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讲述富有异国情调的故事，饱含热情、诗意、幽默与悲怆的骤然转换，读起来却又感到具有史诗的幅度和辉煌。全球28种译文，中译本首度推出！皈依穆斯林的神秘犹太作家，将文明冲突、宗教歧异下的爱情悲歌化为文字，最终成为欧美大学比较文学的必读书本。

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的短暂而多事的岁月，地点在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格鲁吉亚人自称卡特维尔)，以及波斯(1935年以后称为伊朗)。阿里·汗·席尔万希尔是一个什叶派穆斯林中学生，出身于贵族家庭，他爱上了十分美丽的妮诺·吉皮安尼，这是一位格鲁吉亚贵族姑娘，基督徒，信仰格鲁吉亚东正教，受到欧洲式的教育和文化熏陶，具有欧洲人的思想方式和感情倾向。为了相亲相爱，这一对男女青年克服血仇报复和众人的非议，走过因为开采石油而热闹又杂乱的巴库街道，穿过空旷而优美的沙漠，在遥远的偏僻山村逗留，然后来到阿里·汗叔叔在邻近的波斯首都德黑兰的豪华宅第。最后，这对情人又被吸引回到巴库。但是，战争和爱国主义影响了他们的前途，阿里·汗必须做出决定，是保持对于自己亚洲人先祖和祖国的忠诚，还是为了对妮诺的深厚爱情而置其他于不顾?

这五年发生了很多事。来了一个新校长，他喜欢抓住我们衣领摇晃我们，因为打学生耳光子是严格禁止的。我们的宗教老师长篇大论地讲解安拉对我们是多么的慈悲，让我们生来就享有穆斯林信仰。增加了两个亚美尼亚人和一个俄罗斯人，两个穆斯林离开了我们：因为一个在十六岁上就结婚了，另外一个在放假期间在一场血仇武斗中被杀死。我，阿里·汗·席尔万希尔，到过达吉斯坦三次，梯弗里斯(1936年改名第比利斯——编注)两次，基斯洛沃茨克一次，去波斯访问过我叔叔一次，我还差一点留了级，因为分不清拉丁文里的动名词和动词状形容词。我父亲到清真寺里去请教教士，教士宣称全部拉丁文都是空洞的胡说。于是我父亲披挂了他全部土耳其的、波斯的和俄罗斯的装饰品去见校长，捐赠了一些化学设备什么的，我才算及格。学校里出过布告，说严禁学生把上了子弹的手枪带进校园。城里安装了电话，而妮诺·吉皮安尼仍然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

现在，这一切都快要结束了，离大考只有一个星期了，我在家里坐着，想来想去在这里海边上交学费学拉丁文毫无用处。我喜爱家里二层楼上我的这个房间。墙上挂着来自布哈拉、伊斯法罕和科善的深颜色挂毯。图案代表了花园和湖泊、森林和河流，这是壁毯纺织工人的灵魂眼睛所看到的形象，外行人固然视而不见，在艺术鉴赏家看来则美丽得令人倒吸凉气。游牧民族的妇女在遥远的沙漠里从野生荆棘中采集花草，提炼这些颜料。修长的纤指挤出汁液。混和这些千差万别颜料的秘方有千百年的历史。然后，织工常常要花费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艺术作品。然后，作品挂在墙上，满布着神秘的征象、典故、狩猎场景、武士作战场面，四边配有菲尔杜西的一首诗，或者萨迪作品的摘录，用装饰花体书法织出。因为有这许多壁毯和地毯，所以房间显得昏暗。家具有一个很矮的长沙发椅，两个镶嵌着真珠母的小桌子，很多柔软的垫子。可是，在这一切当中，很不协调、很没有必要地摆放着西方知识书籍：化学、物理、三角——蛮子们发明的一堆愚蠢的东西，目的是要制造他们有文化的印象。我把书都合上，走到房屋上面平坦的屋顶。从那里，我可以眺望我的世界，城市堡垒厚重的墙壁，宫殿的废墟，大门上阿拉伯铭文。骆驼正在穿过迷宫般的街道缓缓迈步，它们的踝骨纤细得很，我都想伸手抚摸一下。敦实的处女塔在我面前拔地而起，周围都是图例和游客指南。这座塔的后面就是大海，完全没有面目的、深不可测的里海，更远处就是沙漠——粗糙的石块和灌木：沉静、沉默、不可征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我在屋顶上静静地坐着。不在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屋顶和其他的风景。我热爱这平坦的海面、平坦的沙漠和二者之间的这座古老城市。喧嚣吵嚷的人群到这里来寻找石油，找到了，发了大财，又走了，他们不是真正的巴库人。他们不喜欢沙漠。

