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地区大型礼制性中心遗址的发现、墓葬折射出的巨大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异以及城墙的出现，都意味着良渚文化时期有可能已经迈入了文明的门槛，有了初级阶段的国家机制。

本书梳理了良渚地区的考古发掘过程，有所侧重地选择了墓葬、祭坛、器皿等加以解读，试图为我们还原一个神秘古国的概貌。

良渚文化的独特性表现在聚落形态、宗族构成、社会生活、宗教观念、礼仪制度、艺术情趣等考古学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导致这种文化独特性的原因又牵涉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方面面。

《良渚文化研究丛书》是以考古发现和出土的大量信息资料为素材，挑选和邀请在良渚文化研究各个不同领域内卓有成绩的中青年专家，就各自擅长的专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然后撰写出版相关专著，旨在通过对良渚文化物质环境和精神世界诸多方面子课题的系列研究，由点到面，构筑起对良渚文化全面和纵深研究的较完整体系，深化对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的总体认识。以全新的角度和合理的诠释，赋予断简残片式的考古资料和信息以全新的生命力，部分复活和建构起四五千年前良渚文化人与人之间、人与遗迹之间、人与器物之间、人与事件之间相生相伴的场景和细节。

本书对良渚古遗址进行了系统研究。

序言／1

壹 遥望故土／4

良渚：美丽的水中小洲／4

流动的空间／19

从开化到文明／23

贰 梦醒时分／50

初识江南古物／30

发现良渚／36

揭示文化底蕴／43

叁 凝固的历史／50

拂去千年的尘埃／50

岁月留痕／59

王者之气／67

肆 辉煌年代／78

惊世“王陵”／78

问天／88

万众景仰的地方／100

伍 水乡风韵／112

塘山之谜／112

古老的村落／118

四千年前古码头／126

陆 此德于玉／158

唯玉独尊／138

石之美者／151

永恒的图腾／158

柒 创造的魅力／166

化泥土为神奇／166

第三只手／176

不朽的漆木制品／188

捌 记忆永驻／208

祀与戎／208

文明的光环／218

流芳百世／232

附录／250

后记／260

肆 辉煌年代

惊世“王陵”

1986年，良渚文化发现已迈入第50个年头。此前，良渚地区已知的遗址只有寥寥几处：长坟(1955年试掘)、苏家村(1963年发掘)、桑树头(1971年出土一批玉器和石器)、黄泥口(1978年出土一批玉器和石器)、吴家埠(1981年发掘)。细数这些遗址，似乎都不足以用来纪念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长坟以黑陶为主，苏家村大部分为扰乱堆积，桑树头出土玉璧时尚未意识到是良渚遗物，黄泥口出土的玉器多为小型饰品，吴家埠的良渚墓葬也均属中小规格。而此时，同为良渚文化分布区的江苏及上海已有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1973年，南京博物院在吴县草鞋山发现了随葬琮、璧、钺等玉质礼器的良渚文化贵族墓葬，用真切的墓例，纠正了长期干扰人们视线的良渚玉器误读问题。随后，江苏张陵山、寺墩、上海福泉山等地相继发现了同样性质的一批贵族墓葬。这些重要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就在福泉山第二次发掘结束后的1984年11月，苏秉琦先生在“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良渚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是个灼灼发光的社会实体，并形象地把福泉山这一类高大土墩比喻为“土筑金字塔”。

江苏、上海的重大考古成就以及苏先生的指导性讲话，给浙江的考古工作者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但谁也不曾料想，毫不起眼的反山发掘竞迎来了良渚文化新的重大突破。也许是历史的垂青，反山的发掘为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献上了一份最隆重的厚礼。

位于瓶窑镇东侧的反山，北距东苕溪约300米，东南与莫角山遗址相望，主体为一个东西向的椭圆形土丘，长约60米，宽30米，相对高度约4米(图4—1)。周围原有大小池塘五六口，似与堆筑反山时取土有关。反山本无名称，系余杭区瓶窑镇雉山村的杂地，种植竹、茶和山芋等作物。上世纪50年代，有农户在反山南侧10余米外建房定居，因从雉山村往返住处要翻越此冈，遂称之为“翻山”，后以同音简写，“反山”由此得名。

1958年雉山村曾在反山西侧建造一座馒头窑，烧制砖瓦，将反山西部近30米长的高地取土挖平，反山西端成为高约4米的断崖。被挖部分是否有良渚墓葬遭到破坏已无从查考，但从残留的大量汉代绳纹砖来看，必定已有较多的汉墓被清除。1969年在“深挖洞”的高潮中，雉山村也曾在反山南部挖过两个小型防空洞，偏西的一个进深约5米，据当年参加挖掘的农民称，有不少石器、玉器出土。另一防空洞进深仅3米多，未见任何器物。这个情况在1986年发掘时得到了证实：西部的防空洞塌土中发现有扰出的一件玉琮和较多的残断石钺，另一防空洞距反山最高贵的12号墓南端仅差50厘米，如果再进去1米，后果将不堪设想！

