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人纷纷讨论的话题。近期美国《时代周刊》两度大篇幅报道中国崛起，封面分别用“毛泽东”和“五角星升起于长城”的画面。“强国复兴”、“民族复兴”已经持续成为中国社会的热点关键词，并将长期持续下去……

康拉特·赛茨，《日本——美国的挑战》的作者，前德国驻华大使，当前德国与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历时8年，纵横捭阖阐述大中国崛起历程。

该书问世以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全球累计销量达500多万册。有德国媒体认为它是一部十多年来最好的反映中国的著作。

康拉特·赛茨讲述了中华千年古老的的历史和她“完美的文明”；讲述了十九世纪儒家帝制的崩溃以及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失望；也讲述了1949年诞生的新中国，以及之后中国全力发展经济，奠定了未来强国基础的历程。

20年后成为经济强国的中国，是否还会陷入古老帝国的传统之中？她是世界的合作伙伴还是霸权者？有一个事实正在被关注：一个世界强国已经崛起。

第一部 完美的文明：18世纪末之前的中国

第一章 扬帆驶出刘家港

第二章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进步的文明

第三章 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伦理道德

第四章 靠伦理道德的凝聚力治理国家

第五章 汉人中心的世界秩序

第六章 欧洲人想像中的中国

第二部 古老中国：王朝的崩溃（1793—1949）

第七章 帝王朝代周期轮回的末日（1793—1838）

第八章 内乱外患（1839－1899）

第九章 儒家帝制的终结（1900－1911）

第十章 不存在的共和政体（1912－1937）

第十一章 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1937－1949）

第十二章 伟大文化的慢性衰落（1861－1949）

第三部 一张白纸：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1949－1976）

第十三章 后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1949－1952）

第十四章 社会主义革命（1953－1957）

第十五章 “大跃进”（1958－1960）

第十六章 一个短暂的休整期（1961－1965）

第十七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69）

第十八章 大结局（1970－1976）

第十九章 毛的遗产

第四部 现代中国的诞生：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1978－1997）

第二十章 杰出的领导人

第二十一章 解放农民（1979－1983）

第二十二章 城市改革（1984－1988）

第二十三章 对外开入

第二十四章 上海的再生

第二十五章 从邓的“南巡”到他的逝世（1992年1月－1997年2月）

第二十六章 邓的政治遗产：一个亚洲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十七章 邓的经济遗产：在一条把中国引向强大的路上

第五部 平稳过渡走向未来：江泽民时代（1997－2002）

第二十八章 第三代领导登上舞台

第二十九章 邓的增长模式的结束

第三十章 通货紧缩和亚洲危机（1997－1999）

第三十一章 国家工业危机的爆发（1995－1999）

第三十二章 第二阶段改革的突破（1997年9月）

第三十三章 到2010年的市场经济

第三十四章 成功与失误（1998年3月－2002年9月）

第三十五章 一个市场经济下的进步党

第三十六章 大中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海外华人

第三十七章 中国能成功吗？

第三十八章 2015年的中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国民经济体

第三十九章 世界工业品市场上的“中国恐惧”

第四十章 21世纪的中国：合作伙伴还是霸权者？

注释

译后记

皇帝与他的大臣们：内部制约圈

汉代初期，在融合儒家伦理哲学与道家治国方法的基础上，儒家学说被国家意识形态化，从而在中国统治体系形成初期就埋下了一种深层的内部裂痕。按照法家的观点，皇帝当属至高无上的极权者，而儒家学说则是给皇帝套上思想的紧箍，那就是：皇帝个人的形象与其统治的合法性成正比。皇帝的德行受到其官员的监督，官员们绝对忠诚于王朝，从儒家出身的官员中，很难找到背叛皇帝的例子，即使某个王朝面临灭亡的时候，众臣子也会基于儒家对王朝的忠诚而辞职、隐退，尽管此举为原本与天命之学说相矛盾。另外他们不仅有权力，而且有义务矫正皇帝的行为举止，只要皇帝有越轨之举，即刻辅佐他返回道德上。他们甚至还设有专门的监察大臣与监察机构，任务不仅是监督官吏，也监督皇帝。当年这可是一个很危险的部门，如果皇帝把监督官员的指责看作为诬告而驳回的话，这个监督官就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惩罚，甚至被砍头。儒家学说作为王朝意识的历史，尤其是自明代以来的历史，正像沃尔夫岗·鲍尔形象地表述的那样，是“统治者与其官吏之间的内部制约圈”的历史。

在儒家的王朝学说中，国家可以与天上行星的秩序相比。就像北极星居中不动，而其他行星围绕它转一样，地上那不动的中心就是万能的皇帝，所有人都围着他转。在国家体系中，皇帝的任务就是，以他的道德榜样激励民众和官吏，“犹如青草沐浴着春风一样”。皇帝所要做出的是官吏们自身所无法带来的成就：他必须赢得民众的呼声并且始终如一，以便保障统治的合法化。