仆人送来茶水。我品茶，想起了考试。我不着急。肯定能够通过。不通过也的确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庄园上的农夫们常常说，我不会离开那个学问大堂的。是啊，离开学校挺可惜的。灰色的制服，配着银色纽扣、肩章和帽徽，看着是神气。穿上便衣，我会觉得资格降低。倒也不是说我应该长期穿制服。仅仅穿一个夏天——然后我要去莫斯科拉扎列夫东方语言学院。我早就打定了这个主意，因为在那里我会把俄罗斯人甩在十万八千里后面。全部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是第二天性，他们要想学会的确是很难的。而拉扎列夫学院的制服是最好的：红上衣，金领子，细长镀金佩剑，连星期天也要戴小山羊皮手套。必须穿制服，不然俄罗斯人要小看的。而如果俄罗斯人小看我的话，妮诺也许就不会让我当她的丈夫。但是，我一定要娶妮诺，就算她是一个基督徒也罢。格鲁吉亚的女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她要是拒绝呢?那又有什么，我就找几个有义气的男同学，把她扔在我的马鞍子上，我和她立即越过波斯边界，去德黑兰。到了那儿，她就得服，不服她能怎么样?从我们在巴库的家屋顶上看，生活是既美丽又简单的。

仆人凯里姆轻轻拍了我肩膀一下，说：“时候到了。”我站起来。在纳尔金岛外面的地平线上，一艘汽船出现。如果可以相信基督教电报信差送来的一个打印的纸条子，那么，我叔叔和他的三个老婆，还有两个阉人，就是在那艘船上的。我要去接他们。我急忙跑着下楼，车正在那儿等着呢。

我叔叔是一个有身分的人。纳赛尔·伊德·丁郑重地奖给他“帝国雄狮”的称号，现在谁也不能不这样称呼他。他有三个妻子，许多用人，在德黑兰有一座宫殿，在马赞德兰省有好几个大庄园。他到巴库来，是因为他的一个小妾，齐娜波，病了。小妾才十八岁，我叔叔爱她，胜过其他的妻妾。但是她不能生孩子，而我叔叔就想要让她生个儿子继承家业。无论是科尔贝拉的伊斯兰托钵僧给她的护符，还是美西德的智者有法力的话语，还是德黑兰的老婆婆们(尽管她们精于情爱艺术)，都帮助不了她。她甚至还专门去了一次哈马丹。在那里，从红色石头里凿刻出来一个巨大的雄狮雕像，它一双奇异、神秘的眼睛永恒地眺望着广阔沙漠以远的地方。是古代的、大都被遗忘的君主们把它建造出来的。千百年来，妇女们都来朝拜这头狮子，亲吻它巨大的器官，希望受孕，得到给孩子的祝福。但是，这头狮子没有能够帮助可怜的齐娜波。

P4-7

      爱情与文化背景

               ——译者序言

《阿里与妮诺》是德国作家列夫·努辛鲍姆(Lev Nussimbaum，另拼写为Leo Noussimbaum，化名艾萨德·贝伊Essad Bey，笔名库尔班·赛义德：Kurban Said，1905—1942)用德语写作，于1937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发表的长篇小说。

从各种意义上看，这都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但是，在德国境外，在很长时间之内，小说都不为人知，迟至1970年才被翻译成英语。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作者笔名的阿拉伯姓氏：库尔班‘赛义德。长期以来，欧美和受欧美影响的东亚，包括中国，都几乎一直是漠视伊斯兰和阿拉伯的文化、文学和艺术的。在20世纪，基督教的西方和伊斯兰教世界的冲突继续发展，愈演愈烈，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夏天提出文明冲突论的概念——所谓代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文明的冲突——引人思考。与此同时，这本小说作者身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澄清，表明他是国作家。这两个情况使小说引发出广泛的兴趣。英国现代著名女作家玛丽·雷诺(1905—1983，创作了多种以古代希腊人物和事件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极负盛名)说：“《阿里与妮诺》对于一种千年文明洒出的耀眼的夕阳光辉宛如活的历史；异域的，但是充满无限人性的人物，以生动活泼的说服力把读者引进他们的世界。对这一本小说的抢救乃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