除了以上这些取土活动，反山一直无声无息地静卧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上世纪60年代，反山附近的农户已基本上拆迁搬走，仅存一户费姓农民改建到反山北侧，三间平房直到1988年为保护反山国家征用此地才予迁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逐步富裕起来的农民，在反山北侧30米之外盖起了成排的楼房，另有一户农民将楼房盖到了反山西北部仅5米的地方。与此同时，长命乡政府为了适应农民盖房的需要，在104国道北侧、反山南部100多米处办起了长命建筑材料厂，生产五孔水泥板，反山周围的环境受到了很大影响。值得庆幸的是，反山本体未遭受新的破坏。

1985年下半年，长命乡农机修造厂转制新建余杭县长命制动材料厂，新厂址选中了反山，占地30亩。该厂筹建过程中把厂区北围墙建在了反山顶部北侧，时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保员、现任良渚遗址管理所所长的费国平发现后，及时报告了省考古所。省考古所获悉后立即派王明达、芮国耀前往长命，在费国平陪同下考察了反山。通过对反山西部断面及新挖的围墙基槽的地层分析，三人一致认为反山是一个人工堆起来的“熟土墩”。于是一边设法让厂方停止施工，一边向当时的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牟永抗汇报。带病工作的牟永抗似乎预感到反山会有良渚大墓出现，也透着背水一战、孤注一掷的悲壮色彩，在发掘经费短缺的情况下，毅然将反山发掘列入了下一年度的发掘任务，同时也希望成为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的纪念项目之一。王明达受命起草了发掘方案。

1986年5月8日，反山考古队进驻反山附近的沈家村。第一批队员为杨楠、费国平、陈越南。一切安排停当后，次日在反山西部布下10米×10米的探方6个，以西南角为基点，依次编号为T1～T6，正式发掘拉开序幕(图4—2)。在上部所谓的“封土层”中(后被证实是良渚文化晚期的另一座人工营建高台)，首先清理了打破它的11座砖室墓(编号为余反M1～M11)，形制均为长方形券顶单室墓。券顶皆已损毁，随葬品残留不多，从绳纹墓砖和釉陶壶、弦纹陶罐残件判断为东汉时期的墓葬。

在最初的20天里，除了这11座砖室墓，良渚墓葬无影无踪，考古队员的内心显得越来越焦躁。面对顾虑和不安，领队王明达沉着冷静，不断强调工作做细做足。各探方平面铲光的操作已成了每日的必修课，下挖一薄层铲光一次，然后在平整的探方里仔细分辨土质土色的变化。5月29日终于在T3发现了一块南北向长方形的土色与周围有细微差异。这个旁人几乎无法察觉的迹象极大地振奋了考古队员的心，考古队员据此判断这就是良渚墓葬的“坑口”，于是立即从墓葬两端开始了小心翼翼的剥剔。然而，下掘30厘米时不见任何遗物，降至50厘米时仍不见遗物，深达80厘米时还不见遗物。这时有人开始怀疑是否挖错了，忐忑不安又一次笼罩在了考古队员的身上。但王明达召集队员仔细分析后，坚持了自己的判断。正是这份执着和魄力，使反山的发掘很快有了重大转机。

5月31日上午临收工时，在深达90厘米的“坑”的北端正中位置，露出了直径30余厘米的一圈夹砂红褐陶口沿。这是一件很粗疏的陶器，考古队员的心依然像当时的天气一样乌云密布。下午三点左右，技工陈越南拿着一块刚从“坑”内清理出的粘有小玉粒和红色漆皮的土块递到王明达面前，王明达眼睛一亮，不由自主地从160厘米高的隔梁上跳下，急匆匆爬下坑，用竹片轻轻翻了一小块泥土，只见泥土中沾满了小玉粒和漆皮。紧接着在墓坑中部又剔出一件玉琮的射口。有玉琮即意味着是良渚大墓，王明达顿时一阵狂喜。此时雨点已开始落下，王明达佯装镇定，命人用薄膜盖好坑底，覆上一层泥土，再将整个墓坑用薄膜罩上，边缘用泥土压实，然后宣布收工。

