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那美韶华去之何迅!再休提绣帐鸳衾。只这戴珠冠，披凤袄，也抵不了无常性命。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须要阴骘积儿孙。气昂昂头戴簪缨，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威赫爵爵禄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问古来将相可还存?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只有用研究文学的眼光，深入《红楼梦》文本，才能对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正确的解读。本书是“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之一，书中分五卷：竹篱茅舍自甘心、如冰水好空相妒、桃李蜂蝶漫疑猜、枉与他人作笑谈、曲终人散有谁留，名家图说李纨的性格、思想、个人形象等等。

卷一 竹篱茅舍自甘心

李纨与秦可卿

“如冰水好空相妒”

——论李纨

向初期民主主义者前进的封建节妇：李纨

——评品学兼优、重视“历练”的贾兰

卷二 如冰水好空相妒

桃李春风结子完

——李纨之“纨”

诗与梅：李纨的精神向度

论李纨妙玉的生存困境

卷三 桃李蜂蝶漫疑猜

“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

——李纨

李纨性格的另一面

“形固有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红楼梦》中李纨形象新论

漫说李纨

深埋于心理底层的情愫

——论李纨评价的一个盲点

李纨的期待

李纨之妒心议

卷四 枉与他人作笑谈

李纨的命运和地位

形似神异同为薄命

——李纨与尤氏论略

李纨三题

“自甘心”与“作笑谈”

——论李纨的形象兼及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一些问题

李纨形象面面观

虚空的言说者

——李纨悲剧形象内涵探析

李纨形象艺术性新探

卷五 曲终人散有谁留

元春之死与李纨母子之死

——兼议贾府的回光返照

论李纨判词之谜

人物布局中的李纨及刘姥姥

清雅的寡妇：李纨

如果说贾府的“败家的根本”是由于“擅风情，秉月貌”的“秦”(情)，而把那一大堆“须眉浊物反而放松了，那就有失公允”。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作者所说秦可卿的“风情”‘‘月貌”，按其性质绝不能与宝玉黛玉的恋爱相比，而秦氏之“淫丧”更与司棋与潘又安的壮烈殉情有天渊之别。因此作者颂扬宝、黛与司棋、潘又安，而贬斥秦可卿，这是读者同意的。

作者为什么又要把明明活在人间的秦可卿拉到天上去呢?恐怕除了故意要含糊暖昧地谴责秦可卿对宝玉的诱惑之外，也找不出什么具体理由。书中记载：宝玉随着贾母到宁府赏梅，想睡中觉，秦氏对贾母说曾为宝玉收拾下屋子的。但宝玉对于那间屋子不满意，秦氏便只得领他到自己屋里去；当时有一个老嬷嬷曾略表示一点异议：“那里有个叔叔往侄儿媳妇房里睡觉的礼呢?”那秦氏笑道：“不怕他恼。他能多大了，就忌讳这些个?”是的，宝玉比起可卿的弟弟秦钟还要生得矮些，当时宝玉确乎还是一个孩子。宝玉到了她房间里以后——

……宝玉含笑道：“这里好!这里好!”秦氏笑道：“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说着，亲自展开了西施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于是众奶姆伏侍宝玉卧好了，款款散去，只留下袭人、晴雯、麝月、秋纹四个丫鬟为伴。秦氏便叫小丫鬟们好生在檐下看猫儿打架。那宝玉才合上眼，便恍恍惚惚的睡去，犹似秦氏在前，悠悠荡荡，跟着秦氏到了一处。但见朱栏玉砌，绿树清溪……(见第5回)

于是宝玉就“神游太虚境”。宝玉这秦氏房中一梦，除了警幻仙给他看了“金陵十二钗”正副册，使他听了“曲演红楼梦”，又给他讲了一套什么“情”与“淫”的理论，这些，我们都看作是这部大书的序幕之一以外，作者又叫警幻仙把她的妹妹“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者”和宝玉立刻成亲。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暴露出宝玉一生的性关系真正的开始，不是什么丫鬟花袭人，而是侄媳妇秦可卿。又为了指出宝玉从此才一步一步地堕入性爱关系的“万丈迷津”，除非“木居士掌柁，灰侍者撑篙”，就无法超度。宝玉和秦可卿有这样的特殊关系，所以当他一听到秦氏死讯之时，就“急火攻心，哇的一声，吐了一大口血”。可是到了后来宝玉年龄逐渐成长，而且获得了与黛玉的真正恋爱之后，自己就必然要否定和憎厌童年时代那种意外的遭遇吧?于是作者给这少妇一个名字，叫做“情可轻”。

