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取了20篇关于性别身份的文章或著作节选，按照内容分为三篇排列：第一篇“精神分析理论体系中的性别身份”；第二篇“女性主义框架中的性别身份”；第三篇“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性别身份”。系统介绍了西方理论家在性别身份问题上所持的主要观点和演变的历程，由于这些理论来自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文化背景，可以使读者观照理论内容的相似和之间的差异。

太古之初就有了性别的区分。但对于男人、女人，仍然有说不尽的话题。本书选取20篇关于女性身份的研究文章或著作节选，展现西方学界如何看待作为人类身份首要构成要素的性别。

第一篇　精神分析理论体系中的性别身份

 1.西格蒙·弗洛伊德，“处女的禁忌”

　2.西格蒙·弗洛伊德，“女性气质”

　3.雅克·拉康，“阳具的意义”

　4.雅克·拉康，“上帝和女性的愉悦”

　5.南茜·乔德罗，“精神分析视角下的社会性别、性别关系与性别差异”

第二篇　女性主义框架中的性别身份

　6.伊莲娜·西克苏，“阉割还是砍头？”

　7.露丝·伊里加蕾，“非‘一’之性”

　8.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女性时间”

　9.露丝·伊里加蕾，“性别差异”

　10.凯特·米勒特，“性政治理论”

　11.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作者身份的焦虑”

　12.伊莱恩·肖瓦尔特，“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

第三篇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性别身份

　13.盖尔·鲁宾，“女性交易：关于性的‘政治经济学’笔记”

　14.佳娅特丽·C·斯皮瓦克，“三个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

　15.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基维克，“男人之间”

　16.伊内斯特拉·金，“女性主义的生态学和生态学的女性主义”

　17.朱迪斯·巴特勒，“身体的书写，表演性颠覆”

　18.艾丽森·爱西特，“再论本质主义和普遍性”

　19.凯瑟琳·M·奥尔，“绘制第三次浪潮流程图”

　20.朱丽叶·米切尔，“千禧之际的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

未尽的话

参考文献

女性身份研究阅读书目

致谢

编后记

西格蒙·弗洛伊德，“处女的禁忌”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奥地利著名医学家、心理学家和文艺批评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他以无意识理论、性本能学说、三重人格论、释梦学说等重要理论革新了人类对于心理现象的理解，为精神疾病治疗和文艺批评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弗洛伊德于1856年5月6日出生在当时奥匈帝国弗莱堡(Freiberg)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3岁时随家人移居德国的莱比锡市(Leipzig)，不久后又迁(Id)、自我(Ego)与超我(Superego)的三重人格结构。同年弗洛伊德经医生诊断患了下颚癌，这使他接下来发表的《一个幻觉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Illusion，1927年)和《文明及对文明的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1929年)弥漫着对人生和文明的悲观情绪。1933年，《精神分析引论新编》(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1933年)一书出版，弗洛伊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引论进行了补充。1938年随着纳粹迫害的加剧，弗洛伊德被迫离开维也纳前往伦敦，翌年因癌症复发逝世。

《处女的禁忌》(“The Ta,boo of Virginity”)是弗洛伊德关于爱情心理学的第三篇专论，文中弗洛伊德结合精神分析学的原理，从历史、文化和心理的视角审视了女性的贞操问题，回溯了原始人类如何为避免女人对丈夫的敌意而设置了婚前破处这一“处女的禁忌”，从而削弱了女人对男人的威胁性并使女人越来越屈从于男人。弗洛伊德关于“处女的禁忌”的探索对于研究女性身份的形成和历史演变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这个系列的前两篇分别为《男人的对象选择之一异型》(“A Special Type of Choice of 0bject Made by Men”，1910年)和《情欲生活里最广泛的一种堕落》(“On the Universal Tendency to Debasementin the Sphere of Love”，1912年)，讨论内容分别涉及男人的性倒错和性无能。这三篇文章起初单独发表，1924年被一并收录在德文版《爱情心理学》(Contributions￡0 the Psychology Q厂Love)一书中。这本书与《性学三论》、《“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人的不安》(“Civilized”Sexual Morality and ModernNervous Illness，1908年)共同构成了弗洛伊德“泛性论”的核心。

