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变是怎样发生的呢?一个繁华而富足的“世界中心”怎么竟被兴起时间不长的女真人如此轻而易举地毁灭了呢?庞大而文明的北宋帝国何以在短时间内就土崩瓦解了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壮士的慷慨悲歌声中，又带着怎样的遗憾和深痛？……

本书对靖康之变这一历史时期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与研究，介绍了其详细经过，而且关注其影响，并将这一事件作为一个舞台，让众多的历史人物在这里表演，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其命运，窥见其人性。

发生在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国破家亡、天崩地裂的大悲剧。

是谁导致了这一场悲剧的发生？是力图救国利民、提倡新法的官场异类王安石？还是罔顾国计民生、醉生梦死的徽宗、蔡京君臣?甚或是，亡国的悲剧早就隐藏在大宋开国之初的政策基因当中?

本书通过长时段、多层面的考察，一一再现北宋王朝衰亡的全景，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发人深省的思索和解答。

自序：从郭靖杨康说起

引子

百万弱兵

 燕云十六州：宋人的开国之痛

 曹彬：北宋武将蜕变的缩影

 种氏家族：崇文抑武政策的牺牲品

变法风云

 大变法：谁开启了靖康之变

 党争漩涡：北宋中后期政治的恶质化

末世君臣

 徽宗：北宋王朝的掘墓人

 蔡京：书画名家与误国奸臣

兵临城下

 开封城：铁骑满郊畿

 太原围：血肉铸就的城池

 靖康耻：兵临城下的屈辱

 李纲与宗泽：时代悲剧的演绎者

臣子遗恨

 秦桧：靖康之变后遗症

 李清照：颠沛流离的南渡词人

 洪皓：节比苏武的南宋使臣

 辛弃疾：壮士的恢复之声

后记

神宗心怀大志，对辽朝和西夏的威胁一直耿耿于怀。他小时候曾经身披铠甲去见太皇太后曹氏，问她，您看我穿着铠甲好不好?即位后，神宗还亲自为曾经遭受不公正待遇抑郁而死的武将狄青撰写祭文。这在一向崇尚文治的北宋皇帝中间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这似乎表明神宗将会给北宋政府带来崭新的气象。

神宗很快就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政治上他支持王安石变法；军事上，对待西边的西夏，神宗决心放弃隐忍和被动挨打的方针，主动出击，并且力图将其彻底消灭。对待北方的辽朝，神宗也要放弃多年达成的和平协议，准备在扫平西夏后寻找适当时机开战。也许是真心的流露，神宗在一次对大臣的谈话中，声泪俱下地说，当年太宗皇帝兵败幽州城下，契丹军队穷追不舍，太宗死里逃生，腿上中了两箭，可是随军携带的御用之物和侍奉的宫人全部落入契丹人之手。从此之后，太宗箭伤年年发作，最后因为医治无效去世。所以说，辽朝与大宋有不共戴天之仇，现在大宋反而年年送数十万金帛给契丹人，称辽朝皇帝为叔父，作为太宗的子孙，难道是应该如此吗?!太宗的箭伤是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所负的，而神宗公开提及这件事，表示他不甘于和辽政权的屈辱协定，而是要替太宗复仇，收复燕云地区。自古以来，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而直到近百年后，太宗负伤之仇才由太宗曾孙神宗提出复仇，实在令人感到遗憾。

神宗大概是北宋皇帝中除了太祖外，惟一一个对收复燕云始终耿耿于怀的皇帝。为了激励臣下，神宗特意下令，谁能收复燕云地区，就封以王爵，这无形中提高了燕云地区在国家决策中所占的位置，表达了神宗强烈的恢复愿望。但神宗的志向却屡遭挫折。政治上的变法受到强烈的反对，对西夏的进攻一再受挫，损兵折将，这使得神宗打算与辽朝交战的想法根本没有机会开展。最后，神宗也是带着满腹遗憾离开了人世。作为北宋中后期最想有所作为的皇帝，神宗的一生无疑是一个悲剧。

虽然神宗已经去世，北宋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很多变故，但从此对西夏的战事却断断续续地持续下来。对北宋政府而言，要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困难又增加了很多，因为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北方的强敌辽朝，还有西方的强敌西夏。北宋政府的战略也由建国初直接与辽朝开战收复燕云变成在打败西夏的基础上再对辽朝用兵。这个策略和北宋建国初的“先南后北”的战略几乎如出一辙。可惜的是，对西夏的作战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这也使得“先西后北”的战略始终没能实现。不过，北宋政府最终利用一个机会，收复了燕云十六州，这就是前文提到的联合女真人灭辽。