这个任务的实现还有赖于另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儒家接受了周王为天子的观念，并把它作为神话的外来形象嫁接到他们的理性王朝学说上。皇帝作为天之骄子，有义务通过德行和施天礼使天上与人间保持和谐。这种说法尽管给皇帝的道德魅力赋予了神秘的光环，然而同时也埋下了危险的种子，可能把自然灾害喻意为上天因不满皇帝的标志而加以惩罚。官吏们则会以类似的上天标志去为仁慈的皇帝进行辩护。

为了保护皇帝的神秘的光环，因为此光环对民众效忠皇帝相当重要，皇帝就得生活在为他专门修建的深墙宫院之中，围绕着他的是宫女和宦官。在这一方面，儒家的要求与法家和道家并无两样。这里有一段公元前300年法家韩非的话，就其有助形成人们对王者之尊严的效果来看，完全像是出自一位儒家哲学大师的手笔：“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取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躬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

按照儒家的“规则”，皇帝在所有政府之功能中所承担的任务就是：选贤任能。只要做到了这一点，他就可以放手不管国事，而仅仅去做那道德的榜样和威严高尚的君主。实际上从来没有人做到这一点，至少没有到达这个程度。那些诏书或者命令随时随地都得由皇帝亲目颁布，也只有得到皇帝的“朱批”，有效性才能得到保障。但皇帝未必要自己提出解决办法，只需要在大臣们上呈的建议中选出一个，或者像个仲裁人，对争执做出裁决。

在一个这样的体系中，每个皇帝在其位上如何行为，也就只有三种可能性：

——他可以按此“规则”行事，政府事务交由他所任命(且随时可以罢免)的大臣负责。事实上中国自汉代起，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中历代朝廷都照此执政。这是一种基于统一意识基础上的官僚政府。

——皇帝可以自己亲临主政，并且调动其大臣加以辅政。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皇帝基本上如此。

——皇帝让官僚机构自行运转，而他则抓住决策权，通常在此种情况下，他尽管身在朝中，但是在朝廷之外通常又设立一个顾问圈，尤其是重用皇宫内的宦官。这就意味着宫廷与大臣形成对立。

这种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内部制约在明代表现得尤为突出。明朝的开国皇帝执政时就与大臣对立。这个王朝的开创者是一个农民，对读书人特别反感，他在宫廷前院经常杖责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大臣，甚或处死，此举确实是前所未有。后来的明朝皇帝听天由命。万历(1572～1820)皇帝经常不上朝，没兴趣与大臣们朝会，就连空缺的位子，也懒得去任命官吏，更不用说去批阅那些上奏的折子了。但是在清朝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他们根除了国家统治体系内部的这种分裂，而且形成了高效政府所需要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核心和正常的运转机制，所有的政策均由皇帝确定。

九品制官吏与绅士

极少数的官员领导着这个庞大的国家。清朝晚期约有四亿人口、两万官吏，还有一种说法：四万官吏。这也就是说，对“官吏”的定义出入比较大。中国的官吏原本是受过相当高的教育的人士。按照他们的职务，那些在中央政府任职的就相当于我们西方的部长、高级官员；在省衙门从事管理的就像我们的州长、议长等。在社会上被尊称为先生的相当于19世纪初叶德国的大学教授。也许最好的方式是通称他们为行政管理者，或者像葡萄牙人的做法，称为行政长官。

儒家的科举考试开启了进入上层社会的大门。官吏考核选拔以及教育的思想形成于汉代，而其第一次辉煌则是在宋代，也就是在笔试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之后。此后，在国家以及政府精英们和所有那些意在加入这个行列的人们的生活中，科举考试就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明代科举考试制度已形成极为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保持不变一直沿用到1905年止，随后也就几年的时间，确切地说，到了1911年，儒家学说指导下的帝制就寿终正寝。

明代的科举考试包括三个层次，每个层次的主考之前都有两次预考。第一级考试是乡试，在州、县层次进行。先是由一名考官在县衙门举行，然后在州府衙门进行第二次复试，随后是参加由省“教育督办”主持的省级考试。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既要书法好，又要风格和内容好，才能取得好成绩。这种考试造就了文学匠，这也是考试所期望的，因为要使考生通过学习儒家经典，把其中的道德学说熟记在心。合格的考生就被定为“科举生员”，从而有资格参加省级的第二次考试，以便合格后获得“举人”之称。第三级考试将在首都举行，而日试则在皇帝的殿廷举行，由皇帝亲自考核，故此也叫廷试，或殿试。合格者就被授予“进士”，成为高级精英。进士返回故里犹如古希腊时的奥林匹克冠军凯旋而归。在京城的孔庙里，这些人的名字将被刻在石碑上，以供后人们瞻仰。最后两级考试不合格者，就失去了成为官吏的机会，但事实上也就是那些“进士”有可能获得好的位子，成为官吏。

