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继承了千年的传统，建立了国家，与此同时吸收了希腊与东方文化融合之后的文明精华。但是，这个强大的地中海帝国却没有能保持持续的发展，在经历激烈而徒劳的抗争之后，它迅速走向了衰落和崩溃。本书作者运用自己渊博的学识对古代世界的衰亡进行独特的分析，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正在走向终结的世界中所蕴含的新世界的元素。

本书篇幅较大，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从3世纪罗马世界的政治危机、蛮族入侵、经济衰退、文学艺术颓落等等到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社会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种种变化及其影响无不包含在内。此外作者在撰写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注释，客观上为读者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阅读书目。

前言

引论

第一部分 3世纪危机与帝国的复兴

第一章 3世纪的政治危机

第二章 罗马世界的复兴

第三章 4世纪的罗马帝国与教会

第四章 罗马世界经济的衰退

第五章 君士坦丁君主政体及其特点、改革与公共机构

第六章 社会等级制度

第七章 大地主与罗马帝国及平民的矛盾——庇护制度的形成

第八章 古代艺术的衰落与终结

第九章 文学的衰落，古代哲学和科学的消亡

第十章 公共精神的堕落

第二部分 帝国的陷落

第十一章 4世纪后半期(350—395年)的罗马与蛮族

第十二章 西罗马帝国(395—476年)

第十三章 东罗马帝国(395—518年)

第三部分 帝国覆亡之后

第十四章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意大利(476—526年)

第十五章 罗马政治制度在西部的延续——帝国的灭亡

第十六章 帝国的复兴——查士丁尼与收复失地运动

第十七章 查士丁尼政策的失败

第十八章 西哥特人统治下的西班牙

第十九章 伦巴第王国

第二十章 6世纪中期到8世纪中期(564—753年)的教皇制度和意大利

第二十一章 法兰克人克洛维攻占高卢

第二十二章 克洛维的后裔

第二十三章 墨洛温王朝的衰落与终结

第二十四章 墨洛温君主政体——制度

第二十五章 经济生活

第二十六章 文化艺术生活——教育

第二十七章 宗教生活

第二十八章 世俗社会

结论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第一章 3世纪的政治危机

众所周知，罗马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但从本质上讲，他们并非像我们想象中的帝王那样具有无限的权力。元首的权力之所以无所不能，其中的原因并不仅仅像东方君主或者某些日耳曼人国王那样被奉为神的化身，而主要在于他代表着共和制罗马国家（Respublica）的利益，即罗马人民的权威，这一点毋庸置疑。从这一角度讲，罗马皇帝的权力并非完全属于个人，也不能通过世袭获得，而是要经过委任授权（delegated）。皇帝的权力首先要依靠军队的力量。经过授权，皇帝成为唯一掌控军队指挥权的人，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绝对指挥权。这种指挥权被称为统治权（imperium）。在罗马共和国期间，曾经有许多人拥有过这种统治权，例如最高指挥官即地方总督（proconsuls）。他们虽然是最高统治者（imperatores），掌控统治权，但是这种权力的运用只局限于战争期问，战争取得胜利后，这种权力即随之终止。国家法律严格限制将这种统治权仅授予某一个人，同时也禁止某人终身享有这种权力。

实际上，罗马帝国依然保留着地方行政长官的职务（magistracy）。统治国家的权力从理论上讲仍然和皇帝联系在一起，皇帝就是共和制国家的化身。如果皇帝接受奥古斯都（Augustus）这一神圣而庄严的称号，那就意味着他已成为罗马人民心目中活着的罗马神（Dea Roma）的象征。在他去世以后，人们要决定是否应当将他神化，是否推崇其为信徒，以及是否赋予其“神明”（numen）的荣耀。

地方总督的统治权（proconstuar imperium）是否只涉及以上所述军事方面，而未涵盖民事方面的权限？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虽然这种统治权成为元首手中强有力而又稳定的因素，可是有一点显而易见，即他不能给予自己无限的权力，其原因在于地方总督的权力只能在罗马以外的地区（直到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统治时期）和意大利地区行使。罗马皇帝还被赋予终身保民官权（tribunicia potestas），这也就意味着他被授予了否决权（intercessio），或者说全部罗马人民一致的保护权，皇帝本身神圣而不容亵渎。但是这些权力只有在皇帝退位之后才可以享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迄今为止，我们知道有关皇帝的其他一些职责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皇帝是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监察官（censor）、元老院的元首（princeps Senatus），有时还会担任执政官，但是这些头衔对进一步扩大他手中的权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大约从韦帕芗（Vespasian）时期开始，控制皇权的权力才全部集中到元老院议会（senatus-Consultum）。也是在这个时期，《王权法》（lex regia）在马尔斯广场（Campus Martius）被宣读通过。该部法规确立的是罗马皇帝的统治权而非保民官权。

