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来，仅从文类上来看，最繁盛的当数中篇小说。方方的《武昌城》，是近年中篇小说中难得的珍品力作；他的另一部名为《万箭穿心》的中篇，对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身心的刺痛进行了冷静的叙写，内里有着深深的体恤，也是令人瞩目的优秀作品；还有迟子建的《起舞》以一个老居民区老八杂的拆迁与改造为主线，叙事的方位不假思索地设定在最普通的居民之中；麦家的《四面楚歌》……王手的《本命年短信》……徐则臣的《苍声》……尽在本书中。

辽宁人民出版社太阳鸟文学年选为当代文学存档，已历时十年。

丛书将目光锁住纯文学的佳作精品，以其独具的民间视野，爬梳整理着文学的年度精品。它恪守纯文学阵地，坚持编选的民间视角，逐年梳理，逐年集粹，自成风格。

选本在传统阅读的基础上，打开了文学的多元生存空间，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它更多的是参与其中，而不是以客观审视或居高临下的姿态亲近现实，它关注生活，靠近民众的阅读心理。因此，这套选本不奇异、不乖张、不空蒙、不小资，平实、亲切、生活、现场，就是它的特点。

本书是该丛书之一《2007中国最佳中篇小说》。

序 中国叙事与中篇小说

起舞

蒙娜丽莎的微笑

武昌城

苍声

看我，在看我

四面楚歌

两亩地

本命年短信

野娘们

旦角

第一章 老八杂

丢丢的水果铺，是老八杂的一叶肺。而老八杂，却是哈尔滨的一截糜烂的盲肠，不切不行了。

上世纪初，中东铁路就像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彩虹，把那个“松花江畔三五渔人，舟子萃居一处”的萧瑟寒村照亮了。俄侨大批涌入，商铺一家家地耸起肩膀，哈尔滨开埠了，街市繁荣起来。俄国人不仅带来了西餐和“短袖旗袍、筒式毡帽、平底断腰鞋”的服饰风尚，还将街名赋予了鲜明的俄国色彩，譬如“地包头道街”“霍尔瓦特大街”“哥萨克街”等等。其中，“八杂市”和“新八杂市”就是其中的街名。“八杂市”，是俄语“集市”的音译，与它沾了边的街，莫不是市井中最喧闹、杂乱之处。解放后，这些老街名就像黑夜尽头的星星一样一颤一颤地消失了，但它们的影响还在，“老八杂”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

老八杂不是街名，而是一处棚户区的名字。这是一带狭长的房屋，有三十多座，住着百余户人家。房子是青砖的平房和二层的木屋，大约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它们倚着南岗的马家沟河，错落着排布开来，远远一望，像是一缕飘拂在暮色中的炊烟。这儿原来叫四辅里，只因它芜杂而喧闹，住的又多是引车卖浆之流，有阅历的人说它像“八杂市”。因有过“八杂市”和“新八杂市”，人们就叫它“老八杂市”。不过缀在后面的“市”字有些拗口，时间久了，它就像蝉身上的壳一样无声无息地蜕去了，演变成为“老八杂”。别看老八杂是暗淡的，破败的，它的背后，却是近二十年城市建设中新起的幢幢高楼。楼体外墙有粉有黄，有红有蓝，好像老八杂背后插着的五彩的翎毛。

老八杂的清晨比别处的来得要早。无论冬夏，凌晨四五点钟，那些卖早点的、扫大街的、开公交车的、卖报的、拾废品的、开烟铺的、修鞋的、打零工的，纷纷从家里出来了。他们穿着粗布衣服，打着呵欠，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到了夜晚，他们会带着一身的汗味，步态疲惫地回家。别看他们辛劳，他们却是快乐的，这从入夜飘荡在老八杂的歌声中可以深切地感悟得到。

做体力活儿的男人，大都喜欢在晚上喝上几口酒。若是住在别处的男人，喝了酒也就闷着头回家了，但住在老八杂的男人却不一样，他们一旦从霓虹闪烁的主街走到这片灯火阑珊处，脚一落到“雨天一街泥、晴天满街土”的老八杂的土地，那份温暖感立刻使他们变得放纵起来，他们会放开歌喉，无所顾忌地唱起来。老八杂的女人，往往从那儿高一阵低一阵的歌声中就能分辨出那是谁家的男人回来了，而提前把门打开。男人酒后的歌，由于脾性的不同，其风貌也是不一样的。修鞋的老李，喜欢底气十足地拖长腔，好像在跟人炫耀他健旺的肺；卖煎饼的吴怀张，爱哼短调。做瓦工的尚活泉，唱上一句就要打上一声口哨，就好像他砌上一块砖必得蘸上一抹水泥一样；开报刊亭的王来贵，对歌词的记忆比旋律要精准，他唱的歌听来就像说快板书了。

