业组织也不无启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面对分散的社会资本，当今有不少企业表现出与自身实力不相匹配的过度汲取偏好，并走上资本泡沫化管理。如“融资”，时有“资金链过长”、“债务比例过高”而引发理财危机的事件见诸报端。这事实上就是一种对财力的竭泽而渔，与传统帝制时代威权政府对民间财富的竭泽而渔无本质区别——当然，前者需自己承担后果，所引发的系统崩溃，无关大局，充其量为业内人士提供一个小小谈资而已；而后者，则事关全体，依靠威权的政治保障，虽然有可能暂时压制风险，但风险是可以累积的，一旦权力难以控制风险时，也就意味着新一轮社会重组开始了。

在传统中国历史上，最具有核心价值的财政问题专家只有两人：一为管仲，一为黄宗羲。

前者高居庙堂之上，针对时代使命，提出“利出一孔”的财力汲取模式，并在后世历朝历代的实践中被奉为圭臬；后者，则在明末社会危机总爆发后沦落底层，对上述模式发布了集民族、社会、个人惨痛经历为一体的反思。

至于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甚至王莽，他们固然因为其主导的经济变法而名扬千古——或被反对派诅咒，被清流人士抨击——但他们基本上都还只是停留在管仲构思的制度模式之中，从制度建设意义上看，不如黄宗羲的反思更有意义，尽管上述理财专家的具体实践都有一些巧妙的技术设计。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地对“利出一孔”进行否定。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政治使命，尤其在早期帝国，“利出一孔”无疑能增强组织的资源调度能力，以应变各种可能的危机。但随着社会管理的日趋复杂，尤其是应对着工商阶层的兴起，因“利出一孔”而起的一系列问题，更值得关注。

希望本书能为各界人士提供一个对理财问题的宏观视野。

《垄断传奇》

  “四大奇书”与中国传统(代序)

传统中国(指西方文化尚未大面积传人以前的中国)有两种传统，一种是官方传统，一种是民间传统。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一个传统，各自表述。官方传统又叫大传统，以经书、史籍等为主要的表达形式，民间传统又叫小传统，以小说、戏剧等为主要的表达形式。

宋、明是中国传统臻至成熟、登峰造极之时，宋代有《资治通鉴》，对官方传统做了梳理；明代有“四大奇书”，对民间传统做了总结。

“四大奇书”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四部长篇小说是也。这四部大书中，前三部都属于世代累积型的著作，早期有一个作家群，进行了有关故事的前期创作，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框架，后来，经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等人编订、再创作，就完成了整部大书。《金瓶梅》则是道前人所未有的经历，但这生活却与前人、与传统密切关联——全书取《水浒传》一章敷衍出百回，也足可证明。

“四大奇书”何以称“奇”？有褒贬不同的两种解释：在官方传统中，所谓“奇”者，奇技淫巧之“奇”也，含有贬义——太史公司马迁“好奇”，就招来后世的正统史家非议，而褒之者则认为，这四部书或在内容上、或在艺术上堪称新奇，具有伟大的创造性的成就，称为“四大奇书”，这是做出肯定的意思。

“四大奇书”之称，还与明代特别是晚明的市民文化勃兴、儒家经典遭到怀疑的社会现实相关联。儒家经典代表官方传统，市民文化代表民间传统，勃兴中的民间传统，这时正要求确立自身的经典，要求对社会精神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

在“四大奇书”中，《三国演义》是最先问世的，其开篇即为此前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作一浓缩，读者可能都记得：

“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

——寥寥数语，正是史家惯例。作者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部“奇书”就是要像官方史书那样，为读者阐明社会历史的恒常法则。

《三国演义》一下笔即倾向模拟历史，《水浒传》和《金瓶梅》也是如此(这一方面可以说明官方传统之非常强大，另一方面也可见官方传统与民间传统恰是对同一传统的各自表述)。虽然这后两部作品更多虚构、更多细节，但在开篇也同样叙述一段史实，以便引起下文。《西游记》也是半神半史。这一切无不暗示我们：小说不过是历史的复制而已。