这里选注的“处女的禁忌”英文译者为安吉拉·理查兹(Angela Richards)，文章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作者讨论了一夫一妻制(monogamy)的本质并回顾了报道原始部落在婚前弄破女孩处女膜习俗的相关文献。作者首先指出，从整个历史来说，一夫一妻制的实质就是男人拥有“对女性的专属权”，女性在环境和教育影响下长期保持处女之身，直到将贞操献与某个男人，并委以终身，不再示爱于他人。理查德·冯·克拉弗特·埃宾(Richard yon Krafft—Ebing)以“性屈从”(sexual bondage)来形容此种情形：一个人一旦与另一个人发生了性关系，便产生了高度依赖感，失去自立(第193页；第10页)。埃宾认为“性屈从”源于这两方的结合：一方深陷爱情但性格极度懦弱，而另一方极度以自我为中心，但精神分析学上认为“性屈从”的产生与“性抵抗”(sexual resistance)有关。相对来说，女性“性屈从”的频度和强度要高于男性，而男性对女性的“性屈从”通常是因为这位女性帮他克服了“精神性阳痿”(psychical impotence)(第194页；第11页)。接着，作者回顾了克劳利(Ernest Crawley)相关文献中提到的原始部落(尤其是在澳大利亚)中女孩婚前由丈夫以外的男人破处(defloration)的独特习俗，并指出这种习俗已经形成了一种“处女的禁忌”(第194～195页；第11～12页)。

在第二部分，作者为这种原始人的“处女的禁忌”提供了几种可能的解释。第一是惧血。处女首次交合通常会流血，而原始人对血有恐惧和禁忌(第196页；第13页)。由于月经也会流血，因此“处女的禁忌”又和月经的禁忌有关。但是考虑到原始人也有一些流血的仪式，诸如割礼，因此不能高估惧血这个原因(第197页；第14页)。第二种解释是原始人对新生事物或陌生现象的忧虑。为防范初次性交时可能带来的危险，婚前破处成了原始人一种必要的预防措施(第197页；第14页)。第三种解释是，“处女的禁忌”是原始人整体性生活禁忌的一部分。在大多数情况下，原始人的性生活受到的限制比文明程度较高的人要更多，男女之间界限分明，尤其女性在性生活的各方面都受到诸多禁忌(第198页；第15页)。两性之间的这种规避体现了原始社会男人对女人的不解、恐往奥地利维也纳并在那里定居。弗洛伊德是他父亲与后妻所生的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和五个妹妹。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大家庭中，弗洛伊德对家庭伦理的关注由来已久。1873年弗洛伊德考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生理学家布鲁科(Ernest Briicke)研究中枢神经系统。1885年弗洛伊德被维也纳大学聘为神经病理学(neuropathology)讲师，同年获政府基金资助前往巴黎跟随法国著名神经病学专家让·沙可(Jean Charcot)研究歇斯底里症(1aysteria)。在沙可的影响下，弗洛伊德的研究兴趣开始由生理方面向心理方面转变。

1886年回到维也纳后，弗洛伊德与犹太女子贝尔内斯(Martha Bernays)结婚，婚后育有三子三女。同年弗洛伊德在导师布罗伊尔(Joseph Breuer)的帮助下开办了私人诊所，并在治疗“安娜·O”(Anna.O)这位歇斯底里症女患者的过程中，开发出了以“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治疗精神疾病的“谈话疗法”(talking—cure)。1895年，弗洛伊德与布罗伊尔共同出版了以“安娜·O”病例为基础的著作《歇斯底里症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

1897年起弗洛伊德转而与柏林医生弗莱斯(Wilhelm Fliess)合作，在后者的帮助下开始了系统的自我分析。从1900年到1905年，弗洛伊德把自我分析的丰富成果整理出版，发表了一批重要著作。《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1900年)被公认为弗洛伊德的代表作，其出版标志着精神分析学基本框架的确立。《性学三论》(Three Contributions￡o the Theory of Sex，1905年)则对两性的性心理发展及性别身份的形成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其中最关键但也最具争议的就是幼儿性欲说(infantile sexuality)。他指出力比多(1ibido)——即性本能——在幼儿时期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把幼儿的身体分隔成不同的性感带(erogenous zones)；幼儿的性心理发展需要经过口欲期(oral phase)、肛欲期(anal-sadistic phase)和阳具期(phallic phase)三个阶段，幼儿的性欲对象也相应由自身、自身的映像转移到异性的父母亲身上，形成了“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或“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孩子只有在“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作用下成功克服乱伦欲望后，才能建立起正常的性别身份，进入成年人的生殖器期(genital phase)，否则未解决的心理矛盾会在成年后导致神经官能症(neurosis)。《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ThePsychopathology ofEveryday Life，1904年)和《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1905年)两本书则是弗洛伊德对正常人日常生活现象的精神分析研究。