老八杂的人清贫而知足地活着，它背后那些高档住宅小区却把它当成了眼皮底下的一个乞丐，怎么看都不顺眼。春天的哈尔滨风沙较大，大风往往把老八杂屋顶老化了的油毛毡和院落中的一些废品刮起，空中飞舞着白色的塑料袋、黑色的油毛毡和土黄色的纸盒，它们就像一条条多嘴的舌头，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树静风止时，它们鼓噪够了，闭了嘴巴，纷纷落人马家沟河中。于是，那些沿河而行的人，就会看见哈尔滨这条几近干涸的内河上，一带垃圾缓缓地穿城而过，确实大煞风景。

老八杂除了在风天会向城市飘散垃圾，它还会增加空气的污染度。由于这里没有采暖设施，到了冬天，家家户户都要烧煤取暖，烟囱里喷出一团团的煤烟，逢了气压低的日子，这些铅色的烟尘聚集在一起，呛得人直咳嗽，好像盘旋在空中的一群黑压压的乌鸦。还有，由于电线的老化，这里火灾频仍，而老八杂的街巷大都逼仄，消防车出入困难，一旦大火连成一片，后果不堪设想。

改造老八杂，势在必行了。

政府经过多次论证，下决心要治理这处城市的病灶了。工程立项后，实力雄厚的龙飘集团取得了对老八杂的开发权。丁香花开的时节，他们就派人来对现有住户的住房面积进行实地测量，并将动迁补贴的标准公示出来。如果不回迁，按照每平方米两千五百元的标准进行补偿；如果回迁，每平方米要交纳四百元的小区“增容费”。这“增容费”包括小区会所、花园、游泳馆及车库等设施所投入的费用。也就是说，将来你若想在老八杂生活，即便是住原有的房屋面积，每户至少也要交纳两到三万元，人们对此牢骚满腹。

卖烧饼的张老汉说：“我住旧房子住服帖了，不想挪窝！啊，我进了鸟笼子，被他们给吊在半空了，还得倒贴钱给他们，我疯了？”

开发商设计的住房是沿马家沟河的四幢高楼，波浪形散开，两座三十层高，另两座二十八层高。在高层住宅的下面，有三层的会所和两层的游泳馆。其余的地方种花种草，设置健身器材。

尚活泉说：“我天天在外出苦力，晚上回家时腿都软了，连爬到老婆身上取乐儿都费劲，那些健身器材，谁他妈用啊！”

王来贵说：“这地段的房价如今涨到四千块一个平方了，他们才给我们两千五，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四栋高楼，我们老户回迁时住的又都是小问，一百多户连一栋楼都使不了，他们能卖三栋大楼，得赚多少钱啊！名义上是给我们改善条件，其实他们是靠我们的地皮发横财，咱们可不能上当啊。”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大都是不想动迁。不想动迁的理由，五花八门。有人嫌住在高楼里不接地气，人会生病；有人嫌自家赖以为生的架子车没处搁，耽误生计；有人嫌晚上归来时不能随心所欲地唱歌了，生活没了滋味；还有人嫌坐电梯头晕，等于天天踩在云彩上，不会再有好胃口了。P1-3

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来，仅从文类上来看，最繁盛的当数中篇小说。这个在此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偶尔一见、在世界文学范围内也并不具有代表性地位的文类，为何偏偏在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创作中最得青睐？

简而言之，大概有三个原因。

其一，刊情因素。大型文学期刊之众多与作为连续出版物的相对恒稳，中篇小说是为其填充页码的最佳选项。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看过来，随着老牌大型期刊的复刊和一批又一批新的大型期刊的创刊，大型文学期刊的总量之大前所未有，大多数期刊具有现代时期并不具备的长期稳定的按时出刊率，其容量特别容易凸显中篇小说的主干地位，从目录上看，基本上也是中篇小说占据了一半左右的篇目，而长篇、短篇小说以及散文、诗歌都很像是为了围绕和搭配中篇小说为中心的布局而设——作为主要的文学载体或曰文学作品的主导传媒，大型文学期刊对中篇小说持续的大量需求，刺激着这一文类生产的兴荣。

