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介绍了中国一代名臣曾国藩在为官生活上的大智大慧。全书共分十部分：大智高远、修身养性、立德为宦、跻身官场、治人治己、经法有度、败不弃志、得志不衰、治国安邦、名在“二不朽”。书本语言通俗，内容丰富且深刻，能够为广大读者提供成功的为人处事经验参考。

中国人经世致用顶级大智慧。中兴名臣，名扬三不朽。建功立业，扶大厦将倾。功成身退，居高位不让。一个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之间，可作为分水岭的人物。

第一部分 大智高远

匡时救世

心忧天下

矢志不渝

立志心得

贵在自强

维护大统

第二部分 修身养性

日必三省

修身明理

勤学补庸

内圣为法

治心有术

廉洁自持

克己自励

垂范圣哲

第三部分 立德为宦

家传大德

宦海明理

德业广进

重臣求通

教诲手足

躬亲示范

戒骄除傲

耕读传家

第四部分 跻身官场

青云直上

择友为先

自谦自抑

宽恕得人

善察明辨

心诚为上

驾驭为术

提携后进

第五部分 治人治己

厕身修行

统观全局

用智治人

得势冷静

巧妙应对

第六部分 经法有度

恪守仁礼

争取民心

以礼行事

活用礼法

欲在经法

洞察时势

第七部分 败不弃志

百炼成钢

以忍为经

和血吞齿

屈心抑志

坚忍不拔

去伪存拙

拙诚行事

第八部分 得志不衰

公而忘私

居官之败

时刻力行

削兵自保

福禄同享

国难己难

第九部分 治国安邦

直言谏上

以民为重

澄清吏治

有法必依

厚饷练兵

乱世重典

第十部分 名在“二不朽”

读书有道

重行讷言

鼎之轻重

家书传世

大功遂定

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授为江西省乡试正考官，奏准回籍探亲。当他走到安徽太湖县的小池驿时，忽接母亲江氏去世的讣闻，遂调转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回原籍奔丧。

曾国藩一到湖南，满耳听的是太平军节节北上，清军抵挡不住，形势如何紧迫的风。实际上在曾国藩逆长江行至汉阳时，湖北巡抚常大淳便告诉他：长沙已被“粤匪围困”，只得由水路改走旱路，经湘阴、宁乡而达湘乡。

回家奔丧，本该好好祭悼生他养他，一别十几年，临终又未得见上一面的慈母。但是，这些却被太平军北进的消息冲淡了，长沙之围虽解，但太平军是主动撤围，意在加快北上的速度。不久便攻克岳州，攻占汉阳、武昌，太平军所到之处，清军无不一触即溃，闻风而逃。

清军不是太平军的对手，清政府派往前线的统帅也非死即逃，再无人能领导抗敌了。当赛尚阿被降级处分，向荣、乌兰泰被革职留用，太平军围长沙，下岳州，克武昌，攻湖南之时，曾国藩突然接到了朝廷命他留籍襄办团练事务的谕令。

咸丰皇帝让曾国藩留乡办团练既有一般性又有他特殊的背景。

此时，太平军势力浩大，清军无力对抗，清政府下令地方官举办团练，尤其任命回籍的官员为团练大臣，利用人地两熟，在地方大有号召力的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仅仅1853年3月到4月，就先后任命四十五人为团练大臣，仅山东一省就有十三人，曾国藩也是在这时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的。但是，曾国藩的被任命，有他不同一般的个人背景：在他回籍奔丧的路途中，早年的朋友和老师唐鉴向咸丰皇帝荐举了他。

唐鉴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致仕，告老还乡，到江宁主讲金陵书院，名震江南。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咸丰帝召他人京，连连召见，垂问军国大计。唐鉴向咸丰帝举荐曾国藩，请皇上任命他为湖南团练大臣，授给他便宜行事之权。并且详细地向皇上讲述了曾国藩的出身、学问、为人、才干，说“曾涤生才堪大用，为忠诚谋国之臣”。他还以自己的一生名望做担保，请咸丰帝坚信曾国藩将来必成大事。

曾国藩于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53年1月8日)先接到帮办湖南团练的命令，当时热孝在身，虽接命令，并无立即出山之意。但是形势的发展，即越来越令曾国藩感到决断去从之难，大有骑虎难下之势。