作者把贾府将要“乐极生悲”、“树倒猢狲散”的预兆，委托死后的秦可卿向王熙凤托梦，提出警告，又提出“能于荣时筹划下将来衰时的世业”，具体建议多置祭田，既可供祭祀与家塾之用，又可免族人争竞或典卖，而且即使败家，也不致抄没入官，“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这自然可以说是封建荣华时代预筹一个贵族家庭骤然败落后维持子孙生计的好办法，很可能是作者自己遭遇抄家没落后的经验总结吧!至于“树倒猢狲散”这一句“不祥之谶”，也许真是秦可卿尚在生时就曾说过，于是引起脂砚斋的回忆，批上“言犹在耳”，“哀哉伤哉”。在统治阶级中存在着个别的有没落预感的人，如探春或如秦可卿，是可能的。问题在于秦可卿眼中的“脂粉队里英雄”的王熙凤，并不能执行她的建议，正说明这些大家族之必然败亡之无可挽救。

一般说来，旧时代的读者对《红楼梦》也是重视宝玉黛玉的恋爱悲剧而蔑视秦可卿与宝玉的关系。今天的读者，对于通过秦可卿这一人物，反映贾府的豪奢淫乱，认为是有可取之处的。但无论在人间或在天上，并没有做过好事的秦可卿，作者竟给她一个名字，叫做“兼美”，而且说她“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读《红楼梦》的人谁能相信秦可卿“兼”黛玉与宝钗之“美”呢?黛玉与宝钗是两种不同的形象、不同的性格，代表着当时社会两种不同的力量，本是作者杰出的人物创造，怎么能轻易使一个低级人物“兼”而有之?这与作者自己创造主要人物的根本思想多么矛盾!

其次，作者极其成功地写出宝玉与黛玉的恋爱是在于人生道路的一致，他们的恋爱不容于封建统治而遭到失败。黛玉惨死，宝玉出家，这样的反抗精神，成为《红楼梦》恋爱悲剧故事的主题思想。可是在这里，作者偏要把宝玉一生陷于恋爱的苦恼——所谓“万丈迷津”的原因，全由于秦可卿给了他最初的启发诱导。而对于恋爱的悲剧，又只能全靠槁木死灰的心情才能摆脱，这与作者自己在全书中那样歌颂争取恋爱自由，不是太矛盾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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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在红学界曾围绕着“什么是红学”展开了一场讨论，今天许多读者可能感到很奇怪，怎么连“什么是红学”这样的问题还需要讨论么?的确需要讨论，如果你对《红楼梦》研究特别是红学史有一些了解，你就会知道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当年的论争是由周汝昌先生发表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上的一篇文章引起的，周汝昌先生在这篇题目是《什么是红学》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的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的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是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

那么在周汝昌先生看来什么才是红学呢?他认为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80回以后的情节(探佚)、研究脂砚斋，“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石头记探佚》序)。他在《红学辨义》一文中说的更直截了当，他说：“红学的真正的‘本体’是什么?是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说法讲，就是‘本事’。”“讨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由此看来，在周汝昌先生那里，不仅研究《红楼梦》文本的思想艺术够不上红学，就是版本研究、脂评研究等也未必够得上红学，至少算不上红学的“正宗”，只有讨寻((红楼梦》的“本事”才是红学的“本义…正宗”。

首先对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应必诚教授，他在《文艺报》1984年第3期上发表了《也谈什么是红学》的文章，明确指出：“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随后赵齐平先生也在《文艺报》1984年第8期上发表了《我看红学》一文，进一步对周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红学，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不一定’是甲骨学，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不一定’是敦煌学，尽管甲骨文、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殷墟甲骨卜辞、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赵齐平还认为《红楼梦》研究不以作品的本身为主，而是“不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或者说不断扩大包围圈”，倒是涉及“红学向何处去”的值得忧虑的问题。

