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良渚文化的考古资料在遗存类别上存在显著的不平衡性，墓葬资料极其丰富，而居址遗存则相对缺乏。

本书作者采用个案分析和宏观统计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太湖流域目前发现的良渚文化居住遗址和相关器物进行分析和认识，从“住”和“行”两个向度，探讨当时人们的聚落和居住形态。

良渚文化的独特性表现在聚落形态、宗族构成、社会生活、宗教观念、礼仪制度、艺术情趣等考古学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导致这种文化独特性的原因又牵涉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方面面。

《良渚文化研究丛书》是以考古发现和出土的大量信息资料为素材，挑选和邀请在良渚文化研究各个不同领域内卓有成绩的中青年专家，就各自擅长的专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然后撰写出版相关专著，旨在通过对良渚文化物质环境和精神世界诸多方面子课题的系列研究，由点到面，构筑起对良渚文化全面和纵深研究的较完整体系，深化对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的总体认识。以全新的角度和合理的诠释，赋予断简残片式的考古资料和信息以全新的生命力，部分复活和建构起四五千年前良渚文化人与人之间、人与遗迹之间、人与器物之间、人与事件之间相生相伴的场景和细节。

本书对良渚文化的聚落和居住形态进行了系统研究。

前言 良渚文化居住形态研究的目的与现状／1

第一章 良渚文化聚落的宏观考察／6

 第一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6

 第二节 遗址地貌类型与时空分布／8

 第三节 聚落规模与等级／13

第二章 环境、气候变迁及经济模式与良渚聚落形态／18

 第一节 太湖流域现代环境／20

 第二节 5500a.B.P前的环境、人类经济与居住形态／21

 第三节 5500a.B.P后的环境、人类经济与居住形态／26

 第四节 聚落的扩散与人口迁移／31

 第五节 良渚中晚期环境变化与人地关系矛盾／35

第三章 基层聚落个案分析／38

 第一节 嘉兴地区／39

一、仙坛庙／40

二、普安桥／64

三、新地里／72

四、嘉兴地区台墩遗址再认识／79

 第二节 良渚遗址群／98

一、庙前及周边／98

二、三亩里及后头山／115

三、卞家山／118

四、水田畈／122

 第三节 苏南—沪西地区／123

一、龙南／124

二、绰墩／139

三、少卿山／154

四、黄土山／156

五、独墅湖／158

六、马桥／160

 第四节 湖州地区／162

一、昆山／162

二、塔地／169

 第五节 武进—江阴地区／170

徐家湾／170

 第六节 小结：共性与差异／172

第四章 干栏式建筑与仙坛庙建筑图案／178

附录 与建筑相关的民俗调查／194

后记／200

第三节 5500aB.P.后的环境、人类经济与居住形态

在5500aB.P.左右，太湖流域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发生重大变化，文化面貌也随之产生改变。

地理环境的变化主要是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开始形成。因为海平面相对稳定，沉积物供应充足，本区东部漕泾、柘林一线形成数条与海岸线平行、并列分布的贝壳砂堤，俗称“冈身”。在杭嘉湖平原南沿也有断续分布的岸外砂嘴。当冈身平原随着海平面波动上升而不断加积，向东推进的同时，太湖北部的常州、无锡和常熟平原以及南部的杭嘉湖平原也在逐步地堆积。因冈身和砂嘴封堵了这一地区与海洋的联系，无法得到长江等水系带来的丰富沉积物质，这一地区的地面加积以径流为主，沉积速率低，所以厚度浅薄，地势低洼。根据地理学家对东、西太湖钻孔沉积物特征的分析，5500aB.P.左右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已经略见雏形了。碟形洼地形成后，由于冈身的隔绝和自身的沉积作用，一些原来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地区逐渐发育为淡水湖沼环境。这为崧泽文化晚期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区域。如上海的姚家圈、汤庙村、金山坟、广富林遗址等，从地理位置上看，即属于原古渴湖地区。根据对广富林遗址的环境分析，发现至少在5300aB.P.左右这里已经转变为淡水湖沼沉积环境。而从这几个遗址的最早形成年代来看，一般都在崧泽文化晚期。这一现象也说明，由于沉积物的堆积和古渴湖逐渐淤塞，该地区已经演变为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到了良渚文化时期，人类的活动范围已经遍及了长江三角洲的大部分区域，在居住点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的空白区域了。