纵观整个北宋朝，燕云十六州在经历了建国初的连年战事后，很长时间几乎销声匿迹，在北宋后期突然又成为焦点问题，这多少有些让人感到奇怪。其实，长期以来，收复燕云这个话题虽然被北宋政府有意无意地忽略，但并不表明人们对它真的完全不放在心上，所谓的忽略其实只是一种心理上的逃避。

由于北宋政府长期推行重文轻武政策，导致武将素质下降，士兵弱不堪战。单是西夏政权，就已经让北宋政府焦头烂额，左支右绌。在这种情况下，北宋统治者更满足于和北方辽朝的和平状态，不敢与骁勇善战的辽朝军队争夺燕云地区。面对辽政权的肆意讹诈和军事威胁，北宋政府总是想办法避免与之发生冲突。仁宗时，宋与党项元昊发生战争，辽朝趁机陈兵边境，派使臣刘六符等向北宋索要被周世宗收复的关南地。仁宗派文臣富弼前往谈判。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地辩论，辽朝不再索要关南地，北宋政府答应将每年的岁币数增加二十万。神宗变法时，辽朝派使臣对双方的边界提出异议，要求北宋政府放弃几百里的土地。王安石安慰神宗说，将来是要和辽朝开战的，不过现在主要任务是解决西夏，可以先答应辽朝的条件，等将来再武力收复失地。正因为宋辽之间的和平是有条件的，也是不稳定的，所以尽管宋人提起澶渊之盟，大都对之赞不绝口，认为自此以后国家摆脱了连年战争的拖累，人民获得了修养生息的条件。但是，他们都很清楚辽朝对北宋的潜在和事实上的威胁。富弼出使回国后，上书仁宗，提醒国家不要以为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要记住辽朝对宋朝的侮辱。

宋朝在得知辽朝实力削弱而有机可乘时，北宋联金灭辽就顺理成章。如果是神宗或是别的皇帝在位，这次结盟很可能也会达成。不同的是，可能结果会有所不同。大臣郑居中质问宰相蔡京，为什么要抛弃签订百年的和约，重新与辽朝开战，蔡京只说了一句话：皇帝已经厌恶了每年白白送给辽朝五十万的岁币。听完蔡京的解释，郑居中虽然不服气，但也不得不承认，宋辽之间的和约是不平等的。很多人清醒地意识到，宋辽之间的所谓和平根本是宋朝每年用大笔的财物换来的，而且宋朝在边境一带的驻军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防范辽军突然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宋人自然有一种复仇心理。

可惜的是，徽宗没有充分估量到宋朝的实力，在一种自满的心态下，草率地决定与金人结盟。他只看到辽朝已经衰落，不知道宋朝也同样外强中干。

宣和四年(1122)五月，北宋军队与辽军交锋失利。十月，宋军再次进攻，辽将郭药师等以易州、涿州降宋，宋军五十万进逼燕京，结果竟然被辽朝的残余部队打败。在进攻的过程中，北宋军队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最后只好恳求“盟友”女真人发兵才将辽兵打败。如此一来，女真人抓住了借口，称燕京是他们替北宋政府攻打下来的，所以不能白白交给北宋政府。徽宗此时已经迫不及待地希望得到燕云地区，了却太祖、太宗等人的遗愿，同时成就自己的万世功业，就按照女真人的意思，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从女真人手中买回了燕云地区。

历史仿佛开了一个玩笑，宋太祖当年设立封桩库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打算用金钱赎买燕云地区，想不到这句话竟然在百余年后成为现实，只不过不是从契丹人而是从女真人手中购买而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徽宗君臣沉浸在实现祖宗遗愿的喜悦之中时，金军铁骑已经长驱南下，踏破了赵宋开国以来漫长的光复燕云十六州之梦。这恐怕是徽宗君臣都想不到的事情。

燕云地区让北宋几代皇帝关注，最初雄心勃勃地要武力收复，最终却是用赎买的方法得到，并为此付出了亡国的代价。北宋收复失地的努力从开国时便开始了，但当得到燕云之地时，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大的灾难和耻辱，这就是靖康之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燕云地区归属问题，乃是北宋亡国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

收复失地，需要能征善战的将才。可是，我们看到，虽然北宋皇帝们以收复燕云为志，却不善于培育、发现将才，反而逐渐推行抑武崇文的政策，最终造成不能用将、无将可用的局面。当我们考察靖康之变的发生缘故时，北宋武将群体不能不是一个必须加以探究的重要方面。曹彬、种氏家族……他们的悲剧命运关系着北宋的国运。P20-23

