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是古罗马文化界、教育界乃至政坛历史上的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同时他还是雄辩术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的哲理论著,只比柏拉图的《理想国》晚一百多年,是西方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政论家之一。本书为其重要代表作之一,包括《论友谊》和《论责任》两部分。在以辩论体裁撰写的《论友谊》中,西塞罗不仅对友谊的社会定义、人文关怀、起源与发展做了详尽的解说,而且还对种种关于友谊的偏见和误区进行了卓有个性的哲理解构。《论责任》是以书信的形式写给他远在希腊学习的儿子玛尔库斯的。是一部伦理著作。我们从它的字里行间不难体味到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挚爱和他对国家的热爱。
在我们人类所珍视的所有情感中,除了亲情和爱情之外,大概就是友情了。西塞罗不仅对友谊的社会定义、人文关怀、起源与发展做了详尽的解说,而且还对种种关于友谊的偏见和误区进行了卓有个性的哲理阐释。其中最闪光之处莫过于对“友谊质疑论者”的哲学质疑。
我们知道,在提贝瑞乌斯·格拉古斯(Tiberius Gracchus)图谋造反时,一些与他年龄相仿的朋友以及昆图斯,图贝罗(Quintus Tubero)都纷纷弃他而去,可是斯卡沃拉,你那个叫库迈的盖乌斯·伯劳修斯(Gaius Blossius)的朋友却追随了他。凭着当时我是莱努斯(Laenus)和路皮利乌斯,的顾问的职位,我负责对所有的谋反者进行了审问,盖乌斯,伯劳修斯乞求我的宽恕,他自我辩解说,他是太崇拜提贝瑞乌斯,格拉古斯了,所以才听从了他的召唤。
我问他:“如果他要你到朱比特神殿去放火,你也去做吗?”
他回答说:“他绝不会叫我去干这种事的。”
我又问:“假如他真叫你去做这种事呢?”
你们猜猜他是怎么回答的——“那我也会去做的。”
你们看看,他的罪恶是多么地深重!而他的行为比他的言语的罪恶更深重!因为事实上他并非只是提贝瑞乌斯,格拉古斯安排的惟命是从者,同时他还是一个主谋,一个领导者。他自以为是的做法使他必须得到这样可悲的下场:他因害怕被特别法庭审讯而逃奔到亚西亚,归降于敌人,结果因背叛国家而遭到应有的惩罚。
这个事例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为了朋友而去犯罪,这不是一个正当的理由。友谊的存在是以朋友负有美德为前提的,如果朋友丢弃了他的美德,那么友谊也就很难存在下去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假定朋友之间应该做到有求必应的话,那必须是只在美德这个前提之下。问题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具有这种完善的美德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都是再平凡不过的人,因而用这种标准要求每一个人真是难乎其难。
像这种例子也有很多。我想尽量找一些贴近我们生活智慧的人和事……
说了这么多,仍是为一句话服务。如果可以把这句话称为友谊规则的话,那么这个规则就是:不要要求你的朋友去做坏事,如果你的朋友要你去做坏事。也不要答应。“为了友谊”不是可以随便乱用的,更不能用这样的措辞为自己做坏事找理由——人们也不会因此原谅你。这条规则对一切不道德的行为尤其是那些叛国者的惩戒而言一概适用。
亲爱的范尼乌斯和斯卡沃拉,我之所以跟你们谈这么多,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现在面临的形势很严峻。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防止扰乱国家事件的发生。
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已经有些背离常规,甚至偏离了我们祖先给我们制定的道路了。
比如提贝瑞乌斯·格拉古斯曾经觊觎过相当于国王的权位,他曾经掌握过这样的权力长达几个月。
试问我们的人民在以前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吗?