气候方面，5500aB.P.左右发生一次全球性的降温突变事件，使气候逐步向凉干发展。

这次降温事件是全球全新世最显著的气候变化事件之一。在欧洲导致沉寂已久的阿尔卑斯冰川开始发育，非洲发生“撒哈拉干旱”，导致沙漠中的绿洲重新沙化，湖泊减少或干涸，当地居民或改变生活方式，由定居的农业变为游牧，或被迫迁徙。在中国，该降温事件被称为仰韶中期寒冷期，导致黄河中上游地区早期人类的遗址数量减少，人类由高阶地向低阶地方向迁移。它对本区古文化的影响也非常显著。气候的突降导致本区原有的动植物资源变得匮乏，已不足以维持日益扩大的人口规模。动物考古学显示，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肉食来源从以麋鹿、獐等野生动物为主转变为以家养的猪等动物为主。这种饮食结构的变化，实际上暗示了自然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作为对这种变化的直接反映，本区人口和文化规模短期内迅速减少，稍后在崧泽文化晚期开始，则以改变经济生活模式来适应新的外部环境，这种改变主要是以稻作农业替代渔猎采集，成为经济生活主体模式。

稻作农业在此前已有漫长的发展，在本地区前期文化中也有悠久的传统。但在此前的发展阶段，稻米并不作为人类的主食，所以并不以稻谷的产量作为主要的目标诉求，稻作生产处于一种缓慢发展的粗放式经营阶段。当其成为主要经济生活模式时，单位面积产量就成为迫切的追求。与此相适应，稻作工具、稻谷选种、稻田形态、耕作技术等获得迅速发展。

马家浜和崧泽早期阶段缺乏稻作农业的专用工具，其主要的石器类型为斧、锛与凿等，石器数量也不多，可能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器，兼能从事一些农耕。一般来说，功能专一的器物只有当其使用频率变得非常高时才会出现。相对于完善和类型丰富的渔猎和木作工具，崧泽晚期之前，稻作专用工具的缺乏显示水稻种植在经济活动中的比重较轻。而从崧泽晚期开始，出现石犁和耘田器等专门的农耕工具。良渚时期，农业生产工具的数量和品种进一步增多，形态呈现多样性，出现石镰等功能确凿的新器型。良渚时期的石犁不仅数量多、种类全，且有的器型极其硕大。石犁的使用，一方面说明土地的利用开始趋于精耕细作，以提高稻谷的产量，另一方面，石犁是一种连续的翻土工具，一般用于大面积的耕耘，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并需要劳力的协作。在良渚墓葬中，石镰、耘田器等农业生产工具与鼎、豆、罐等日常生活用器共同成为制度化的随葬品，暗示农业已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

在马家浜和崧泽时期，稻谷的形态仍不稳定。绰墩遗址的炭化米粒型偏小，与野生稻相差无几。形状变异幅度较大，有长粒型、椭圆形及中间型等多种形态，此粒型的变异比野生稻大得多。可推测此时的稻被人类栽培的时间不长，属原始栽培的稻，尚处在由野生稻向栽培稻进化的过渡阶段。“’说明在此时人类对水稻的产量尚无迫切追求，所以对选种的干预较少。到崧泽晚期与良渚早期这一情形发生变化：水稻的颗粒开始增大，形态趋于稳定。说明人类加大了选种、驯化和栽培的力度。澄湖遗址发现炭化米粒型较绰墩遗址出土的炭化米粒大，是人工长期栽培筛选的结果。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数千年里，水稻形态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显然是因为人类干预力度不够。但当水稻成为主食后，其形态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在改进生产技术、加强品种培育以提高亩产的同时，扩大耕种面积则是另一条增加稻谷产量的途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史前时期，这是一种更为重要和普遍的方式。而恰在此时，太湖流域的自然环境提供了稻作发展的广阔空间。

