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差异化带来的不同：蜜蜂的舞蹈、猪湾事件和多样化的价值
1899年，兰塞姆·E.奥兹(Ransom E.Olds)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地区创立了奥兹汽车公司。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奥兹就生产了他的第一辆三轮蒸汽机汽车，从那以后便进入了汽车产业。但是，成功的历程却是无比艰辛的。奥兹生产的第二辆车仍然是蒸汽机汽车，这辆车被一家英国公司购买并打算送往印度。不幸的是在送往印度的途中，货船沉没了。从那以后，奥兹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生产装有汽油发动机的汽车，可是经营惨淡，甚至到了破产的边缘。事实上，他能够创立这家汽车公司，是由于得到了一个叫做萨缪尔·史密斯(Samuel Smith)的投资者的资助，这个投资者几乎支付了所有的费用。这样一来，奥兹得到自己公司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老板。他们两个在关于奥兹汽车公司该生产怎样的汽车这一问题上意见分歧比较大。史密斯认为公司应该进入高端市场，生产做工精细的大型豪华汽车，但是奥兹却对能否生产一种可以定位于中端市场的汽车更有兴趣。当时的美国汽车市场仍然是非常渺小的——1900年行驶在公路上的汽车还不到15000辆。人们总是希望可以设计出一种方案使生产成本大幅降低，这无异于具有得到一块巨大的市场蛋糕那样重大的意义。
奥兹却没有使自己“命悬一线”，奥兹汽车公司在第一年里就生产了多达11种不同型号的样车，其中包括装备有蒸汽发动机和电力发动机、甚至内燃发动机的样车。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经营策略。但俗话说得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1901年3月，奥兹汽车公司发生了火灾，除了一个样车幸免于难以外，几乎所有的样车都被烧毁了。这个仅留的样车当时正好位于靠近门口的地方，并且重量非常的轻，一名在场的工人把它推到了安全的地方。这个出人意料的留存下来的样车是生产成本非常低廉的一款，奥兹曾设想将其卖到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上去。大火被扑灭后，奥兹在第一时间开始生产这款汽车，并把它命名为曲锐型奥兹车(Curveddash Olds)，车的底板弯曲上来形成了挡泥板。这款车外观看起来非常的笨重，由座位旁边的一个曲柄来启动，并由一个好像舵柄一样的操作杆来驾驶，简直就是一辆“不用马的马车”。车上装有两套前进装置，一套后退装置，一套非常小的独立的汽缸发动机。尽管它毫无时尚可言，但是600美元的售价对多数美国人来说倒是可以接受的。
虽然奥兹是一个工程师，但是事实证明他还是个销售天才。他精心策划的一系列公关活动(比如让一个年轻人驾乘奥兹车长途奔波800英里。穿越整个美洲大陆去参加曼哈顿汽车展)引起了新闻界和汽车销售商的极大关注，并使那些对技术持怀疑态度的人们相信汽车并不仅仅是一种先进的机器；他驾乘大功率的奥兹车参加在代托纳(Daytona)海滩举行的第一届汽车赛。1903年，奥兹公司超过了所有的美国汽车制造商，共卖掉了4000辆汽车，两年之后这个数字则上升到了6500辆。可以说，在美国历史上奥兹设计出了第一辆可以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汽车。
奥兹汽车公司是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据文献记载，在20世纪的头10年里，已经有几百家公司打算生产汽车。由于当时人们对汽车的外形或者应该装有怎样的发动机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所以市场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汽车，其中包括著名的电力汽车和蒸汽机汽车。在此之前，托马斯·爱迪生已经发明了电力机车，并且1899年曾有一位地位显赫的专家预言“由于电力的应用给交通系统带来的变化将席卷整个美国”，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占全美1／3的汽车都将是电力汽车。同样，由于蒸汽机在火车和轮船上的应用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它也被许多人看作是交通工具升级换代的趋势。在这i0年的初期，生产蒸汽机汽车的公司超过了一百家，其中最成功的斯坦利(Stanley)蒸汽机汽车的速度和舒适感更是达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非常具有传奇色彩(1905年斯坦利蒸汽机汽车的速度已经高达127英里／小时)。