遗憾的是,在提贝瑞乌斯·格拉古斯死后,他的那些追随者又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把西皮阿给杀害了。
一想到这件事。我就会痛苦地流泪。
现在提贝瑞乌斯·格拉古斯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的追随者盖乌斯·卡波也只不过是强弩之末,但我们应该看到,让盖乌斯,格拉古当护民官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一件坏事一旦泛滥,众多的坏事就会接踵而至。
如果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那我们就会迅速地滑向深渊,以至覆水难收。比如在投票这件事上。我们先是有了犯众怒的加比尼亚法案,两年后又有了变本加厉的卡西亚法案——我们隐隐看到:法案已经给我们带了很大的灾难——民众与元老院越来越疏远,现在一些重大的事情往往由民众裁决。但现在的民众中,知道怎样干无德的事的人比知道如何制止这类事情的人还要多。也就是说。干无德的事的人已经有很多朋友的帮忙:相反,那些善良的有德行的人,反倒“得道寡助”。 我要提醒的是:如果你原先已经和无德的人交上了朋友,那就应该尽快地和他们断绝来往,不要再顾及什么情面了。对于那些邪恶的人来说,惩罚是他们最害怕的——不论是随从者还是主事者,我们对他们都应该严惩不贷。在希腊,敢说再没有人能比底米斯托克勒斯(Themistocles)更有威力了——他曾在波斯战争中率军奋战,为解救希腊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后来他因嫉妒而遭受放逐,他不服国家对他的宣判,结果他正如20年前我们国家的柯瑞奥兰乌斯一样,走上了叛国之路。他们的行径没有得到朋友的响应,他们最后都自杀了。
那些以“为了朋友”为措辞进行邪恶活动的人,不但不能得到人们的原谅,而且还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这就可以让大家都能得到一种教育:千万不可以在朋友中结党营私,背叛自己的国家。鉴于眼下我们国家的状况,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总觉得这种事早晚会发生。我现在担心的不仅仅是国家的现在,还担心国家的未来。
我很想在我们当中立下这样一条规律:只要求朋友做好事,也只为朋友做好事。为朋友做好事需要的是主动的热心的精神,不要等到朋友向我们发出请求时才被动地去做。同时,对朋友的一些不义之举,我们应该有勇气提出劝告,甚至是尖锐的批评;同时我们还应该有度量接受朋友给予我们的批评和劝告。唯有这样缔结的友谊,才是最好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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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年)是古罗马文化界、教育界乃至政坛历史上的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同时他还是雄辩术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的哲理论著,只比柏拉图的《理想国》晚一百多年,是西方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政论家之一。
西塞罗出身于骑士阶层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深受修辞学家、法学家以及斯多葛派哲学家影响。青年时期接受过军事训练,服过兵役,最后按当时的教育传统到雅典的哲学学校游学两年。受教完毕以后,从事律师工作,不久便步入政界,凭其广博的知识、雄辩的天才以及纵横捭阖的政治手腕和足智多谋,平步青云。
公元前64年,西塞罗在大竞选运动中,击败了著名的民主派首领卡提柯那,当选为执政官,但在政治斗争中,他逆历史潮流而动,死守共和制不放,当共和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时,西塞罗逃亡未遂而被害。
西塞罗在当执政官期间,从未废弃社会与政治学术研究,他秉承的古希腊的雄辩衣钵,为自己的政治生活起了巨大的作用,这时期的西塞罗发表了不少论著,除《雄辩术》外,还有脍灸人口的《论老年》、《论友谊》、《论责任》等作品问世,其中,《论友谊》以其辩论体裁撰写,而《论责任》则是以书信方式撰写,其理论不仅顺应了时代的要求,而且还因材料大量的来源于现实生活。从而丰富了雄辩与演讲教育的内容,使其更加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论友谊》(写于公元前44年)正是这种不朽经典之一。在这篇论著中,西塞罗不仅对友谊的社会定义、人文关怀、起源与发展做了详尽的解说,而且还对种种关于友谊的偏见和误区进行了卓有个性的哲理解构。
在西塞罗看来,“友谊是我们一生中首要的事情,它是最切合我们天性的东西”,但他同时认为:“友谊只能存在于好人之间”。西塞罗把“好人”定义为有着高尚的、公正的、纯洁的心灵的人。他们从不贪婪、从不淫秽,始终高雅,“正是这一系列美德从古至今健康的延续。人类的友谊才得到良好的保持”。
在西塞罗看来。友谊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一切破坏友谊的行为都是“无理性”,甚至是“无德”的。所以他一再强调“不要要求你的朋友去做坏事,如果你的朋友要你去做坏事也不要答应”的原则。谁违背了这种原则,谁就毁坏了友谊存在的基础(美德)。西塞罗的这种思想虽源于古罗马时期,但对弥漫在当今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不洁的交友观念,同样具有不凡的鞭挞意义。
《论友谊》中最闪光之处莫过于对“友谊质疑论者”的哲学质疑。哲学家通过对古罗马乃至欧罗巴人情事态细致入微的观察,详尽地为我们展示了三种交友限度的误区,而解决这三种误区的最好办法就是“平等”与“忠诚”。在这个基础上,西塞罗把神学与社会学融于一体,意在拆除地位与身份差异的门槛,为各种交友的顾虑和怯懦减压。人神姑且可以共舞,友谊的境界自然就在“减少痛苦”中得到升华。这是西塞罗友谊逻辑思想的真正要义,也是《论友谊》的内核。
此外,西塞罗还就绝交、忠言、献媚等交往中存在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论说。在此,译者将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论友谊》采用的是一种对话体的写作方法。而且假借的是古时的名人盖乌斯·莱利乌斯以及他的两个女婿范尼乌斯和斯卡沃拉的对话来完成的。这种文体颇似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种文体好处就在于:无论什么时代的人,解读起来都会备觉轻松、可感、可亲、可信。是的,如果抛开时代背景和历史事件,我们受其智慧的教益,又岂止是友谊本身?