随着精神分析理论在治疗精神疾病方面初见成效，弗洛伊德开始运用他的理论来研究文艺作品。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谈到了《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和《哈姆雷特》(Hamlet)两部剧中的男主角均存在着“恋母弑父”的心理现象；而在《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回忆》(Leonardo daVinci：A Psychosexual Study of Infantile Reminiscence，1910年)，《米开朗基罗的摩西》(“The Moses of Michelangelo”，1914年)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及弑父》(“Dostoevsky and Patricide”，1928年)等批评作品中，弗洛伊德则侧重于讨论文艺创作者的“恋母弑父”情结在作品中的反映。在《作家与白日梦》(“The Relation of the Poet to Daydreaming”，1908年)一文中，弗洛伊德指出艺术家创作的过程类似于做白日梦，通过艺术技巧改变、伪装和在幻想中实现童年时被压抑的恋母情结。

1910年，弗洛伊德与他的学生阿得勒(Alfred Adler)、荣格(Carl Jung)、琼斯(Ernest Jones)等人合作成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nternational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1913年他出版了一部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探讨人类学和神话学的著作《图腾和禁忌》(Totern and Taboo)。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弗洛伊德汇总出版了他的一系列著名演讲，题为《精神分析引论》(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1916～1917年)。一战结束后，他又发表了《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viple，1920年)和《群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1922年)等两部以精神分析学反思一战的著作。1923年弗洛伊德出版了《自我和本我》(The Ego and the Id)，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无意识理论，提出了本我惧和敌视的心理。精神分析认为男人的此种心理源于阉割情结(第199页；第16页)。但是以上原因皆未触及“处女的禁忌”的核心，婚前破处的真正原因应该是为了使未来的丈夫避免遭受首次性行为必然会引发的某些事情(第200页；第16页)。

在第三部分作者提出，“处女的禁忌”的产生与女人初次性交时的矛盾反应有关。原始人的禁忌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复杂系统，其初衷已不可辨。但可以确定的是，原始人害怕什么就建立什么禁忌(第200页；第17页)，因此“处女的禁忌”是“原始人对他们真正感受到的(虽然是心理的)危险的一种防御”(第201页；第18页)。通常情况下，女性初次性交时会表现出失望和冷淡，有些女子的性冷淡(frigidity)只是暂时的，但有些人可能长期如此，不管丈夫表现得多么温存或者性能力多强。病理学上也有例子显示某些女性虽然爱自己的丈夫，但在性生活后却对丈夫怀有奇怪的敌意(第201页；第18页)。作者认为女性这些奇怪而矛盾的反应是由于她们的某些冲动(impulses)造成的，在性冷淡的例子中这些冲动集合成抑制温情反应的力量，而在那个病理学的例子中冲动分成了爱意和敌意两部分。女性的初次性交会触动许多这样的冲动，其中有些在以后性交中不会再出现，因此原始人婚前破处是为了帮助丈夫避免女性这些冲动可能带来的敌意和危险(第202页；第19页)。

但是有哪些冲动导致了女人对男人的这种矛盾反应呢?作者指出，引发这种反应的主要因素并非破处时的疼痛，而是女性的“自恋性创伤”(narcissisticinjury)，即以为处女膜的破坏会带来性价值的降低(第202页；第19页)。此外，文明社会对性交严格限制，女性常以秘密的恋爱关系为乐，这也是导致女性在初次合法的性交中感觉失望的原因(第203页；第20页)。而原始社会中女性的性冷淡更与女性早期的恋父倾向相关，由于是父亲而非丈夫为女性的第一个性爱对象，因此丈夫对其身体的占有令她难以忍受(第203页；第20页)。原始人考虑到这点，就命老人、巫师之类的人代替父亲为之破处(第204页；第2l页)。作者认为女性这种矛盾冲动的更深层次原因是其“阴茎嫉妒”心理(envyfor the penis)。小女孩在她的“男性化时期”(masculine phase)曾嫉妒兄弟的生殖器并因自己缺少它而自惭形秽，她公开表示自己的嫉妒和敌意，以站立小便等方式向喜爱的兄弟提出“男性化的抗议”(masculine：protest)。女人这种“阴茎嫉妒”的敌意从未在两性关系中消失(第205页；第21一22页)。弗兰茨(Sandor Ferenczi)的古生物研究也对女性的这种敌意提供了证明(第205-206页；第22～23页)。