随着时间的推移，汽车市场的竞争开始趋缓。当时，电力汽车需要重复的补充电力才能行驶到足够远的地方，给蒸汽机汽车加热将耗用大量的时间，而生产汽油发动机汽车的公司则率先在大规模生产工艺的研制上投入巨资，并且研究扩大市场规模的可行策略。奥兹公司首创性的向其他生产商购买不同的汽车部件，以省掉某些制造环节。凯迪拉克成为第一个使用标准部件减少生产时间、降低成本的制造厂商。当然，福特利用引入流水线专注于生产一种车型从而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的做法给整个汽车产业带来了变革。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本土依然保留了一百多家汽车制造公司。但是，已有400多家汽车公司停产或者被收购，这其中就包括被通用汽车公司收购的奥兹汽车公司。奥兹本人离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公司之后又创立了一家叫做REO的汽车公司。然而，时过境迁，亨利·福特已经占领了接近一半的美国汽车市场。而且，再也没有对蒸汽机汽车和电力汽车的争论，也没有各式各样、风格迥异的汽车，大家都一致认同T型车是唯一的汽车车型。
这个关于美国早期汽车产业发展的案例具有普遍意义。事实上，如果你研究一下美国绝大部分新兴产业的发展史，不管是铁路、电视、个人电脑还是最新的电子商务，都或多或少与汽车产业的模式相类似。在这些案例中，这些产业的早期发展史都具有面临众多选择的鲜明特征，许多生产厂商在设计和技术上彼此之间都存在明显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力量将对优与劣做出有效的选择，准确地筛选出可以得到推广的技术，淘汰掉落后的技术。最终，多数的企业失败了，要么破产，要么被收购，只有少数幸存下来并且控制了大部分的市场。
这个优胜劣汰过程中的浪费似乎是惊人的，几十亿美元资金和不计其数的时间投到了最终走向失败的技术或者几乎没有一点回报就破产的公司上。那么，到底是否存在一种更加有效、更加简单的方式进行选择呢?
为了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我们来考虑一下一群蜜蜂的例子。蜜蜂寻找食物的工作是非常高效的，《蜂群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Hive)》一书的作者托马斯·西里(Thomas Seeley)指出，一般来说一群蜜蜂可以搜寻距蜂房六公里或者多一点的范围，如果有一个花瓣距离蜂房两公里以内，它们就会有一半以上的可能性发现这块花瓣。那么，接下来蜜蜂将怎样做呢?他们不会聚在一起讨论该前往什么方向去寻找食物，而是派出一些富有经验的侦查蜂搜寻附近的地区。当一个侦查蜂找到一块不小的花蜜源时，它就会返回并且左右摇摆、跳起舞蹈，摇摆的强度取决于花蜜所散发出的香味。侦查蜂的舞蹈引来了其他寻找食物的伙伴，他们跟随侦查蜂前去采集食物。那些走错方向没有找到花蜜的侦查蜂就不会引来其他伙伴，最终只能放弃他所寻找的地区。最终的结果是，这些寻找食物的蜜蜂根据不同的花蜜源以一种近乎完美的方式分散开来，也就是说，当他们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寻找食物时他们得到了尽可能多的食物。这就是群体智慧在蜂群寻找食物中的应用。
但是，蜂群取得群体智慧的方法是最重要的。假如蜜蜂首先聚在一起思考花蜜源地点的所有可能性，然后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他们将不会得到那么多的食物。那么，既然不知道最好的选择是什么(花蜜源的准确位置)，蜜蜂是怎样做到最好的呢?他们派出一些侦查蜂飞往不同的方向，相信总有一个侦查蜂会找到花蜜源，并且返回原处通过跳舞告诉蜂群花蜜源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案例跟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同的。在给公牛称体重、赌场或者IEM的案例中，群体的任务仅仅是从一些早已明确的选项中做出选择；或者解决一个明确的问题。在那样的情况下，群体中的个体可以得到不同的信息，而每个人都利用已有的信息对问题进行预测，但是问题的答案在某种意义上早已确定(布什或者戈尔即将成为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是否能在2003年4月被捕)。但是，在这个寻找花蜜源的案例中，所做的工作要复杂得多，它是一个分为两阶段的决策问题，首先必须找出所有的可能选项，其次才是在这些选项中找出最佳答案。 P20-23