水稻的生长环境要求可概括为：热量充足，水源充足，地形平坦，排灌便利，劳动力丰富。水稻的生物属性喜水喜热。《淮南子·说山训》说：“稻生于水。”汉代末期杨泉《物理论》说，稻为灌溉作物品种的总名。严文明指出，稻作农业需要有明确的田块和田埂，田块内必须保持水平，否则秧苗就会受旱或被淹。还必须有灌排设施，旱了有水浇灌，淹了可以排渍。同时，稻作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农业活动，其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要求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保证。

太湖流域的这个阶段，气候及降水条件非常适宜于水稻生长。广富林、福泉山和马桥遗址的孢粉分析结果表明，崧泽一良渚文化过渡期、良渚早期气候比较温暖湿润，湿生植物比例较大，反映出一种藜蒿丛生的滨海湿地环境。气温比现在略高，降水量大，为水稻生长提供优越的水热条件。

此阶段海平面情况也非常有利。距今5000年左右，原来较高的海平面基本下降到与今天海面类似的高程。叫从10000年来海平面变化曲线看，在良渚早中期内，存在着一段时间的低海平面期，从而扩大了人类活动范围，为稻作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太湖平原的地势与水源易于形成合适的稻田。这里地势开阔平坦，地面沼泽和河流湖荡等水域密布，土质细腻松软易于开掘沟渠水井，只要稍加整治即可形成完善的田块和配套灌溉系统。目前发现的水稻田也多分布在天然的湖塘沟渠周围。

但是，适宜于稻作的低地往往非常卑湿，雨季常易发生洪涝灾害，并不适宜于人类直接居住。在马家浜时期，人类大多居住于天然的岗地之上，当时稻作生产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权重较低，稻作所需作业面积较小，故只需在居住的高地周围寻找合适地块加以改造，即可满足产量要求。到良渚文化阶段，气候之变化促使水稻农业成为维系社会经济之命脉，仅靠原有的居住地周边的小块耕地无法满足人口的需求，因此，原先很少涉足的低洼地都必须开发出来，因为这些区域恰恰是水稻的合适作业区。因此，稻作生产和人类居住两方面的需求矛盾突出，为此，智慧的先民创造性地采取了筑土堆墩的方式，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

P26-29

良渚文化居住形态研究的目的与现状

史前考古的中心任务在于通过揭示和研究各类物质遗存来重建史前史。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因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自1936年施昕更对良渚遗址的发掘以来，迄今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地点已达数百处，其中经过发掘或试掘的地点数量，在江浙地区史前考古工作中亦遥遥领先。但是，这些考古工作提供的信息，离我们恢复良渚社会真实面貌的要求还相距甚远。

首先，有关良渚文化的考古资料在遗存类别上存在显著的不平衡性：墓葬资料极其丰富，涵盖各个分布地区，不同时期、不同等级的墓地持续发现，墓葬数量动辄几十上百座，在此基础上，与良渚墓葬相关的各类研究也颇为深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相应的居址材料数量却是寥寥可数的个位数，与墓地数量完全不成比例。同时因发掘面积等限制，这些居址材料常常显得支离破碎，不成系统。因为良渚文化墓地多以高出地面的土墩形态出现，在太湖流域的平原地区，这些土墩往往是各类基本建设的施工对象，所以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基本建设热潮，许多土墩被推平，新的考古发现很多。在以配合基本建设、进行抢救性发掘为考古工作主要任务的现实情况下，近期内这种发现的不平衡只会进一步加剧。考古材料的类型偏颇，明显影响了良渚文化基础性研究的深入，使聚落研究陷入只能依靠墓葬材料来进行推演的尴尬境地，成为良渚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瓶颈。墓葬材料固然也可以反映社会某些层面的内容，但毕竟是一种镜像式的间接投影。居址材料的缺乏使我们对当时社会现实生活情形所知甚少，后续研究只能停留在框架式的趋势研究上，粗泛而不成体系。