在第四部分作者得出结论说，原始人婚前破处这一“处女的禁忌”是为了避免女子在初次性交时对她丈夫释放出敌意。前面讨论了女子初次性交时产生矛盾反应的各种原因，总结起来就是女子“不成熟的性心理”(immature sexuality)在她的首位性交对象身上的释放。因此“处女的禁忌”令丈夫回避了这种危险(第206页；第23页)。到了现代文明社会，这种危险由于女性对于男性的“性屈从”等原因而有所减弱，但女性的相关原始心理反应并未完全消失。作者举例说二婚常比一婚幸福，还举了安曾鲁巴(Ludwig Anzengruber)的喜剧《处女之毒》(Virgin's Venom)(第206页；第23页)和赫贝尔(FriedrichHebbel)的悲剧《朱迪斯和霍洛芬尼斯》(Judith and Holofernes)(第207页；第24页)为例。作者最后总结道，破处不仅导致了女性永远屈从于男性这一文明的后果，而且还释放了她对男人的原始敌意反应，这种敌意在病理上可能导致性冷淡(第208页；第25页)。最后作者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精神分析学家发现屈从和敌意两种相反的反应紧密共存在一些女子身上，她们虽然已经与前夫闹翻，但是却一直对前夫的影响挥之不去，无法获得精神上的解脱。究其原因，其实她们仍然屈从于前夫，只不过并非出于爱，而是因为她们还未完成对前夫的报复而已(第208页；第25页)。

P3-9

弗洛伊德在《女性气质》一文中谈到两性差异时曾说：“当你遇见一个人时，所做的第一个判断就是这个人是男是女，而且你总是会做出一个绝对确定的判断”。在弗洛伊德眼中，性别身份是人类身份的首要构成因素，他的精神分析学说为后来的性别身份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人与人之间最为自然的关系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而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露丝·伊里加蕾则从哲学的角度指出，“性别差异问题即使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惟一炙热的问题，也是重要问题之一”。这是她于1982年9月21日在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演讲时所说的话。她进一步解释说：“海德格尔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问题需要彻底思考，而且是惟一的一个问题。而性别差异也许就是我们这一时代的问题。如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彻底的思考，我们就可以得到思想上的拯救。”

在弗氏的理论体系中，男性性别特征和男性欲望是话语参照的中心。在他的定义中，男性性别特征以“阳具”为标志，而女性的性别特征则以“缺乏”为标志。弗洛伊德还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分别论述了女性性征在生理上和本质上比男性性征要低级。在弗氏话语中，女性性征一直是“一个黑暗的大陆”。雅克·拉康同弗洛伊德一样也相信乱伦禁忌。他认为，“乱伦禁忌的内在化形成了文化的基础”。他承认生育的主体在于男女两极，“长期的传统把这两极定义为男性和女性”。这样一个二元化的哲学立场遭到后来许多学者的反对。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男女性器官的根本差异决定了后来所有的差异和不同。阳具是“除了持续作为父权体系的象征和代理之外，还是所有话语的终极意义，是真理和礼仪的标准。就性别来讲，它又是能指以及／或所有欲望的终极所指”。相比之下，“她[女性]的状态是‘缺乏的’，‘(性器官)萎缩的’以及‘羡阳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无法找到途径来表现或讲述她的力比多经济学”。结果，“女性不得不生活在黑暗中，在面纱背后，在房间里……”。伊里加蕾认为，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性征的理论最终成为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女性由于不拥有权力和言语的象征，于是就被边缘化，被赶出了权力和话语的中心。又由于女性是“一个抽象的不存在的现实”，因此她的价值就不得不根据男性的价值观念来确定。男性可以获得权力，而女性却“沦落为待耕耘的土地，成为可以塑造的物质或交换媒介的象征”。因为男性制定律法和秩序，因此话语也是男性的。伊里加蕾言简意赅地指出：“话语是有性别的”。相比之下，女性却没有一个“属于女性性别的语言”。事实上，“女性无法得到语言，只能重述‘男性’的再现体系，而这一体系侵害了她同自己以及其他女性的关系”。女性无法得到男性话语，这成为女性边缘化身份的重要内容。