罗马帝国的行政长官制度并没有打算用君主政体取代共和政体。帝国出现伊始只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社会动荡和政局剧变已经威胁到罗马共和国的生死存亡，为了扭转局势，必须委托国家的第一公民来维持永久的专制：这也就是“元首”的意义所在。但是作为法定的国家机关，元老院和公民议会（comitia）在帝国建立之初就已经存在。立法权并不是皇帝独享的权力，他可以制定法律，但要在同其他行政长官权限一致范围内才能制定，而且一旦他的“宪法”或者“法案”（acta）具有法律强制力，它们就有可能成为他被授予保民官权的合法根基。

在元首统治初期，罗马皇帝并没有真正掌握帝国的核心权力，一直到了哈德良（Hadrian）时期，罗马皇帝才开始从自己的“亲信”中选出代表，然后安插到公民议会当中，委以要职。

尽管如此，旧的体制依然运转。公民议会已经变得形同虚设，行政部门、财政部门以及立法机构的各项大权被掌握在元老院手中。

如果罗马帝国继续被元老院统治下去，那么它极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充满军事独裁色彩的贵族政府。可事实完全不是如此。皇帝的地位不断上升，元老院的权力则不断下降。实际上，皇帝不但控制着整个军队发动战争以及维护和平，而且把整个国家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因为一开始元首与元老院就将各行省进行划分归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为了对自己的行省进行有效管理，皇帝必然要设立自己的行政长官和自己的财库（皇帝国库[fiscus]，即与公共金库[aerarium]相对的财库），以及获得对军队的支配权，这时的皇帝与元老院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激烈的对立。

我们无需经常回顾那些冗长的细节，让我们直截了当地剖析一下，为什么元首制会演变成君主专制或者所谓的准君主专制。这种演变在3世纪还远远没有彻底完成。在年轻的元首亚历山大·塞维鲁统治时期（222年3月12日—235年2月到3月），元老院表面上似乎恢复了它在罗马帝国中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一时期丰要依靠摄政议事会（Regency Council）和亚历山大·塞维鲁的母亲玛麦娅（Mammaea）处理帝国事务。亚历山大成年以后，各项朝政都听从元老院的安排：他把自己的重要官员、禁卫军长官（praetorian）、市政官员的选举权以及行省总督的选举权等等移交给元老院，即使选拔其他行省的候选人也要经过元老院的许可。他还在罗马成立了由14名执政官（consular）组成的长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职责就是帮助他处理日常事务，管理城镇的各个“地区（regio）”。他授予禁卫军长官以元老头衔，这样就避免了元老院的元老在他们面前飞扬跋扈。没有元老院的建议，他不能擅自发布命令，颁布法令。他亲自任命执政官，但必须在元老院的指定人选范围内任命。他削弱了帝国地方财政官的权力，只有经过公众的普遍认可皇帝才可以委任他们，他还把皇帝国库归还给公共金库。两种权力的完美结合令这种全新的统治无可挑剔，这就是犹太国王希律（Herodian）所称道的贵族统治（参见Ⅵ，第1页）。元老院式帝国的理想模式几乎就要实现了，甚至还有些人梦想着恢复共和制，我们可以从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对米西奈斯（Macenas）和奥古斯都的赞美辞中寻找到这种梦想的踪迹。

正是在这种统治即将结束的时候，亚历山大·塞维鲁和他的母亲双双被暗杀，罗马爆发了一场可怕的危机，这场危机几乎让整个罗马世界分崩离析，在3世纪初仍然灿烂辉煌的罗马文明在这个时候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到此为止，对帝国的前景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帝国日渐衰败的趋势已经不可扭转。从表面上看，罗马帝国的宪法还没有正式形成。它现在需要的仅仅是武力，一种一触即发的血腥武力。P3-6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进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21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菲迪南·罗特（1866—1952）的《古代世界的终结》一书初版于1931年，其英译本则在1996年出版，译者为菲利普·利昂（Philip Leon）和玛丽埃特·利昂（Mariette Leon）。中译本即依照1996年版英译本译出。罗特1913年开始撰写本书，1921年完稿，在该书中他对罗马帝国的分裂和崩溃做了生动的描述，其观察深邃而独到。

本书篇幅较大，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从3世纪罗马世界的政治危机、蛮族入侵、经济衰退、文学艺术颓落等等到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社会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种种变化及其影响无不包含在内。该书叙事宏大，分析鞭辟入里，1931年一问世便引起了历史学界的注意，吸引了大批的读者。

作者在撰写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注释，近800条，客观上为读者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阅读书目。

本书引论、第一和第二部分由王春侠翻译，其余部分由曹明玉翻译，李晓东审校全稿。由于本书内容比较庞杂，译文难免会有未能达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感谢上海三联书店王秦伟先生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陈恒先生，他们为该书的出版做了很多的工作。

此外，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所张强教授对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指导，借此机会对张老师表示感谢。同时，还要感谢学友郑凯、毛悦和李宇的鼓励和帮助，他们对译稿提出了不少的修改建议。

译者

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