前言／1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群体的智慧／3
第二章
差异化带来的不同：
蜜蜂的舞蹈、猪湾事件和多样化的价值／20
第三章
猴子爱模仿：
模仿、信息喷流和独立性／33
第四章
聚沙成塔：
美国中央情报局、Linux和分权的艺术／54
第五章
云集一处：
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协调行动／66
第六章
社会确实存在：
交税、小费、电视调查和诚信／83
第二部分
第七章
交通：
我们现在是协调不力的／109
第八章
科学：
合作、竞争和声誉／118
第九章
委员会、陪审团和小组：
哥伦比亚空难问题以及多大规模的小组适于开展工作／128
第十章
公司：
见到新老板会像是见到前任一样吗／141
第十一章
市场：
选美、回音室和股市／158
第十二章
民主：
我们有必要担心大众的判断能力吗／180
一
1907年春天的一个早上，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离开伦敦市政厅，经过长途旅行之后到达普里茅斯镇(Plymouth)。高尔顿时年八十五岁，他精力旺盛并富于好奇心，正是他的这些特点为他在统计学和遗传学方面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不过在那个早上，深深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却是畜禽。
高尔顿的目的地，是每年举办一次的英格兰西部食用家畜及家禽博览会。当地的农民在这个地方性的交易会上聚集在一起，评价所展出的牛、羊、鸡、马和猪等家禽家畜豢养的好坏。对于一位来自伦敦的科学家，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在一排排的畜栏前走来走去，观察猪羊牛马让人看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不过高尔顿倒是乐此不疲。他关心两件事：一件是对牲畜体质和精神状况的评价，另外一件是进行成功喂养的方法，如保留好的做法，摒弃不好的方面。因为这个畜禽展览会同时也是优秀饲养方法的展示会。
当然，高尔顿真正感兴趣的是人，而不是动物，在他看来规律是一样的：芸芸众生中只有凤毛麟角的天之骄子才具备使社会更加繁荣所需要的那些特点。高尔顿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用来发现这些特点、用来证明大部分人不具备这样的特点。还有这样一件事，在1884年的伦敦国际博览会上，弗朗西斯·高尔顿设立了一个体检室，用他自制的设备检查展览参观者的视觉、听觉、色觉、眼睛判断力和反应时间。实验的结果使他对大多数人的智力水平大失所望：“大多数人生性愚钝、冥顽不化，这几乎无法让人相信。”弗朗西斯-高尔顿认为，权力和控制力只有掌握在经过挑选的、经历良好教育的少数人手中，社会肌体才能健康并强壮。
高尔顿那天参观展览时，来到了一处猜重量比赛赢大奖的地方。方法是挑选一头肥壮的公牛，由聚在一起的人们排队对公牛的体重进行下注(公牛命比纸薄、十分不幸，它被用来让人们猜它被宰杀后的体重)。花上六便士，就可以买到一张经过编号的彩票，在上面填上姓名、地址和所估计重量，最接近真实重量的人将赢得奖金。
当时约有800人跃跃欲试，想碰碰自己的运气，各行各业的都有。其中多数是屠夫和农民，对于判断牲畜的体重来说是比较专业的，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纯粹如城里人下水田——全是外行。“很多外行参加了竞猜，”高尔顿后来写道，“一如赌马，那些下注的职员和其他并不了解赛马的人只不过受到报纸和朋友的指点，或者纯粹是兴趣所至就争相下注。”弗朗西斯·高尔顿立刻下意识地想到，可以将其与民主选举对比，人们在能力和兴趣方面各有迥异，但是他们都可以投出自己的一票。犹如猜体重一样，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竞猜结果平均下来是有可能接近公牛的实际重量的。同样，群体对于政治问题价值的判断能力，应与前者具有本质上的可比性。