这是一部引人人胜的小说，讲述富有异国情调的故事，饱含热情、诗意、幽默与悲怆的骤然转换，读起来却又感到具有史诗的幅度和辉煌。

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的短暂而多事的岁月，地点在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格鲁吉亚人自称卡特维尔)，以及波斯(1935年以后称为伊朗)。阿里·汗·席尔万希尔是一个什叶派穆斯林中学生，出身于贵族家庭，他爱上了十分美丽的妮诺·吉皮安尼，这是一位格鲁吉亚贵族姑娘，基督徒，信仰格鲁吉亚东正教，受到欧洲式的教育和文化熏陶，具有欧洲人的思想方式和感情倾向。为了相亲相爱，这一对男女青年克服血仇报复和众人的非议，走过因为开采石油而热闹又杂乱的巴库街道，穿过空旷而优美的沙漠，在遥远的偏僻山村逗留，然后来到阿里·汗叔叔在邻近的波斯首都德黑兰的豪华宅第。最后，这对情人又被吸引回到巴库。但是，战争和爱国主义影响了他们的前途，阿里·汗必须做出决定，是保持对于自己亚洲人先祖和祖国的忠诚，还是为了对妮诺的深厚爱情而置其他于不顾。

这部小说情节美妙真实，语言生动简洁，既有异国情调，又令人有似曾相识之感，表明艺术真实超群绝伦，是不可摧毁的。这部小说的成就在于它勇敢大胆地、充满激情地表现了一个特异地区的民族文化、生活。在这方面，《阿里与妮诺》类似于《包法利夫人》《莫比·迪克》《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堂吉诃德》和《尤利西斯》等：这些小说全都充满了足以诠注一个民族及其时代风范的、实实在在的知识——民俗和特质、行为规范，尤其是强烈的地域意识，总之，充满了与读者了解他们那个时代文化有关的一切因素。

所谓文化，反映在小说里，必定是表现一定鲜明形象、态势的因素，亦即人的经验、感受。《阿里与妮诺》给予读者的正是涉及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的民族成员，错综复杂的历史、习俗和信仰的知识；并不是教科书风格的系统的枯燥讲解，而是鲜明生动的社会与个人生活的载体：骆驼，妇女闺房，穆斯林家庭的内部状况；地方传说与神话；进餐的礼仪，妇女的地位，战士的义务；新婚之夜的戏谑和虔敬作法；宗教的深奥奇异和各种宗教之间的细微差别。

小说里到处洋溢着人物对东方的称赞和对西方的称赞，从自然景色到衣着，从宗教到食品，从思想到家庭观念。赞扬也像热爱一样，常常是不十分客观的，甚至是狭隘的，偏颇的，不全面的，然而又是十分真实的，完全可信的，感人至深的。

这部小说所反映的现象涉及高加索的三个国家和现今伊朗的北部地区。三个国家是阿塞拜疆(面积8．6万平方公里，人口近800万，绝大部分是什叶派穆斯林，首都巴库)，格鲁吉亚(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50万，绝大多数居民是基督徒，属于格鲁吉亚东正教，首都第比利斯)和亚美尼亚(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350多万，信奉基督教使徒教会，首都埃里温)。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东北部的亚美尼亚人是一个民族，而阿塞拜疆人和占伊朗人口1／4的该国北部居民阿塞拜疆人是一个民族。高加索地区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北面接连欧洲，在地理上属于亚洲。这个地区总面积18．6万平方公里，大约等于我国的河北省；人口总数近1600万，约等于河北省人口6500万的1／4。这样的数字比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想象高加索地区各方面的多样性。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于历史、领土、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原因已经是相当复杂。但是，从地缘政治学角度看，这三个国家在历史上又夹在三个大帝国之间，都不得不忍受其反复摆布：西南方是土耳其，近代史上的奥斯曼帝国；东南方是古代的波斯帝国；北方是沙皇俄罗斯帝国(20世纪的苏联，今天的俄罗斯)。在历史上，上列全部国家都曾受到蒙古大帝国的统治；另一方面，自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初期，大英帝国的势力不断从南方逼近。

《阿里与妮诺》的时代背景是：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败北，协约国瓜分了奥斯曼帝国。英国占领巴勒斯坦、约旦和伊拉克。波斯在1907年被划分为英占区和俄战区，1919年恢复自治。欧洲的干涉引起了反抗。在土耳其，穆斯塔法·凯末尔开始组建军队驱逐希腊人，同时俄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英国人从这个正在形成的共和国撤退。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抓住了这个时机，于1918年组建新的共和国，但是在5年之内又被俄国和土耳其“吸收”。

我们不必深究高加索三国的历史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必考究这三个国家与三个大邻国外加英国的关系，但是些许的历史文化知识是必要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小说人物的言谈和情绪，让我们看出历史事件、历史进程给普通人民的记忆和思想感情留下的影响。小说不是历史，但是历史留给人民的精神影响，大概是所谓严肃的文学创作应该和必须加以生动地、深刻地表现的吧。从这一意义上看，《阿里与妮诺》具有十分突出而强烈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我们理解高加索和中东地区人民的思想感情，或者说，灵魂。