P78-82

1936年，西湖博物馆年轻的学者施昕更踯躅于故乡良渚镇的田间地头，竭力探寻先民留下的遗物，试图揭开一个频繁使用黑陶的远古文化。

1959年，这个远古文化被命名为“良渚文化”。稻谷、玉器、刻纹黑陶、竹编器物、丝麻织品等，都被认为是它代表性的物质文化成就。在环太湖流域——东临大海，南抵宁绍平原，西及宁镇地区，北越长江的广袤地域空间内，良渚文化顽强存续了1000余年，大约从距今5300年直到距今4200年。

自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首次揭示良渚大墓以来，有关良渚文化的考古挖掘常有惊人的发现。从特意营建的贵族墓地，到长期沿用、密集布设的平民坟区；从气势恢弘的宫庙基址，到河道穿越的水乡村落；从高大规整的方形祭坛，到仅见动物骨架或填埋红烧土块的祭祀坑——大量规模不等、功能各异的良渚文化遗址被一一揭示出来，它们所汇聚的各种信息不断强化和丰富着人们对良渚文化物质和精神内涵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良渚文化的先民们曾经创造了一个盛极一时的社会。

大多数学者认为，良渚文化已迈入文明的门槛，有了初级阶段的国家机制。这样的政治实体，研究者称之为“古国”。超大型礼制性中心遗址、墓葬所折射的巨大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异、以玉器为主要载体的礼仪系统、庞大土建工程所需的社会组织结构，无不体现了王权的特征。以神人兽面图符为象征的神灵崇拜，显现了这个原始国家的神权性质。这个图符也被视为“神徽”，它是良渚时期太湖流域整个文化共同体的族群标志。随着地下考古资料的不断涌现，良渚文化被列入中华5000年文明史源头的理由显得更加充分，它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也日益彰显。

这个以“良渚”命名的古代文化，它的权力重心就在今天浙江省杭州市北郊的余杭区良渚镇一带。山地与平原交接、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及自然环境养育了一方先民，这些先民在良渚地区创造了令人惊叹的人类文明，留下了数不尽的活动遗迹和人工制品。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长方形巨型高台莫角山，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良渚文化中心遗址。反山12号大墓卓然超群的显赫随葬品，炫目中散发着至尊的霸气；众多类似高贵的墓葬齐聚，使反山墓地成了名副其实的“王陵”。依山修筑的瑶山及汇观山祭坛之整饬和考究，在良渚文化分布圈内，迄今无出其右。体量庞大、形状修长的塘山也为别处所未见，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层层的谜团。保存着墓地、居址、“井”字形木构水井和窖藏的庙前遗址，展示了一个水乡村落绵绵不绝的生活画卷。近年发现的卞家山虽然是普通的临水聚落，却出土了一批贵族墓地都难以保存的鲜亮漆器和黝黑陶器。现在我们知道，在这片山地边沿的冲积土壤上，良渚先民的身影几乎穿越了良渚文化发展的整个时段，并且持续强盛了数百年。良渚地区成了良渚时期无与伦比的浩大都邑，这里存留的各类古代遗迹和遗物，其规格、数量和品质都远远超出了其他地区。它所演绎的古国文明的灿烂辉煌，足以表明三代之前的远古中国，南方文化的各种成就绝不逊于北方！

是什么原因诱使良渚先民在良渚地区延续如此漫长的岁月，又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在这里执著地生存下去？答案或许就在那些并不起眼的土丘里、农田下。那些沉睡了数千年的房舍墓穴，那些默默无语的玉石陶木，经由考古人员的发掘和考证，都将慢慢复苏。当我们循着考古学者的引领，推开历史之门回到四五千年前，这个神秘的古国会忽然变得可以触摸。飘渺的表象下闪动着温情有趣的生活片段，今天的我们仿佛依然能走在良渚先民的古道上，依然能呼吸到那时湿润的空气。许多超出我们生活和经验的物象，都将跨越时空得到诠释。正如西拉姆所愿：干涸的泉源将恢复喷涌，遭人遗忘的东西将被人理解，死去的将转世还魂，历史的长河将重新流淌。在追溯历史的大喜大悲中，我们总能获得力量和信心。

今天，良渚地区的遗址点已发现130多处，它们集中分布于良渚、瓶窑两镇毗邻区域4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它们的密度是那样大，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个大遗址。狭义的“良渚遗址”或“良渚遗址群”已成为这一大遗址的特指称谓。每当提起它，我们就会联想到权贵云集的都城，联想到气势恢弘的庙宇，仿佛一夜之间这里就会燃起祭天的篝火，响起征战的号角。