现在，与证明大众投票的局限性相比，高尔顿似乎对于证明大众投票能够做什么更加兴趣盎然，于是他决定做一个即兴的实验。比赛结束后，他从组织者手中买下彩票，并根据这些彩票做了一系列的统计和分析。他把竞猜结果由高到低排序，并做出图形进行分析，观察这些数据是否呈钟形。他还计算了全部投票结果的平均值(他剔除了13张彩票，因为这些彩票字迹模糊，所以最后剩下787张彩票)。也就是说，他把所有竞猜者的结果累加在一起，然后除以参加竞猜的人数。你可以认为，这个数字代表着整个群体的集体智慧。如果这个群体是一个人，这个结果即是他所竞猜的公牛的体重。
毫无疑问，高尔顿认为这个竞猜的平均结果会偏离公牛的实际重量。毕竟，对于这样一个由一些聪明人、普通人和愚笨的人的集合做出的竞猜结果，绝大多数人都会这么想。但是弗朗西斯·高尔顿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人们对屠宰并加工后的公牛重量的竞猜结果是1197磅，而它的实际重量是1198磅。换句话说，人们的判断可以说是非常准确。高尔顿后来写道：“群体对于民主判断的准确性要比预想的可信得多。”也就是说，这至少是一个保守的说法。
二
弗朗西斯·高尔顿那天在普利茅斯的无意发现可能无足轻重，但在某些适当的场合就是无可辩驳的真理。即使是与他们中间最聪明的人相比，群体的智慧也是技高一筹的。群体没有必要为了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而受制于那些看起来天赋异禀的人。即使群体中的大部分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才智或理性，依靠集体做出的决策同样是明智的。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人类并未被塑造成完美的决策制定者。作为个体，我们善于做出干脆利落的判断，但是我们可能并不善于做出深思熟虑的决定。我们通常不能得到我们需要的信息，对于未来缺乏预知能力，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也不具备对复杂的成本——收益进行核算的能力，也没有这个必要。我们离完美决策还相距甚远，因为我们的感情因素经常是我们制定优秀决策过程中的拦路虎。虽然我们还有这些局限性(或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但当我们做出的所有的不完美的判断以一种正确的方式集合在一起后，就可以看到集体的才智是多么的完美无缺。
你所看到的这些集体的才智，或是我称之为“群体的智慧”，以许多不同的存在形式发生作用。这就可以解释，你在凌晨两点去便利店买牛奶，那儿正有一箱在静候你的到来；也就可以解释，因特网搜索引擎Google可以搜索数十亿的页面，恰好能够发现你所需要的页面，正好包含你所需要的信息。群体的智慧对于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它帮助人们缴纳税款和指导橄榄球联盟；群体的智慧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美式足球联盟比赛下注很难赢钱；为什么过去15年中，数百名的业余人士对于大选的结果，要比盖洛普(Gallup)的预测结果准确；它经常能够说明为什么有的公司攻无不克，而有的公司则常常陷入泥潭之中：如果没有群体的智慧发生作用，经济就不会繁荣发展。
总而言之，本书尽力表达这样的观点：大千世界猛然一看不尽相同，但事实上，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同时，本书描述了这个世界可能会成为什么样子。令人诧异的是，对于群体智慧，即使在我们身边发挥着作用，即使能够发现它，我们也会很容易地忽视它，甚至是难于接受。我们中的大多数，不管是选举人、投资者、顾客或是经理人，常常如社会学家杰克·索尔(Jack Soil)说的那样：“让我们听专家怎样说。”我们会盲目认定，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人选，因为只有适当的人选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同样，我们认为有价值的知识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或是存在其头脑里)。如此一来，当群体中那些并不怎么聪明的人，做出另人刮目相看的成绩，比如非常准确地预测了赛马的结果时，我们却往往把这些功劳归于群体中那些少数的聪明人而把整个群体的功劳弃之脑后。我们应该停止对精英的追捧，应当向整个整体(当然也包含那些精英分子)寻求答案和帮助。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骑驴找驴。
三