地缘政治常常和某一地域的自然资源密切相关。从这一意义来看，中东问题的核心显然是这一地区的石油资源所引发的问题，的确十分不幸，但是这正是所谓的坚硬冷酷的现实。19世纪中期，大英帝国开始渗人，到了后期，连美名传遍天下的诺贝尔(1833～1896)也购买了巴库油田的大量股份。最近20年，我们几乎天天听到中东地区生命遭受涂炭的消息，这些消息是混杂着石油的气味的。我们在小说里已经嗅到这股气味。

小说主人公阿里·汗不断地说他是亚洲人，喜爱亚洲的一切，为了亚洲而奋斗。其实，他想到的亚洲，只是中东的穆斯林。亚洲实在太大了。在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上，在世界各大洲之中，亚洲占有首位。亚洲文明至少可以分成三大组成部分：华夏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只有这一文明超越了亚洲的边界，扩展到了东非，北非，欧洲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还一度占领了西班牙)。当然，希伯来一基督教也在亚洲形成，但似乎主要扩展到了欧洲及其殖民地，在亚洲的影响，相对地说，是有限的。我们中国人一般提到东西方文化对比之类概念的时候，多半指中国和欧洲与北美，很少涉及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因此，我们有一点像阿里，他不提及中国和印度。  关于《阿里与妮诺》作者的身世等问题引发出来的推测和争议，也是十分有趣的，不亚于小说本身。大致的情况是：

列夫·努辛鲍姆是一个犹太商人的儿子，1905年生于巴库。后来他皈依了伊斯兰教，把自己塑造为沙漠之子，改名为艾萨德·贝伊。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犹太人对伊斯兰教和他们的“东方表兄弟”阿拉伯人怀有强烈的认同感。英国犹太裔政治家和作家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就说过：“阿拉伯人是骑在马背上的犹太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战乱中，贝伊和父亲乘火车逃离巴库，因为缺少煤炭和木柴，那列火车不得不燃烧干燥的咸鱼来行驶。他们来到了德国柏林。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他逃到当时依然独立的奥地利，有机会和当时在那里的作家们结识，例如赫尔曼·布罗赫(1886～1951)、马克斯。布罗德(1884～1968)、弗朗茨·维费尔(1890～1945)。他还有机会在欧洲和美国旅行，和纳博科夫与帕斯捷尔纳克那样的知识分子交往。他写作了关于穆罕默德、尼古拉二世、列宁等人的书。他用德语写作，为了能够在德国发行，他必须千方百计掩饰他本来的犹太人出身，所以从用了十分普通的阿拉伯人的姓名：库尔班·赛义德。

综上所述，就小说所反映的文化背景，伊斯兰和基督教文化，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本人有双重的身分：他既是所渭的局中人，即内部人士，因为他不是基督徒，谙熟伊斯兰和犹太文化；也是所谓的局外人，即外部人士，因为在少年时代，在以后，他生活在欧洲，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因此，他有可能从外界来观察、思索、体味小说所反映的文化背景和人物的感情，甚或文化的冲突。所以，．这部小说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自觉地表述了亚洲文化，实际上的伊斯兰文化，及其对基督教文化的反应。令我们想到小说必定是一位聪颖的局外人写的，因为局外人从外部、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观察，“旁观者清”。正是这样。对于我们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阿里与妮诺》不仅故事感人，它也是一本小百科全书式的、生动的文化描述。因为深刻反映了当地人民的真实的思想感情，所以，阿塞拜疆很多人都把《阿里与妮诺》看做是他们的民族小说，它的作者库尔班·赛义德在阿塞拜疆得到了高度的敬重。

译者第一次阅读《阿里与妮诺》是在2000年秋天，当时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阿帕拉契亚大学交叉学科系和美国教授们合作讲授《东西方文明：西方与中国》(另～平行课程是《东西方文明：西方与印度》，由另外的教授们合作讲授)，选取了这本小说当教材。在1999年秋天的学期，同一门课程选用了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荣获者，前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的长篇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该书值得推荐给对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化关系感兴趣的读者。 本书是从德语原文版(Kurban Said：Ali und Nino，Roman，Scherz，1973)翻译的，参考了英语译本(Kurban Said：Ali andNino，a love story，Anchor Books，2000)。

译者在这里向阿帕拉契亚大学的莱顿·斯科特博士致以衷心的谢意，是他帮助我打开了直面反映在南斯拉夫和高加索历史文化中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化关系问题的窗口；向在欧洲卢森堡工作的唐茂恒先生致以衷心的谢意，他多次为我购买原文版书籍，并且辗转把书带到国内送到我的手中，包括这本小说；向王瑞智先生致以谢意和表示钦佩，他凭借丰富的判断力果断做出了翻译本书的决定。

             杨德友

             2006年6月30日 山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