其二，读者因素。这也是更关键的原因，中篇小说应合了读者的故事性欣赏习惯，作品长度与阅读耐性达到了默契。相形之下，短篇小说由于对艺术精致性的要求，更像阳春白雪，大多数读者并无兴味来揣摩短短的篇幅所指涉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长篇小说的篇幅嫌长、情节复杂得多，加上对其结构性要求和对人物的谱系性要求等等创作特点，对阅读来说是既费时间又费脑筋的事情。读者对其自然长度的欢迎，也便使得通适性最强的中篇小说的社会影响力有了空前的提升和越发广泛的普及。

其三，文体内部的成熟。上述两种得天独厚的外在条件，也强有力地支持了创作内部的发育和精进。作家对中篇小说的容量开掘和艺术指向的自觉探索，三十年来形成并巩固了它的审美优势。两三万多字到七八万字的伸缩空间，让越来越多的作家获得了叙事的自由感和自信心，作家对结构、情节、节奏、人物的把握以及环境、心理描写等等安排越来越自然适度，由此，它生成了渐渐水落石出的现时代 “中国叙事”的特点——简言之，就是“叙中国事”和“中国式的叙事”的结合。

“叙中国事”的核心是中国人的生活、命运和中国人的性格、心象。在近年小说中，城市／乡村叙事、历史／成长叙事、战事／革命叙事、婚恋家庭／年龄危机叙事、知识分子／文化情境叙事等，是一些常见样式。“中国式的叙事”，既汲取传统小说那种说书人的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叙述特色和亲切晓畅的语势，也有所选择地注重地域文化与方言之于小说的根系感和真切度的作用，对新出现的表现元素也并不排斥。有的小说则融合几种质素在一起，出色地发挥了中篇小说的涵盖力和表现力。

方方的《武昌城》，是近年中篇小说中难得的珍品力作。以北伐战争中的武昌战役为中心事件，它复活了兵荒马乱的历史情境和人在动荡中颠沛流离的身心、在危机情境中生命的选择与被选择，人情在对立阵营之间的矛盾纠葛可谓难分难解，大悲大恸里小小的欢乐分外叫人怜惜。主要人物并非攻城的北伐军将领，而是城中的进步学生陈明武和守城军官马维甫以及大户人家的小姐洪佩珠等。酷烈的战事与国事、家事、情事的关系，正典说法上的“反动”与“进步”的关系，具体到关键人物身上，情态远远不是那么能够泾渭分明起来的。里面隐约暗含着“中国式的革命小说”演进至今的诸多值得重视的综合性的新因素。

现当代中国文学对“革命历史”的叙写，按照其形态特质演进的大体的先后顺序来归纳，先是以一种“当事人对革命史的亲证形态”为主，到了1990年代以来，主要表现为一种“后来者对革命的反思形态”。《武昌城》并不以这两种为基本形态，而是一种“革命之于生活的剧烈振荡和深远影响形态”。不同于顺应“正史”的正义性“再现”，也不同于个人化的反写式“表现”，它的美学取向是以“生活”为本位的“呈现”。  这部中篇小说以白描为主要手法，语言的简练顿挫很符合小说情境，有传统白话小说的神韵。随便举个例子：“刚到学校门口，一个人扑上来，拉了洪佩珠就走。洪佩珠大赫，几欲瘫软在地。待看清来人原是她家的管家老那，气得跺脚。老那急道，二小姐，你到哪里去了？老爷太太派人到处找你，一家人都在等你。”人物生动的性格和战时的峻急气氛跃然纸上。无论是马维甫、陈明武，还是洪佩珠、喜云，他们在心惊肉跳中有坚定，落笔铿锵，掷地有声，围绕他们的叙事也都无不精确坚实。