在我们人类所珍视的所有情感中,除了亲情和爱情之外,大概就是友情了。这种游离于血缘和婚姻之外的美好情感,总能给我们平凡的人生增添几分厚实,为我们宁静的心灵平添几分感动。没有友情滋润的生活。就像缺少养分的花草而显得孱弱无比、毫无生机。
《论友谊》虽然是两千年前的一部作品,但它其中的思想和观点对现今的我们仍然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希望我们在沐浴先哲智慧光芒的同时,都能够拥有一份理智而又美好的友谊。
《论责任》同样写于公元前44年。它是以书信的形式写给他远在希腊学习的儿子玛尔库斯的。这部作品共分三卷。第一卷是道德上的“善”,第二卷是利,第三卷则是“义”和利的冲突。
第一卷通论道德上的“善”。在文章的开头部分,西塞罗便向我们讲述谈论道德责任的原因。他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公众的,还是个人的:无论是只关系到自己的行为,还是只与别人有关的行为,这些都不会逃离于道德责任之外。”因此,所有具有德行的事情都是遵循道德责任的结果,相反,所有无德行的事情都是背离道德责任的结果。第二卷主要向我们讲述利与道德上的正直以及和“义”的关系问题,并批评把道德上的正直和利相割裂的理论。第三卷则着重论述“利”和“义”产生冲突时的选择问题。在全部三卷里,西塞罗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到人类隐秘的内心世界,都做了精辟的论述。他一方面讲述历史事件,另一方面还探讨传统理念。
读《论责任》,应该关注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西塞罗在责任的分类上。肯定并发展了帕内提乌斯的观点。帕内提乌斯认为,责任的实施应有三个前提:首先是看这种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然后看这种行为对自己是否有利:最后是要考虑当实施的有利行为与道德发生矛盾时,应该如何选择。西塞罗在肯定帕内提鸟斯的观点的同时补充说,人们在对行为进行选择时,不仅要看它是否符合道德,而且还要看在那些符合道德的行为中哪些是最符合道德的:同样的道理,当有两种功利可供选择时,我们还要看哪种功利是最大的。
第二,具体分析并说明了所有能呈现善良道德的四种来源,一是全力而又聪明地探索和发展真理:二是维持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让每个人都担负一定的责任。并忠实地履行所承担的义务;三是具有一种崇高的、坚强的、永不屈服的伟大精神:四是言行举止稳而不乱,并能够控制自我。西塞罗指出,这四种来源虽然相互联系、彼此交织,但每一种都会产生与其对应的道德责任。在第一卷中,西塞罗用了很大的篇幅分别论述了以上四种来源,并论述责任是如何从这些来源中产生的,以及人们在履行这些责任时表现出来的各种美德。
第三,组织起大量、丰富和宠杂的内容充实一个看似简单的“责任”论题。比如在论述博爱时,结合到施惠的问题,再比如谈到勇气时,西塞罗又引申到伟大的灵魂和多舛的命运等。借此论证和平的功绩大于战争的功绩。在解决对外关系的问题上,西塞罗认为首先是谈判协商,再者才是战争,而且进行战争的唯一理由是我们能够重新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下。
此外,西塞罗还用大量的例证,阐述了“自然”和“理性”保持和谐一致下应履行的责任。当然,这要基于一个前提:“欲望必须受到理性的控制,既不能让它脱离理性的指导,也不能让它沉迷下去。”《论责任》在批评把道德上的正直与利相割裂的理论的同时,还鲜明地指出,那种把诡诈当作智慧的认识是错误的。只有道德和正义而不是精明和诡诈才能达到人们的目的。随后,西塞罗论证了人的劳动和互助的重要性。可贵的是,西塞罗并没有被人的功用遮盖住自己的双眼,他在肯定人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还犀利地指出人对人的伤害是最可怕的,并以战争或革命与洪水之灾、瘟疫、饥荒以及野兽之害做对比来加以证明。
西塞罗认为,一个人要获取最高荣誉,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人民爱戴、信任和敬慕。在谈到为国家和国民服务时,西塞罗提出了诸如“政府还应该竭力避免财产税的征收”、“利用国家职务之便而谋取私利的行为是最不道德、最可耻的事情”以及“一个政府要想继续支撑下去,莫过于保持自己的信誉”等观点。
西塞罗用斯多葛学派的观点,解释了道德责任有“一般”和“绝对”之分。人们通过自身的学习和善良的本性可以获得对“一般”责任的认知。但“义”却是“完满的和绝对的”,若非是智者,人们就不可能达到这种责任。
《论责任》是一部伦理著作。我们从它的字里行间不难体味到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挚爱和他对国家的热爱。作品在体现了对后代人亲和力的同时,读者还可以从中感受到西塞罗独到的行文风格。在西塞罗看来,生活中没有责任的一览表,也没有用来普及并且传世的行为准则。《论责任》与中国儒家的道德准则相比较,显得更具体而翔实。
译者
2006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