中国传统历来也默认，在修史和虚构之间互有相通之处。因此，“四大奇书”乃是中国民间传统的集大成之作，是草根阶层书写的、或为草根阶层写就的传统中国的一部通史。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四大奇书”之称有可能是书商的一种营销手段。书商通过炒作这一种“奇书”的概念，来赚取销售利润。因为据考证说，“四大奇书”的说法是冯梦龙首先提出来的，而冯正是当时一位畅销书作家和出版商，著名的短篇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即出自他手。

不过，就算我们承认“四大奇书”乃是源于书商炒作，但这一称谓能够沿用至今，也表明它的命名确实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意义。几百年来，“四大奇书”深得中国人的喜爱、推崇，就在于它是从民间传统的角度出发，以草根阶层喜闻乐见的形式，以无数耐人百般寻味的细节，非常艺术地总结了先民数千年来生存、发展的智慧，以及中国式竞争的意蕴。

好书不厌百回读、千回读。我们正是通过仔细阅读，因而从“四大奇书”一个一个或隐或显的细节之处，发现了解读中国传统的一种思路。本书结合正史资料(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试图为读者对上述“四大奇书”一一解析。

《割据生态》

尾声：夜宴

很多年前，韩熙载离开北方，最要好的朋友李穀前来送行。

面对着天空星光点点，他们躺在江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乱世应该要结束了。”

“谁会是这个时代的终结者？”

“我去了南方，一定要做上南方大国的宰相。率领军队北伐，统一天下。”

“呵呵，你吹牛吧？我也一定会成为北方大国的宰相，率领大军南下，取天下如囊中取物。”

很多年之后，李穀成为柴荣的宰相，全力谋划针对南唐的淮南一战，南唐惨败。

而韩熙载此时，正在南唐的官僚体系中苦苦挣扎，同时也在南唐的富庶生活中翻腾。他得罪了李璟的权臣宋齐丘、冯延巳，在贬谪的途中奔波。

李煜倒是很想起用他。但李煜更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试探他。

(李煜)尝以熙载尽忠，能直言，欲用为相。而熙载后房妓妾数十人，多出外舍私侍宾客，煜以此难之，左授熙载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载尽斥诸妓，单车上道，煜喜留之，复其位。已而诸妓稍稍复还，煜曰：“吾无如之何矣！”是岁，熙载卒，煜叹曰：“吾终不得熙载为相也。”(《新五代史·卷六十二》)

李煜派去的画家，精彩记录了韩熙载的私密空间：似乎对享受充满欲望，然而眼角之间却流露对权力的憔悴神情。

这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秩序将重新建立起来，而有一些细节，它们未来的发展走向，此时谁也说不出来。

《天下财利》

尾声

大清帝国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关注过顾、黄二人的存在——唯一的一次，是在修明史时，帝国向两位不合作者发出了邀请：前者干脆地拒绝了，而后者则派了自己的儿子和学生参与——或许是出于打入“敌人”内部，影响并改变撰史者价值观的考虑，与政治上的妥协无关。两人实际上已远离政治，只是关注着自己的理想事业：依照黄宗羲的说法就是，“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

黄宗羲死，年八十五，葬礼依其生前所嘱，遗体就穴而葬，不用棺木，不立墓碑，只望速朽。在清帝国近三百年时间里，知识界也没有多少人关注他们的存在——比较起王夫之，顾、黄二人，更显寂寞。王夫之身后的遭遇非常古怪：这位把自己定位于坚定的民族主义斗士的学者，有着极其强烈的夷夏之辨的观念，但在其死后过了一百多年，却受到了被他坚决反对的帝国政要们的热忱欢迎：先是洪亮吉、陶澍等人的追捧，后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籍士人的推崇，多少年都是禁书的《王船山遗集》，竟在帝国晚期成为畅销书。

这些细节，与晚清开始的政治经济变局有多大关联，已不在本书的探讨范围之内。而晚清的经济模式选择，又回到了我们曾经关注过的那种制度安排：攘外与安内，内、外政策如何衔接、如何平衡？