此时，太平军在湖南的节节胜利，激起湖南地方官吏和地主、士人保护乡邦的激情，同时又有几股力量冲击着曾国藩。

即使是与他相处多年的湖南老乡老友都劝他应积极创办武装力量，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如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才之一江忠源，早在道光末年，湖南农民反抗运动兴起，他就主动举办团练，与起义力量相对抗。道光二十七年(1837年)湖南雷再浩起义，他又亲自组织乡勇对抗起义军，并战而胜之，以知县用。太平军起义，赛尚阿为统帅时，咸丰帝下旨命江忠源从军，江令其弟江忠浚募故乡兵勇五百人前来，号楚勇。此后一直与太平军作战，参加了桂林、永安、全州、道州、桂阳、郴州、长沙诸战役，屡立战功，他所率楚勇作战较清军勇猛十倍，是地方练勇参加正规战役的先导和表率。听说曾国藩回籍办团练，他多次来信，坚决支持。

罗泽南亦是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物，直至这次回家奔丧，二人才得见面。此时罗借着举人身份和乡村教师的地位，培植忠于清政府、仇恨农民起义的力量，其弟子中如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刘腾鸿、杨昌浚等，后来都是湘军的勇将。曾国藩回籍后，罗泽南正举办团练，感念曾国藩对他的知遇之恩，极力怂恿曾国藩出山领导地方团练。湖南地方官也力请曾国藩出山。

当太平军围攻长沙之前，云南巡抚张亮基授调湖南巡抚，赶赴长沙抗拒太平军。当时身为举人、做乡村教师的左宗棠投军做张亮基的幕僚，左向张推荐了曾国藩，请曾国藩出山协助镇压太平军。张亮基一边上奏要求皇帝下旨令曾国藩出山，一边给曾国藩写信，请求他出来相助。

但是曾国藩仍然有所顾虑。这时，母亲的灵柩尚未安葬，如此时出山，有违丁忧离职守制大礼。自己满口满纸讲孝道，如若违制，别人会耻笑。再则自己为一文员，不懂兵法，如今投身战场，须有打仗的真本事，肯定会有巨大磨难，甚或办理不善，连官职性命都保不住。还有，他深虑官场腐败。要办一事，处处荆棘，率兵打仗，要人、要枪、要饷，必然要同上下各级官员发生纠葛，办起来一定很难。

想到这里，他一边写信拒绝了张亮基的邀请；一边具折，让张亮基代发，辞谢皇帝的命令，请求在籍守制三年。

恰在此时，传来太平军攻克武汉，又有反攻湖南的消息。张亮基又命郭嵩焘连夜赶至曾家，劝说曾国藩出山。

郭嵩焘与曾国藩是至交，虽然几年不见了，书信从来不断。他与曾国藩一样是翰林出身，也因丁忧回籍守制，太平军攻湖南，主动至张亮基处出谋划策，也是他主动到曾国藩家游说其出山的。

郭嵩焘来到曾家，在曾国藩弟兄的陪同下，祭奠了家母，之后当着曾国藩兄弟的面剖陈了利害，敦请曾国藩出山。

郭嵩焘告诉曾国藩兄弟，自唐鉴推举曾国藩之后，皇帝又征询了内阁学士肃顺及老恭亲王的意见。二人都竭力保举，说曾国藩是林则徐、陶澍之类的报国忠臣，如今洪、杨造反，非得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

曾国藩在朝中与恭亲王、肃顺都有接触，认为二人各有优长，都是皇族中拔尖的人物。现在，有恭亲王、肃顺在朝中支持，不怕地方的事办不好。曾国藩怕消息不准，郭嵩焘遂取出好友周寿昌的亲笔信，周是长沙人，翰林出身，当时为侍讲学士，是京官中闻名的百事通、“包打听”，他的消息既快又准，绝对无误。