伊里加蕾针锋相对指出，女性不是标志为缺乏的，而由不同于男性的独特的性器官为标志。女性性征是由许多不同的器官组成的——阴唇、阴道、阴蒂、子宫颈、子宫、乳房。因此女性性征是复数的，女性的快感也是多重的。伊里加蕾继而论述了阴唇的功能以及它如何决定了女性不同于男性的性征：对于女性来说，她可以不需要媒介地内在地直接触摸自己，主动或被动很难辨别。女性可以不停地“触摸自己”，谁也不能阻止她，因为她的性器官是由连续接触的阴唇组成的。因此，她在身体内部已l经是相互抚摸的二者了，这两者是不可分的。

因此，女性性征与男性性征不同，它不是“一”，而是复数的、多重的、包容的。女性性征的复数特征要求用表示复数的“我们”来指代，而不是用“你”或者“我”这样表示单数的代词。在文化史中，“我们不再肯定在一个具体的情形下‘我’或者‘你’到底指谁，因为‘我’和‘你’总是有性别的，这一层面意义的消失模糊了说者以及听者的身份”。而“我们”效果则不同，因为“‘我们’意味着至少是两者，是有自主性的，是不同的”。伊里加蕾关于女性性征的理论引来了不同的批评，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伊里加蕾在批判弗洛伊德理论把女性性征区别于男性性征的同时，自己提倡的女性性征的定义也是基于男性和女性在性器官上的差异的，因而也是一种本质主义的立场。尽管有人指责伊里加蕾是本质主义者，但她的的确确超越了男性话语中对女性身份所作的具有局限性的定义，成功地对父权体制下受到压抑的女性性征进行了定义，并尝试建构新的女性世系来保证女性／母性的延续，“她超越了‘黑暗大陆中的黑暗大陆”’。

从太古之初，人就有了性别的区分，但关于男人、女人仍然有说不尽的话题。男人和女人到底是如何区分的?生理解剖学上的区分到底有没有意义?生理上的差异有没有高级和卑微之分?除了生理上的差别还有没有其他的差别?这些差别跟生理差别有什么关系?性别身份到底是如何界定的?

本书选取了20篇关于性别身份的文章或著作节选，按照内容分为三篇排列。

第一篇，“精神分析理论体系中的性别身份”。本篇选取的5篇文章或著作节选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论述性别身份的问题。

第二篇，“女性主义框架中的性别身份”。本篇选取的7篇文章或著作节选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论述性别身份的问题。其中4篇出自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3篇出自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

第三篇，“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性别身份”。本篇选取的8部著作节选和文章，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从多元角度论述性别身份的问题。作者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从这里也可窥见二战后的多元文化景观和多重视角。

每一篇中的文章或著作节选按照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以方便读者了解西方理论家在性别身份问题上所持主要观点的发展和演变历程。第二篇中法国女性主义理论著作排列在美国女性主义理论著作之前，以使读者观照这两组理论内部的相似和之间的差异。

《女性身份研究读本》和《母亲身份研究读本》是体例相同、内容相关的两本介绍西方女性身份理论代表观点的著作。

编写这两本书的缘起可以追溯到2003年。那时我刚刚从香港中文大学完成博士学位的研究来到坐落在白云山下的广外任教，校园的宁静美丽让我可以继续潜心读书。虽说秀丽的南方不像北方那样四季分明，但在背依白云山、面傍云溪河的广外，怒放的木棉，淡雅的紫荆，沁肺的桂花香，还有坚韧的白千层，同样给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有心人带来不同的风景。所有这一切让初来南方的我对生活充满了新的憧憬和期盼。

在指导硕士研究生完成学业和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我发现国内直接引进的国外关于性别研究的成果不多，学生苦于很难寻找到比较新的国外文献，研究偶尔陷入困境。于是我想到应该在总结自己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把西方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给更多的国内学者，并逐渐梳理出西方女性身份理论发展的主要脉络。