历史的大书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古老的帝国带着沉重的喘息终于步入现代化的轨道。而由管仲到盐铁论到黄宗羲串联起的帝国财经治理线索，仍然是丝丝入扣，不绝如缕，其间发生过的一场场论战，如夏日远方地平线滚过的隐隐雷声，仍在现时代留下了绵绵的余响。

《垄断传奇》

结语：中国通史的民间版本

中国传统发展到明代，特别是晚明，就进入了一个烂熟期。社会上最有一种总结的风尚，门门学问，种种事业，都竞相要集大成。他们出的书，也一部比一部厚，一部比一部大。前人已经有的，他们毫不犹豫地全部拿来，加以改头换面——有时甚至连这步工作都懒得做——整本整套地重新印出来，前人还只是形成了一点轮廓的，他们也丝毫没有迟疑。立即着手编纂，或填充，或补齐，前人没有经历过的生活，他们无所顾忌、大胆地写下来，变成书。

无疑，由于学风轻浮，由于心态匆忙，明人制造的文化产品，有大量是极其粗糙的。然而，也正是、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被后世奉为经典的这“四大奇书’才得以横空出世。

“四大奇书”中，《三国演义》讲述的是在不完全竞争与前后垄断市场之间的两段，是政治史。后三部“奇书”，则讲述了完全垄断情形下的传统，且各有分工，《水浒传》是社会史，《西游记》是制度史，《金瓶梅》是经济史，分别以三种市场中人——挑战者、垄断者和利用者——为重点作了剖析。

当然，我们在本书中的具体论述也有所侧重。对《三国》，我们是考察了魏、蜀、吴三国寡头的竞争战略，以及各自对所拥有资源的配置与整合。

对《水浒传》，我们着重指出，在完全垄断之下，作为挑战者，只能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保持小规模，分一杯羹即可；二是彻底做大，取垄断者而代之。这里没有第三条路，梁山泊的悲剧，恰就是因为领导者宋江首鼠两端。我们认为，保持小规模也是经营之道。

《西游记》是四部奇书中比较特别的一部，我们也将之视作史书，一部传统中国的制度史。为什么妖魔都要吃唐僧肉而神仙却不想吃？这是由传统中国的社会分配制度决定的。为什么二郎神神通广大却不让他驻守在天宫？因为他是外戚，尤在防范之首。为什么孙悟空有紧箍咒约束，而唐僧使用紧箍咒却没有任何约束，用错了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可见政治制度的不民主。

作者吴承恩以诙谐的笔调，不经意之间就为读者讲解了传统中国的结构、框架和构成因子。因此，我们在具体解读《西游记》时也完全宕开了笔墨，比照现代管理学上的群体理论，对取经团队的西天之行作了一番剖析。

虽然总的说来，垄断者的改制效率并不很高，但由于他积累了千余年的丰富经验，在具体技术方面的确有着颇多可取之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西游记》定型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这两朝皇帝几十年不理朝政而朝政并不紊乱，说明垄断者的制度体系已经极为完善，完善到不要皇帝、统治机器也能照常运转的程度(据黄仁宇在其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中指出，最早察觉到这一点的正是皇帝本人)。

关于《金瓶梅》，毛泽东曾经如此评价：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又说：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我们就在这一论述的基础上，对西门集团的利益相关者群体进行了一番勾勒，在西门庆迅猛兴起，尔后又迅速败亡的过程中，他们的作用最为关键。

《金瓶梅》面世之时，是明朝崇祯年间，传统中国的传统已熟到发烂，但烂处也开始有新鲜组织在成长。所以，作者在暴露、谴责主人公西门庆时，甚至禁不住对他流露了一丝欣羡之意。似乎作者隐约感觉到，传统中已经具备一些新的成分。  “四大奇书”以《金瓶梅》压卷，真是再贴切不过。如果不是因为一些偶然的事件，导致历史轨迹发生改变，明朝之后，或许不会又一次重演《三国演义》描述过的历史阶段。可惜，可叹(不过，这些已经不在我们这本书的论述范围了)。

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应该是把握住了“四大奇书”内在的逻辑。虽不敢说完全发前人所未发，但也是自出机杼，融入了许多独特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