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1.南方地区潮湿的堆积环境，大大增加了田野工作中对居住面等迹象的辨识难度，容易对各遗迹单元间相互关系的理解造成偏差。2.良渚文化主要分布于太湖流域的碟形洼地，自崧泽晚期这种地貌形成后，此区的人类居住模式一直变化不大，即村落一般都建于台墩等高地上。太湖流域历史时期一直是人口密度极高的区域，长期的居住行为与农桑活动集中于这些台墩高地上，对早期居住遗存的破坏相当大。3.良渚文化居址和墓葬两类遗存数量上的差距，常被认为是考古发现的偶然性造成的。但是，发掘点的总量如此之大而两类遗存数量如此悬殊的现象，使我们不得不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反思：可能某些思维定式误导了考古迹象的判读，使我们发现了居址类遗存而无法认识。

面对这种局面，许多有识之士发出呼吁，要求重视良渚文化聚落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相对于墓葬发掘，居址类遗存发掘的田野操作难度高，工作周期长，人力物力的投入大，而产生的所谓“社会反响”要小很多。幸而仍有许多一线的考古工作者在浮躁的氛围里，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克服种种困难，常年从事寂寞而艰苦的居址类遗存发掘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良渚文化居址材料。

迄今所有关于良渚文化居址材料全部来自考古发掘。主要地点有以下几处：

余杭良渚遗址群及周边：庙前、莫角山、卞家山、姚家墩、余杭三亩里、杭州水田畈；

湖州地区：昆山、塔地、钱山漾；

嘉兴地区：普安桥、仙坛庙；

苏州地区：龙南、绰墩、少卿山、黄土山；

上海地区：马桥；

江阴附近：徐家湾。

其中庙前、良渚遗址群、昆山、马桥已发表专题报告，绰墩、龙南、少卿山、莫角山、普安桥、钱山漾、徐家湾、水田畈已发表简报，其他地点则只在《考古学年鉴》或《中国文物报》等报纸杂志上作过简要介绍。  有关良渚文化居住形态的专题研究，目前尚未见有专著出版。已发表的成果主要何丁金龙、钱公麟、高蒙河等发表的几篇相关论文，主要针对良渚文化的建筑形式和聚落布局等内容进行了讨论。另外，一些针对长江下游地区区域性或专题性考古学研究专著对此也有所涉及。如高蒙河《长江下游考古地理》、张弛《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秦岭《环太湖地区史前社会结构的探索》等。在以上的著作中，因各自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对居住遗址的个案分析比较简略。

从上面所列材料可以发现，目前关于良渚文化居住形态的材料和研究基础总体而言比较薄弱。然而，居住形态作为聚落形态的一个核心部分，又是任何考古学研究必须面对的中心课题。

在本系列丛书中，原拟将良渚文化“住”与“行”的相关内容合编为一册，因有关于“行”的材料更是近乎空白，只好作罢，而将“住”作为本册书的研究方向。也许是笔者曾经主持了海盐仙坛庙遗址的发掘，遗址的良渚时期居址材料相对比较系统一些，故承编者的美意，遵嘱尝试完成这项工作。

从考古发现看，良渚文化的聚落分化已非常显著。有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的聚落可分成三个以上的等级，构成原始的“都、邑、聚”的格局。其中既有像莫角山等单体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类似“王都”级别的高等级聚落，也有大量万余平方米的基层村落。在这大小两类聚落之间，还有所谓相当于“邑镇”级别的遗址。所以良渚文化的居住形态研究理应涉及不同等级的内容，但是“都”、“邑”等级的研究颇为困难。考古研究中通常以遗址面积作为聚落等级划分的重要标准，其中庙前、绰墩等遗址因面积较大，曾被视为邑镇级别的代表。Ⅲ但是实际发掘情形与这种认识出入很大。两处遗址的堆积时间跨度很长，都从马家浜时期就开始形成，跨越崧泽、良渚文化并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因此遗址现存的面积是各时段遗存的总和，因每个阶段聚落的规模、结构多有变化，各期的聚落面积要小于总面积。如庙前等地，良渚时期实际都是面积甚小的基层聚落。姚家墩遗址是另一处常被提及的中级聚落的例子，因为发掘面积过小，材料也未发表完整，所以还基本停留在对成组土墩空间布局角度进行推测的阶段；高级聚落中，寺墩的情形与此类似，发掘面积过小，总体认识模糊；而莫角山是工作做得相对较多的一处，但是最近在其西部发现一条基本呈南北向分布的长堤状遗迹，很有可能导致对莫角山的规模、形制等的原有认识发生重大改变，因相关发掘工作尚在进行中，所以也无法深入讨论。相对于高等和中等聚落材料的严重不足，良渚文化基层聚落的材料无疑要丰富一些。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所以我们最终改变了研究方向，将目光聚集到良渚文化大量的基层聚落上，确定了本书的研究目标。