每级考试政府都给各省份规定一定的合格比例，也就是允许多少考生及格。这成功的机会有多大呢?在19世纪后半叶，也就是清朝末期，科举考试情况的记录做得最好的，报名参加乡试的考生约有200万人，合格的只有3万，占考生1.5％。在这3万“科举生员”中，仅有1500人获得了“举人”，占5％。达到“进士”的也就大约300人，占报考“举人”的20％。“进士”的平均年龄为35岁。

理论上，人人都可以参加第一级的考试，但事实上那些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贫穷农民或者佃户的孩子无缘参考，因为家里无力长期资助一个男孩去学习。普通的“科举生员”考生至少出身于富裕的地主或者商人家庭，尤其是富裕而有权的“大家族”。当然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数代为农的家族为了其家族成员中某个天赋高的孩子能去求学而凑钱或者寻找资助者。明代近乎半数、清代超过1／3的“进士”出自于这样的家庭，他们家中三代没有出过“科举生员”，可见他们受家庭教育的程度极其有限。可以看出，人人都有受教育机会的儒家理想尽管没有实现，但是也绝非是一枕黄粱。不同于欧洲贵族以及印度那严格而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的是，在论功行赏的中国社会里社会等级有其可变动性。有名望的家庭会由于没有造就一个出色的儿子而衰落，而贫困的农家却会因为培养出一个杰出的儿子而出人头地，当然如果他们幸运的话。

尽管考试过关的比例是如此之低，为什么一年会有200万人蜂拥着去参加乡试，并且为之多年埋头苦读?答案是现成的：科举考试提供了进入上层官吏的机会，甚至在第一次考试合格后就可以踏入令人敬仰的“绅士”阶层。

P33-36

我非常高兴的是，《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一书的中文译本要在华出版了。对作为作者的我来说，这确实是很高的荣誉。

本书于2000年在德国首次与读者见面，不久便在阿拉伯国家被翻译、出版，现在德国正准备第十次再版。时至今日，它在德国已经成了一本研究中国的经典之作。该书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介绍古老中国那富有盛名的历史，那是她数百年间在国家艺术、经济以及科学技术诸方面作为世界最进步的文明国度的辉煌时期；第二部和第三部分别是关于中国在19世纪那难以叙说的衰落以及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也就是那要开始重新站立起来的新中国；第四部是邓小平的时代，那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阶段；第五部是江泽民时代，是继承邓的遗产、进行最艰难的改革并且把国有企业逐步导入市场经济轨道的阶段。

正如本书所预言的那样，中国由此之后走上了其重登世界经济之巅的道路，一条持续奔向前方之路。只要把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购买力由人民币折合成美元，那么今日的中国就已经是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只要以目前的外汇兑换率计算，中国已经在超越德国，并将回到世界经济的第三把座椅上。

新的使命和任务伴随着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应运而生，那就是：环境保护问题，防止国内民众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以及改变沿海高速发展省区与中西部落后省区在经济发展速度上的巨大差距问题。在胡锦涛的旗帜下，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已经把这些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几乎把经济增长的所有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其时代的口号——“让一部分入先富起来!”——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新一代领导此刻所面临的是，给予那以高速度发展为宗旨的经济政策添充上社会保障的能量和环境保护政策。今天的新口号已经是：“社会和谐发展”和“环境可承受的持续发展”。

现在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和规模，以至于它为自己也为整个世界提出了一项这样的重大任务：要以新强国的姿态和平地加入到世界体系中。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消除恐怖主义、维护环境和形成平等而稳固的经济关系诸方面，中国不仅要有责任感，而且已经开始行动起来。陈旧的工业和技术强国必须有意识地让位于新的强国，这在经济领域就意味着：面对“中国的挑战”不是凭借贸易保护主义去维护本国的劳动市场，而是要靠大规模的结构改变来适应发展。

2008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北京举行。到那时，世界的目光将更加会聚集到中国，目光中的惊奇和赞叹之色彩，比起七百年前马可·波罗眼中的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拉德·赛茨(Konrad Seitz)

2007年1月1日写于波恩

15世纪初叶，明朝的舰队七出南海，横渡印度洋，远抵红海、非洲东海岸，雄风万里、举世无双，一幅何等壮观的远洋航海雄风图!仅仅四百余年后，列强凭借着“坚船利炮”挑起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英法联军在北京横冲直闯、火烧圆明园，大清王室仓惶出逃、义和团弟子赤身面对火炮洋枪，一幅多么屈辱、悲惨的情景!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虽迎来了秦王朝的一统天下，却陷入了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势中；有“四大发明”的科技基础和繁荣如《清明上河图》之景，人口逾亿的大宋王朝却败北于人口不足六百万的女真族；虽有汉武大帝的铁骑、贞观之治的鼎盛、清三代的明君圣主，最终亦难逃脱遗失天命、改朝换代之规律……