金庸武侠名著《射雕英雄传》中，两位男主人公分别是郭靖、杨康。前者正直善良，为保卫大宋王朝可谓鞠躬尽瘁、视死如归，此等英雄气概，自然会赢得读者的由衷崇敬。反观后者，同样是大宋子民，却是奸邪狡诈，贪图富贵，坏事做尽，为人所不耻。显而易见，金庸是将北宋最后一个皇帝的年号——靖康，拆开来给书中主人公命名的。看来，金庸与很多人一样，对导致北宋王朝土崩瓦解的靖康之变有着某种彻骨的痛切。

毫无疑问，靖康耻不止是宋人无法治愈的伤痛。两个皇帝同时成为女真人的俘虏，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更严重的是，无数无辜百姓或死或伤，或是颠沛流离，骨肉分离。这种无比巨大的打击对于享受过文明富庶生活的宋人而言，无异于灭顶之难。后人出于对两宋时期高度发达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景仰，对这样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处于当时世界最高水准却又两度为少数民族政权摧毁的王朝难免扼腕叹息。于是乎，人们开始反省宋朝究竟是如何灭亡的。在这个痛苦的反思过程中，各种完全不同的见解相继出现，蔚为大观。时至今日，似乎依然存在诸多有待清晰诠释的问题。

反思，就连西方人也不例外。2005年5月22日，《纽约时报》极其罕见地以中文为标题发表了著名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副标题是“辉煌如过眼烟云”(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作者在文章中写了这样一些内容：“公元1000年，中国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转移到开封”；“在宋代，这里是首都，拥有百万以上的人口，而在那个时候，伦敦仅有一万五千人”；“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十六尺长画卷《清明上河图》，用写实的笔法炫耀着历史上开封的繁华和富足。街上行人摩肩接踵，骆驼队满载从丝绸之路运送到中国中原地区的货物，茶楼和饭馆生意兴隆”；“开封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移民，甚至包括数百名犹太人。直到今日，在开封依然有一些居民，虽然他们的长相和普通的中国人一样，但却自认为是犹太人，不吃猪肉”；等等。于是，作者“漫步在开封街头，询问一些当地居民为什么一个世界中心会沦落到今天的模样”。这位对中国历史恐怕不是行家里手的美国人作出了发人深省的反思，他认为，纽约应该从开封的衰落中总结经验教训，“必须学到的一课就是保证科学技术优势和健全的经济制度的重要性。历史上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依靠的正是先进的文明、领先于时代的贸易政策以及一系列技术革新，例如发明了铁制的犁，发明了印刷术以及纸币”。“第二堂课是要注意自满的危险。因为那时，中国开始习惯于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并认为无须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一这也是衰落的开始”。

显而易见，这一见解并不高明，至少不具备历史学者的眼光和智慧，但却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不经意间给了现代人以莫大的启迪。昔日繁华的汴京城究竟是如何衰败的呢?笔者以为，北宋都城开封的没落源于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劫难——靖康之变，经过女真人的烧杀抢掠，开封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此后虽然有些复兴，但始终没有机会再现往日的辉煌。问题到此，似乎仍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靖康之变又是怎样发生的呢?一个繁华而富足的“世界中心”怎么竟被兴起时间不长的女真人如此轻而易举地毁灭了呢?更重要的是，庞大而文明的北宋帝国何以在短时间内就土崩瓦解了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自从靖康之变发生之后，很多人就开始反思宋朝灭亡的原因。南宋初年，出现过一种影响极大的思潮，就是将亡国之耻归咎于北宋中期的政治家王安石。很多士大夫指责他变乱祖宗法度，以至于社会逐渐失控，最后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这种看法至今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这毕竟只是宋人的见识而已。时至今日，研究历史的学者对靖康之变的原因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解。其中主流的认识是，宋徽宗朝的腐败导致了帝国的崩溃，这也成为出现靖康之变最重要而直接的缘由。毫无疑问，这种诠释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是，腐败亡国论似乎仍然存在诸多令人迷惑不解的疑问。

十多年以前，有人找我写宋朝的亡国史，虽然后来计划无果而终，但自那时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北宋、南宋究竟为什么会灭亡于异族之手?最初，我更多的是侧重于偶然因素，于是探讨了郭药师及其常胜军投降宋朝之后又投靠女真人对靖康之变的重大影响。到2005年，中华书局委托我写本普及历史知识的书，叙述两宋时期的重大事件，原本准备了诸如王安石变法、澶渊之盟、襄阳保卫战等题目以备选择，但最终还是决定写靖康之变。