革命及其规定性所造成的“宿命”左右着人的命运定位和人的日子的安危。战事来袭，运命向背，日子失据，“生活”零落为虚妄的巴望，情爱成为极度奢侈的幻梦，人在以未来的幸福的名义而经受愈演愈烈的生活痛苦。这样的文本就是对被颠覆爆破成碎片的东西的拼接，就如这部小说对坚固城墙的补述。一切都基于对安宁的俗世情暖的依偎，废墟之上终究是对无动乱的自在生活的追怀和企盼。中国人持守“随遇而安”的生活念头，但是近代以来往往遭逢不安和不测之际遇，民族国家革命总是落实在普通人的生活命运里。英雄的大事年表显赫在正史表情冷硬的简化性碑刻上，而普通人的生活遭遇收藏于小说心地温柔的丰富性复原中。《武昌城》的出现，也许是一个带有标志性的文学节点——在“中国式的革命小说”本然的正面，眉目由此显出关乎心牵其念的生活神情。

方方2007年另一部名为《万箭穿心》的中篇，对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身心的刺痛进行了冷静的叙写，内里有着深深的体恤，也是令人瞩目的优秀作品。

方方的《武昌城》和迟子建的《起舞》都写城市，都写得扎扎实实。一个是历史，一个是连带着历史的现实。前者硬朗雄浑，涵纳着武昌城血与火的钝痛记忆；后者则是疏朗温绵，带着哈尔滨特有的洋气风情。

如果允许凭个人的喜好来给这几年的中篇小说佳作评一个最佳的话，那么，迟子建的《起舞》便是笔者所认可的选择。

作品以一个老居民区老八杂的拆迁与改造为主线，叙事的方位不假思索地设定在最普通的居民之中。犹如那个破旧的老八杂里面坐落着一座小洋楼，一个好像相貌平平的“现实主义底层文学”的故事框架里，却在不起眼的表面之下有着不寻常的来历和耐看的美丽。它容纳了别处无法复制也难以想象的曲折而坚韧的人生命运，它涨破了我们过于简单的预想，也纯化了我们过于杂乱的心灵世界。面对这座深受俄罗斯文化浸染的城市，确凿的史料、确实的数据、确切的时间、确有的传奇被均匀地化开，融贯进作家对之确信确守的爱。集中起来，就是城市民俗、小区民风确乎不同寻常的迷人的亲和魅力。

它有宏大的容积，宛若一座城市特有的风情史、风俗史和心灵史。一场迷魅般的舞会种下痴情的种子，浪漫钟爱和仁忍守候从齐如云一直传给丢丢，从齐如云带着舞衣安然西去，到丢丢迎着拆迁半月楼的推土机蓝蜻蜓似的飞舞起来，丢丢倾心考掘和无限依恋的半月楼里面就好似这座北国城市的一部秘史。

它又有微小的褶皱，系着细细的扣袢，缀着柔嫩的流苏，隐藏着细腻至极的小秘密小心神，就似那个神奇的地窖，隐喻着这座城市的安良魅性所在。

它是泼辣如火痛快淋漓的。丢丢的英气、仗义、热情、凛然，使她成为老八杂的主心骨。无论是舍出长发帮助磨刀老汉、教育金小鞍的故事，还是和医生“柳小飞刀”分手时的表现、对王来惠的宽容善待，都是东北性格的女人的自然之举，丢丢身上的哈尔滨女人性格，决定着她没有任何小来小去的计较，甚至对丈夫齐耶夫的出轨的反应竟是“你现在愿意爱两个人，就爱吧！有一天你不想爱两个人了，那就爱一个！不管最后我是不是落到你手里的那个爱，我都爱你！”然而随之而来的是神情恍惚，在半月楼轰然倒塌之前，她失去右腿的瞬间也是和阳光一道起舞，“在一片绚丽的光影中幸福地失去了知觉”。

它是柔情似水催人泪下的。除了个人的成长经历，丢丢的善良大气来自母亲“三瓣花”，她的善感和浪漫承接着婆婆齐如云，加上半月楼的来历中影影绰绰的潜在影响，形成一种丢丢式的平民的贵族气质。城市民间的风云变幻悲欢离合，凝聚生长在爽朗而柔媚的水果摊女主人的小洋楼里。特别是第四章《半月楼》，历史和现实相衔的地方，是自由浪漫精神和实在的人生命运百感交集之处，倾听切近的遥远、面对“安息”的至境，我们无法不伤感动容。