德国前驻华大使、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赛茨(Seitz)先生以犀利的笔锋，在本书中向读者勾画出了六百年来中国的沉落起伏，并追根寻源，解析了今日中国之改革成就，展望明日之崛起。该书自2000年首次在德国与读者见面以来，短短七年间，连续再版10次!对于富于理性又注重经济效益的德意志民族来说，这样的再版速度多多少少也能显示该书的价值和影响力。

在书中，作者提出并分析了许多问题，诸如：为什么中国历史自秦王朝以来总是难逃此规律?为什么儒家思想会持续数千年?高度文明、发达的宋、明何以为游牧民族所取代?为什么会有鸦片战争?明治维新何以在日本成功，而在中国却只有“百日维新”?社会主义何以在中国成功?农村改革何以顺利?国企改革何以如此艰难?……

作为译者，我是以某种虔诚的心境阅读了原著，并决定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对于经历了“文革”的人来说，对“虔诚”二字也许有另外的见解，但对于自以为明白中国文化，尤其是历史、哲学的我来说，书中的观点、论述确实深深触动了我的心灵，令我深思。感谢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慧眼识金，让这本书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本书不是中国通史简编，而是在全面解析昨日中国的基础上，对明日中国发展及其在亚洲和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地位、作用的展望。

作者在简述中国的沉落之际，直进文化之根源。在作者眼里，五四以来，一批批、一代代中国有识之士追根寻源，一次次掀起了探求中国崛起的思潮，试图改造、振兴中国。陈独秀等人尽管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来修订儒家文化，可是唯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才使中国人的个人创造精神真正得到了发挥，使平均主义第一次真正受到了冲击。中国开始了经济上的腾飞。亚洲经济风暴使中国人的实力、精神和意志受到了考验，从而也赢得了世界的敬重，并且有可能取代日本而成为亚洲经济的柱石。

在作者看来，儒家思想不仅造就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思想作风，也维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延续。中国不仅将在自己的国度上持续、稳定地发展，而且还以其包括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在内的大中华和儒家文化根基，成为21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但是他提醒中国人要注意的是，邓的改革使中西文化在中国出现了罕见的大融合，儒家的思想与共产主义一样受到了冲击，那么接下来怎么办?新的中国文化究竟应该以何种精神和伦理道德为基础来建设?对于一个近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件大事!

自秦王赢政统一之后，中国首次作为一个行政上完整的国家被确定了下来。他当属开国之君!可是他却被后人看作为十恶不赦的暴君。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难道中国的史学家不应该重新认识秦始皇吗?

诸如此类的情节，举不胜举。字里行间，透着作者对中国的期望和关切，他的呼唤和批评一直在我耳边回荡。赛茨先生的书不仅仅是一位外国专家看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提出了许多令我们深思的问题、观点，也展示了一幅未来中国的发展图。这本书不仅适合于青年读者，而且对于中老年人，尤其是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时事的有识之士，不失为一本新派读物。其新在于赛茨先生作为德国政治家、作为大使有多年在华的政治、生活经历，以外来的和尚念了这本中国经。其中有些事情也许是您、我、他看过的、听说过的，或者经历过的，但是却没有这样想过的。而他的分析、综合、论述，会令您恍然大悟，甚或引发您的联想和高见。如果能这样，作为译者，我和李卡宁先生就满足了。

许文敏

2007年1月30日于波恩

“本书是一部十多年来最好的反映中国的著作！中国跃升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2015年会赶上美国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否会出现一个中国化的21世纪？赛茨在这部最新版本的著作中讲述了中国的发展史，即中国从16世纪之前世界上最发达的文明，到经历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崩溃，以至到当今重新崛起的过程。”

——《德国财经时报》

“赛茨作为一位经典作家写了一部经典作品！”

——《斯图加特报》

“这是一部内容绝妙、结构完美、语言文雅的赛茨风格之作。作品史料周全、评述贴切。这又一次证明，他是一位文学史家，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

——《东京东亚协会杂志》

“你从未听说过的中国企业将在最近10年中以强大的竞争对手形式出现，会直接威胁到你企业的生存。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市场，她会迅速成为一个巨大的竞争对手。”

——通用电器公司前任总裁，杰克·韦尔奇

“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对中国经济前景感到乐观。回顾我过去27个月来对中国的九次访问，我发现了一种强大的合力，它可以把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引入到一个非同寻常的变化进程中。也许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把促进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放到如此陡峭的路上，都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应该说：是时候了，投资者就别错过这个机会……”

——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经济和中国问题专家，斯迪芬·罗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