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该事件正好是在北宋和南宋之间发生的，可以通过对某些史实的描绘来理解两宋时期的社会问题；二是该事件影响深远，整个南宋时期，似乎都存在和与战的论争，无论是对女真，还是对后来兴起的蒙古。虽然这一议题北宋开国以来便已然存在，伴随着契丹族、党项族先后崛起，对赵宋王朝构成日益严峻的现实威胁，和与战便成为宋朝士大夫难以回避的命题，但真正达到白热化状态却是在靖康之变前后，而南宋朝野上下讨论的焦点恰恰就是这一事件；三是想继续十几年以前的思考，探讨北宋亡国的原因。

笔者以为，靖康之变是赵宋王朝长期积累的问题和弊病所致，而并非单纯只是徽宗朝的腐朽统治造成的。于是我将事件的背景分作长、中、短三个层面来加以剖析，通过选取某些“点”来凸现宋朝开国以后内外政策的得与失，进而重新检讨某些深层次的因素，这也是本书所要达成的重要目标。实际上，宋朝的很多问题，自宋初以来甚至更早就已经存在，如燕云十六州，虽然徽宗时期短暂收复，但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除此而外，宋朝开国以来，对内、对外的诸多措施实际上都变成了双刃剑，既有维护赵宋王朝稳定的一面，更有削弱自身实力的巨大隐患。

以北宋政治而言，文官体制确立以后，重文政策得以全面贯彻，这为宋代文化及社会的繁荣的确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当北宋社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危机时，文官中一些有识之士呼吁改革，进行变法，试图挽救大宋王朝。然而，文人自然有其弱点，通常而言，他们之间往往一言不合或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相互恶斗，或是为了争权夺利而进行惨烈无比的厮杀，即便是在国家危难之际，朝廷之中依然不停地争吵。围绕着变法，文官们也分成了很多派别，相互争论，内斗……而靖康之变前夕，是议和，还是抵抗，还是迁都，朝中官员同样固执己见，互不相让，一再浪费了稍纵即逝的大好机会。直到南宋时期，依然如此。应该说，宋代文人之间的争斗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统治集团内这些或明或暗的搏杀，从很大程度上消耗了宋王朝的整体实力，慢慢地腐蚀了支撑赵宋江山的基础。因此，与其说是徽宗朝的腐败导致了靖康之变，毋宁说这场大浩劫是赵宋开国后各种弊端累积的结果。

靖康之变过去将近八百八十年了，在当时激荡的岁月里，人性的美与丑得以充分展现出来。有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为大宋王朝肝脑涂地；有人变节卖国，换取荣华富贵；更有些人在彻头彻尾的虚伪掩盖下干出了令人发指的勾当——在我看来，这比公开投降还要令人不齿，至少那些卖国者有勇气接受历史的审判，比起那些靠漂亮语言赢得美名而内心猥琐不堪、肮脏无比的“君子”来，危害之大小，世人自会有公正的判断。

历史研究不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解析历史问题有多种不同的角度可供选择。史学工作者对历史上出现过的人和事完全可以见仁见智，但前提是必须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各种资料。在这方面，笔者自以宋史研究为志业以来，深有感触。呈现于此的书稿也是笔者尽心融会众多史料而撰成，但要说它的效用如何，还有待于读者的检阅。毕竟，史学工作者不是预言家。

拉杂写了这些，姑且算作序。

2006年2年2日初稿、2月5日二稿、5月22日三稿  于北京师范大学茹退居

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揭开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块伤疤，而是想提醒人们勿忘历史，并从北宋亡国的历程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任何民族在过去都可能会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有些甚至是致命的，中华民族也不例外。我想，我们不仅需要正视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过去的失误中学到有价值的东西，以避免重蹈覆辙。

其实，原本是想通过靖康之变这一发生在北宋末年的事件与整个宋王朝的历史联系起来，但这会有着很大的风险，原因在于难以恰当地整合二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存在着选择描述对象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孤立地看待历史上的大事件，可能会很容易，但要透彻地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却非常困难。正因为如此，我在书中大体上只是指出了某些被忽略或是潜在的可能性，并尽可能地将这些因素写出来，提供给读者去思考。当然，需要读者朋友谅解的一点是，这种蜻蜓点水似的勾连，难免会出现误判情形。

本书得以付梓，首先要感谢中华书局的徐卫东先生。他给了我很大的自由空间，从草拟提纲到书稿写作，我们通过数不清的电话交换意见，讨论与本书相关的问题。同时，宋志军先生也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此外，博士生刘云军、硕士生刘志华、罗慧娴、杨甲等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2006年5月22日夜10时40分

于北京师范大学茹退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