查尔斯·麦凯(Charles Mackay)对于“群体无所不知”的观点嗤之以鼻。麦凯是苏格兰的记者，于1841年出版了《流行的错觉和群体的疯狂》，这本书纯粹是无休止罗列大量关于普通人的疯狂举止和集体性犯罪的编年史。书的标题本身即表达了这种奇谈怪论。麦凯认为，群体从来就没有聪明过，甚至从来没有通情达理过。群体的智慧常会走向极端。“那些以集体来思考的人们，”他写道，“看吧，他们将会成为一个发狂的集体，而且他们只会一个一个缓慢地恢复他们的理智。”持有这样观点的麦凯并不是形单影只。事实上，很多人对此观点趋之若鹜，他们认为群体往往会使人们变得沉默寡言，或是举止疯狂，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例如，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有句名言：“任何人作为个体做起事来，都会比较明智，且具备耐心，但是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时，会立即成为榆木疙瘩，难以理喻。”梭罗(Thoreau)曾说：“群体从来没有达到过他们中间最优秀成员的标准，相反，他们只会降低个体的水平，表现得只会更差。”尼采说：“对于个体来说，行为会远离疯狂，但疯狂在群体内部始终起着支配作用。”卡莱尔(Carlyle)表述的更为简单：“我不认为无知的个体集合起来就会变得更聪明。”
盖斯达夫·班在其1895年出版的颇有争议和影响力的著作《群体：流行思想研究(The crowd：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一书中，在贬低群体智慧方面更为彻底。群体并不仅仅意味着成员的人数，相反，群体是一个独立的组织。群体具有统一性，有自己的意志，但是做起事来却表现得愚不可及。一个群体可能会勇敢，可能会懦弱、残忍，但是表现不出聪明才智。他认为：“在群体内部，是愚蠢的累加而不是人们天生智力的总和。”群体“从来不能完成对智力水平要求较高的任务”，并且他们“经常表现得不如独立的个体”。更为惊人的是，他的理论不仅包括上述这些，还将其与滥用私刑、暴乱等联系在一起，同时还认为，群体是包含任何可以做出决策的团体。
他抨击陪审团“做出的裁决并不为每个陪审员所认可”，而议会通过的法案在正常情形下经常受到每个议员的反对。事实上，如果召集一批各行业的专家，让他们这些聪明人“对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做出决策，比起那些由人数众多的愚钝的群体来，会是更佳选择”。
盖斯达夫·班的观点与我的观点截然相反。有如他所做的一样，我为“团体”和“群体”所做的定义很宽泛。这里是指一个范围甚广的集体，包括欣赏比赛的观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和从事体育博彩业者。所有这些群体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具备制定决策或解决难题的能力(甚至这些群体还包括那些无意识中成为群体一分子的人，这方面可以想想股市投资者)。尽管群体之间存在差异，而且不同的群体处理各类不尽相同的问题，但这些群体确实表现得非常聪明和善于处理难题，即使不是全部，也可以说大部分做得很好。
从另一方面说，群体的决策还远不够完美。群体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可圈可点，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却还并非尽善尽美。群体需要用规章制度来保证秩序和协调。当群体功能失调或行差踏错时，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群体受益于成员的相互交流和学习，但是过度交流反而会导致群体作为一个整体缺乏创造力。大型群体一般在解决某些问题时表现良好，但同样存在难于管理和效率低下的难题。相反，小型群体易于管理，但思维存在趋向同化的危险，导致一致意见过多。最后，盖斯达夫·班对于集体性的极端行为的理解是正确的。设想一下暴动和股市泡沫，即使是个体做出的决策是理性的，如果大量的集合在一起，也会使群体决策转化成非理性的。
四
如前所述，当群体不处于暴乱状态或不为群体迷思所蒙蔽时，他们对于范围广泛的一系列问题都能够做出圆满的处理。在本书中，我将解释三种问题。第一种问题我已通过弗朗西斯·高尔顿的事例予以说明，这包括那些已有或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案的现存问题，涉及内容包括“谁将赢得今年的超级保龄球比赛”、“如何选取建厂的最佳地址”以及“某种药品有多大的可能性通过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的审议”等。即使是如“什么样的地址适于建设工厂”这类不存在标准答案的问题，本书都会为你指点迷津。