赛珍珠1935年为林语堂的《中国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又译作《吾土吾民》)作序的时候，她欣喜于三十年代一部分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的小说对“中国人自己的生活”的发现：“描写普通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平凡而坚毅的生活”，“他们在这混乱的时代并没有迷失方向……他们机智到足以理解自己、足以理解别人的文明。他们能够明智地选择自己民族所特有的东西”，这就是“符合实情”的“健康的东西”，“总之，它是纯粹中国式的”。时隔70余年，我们看到了经典性文学的“中国化”在中篇小说创作中的复活和延展。

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实在性和可能性的挖掘，除了家庭婚姻情爱关系，往往离不开非亲情的“人际”这个“机关”，这样的机关重重深似海的入际，小说家也并没有捉摸透彻的本事。写出不可捉摸的情态，则显出小说家的本事。麦家《四面楚歌》就是这样，在“是否是”的问号后面，“就是”并不表示确定，而只是焦虑心态的语气词反应，我们生存在自己并不确知的世界，这个世界最切近于我们自身的更是波诡云谲的“人事”。相形之下，王手的《本命年短信》里的机关生活则要放松得多，妇科男医生在看重职位的时候，目标就渺然暧昧；而不在乎的时候，机会偏给你不可。追逐着主人公的本命年短信比主人公更了解自己，仿佛一只神秘的手指点人间的关系迷津，也像流言密告一样把玩着怀揣私欲的人。虽然我们从这部中篇里再次会见熟悉的柯伊娜，但是这一次，妇科诊室里偏偏没有情色。小说先设下一个扣网迷局，然后紧张而活泼地轻松说事，作家自如谋篇的功力之深可见一斑。

董立勃中篇小说《野娘们》的时间背景为“文革”时期，地域背景是新疆的农场，“野”性和善性兼具的女人，在残忍地相互践踏时代里，彼此照应和仗义相帮，让我们感受到了冰冷世情的阳光。

年轻作家的中篇小说同样不容小觑，他们丰富着中篇小说的审美层面。

跟《野娘们》所讲述的历史时期相近，徐则臣的《苍声》是他“花街”系列中的一部，写的是残忍时代的少年故事，它的取向与董立勃恰好相反，是对“阳光灿烂”年纪的成长之“恶”的见证。“苍声”既是少年经历变声期，也是长大成人的标志。徐则臣的《苍声》以“找”为线索，我找小狗，韭菜找帽子，小狗被恶少杀戮，傻女被恶少们糟蹋，不避讳凶残时代人性本色的成长之狠，给人久久不能消褪的惊悚，“我”的恐惧、恶心和抗争以及“苍声”的到来，都承载着非人性的时代的疼痛和难堪。这部小说在近年多产的成长小说之中，显得寒光凛凛，对历史中的成长实现了一次锐利的洞穿。

长于聪敏地探照日常生活荒诞感的戴来，给读者带来了《看我，在看我》，主人公无疑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甚至是个无所作为的“零余者”，尚存的自尊心让他撒了个小谎，就成了周围人眼里的“作家”，于是益加“被看”，也越发尴尬。这是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但是故事并不是主要的，人被一个一念之差冒出的谎言所裹挟，这种随意的荒唐自解所带来的尴尬便无穷无尽地折磨缠绕。异化的力量不再仅仅是外在的强劲的物质性因素，而是自己的卑微感，它同样能够异化人的心智。作者的才气带来文字的灵气，使得无所事事中的人间事，显得有谐趣更有风味，含味与写法都不那么具有确定感，但它又分明是另一种结实，现实感的叙述和超现实的臆想浑然一体。它使含混暧昧的世情人心有着丰盈的质感。

现实感和荒诞感并存的意蕴，在丁伯刚的《两亩地》里有另一种出色的写照。吴建肩挎旅行包，手提一床用尼龙绳随意捆扎起来的厚厚棉絮，到江州去看他的女朋友刘赛羽，下车出站就莫名其妙地挨楱，第一次到两亩地的食堂吃饭就目睹了当地人和外地打工者之间的冲突斗殴。他对世间真真假假的难以辨认．使他总是处于被动的情形。“谁知道呢，我们以为摆脱了纠缠，实际上是不是落入更大的纠缠之中了呢。”人在生存压力下缺少彼此信任，互相欺诈倾轧，使“两亩地”这个城乡结合部变成了一个混乱怪异的地方，这是一个从秩序到人都处于“变”中的地方——人都可能变成另一个，事情都可能成为另一种。性格、感情、欲望、安全感……都难说不变，现实中国有多少这种暗角里的恍惚？