研究方法上，拟采取微观的个案分析与宏观的统计分类两个角度进行。

我们认为个案的分析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手段，微观的点的剖析与汇总，方能形成对面的正确把握。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资料的发表，使我们进行这种工作成为可能。在目前的条件下，尽管针对良渚文化不同地区、阶段、级别、性质的居住形态进行系统研究的条件还远未具备，但从各个角度选择几个典型遗址的相关材料进行仔细的勘误校正，在此基础上进行个案分析，应该对良渚文化居住形态的认识会有一些帮助。因为以往相关材料公布得比较零散贫乏，我们会用较大的篇幅进行原始资料的汇集，并尽量完成一些勘误工作。

与具体的居址材料贫乏的现象形成对比，良渚文化丰富的遗址总量为宏观统计提供了充足的样本。我们主要针对良渚遗址点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地貌类型等要素进行量化的统计分析，藉以考察各期良渚聚落的总体面貌和动态变化特征，并结合环境、气候、经济模式等诸要素的探讨，对良渚聚落形态的成因进行分析。  聚落一般包括居住地、墓地、作业区、垃圾区及其他公共活动区，从空间的角度看，以上所有的区域都是人类活动的区间，所以，广义地理解，所谓居住形态应包括以上各个部分的内容，其概念近似于聚落。本文的着眼点更侧重于与具体居住行为相关的内容，主要涉及各期遗址分布概况、遗址的等级、遗址的外部形态、聚落内部的布局结构以及房屋的形态、结构与建造方法等要素，同时也涉及这些要素反映出的社会与家庭结构等社会学内容。因为墓地和墓葬对反映社群成员之间的各类关系有着较高的敏感度，而这些关系往往成为解读居住遗存的重要线索，所以在具体讨论居址材料时，会做较多的关联分析。

在一般人的眼里，考古多少带有些神秘色彩，考古学家常被想象为对远古时代了然于胸的一群人。考古学家也常带点虚荣心地陶醉于这样的眼光之中。忽然一天有人问你：远古时代到底是怎样的？他们长什么样？吃什么？穿什么？讲什么话？这时考古学家才忽然发现自己满手的坛坛罐罐，却无法比较清晰地回答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也许考古学注定是问题永远比答案多，即使如良渚文化这种研究工作进行得相对深入的领域，我们所知道的仍然只是九牛一毛。对于社会热切关注的关于良渚文化的通俗化描述，考古学者常感尴尬万分。从本书的书名看，似乎应该是一本相对通俗的读物，但最终却还是一本有些板着面孔，比较专业的东西，根本原因在于相关的资料如此稀少，而严谨的专业习惯使我们不敢贸然去掉个体材料前的限定性词语，从而无法形成相对简单有趣的通俗性描述。这是作者多少感觉有些无奈的地方。

从另一个角度看，充满空白点的考古学又在这样的情境中具有无比宽广的开拓空间。我一直觉得做个考古学者是很幸运的，因为你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现什么，你常有意外的惊喜，常有机会享受在某些表象后面洞破其天机的喜悦。于一段平凡的人生中，可如此真实深入地触摸那些永已失去的岁月，感受到那些平静或辉煌，我们自己的人生也被映照得丰富而精彩。

我常常很偏执地想，世界也许是感性的、宿命的。博物馆陈列柜里那只冰冷的陶罐，似乎触手可及，而又遥不可及，它是几千年前的一个眼神，默默注视着我们。当某个早晨忽然洞悉了那个千年密码，犹如一个无声的呐喊，刹那间使我们泪流满面。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夫人黄亚萍女士、我的女儿王奕然小朋友。和每个考古人一样，我们的工作特殊性离不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请允许我在这里对她们道声谢谢，说声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