我在2004年秋季设计了两本书的基本框架：

《女性身份研究读本》一书选取的20篇理论文章被划分在三个大的部分：“精神分析理论体系中的性别身份”，“女性主义框架中的性别身份”和“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性别身份”。文章的时间跨度从弗洛伊德的“处女的禁忌”(1918年)到朱丽叶·米切尔的“千禧之际的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1999年)，长达80余年，基本涵盖了20世纪西方关于女性身份问题的主要思想观点。书中选取的理论文章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女性的身份参照男性身份定义和描述。西方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对此进行了批判，并试图创造性地定义女性身份。而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女性身份则具有了多重的、流动的特征。读者可以从我们选取的著作中清晰地看到西方女性身份研究领域主要思想的流变。

《母亲身份研究读本》一书选取的20篇理论文章也被划分在三个大的部分：“自然召唤与家庭化——西方文明中的母性传统”，“边缘、消音与癫狂——女性主义框架中的母亲”和“科技、解构与后现代——后现代语境下的母亲身份”。从波伏娃的“母亲”(1949年)到布雷多蒂的“母亲、魔鬼与机器”(1994年)，文章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同样，读者也可以看到在对待母亲身份问题上西方主要观点的演变过程。在传统父权体制下，母亲身份被视为女性的天职，是一种自然召唤。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都注意到母亲身份在父权体制下被边缘、母亲话语被消音的现实。而在后现代语境下，随着人们围绕生育技术展开的试验，母亲的身份被解构。女性由于拥有具生育能力的身体而不断被塑造成与魔鬼同形的怪物，这仿佛继续着母亲在西方文明中承载的象征意义。

《女性身份研究读本》由邱小轻、詹俊峰和我共同完成。邱小轻承担了第三篇“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性别身份”中8篇理论文章的导读，詹俊峰承担了第一篇”精神分析理论体系的性别身份”中5篇文章以及第二篇“女性主义框架中的性别身份”中3篇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所著文章的导读，该书其余部分由我编写。《母亲身份研究读本》由我独自编著。

我从2006年秋季开始联系文章版权事宜。出于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也考虑到国内学者做研究时引用的方便，我们非常努力争取联系上所有的版权拥有者。这一过程因为有了互联网而变得快捷，其中有几篇文章获得出版社或杂志社授权免费使用，但遗憾的是，至今仍然未能同个别出版社或作者取得联系，我们已在书中作了说明。

广外文印中心的周丹、杨焕英、刘春明、巫彩霞几位老师协助我们把全部理论文章扫描并转变为电子文本，我指导的几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参与了文章的校对工作。《女性身份研究读本》所选文章的校对工作由邱小轻、詹俊峰和梁婷婷承担，《母亲身份研究读本》所选文章的校对工作由洪文慧、颜婷和吴桐承担e这几位年轻人先后交叉校对了两遍，每人至少细读了10到12篇文章。虽然他们个人的研究兴趣并不都集中在性别问题，但我相信，这样的基础性工作让他们经历一本书的诞生过程，品味其中的甘苦，培养他们的学术研究意识和严谨的学术规范，为他们未来的学术道路开创了良好的开端。

这两部书的出版得到武汉大学出版社外语编辑室谢群英女士的大力支持。在此之前我们有过很好的合作，她帮助我院策划出版了“新视角文学与文化系列教材”，目前已正式出版5本，另有5本也将于今年陆续出版。更重要的是彼此间的信任。谢女士和她的同事具有敏感的编辑眼光和专业的出版经验，这使得出版过程务实而高效。

我和我的同事希望这两本书能够为从事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的国内各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的教师、学者、研究人员、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及社会各界对性别问题感兴趣的人士提供一些引导。所选理论文章时间跨度大，一些文章内容新，国内介绍很少，一些理论术语的译法有待规范，我们在书中也只是使用了目前较为合理的译法。同时，西方关于女性身份的研究著作和文章浩如烟海，我们的选取虽然有一定的标准，但仍有挂一漏万之嫌。由于我们对西方哲学思想的背景了解得不够透彻，导读可能有一些未尽如人意之处，还请读者、同行、专家谅解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在引介西方最新文学文化批评理论方面，国内学者尚需继续努力。

我的朋友金李俪和范莉利用她们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和访问的机会多次帮助借阅、核对和复印资料。在书稿付梓之际，我谨代表两部书的编者对所有帮助过我们的朋友表示衷心的谢意!

刘岩

2007年6月于广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