年轻作家在写作经验积累的过程中，一旦找到令自己感到自由欢欣的内心的原在世界，就可以写出成熟度较高的佳作来。乔叶的《旦角》写家乡和豫剧，从灵棚写到房顶，从年轻女人写到高龄老太。戏日益在舞台、在民间火热，但是传统的味道随发展而流逝，动人的乡情里有着委婉的伤悼。这部小说的副标题是《献给我的河南》，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家乡戏的熟稔和钟爱，更见出对家乡人尤其是女人的内在生命丰富性的惜重与呵护，作品沉静大气，绵密自然的细节熨帖地作用于戏里戏外的人生，乡韵杂花生树，文心落地生根。

2007年鲁敏的每一部中篇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年轻作家做到这一点实属大不易。

无论徐则臣的“花街”，还是乔叶的豫剧，它们都发自一个主根脉，根须所系，无疑是这一代中国作家意欲建构他们自己的“中国叙事”的冲动。

这几年，以知识分子为核心人物的小说，要么是旨在“批判知识分子”的“现实主义”小说，这种小说可看作1980年代“反思文学”思潮的翻版，或可戏仿名之，为“新反思小说”；要么是“知识分子批判现实”的小说，这一类作品情绪化较重、艺术上相对粗糙，因而很像新时期初期的“伤痕文学”，故可以戏拟称之，为“后伤痕小说”。格非最初的写作并不出于以上两种新时期传统，他作为“先锋文学”新潮的标志性作家之一，与其他显赫名家的写作相比，都注重叙述对于小说的意义，但是人物和背景的取向原本就有所区别，别人有的写边地生命并乐于炫技，有的回到古代神秘莫测的想象，有的专事人生宿命与人性冷酷的揭示，格非差不多是这批“先锋作家”中迄今唯一的一直在高校生活的人，他的大部分作品也都与“知识分子”有关，即便到了后来，先锋们基本上都在向历史和现实转换视角和写法，并多以塑造“傻”“恶”“丑”的形象变本加厉地展示“深刻”的时候，格非还是保持了优雅的诗书情韵和日常的家国心思。传统的文化氛围气若游丝，但格非的小说总能敏感地追寻到它并形成某种氤氲的气场。在这样的文学情境中，《蒙娜丽莎的微笑》不仅仅是复活了1980年代初期大学生活的现场，它更让我们领略了久违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生活气息和气质(不是主题僵硬的“气节”和“气概”)，以及它如何变得脆弱并成为只好令人缅怀的东西的过程。格非轻松自如驾驭叙事走向的功力，确实令人佩服。胡惟丐之死与“我”在小说末尾的梦，是一个“书生／才子时代”的终结，小说以轻逸的叙述方式完成了对最后的精神贵族时代的复现。胡惟丐之死有直接的世俗原因，与王国维之死已经有了明显不同的象征意味。时运之吊诡令人伤感，一切都在“发展”，都不依亡灵和活者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即便如此，无论我们面对作品中的虚构想象人物胡惟丐(还有“我”在一直追寻他)，还是想到曾经实际活跃于文学研究领域的批评才子胡河清(曾经有许多人纪念他)，我们都可能会追问：这样的精神之死会在今天以至今后触动人们的人文之思么？是否还会有人对此肯再做“灵地的缅想”？如果我们不能不回落于世情——曾经有过的超越精神正趋于淡化的世情，那么，我们是否意识到，这就是人文传统在今天的中国与过去的中国在精神分量、影响程度上的差别？

以“破灭”为参照系，也许会激发更多现世的感叹。不是人人都会有那种张爱玲式的看透：“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对“时代”的悲剧性认知，也许可以体察到“时代之变”的消极本质。尽管我们总是愿意用对于线性时间的前瞻来宽慰自己的眼睛，而且每天都生活在声色乐观的“进步”和“发展”之中，其实能够把握得住的总是往回寻思的心。这大概也是中国叙事的人文特质之所在罢。

巴尔扎克主张要写出被“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以文学的方式“看看各个社会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永恒的法则，离开了真，离开了美”。这话，虽然出自洋人之口，说话者是写长篇小说的，但是对中篇小说的中国叙事同样具有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