郭嵩焘又为他分析：“长毛”绝不能成功，其致命之处是崇拜天帝，迷信《新约》，而以中国数千年的儒教为敌，所到之处毁学吕、砸孔庙、杀儒士，文人学士无一不切齿恨之。连乡村愚民、走卒贩夫也不容其毁关庙、焚庙宇。我辈出以卫道争民心，正可以应天命、顺人心、灭洪杨而振国威，正可一展宏图，乃天赐大好时机，不可错过。这样，郭嵩焘就消除了曾国藩在出不出山的当口所顾虑犹豫的问题。郭嵩焘又向曾国藩介绍湖南巡抚张亮基的殷切相盼及张的爱惜贤才、与人为善及左宗棠的大才可用等情况。

郭嵩焘的一席话打消了曾国藩的重重疑虑，决定应命出山。但又怕在守制时出山，被人讥笑。郭嵩焘说，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计，皇帝下令让回籍的官员就地举办团练，已有多人在居丧时期出山办团练。如若认为尚有不便，可以郭嵩焘出面请曾父出来催促，可上应皇命，下应父命，名正言顺。

曾麟书此时正是湘县的挂名团总，当郭嵩焘陈说让曾国藩应命出山之后，立即表示赞同，面谕儿子移孝作忠，为朝廷效力。

第二天，太平军攻陷湖北省城。咸丰又急旨催促曾国藩等人组织团练，奔往前线，抵抗太平军。曾国藩安排了家中之事，四个弟弟都要随哥哥离家参战，曾国藩只答应带曾国葆一人离家，叮嘱曾国荃、曾国华先在家守孝，等待时机。于是，再祭母灵，求母亲谅他难尽孝道，“墨经出山”，尽忠国家。

所以说，一个人要想干一件事特别是干大事，光凭一个人之勇和一个人之智是根本不行的，必须要善于集众人力量于一身，方能成事。从这里我们要明白“朋友”二字的含义，这对我们也是有所启发的，特别是那些想干大事的人更应该好好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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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中国历史用人物来断代，那么可以这么说：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史上的第一人。毛泽东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更是崇拜曾国藩，说他“足为吾人之资”。而大才子梁启超历来眼中无人，但他却对曾国藩推崇备至，面对民国军阀混战的局面，他认为如果曾国藩在世，当时的混乱局面，一定得靠他来拯救。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的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都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大人物”。他有“湘军创始人和领袖”、“中兴名臣”、“太平天国的克星”、“大汉奸”、“大卖国贼”的头衔和评价，且有“洋务运动的领袖”、“近代史之父”等各种称谓。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曾国藩都是一个大成功者，名誉地位，别人所有，他皆有；别人没有，他也有。他作为一个儒生，没有靠山、不拉关系，凭着自己的刻苦勤奋，在科举制度下，考取功名，踏上仕途。可知他“考试”的功夫了得，为人处事的功夫了得。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他并非那种天赋很高的人，而是一个智商一般的人。他之所以能考取功名，完全靠勤奋努力。而他的仕途一帆风顺，全靠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地做官。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是“诚意、正心、修身”；外王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为政要勤谦廉劳，为政不可居傲，为政要有百姓心。我们可以说，这是在任何时代都应遵循的为官法则。所以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说：中国历史上不乏建立功业之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二者兼有，即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国藩。毛泽东的“二者兼有”，应该是指真才实学、以身作责与经世致用的本领。

我们说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个人，那是指作为儒家文化的信奉者、传道人，作为“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毛泽东语)，曾国藩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即儒家文化的最高境界——立德、立言、立功，称之为“三不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传统文化复兴的今天，我们编辑出版《曾国藩大智慧全集》，决不是赶时髦，而是要引发现代人的思考。早在上个世纪初，蒋介石就从成功的角度说：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别的姑且不论，仅此一点，就足以作为我们的老师了。正是因为如此，在其离世的这一百多年里，对他顶礼膜拜的人大有人在，如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杨昌济、陈独秀，无论是大奸大恶之徒，或者学界宗师、政坛领袖都能从曾国藩身上看到可取之处，学到有用的东西。他是影响了人们一个多世纪的风云人物。可以预见，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他的影响会越来越广泛，他不仅是一个大智慧者，也是一代大儒、一个大成功者。从他的身上，我们哪怕只学到一点皮毛，甚或只要你愿意以他作比照，你都会受益无穷。从他那里可以学到的东西，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因时间和篇幅所限，在此我们不一一介绍，希望读者能够理解。

编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