这场讨论当时参与的人并不多，但影响比较大。今天我之所以又提起二十多年前这一段往事，是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当年讨论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的《红楼梦》研究中仍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场讨论不是简单地解释“红学”这个词的定义，而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看《红楼梦》、如何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的、红学的本体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关系到红学的方向、红学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

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红学竟不包括研究《红楼梦》本身，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毫无疑问，红学作为一门学问，不能缺少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不能缺少对脂评的研究等等。自新红学产生以来，在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及家世、脂评、版本的考证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没有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对《红楼梦》有更深入的认识。然而研究作者、家世、脂评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这部小说吗?如果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我们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干什么?脂砚斋如果不是评批《红楼梦》，我们研究脂砚斋干什么?红学的主体毫无疑问是研究《红楼梦》文本本身。我们研究《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家世，包括与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的脂砚斋及其评语等，正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这才是《红楼梦》研究的根本目的。

周汝昌先生认为红学真正的“本体”，就是为了“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周先生到底认为《红楼梦》是“小说”还是“写的谁家的事”?如果认为《红楼梦》是小说，那么小说是文学创作，是需要虚构的，“谁家的事”只能是小说的素材或素材之一。如果说《红楼梦》就是“写的谁家的事”，那么它就不是小说，而是“自传”或是“谁家的事”的实录。其实周先生是始终主张“自传说”的，所谓“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的说法，不过是他坚持“自传说”的另一种表述。“自传说”是胡适提出的，胡适在红学的发展历程中，有过重要的贡献，他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这是不可否认。但他的“自传说”却是错误的。周汝昌先生则是把“自传说”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他的“新自叙说”。不过胡适的“自传说”与周汝昌的“新自叙说”是有所区别的，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胡适是“小心”地考证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史料，而周汝昌先生则是“虚构”曹家的史料，胡适是依据实实在在的曹家史料力图证明他的自传说，而周汝昌则是借助于索隐猜谜甚至编造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新自传说。正如应必诚教授在《周汝昌先生“新自叙说”反思》一文中深刻地指出的：“按‘新自叙说’的理解，就是要探索‘假’所掩盖的‘真事’，他们所谓的‘真事’，就是依据虚构的‘北京曹家复兴’和‘月喻太子’去改写曹雪芹家族的历史，并到(《红楼梦》中去一一坐实。”《《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3辑)又说：“我们读周汝昌先生的著作文章，碰到用索隐的方法去解释和论证《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因其牵强附会，常常感到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新红学派发展到‘新自叙说’的特点。红学的索隐猜谜的方法已经成为‘新自叙说’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新自叙说’已经离不开红学索隐方法的支撑”。联想到这些年来《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奇谈怪论，从“太极红楼”到刘心武的?秦学”，无不是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受到他的影响，这是需要人们认真深思的问题。在周汝昌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刘心武的“秦学”把一部伟大的《《红楼梦》解读成低俗不堪的“宫闱秘事”，这样的“讨寻”《红楼梦》“本事”，简直是对《红楼梦》的玷污，这样的红学“正宗”，对广大读者认识《红楼梦》有害无益。

红学的历史和学术的实践早已证明，索隐派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自传说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新自叙说同样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只有用研究文学的眼光，深入《红楼梦》文本，才能对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正确的解读。解读《红楼梦》的主要依据是文本本身，我们不能脱离文本的内容去解读《红楼梦》。当然，这不等于说作者研究、家世研究、版本研究、脂批研究不重要。

文化艺术出版社这些年来，出版了不少研究《红楼梦》的好书，如“名家解读《红楼梦》”系列丛书，先后出版了冯其庸、李希凡、周绍良、周策纵、蔡义江、刘世德、林冠夫、胡文彬、吕启祥、邓云乡、白盾、周思源等红学家的论文集，据我所知文化艺术出版社还将陆续出版更多的红学家的著作，这次又推出“名家图说红楼人物”丛书。这些红学的书是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因为它对人们正确地研究和阅读《红楼梦》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