第二种问题是什么是通常所谓的协调问题，这涉及到群体(市场、社会等)成员如何在行动中互相协调，要知道，每个人都在努力做着同样的事情。买卖双方如何达成一个公平的价格?公司是如何协作分工的?如何在交通拥挤时安全驾驶?这些全部是与协调相关的问题。
最后一种是有关合作的问题。有如合作本身所具备的含义，问题的挑战性在于如何使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性多疑的人相互合作，为群体谋福利。缴纳税款、处理污染、买卖双方对于商品合理价格的共识，这些都属于合作问题的范畴。
这些问题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它们不仅在本质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也有着共同之处。进一步说，解答这些问题的潜在规律可用两条简单的道理概括：一条是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群体的智慧要优于少数专家；另一条是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比群体知道得更多。
另外谈一下本书的结构。本书的第一部分尽管列举了很多实例，你可能仍然认为讲述的是理论。其中几章对每个问题(社会现象、协调与合作)分别做了探讨，其他章节对群体表现出智慧的必要条件一一多样性和独立性予以分析。本书将从群体的智慧讲起，然后探讨三个条件是怎样与协调、合作这两个问题相互作用的。
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是案例分析。在每个章节中，读者都会看到，在组织人们完成同一目标(或至少是较类似的目标)时，不同的群体所采取的不同的方式。不管从结果来说是成功还是失败，每章都是通过事例说明群体智慧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有关合作的章节中，将对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公司和每个人都有发言权的公司做出比较。在有关市场的章节中，将从市场中是否存在群体智慧人手做出相应分析，并以对股市泡沫的讨论作为本书的结束。
你在阅读完第一章后会很快发现，人们做出的错误决策并不比正确的少。这包括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是：错误本身即是世界组成的一部分。我认为，群体智慧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我们从中得到的好处要远比我们想像得多。但现实中，很多群体即使是绞尽脑汁，做出的决策也是平庸的，甚至有些由于其判断错误而损失惨重。群体的立场通常因为受到一两位权势人物的影响而摇摆不定，他们盲从于领导或是邻居。他们逐渐相信群体所做的一定就是正确的。种种失败的案例作为本书的论据，进一步强调了多样性和独立性有多么的重要，而且进一步阐明了决策失败的原因在哪里。
本书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群体都能表现得无可挑剔。毫无疑问，每个群体都有可能做出马失前蹄的决定，但重点在于建议人们如何制定正确的决策以及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一处可能矛盾的地方需要说明的是，聪明的群体和愚钝的群体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中的每个人首先更注重独立思考，具有独立的信息来源。成员之间相互取长补短，又不相互依赖。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本书介绍的是关于集体决策的艺术，同时也涵盖了独立自主的价值。
五
我首先在本节开头通过估算公牛体重的事例说明了群体是如何解决简单问题的，下面我通过一个深海中定位潜水艇位置的事例，来说明群体是如何解决复杂问题的，并以此结束本节内容。这两者之间可能毫不相干，但它们确实存在着相同的内在规律。
1968年5月，美国天蝎级潜艇完成巡航任务返回纽波特纽斯(Newport News)途中，在北大西洋失踪。尽管海军知道潜艇最后一次报告的位置，但不清楚潜艇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此只能对潜艇沉没前的速度做出大致的判断。这样，海军只能在方圆20英里，水深数千米的海底搜寻这艘潜艇。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如此，一位名为约翰·克雷文(John Craven)的军官，坚信能够找到潜艇。通常的方法是，找到三至四位最了解潜艇和海流的人，咨询他们潜艇最可能的位置并开始搜索，但是克雷文像他所著的《寂静之音(Silent Voice)》所记述的一样，选择不走寻常路。
他把很多经验丰富的人召集在一起，其中包括数学家、潜艇专家和打捞专家。一般人们会安排所有专家聚在一块，以求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得出最好的结论，但是他的方案是：向小组中的每个人单独地询问了一系列可能发生的事情，包括天蝎级潜艇的外观，潜艇可能发生的故障，潜艇撞向海床时可能的速度和倾斜角度，诸如此类。
克雷文让每一个人都赌自己答案真实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假如他的智囊团里有一个人认为潜艇撞向海底的速度是每小时50节，那么克雷文就会问这个人他的推测正确的可能性是多少，这个人会说“60％”或者别的什么比例。很明显，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你潜艇在哪里，不过克雷文相信，要是把大家的答案都放在一起，事实上就等于重现了天蝎号失事的情景，你就会对发生了什么做到心中有数。
而这正是克雷文所做的。他收集了所有的答案，并通过一个叫做贝叶斯公式的数学公式进行了演算。贝叶斯公式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过对某件事情发生之后的事件概率进行计算，来得出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通过使用贝叶斯公式，克雷文掌握了他的智囊团的信息和知识。与弗朗西斯·高尔顿在多年前做过的相比，克雷文的做法更加复杂和成熟。
所以，克雷文问了他的问题，对数字进行了计算，然后又问了更多的问题，再对数字进行计算，最后得出来一个潜艇最有可能的所在地。这个地点不是由任何一个智囊团中的人提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的头脑里会出现这种经过整合与计算后的结果，是克雷文利用从智囊团收集到的信息得出的。最后的地点是群体的一个选择，是大家都比较认可的地点。在天蝎失事后5个月，一艘海军舰艇找到了它，仅与克雷文小组得出的地点相距220码。
这个故事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即使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小组下一步行动所依赖的这些材料综合起来看，也还是什么也说明不了，只不过是一堆零散的、互不相关的数据。不用说，没人知道潜艇为什么沉没，没人知道潜艇下沉时的速度，没人知道潜艇在海床上的倾斜角度。然而，即使是群体中有人对这些因素一无所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依然已经无所不知。
重大决策听谁的?依赖长官或专家，可能会付出高昂代价!专家不敌大家，一言堂不如群言堂!
我们应该停止对精英的追捧，应当向整个整体(当然也包含那些精英分子)寻求答案和帮助。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骑驴找驴。
企图雇用聪明人不会让你误入歧途，但是一心想着雇用最聪明的人却会让你步入深渊。
最聪明的群体应该是由那些彼此能够保持独立，并持有各种各样观点的人组成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合理或者公正，你的道理可以是伤风又鼻塞——半通半不通，你的决策也可以是杀猪捅屁股——有点瞎糊弄，但只要你是独立的，群体就会更聪明。
从别人的行为中为你自己的行动找到一些启发是一条通向成功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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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令人赞叹不绝的书中，《纽约客》杂志的专栏作家索诺维尔基致力探讨一个认知上虽很单纯,但实质上却极具复杂度的想法：一大群人比一小群菁英份子，还来得聪明，不论这群菁英份子有多聪慧,前者更擅长解决问题,更能酝酿出革新，更能做出智能决策，甚至能更准确地预测未来。这是一部聪明绝顶但又容易理解的传记，传主是一个点子，这个点子可以教导我们如何过日子、如何选择领导人、如何做生意、以及如何思考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