是的，良渚先民对神灵的敬畏超乎我们的想象。无处不在的神人兽面图符像幽灵一样飘荡在人迹所至之处。古良渚人选择依附神灵的方式确立自己世代相传的文化模式，在神性的光环下，他们编织起一套缜密的礼制系统，以此决定人的职权和地位，以此集中社会财富，以此调动大批劳役堆建各种大型工程。在这里，原始宗教犹如润滑剂，维系着阶层分化日益明显的复杂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良渚先民对神的崇拜几乎都流露在了玉器上。在玉器制作上不计代价的行为方式，足以表明他们对待玉器就像对待神灵。对玉器的任何削磨和雕琢，都倾注了虔诚的愿望。在这样的精神支配下，古良渚人造就了一支精湛的制玉队伍，也使这一时期的玉器制作业达到了人类治玉史上的一个高峰，玉器成了良渚文化物质宝库中最耀眼的明珠。

与此同时，在日渐成熟的犁耕稻作农业基础上，制陶、研石、纺织、髹漆、木作、土建等技术门类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一些器物在今天的人看来不可思议，更多的器物却能穿越历史的时空让我们产生共鸣。我们甚至从镶玉漆器、彩绘漆器和刻纹黑衣陶等精致器皿上，也看到了礼制留下的烙印。

良渚先民用神灵构筑起全新的社会秩序，用虔诚创造出纷繁的物质财富。他们的强盛和繁衍得益于宗教意志的凝聚作用，同时也受制于这份宗教体系的僵化和迂腐，最终走向灭亡。它留给我们的不仅是赞叹和惊喜，也有太多的疑惑和伤感！

良渚文化以及汇聚其精华的良渚建筑群虽然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但它所创造的物质成就和精神内涵已通过各种方式融入了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今天的人们依然能感知到这个古老文化的巨大穿透力，依然能在现实生活中领悟到良渚古国所传扬的诸多文明因。

1987年夏，我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此时第二研究室主任牟永抗先生正在古荡库房整理瑶山出土的发掘资料，因为手下的成员出差的出差，读研的读研，他成了孤家寡人。恰好我被安排到他的部门，他立即让我去古荡库房协助他工作，做校对、清稿、绘图等事情。当时反山、瑶山的出土文物全都密藏于古荡库房，牟先生在进行整理工作的同时，也在思考着两批良渚玉器的制作和纹饰等学术问题，因而不时要取出来对照观摩。面对精美绝伦的良渚玉器，从未接触过良渚文化的我一下子陷入了眼花缭乱之中，几乎无法承受这份古代玉制品耀眼的光芒。但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从此，我对良渚文化充满了好奇，也与良渚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年10月，我被派往大观山果园(即后来的莫角山遗址)参加考古发掘。就在此次发掘中，我们清理了被认为是燎祭遗存的大面积红烧土和草木灰废弃堆积。这是我投身社会后的第一次野外作业，虽然没有挖到臆想中的良渚大墓，却实实在在地走进了良渚这片神奇的土地。多年后发现，我们当时所挖掘的地方竟是良渚文化庞大古国的权力中心。

从1987年11月启动《良渚文化玉器》图录的编撰，到次年5月江、浙、沪三地的考古精英齐聚杭城商议相关的编排和出版事宜，再到1988年12月((良渚文化玉器》图录的审定会，在牟永抗先生的关照下，我见证了这部良渚文化玉器研究经典之作的诞生过程。

1992年底至1993年初，莫角山中央区域进行考古发掘，我在执行领队杨楠先生(现已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的督促下，成功剥剔出了江南地区从未发现过的夯窝及夯土层，并通过钻探确定这层厚约50厘米的夯土台基铺设了3万平方米以上，从而为莫角山遗址的核心地位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

在随后的岁月中，我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到了良渚遗址群，尤其是1993年良渚工作站设立后，每年的大部分时光都会奔波在良渚、瓶窑和安溪的田间地头。经过几年的忙碌，不知不觉中走遍了良渚地区的角角落落，有人因此戏称我是良渚遗址群的活地图。前研究室主任和第一任工作站站长王明达先生经常为我提供锻炼的机会，放手让我实践，引领我在业务上走向成熟。在我1996年获取领队资格之前，他已把包括我在内的多名年轻学者，打造成了能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

上世纪末，我自始至终主持和参与了良渚遗址群的考古调查，加上本世纪初的补充调查，完成了遗址群全境主要区域的初步勘查，共确认良渚文化遗址130多处，由此积累了良渚地区4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地下遗址情况的大量第一手考古资料。这项基础性的考古调查及时地为《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制定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考古学依据。每个遗址都成了大遗址保护的基本单元，同时也成了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及地方政府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2000年底，沉默多年的良渚遗址群再次发现良渚文化显贵墓葬，文家山M1除了随葬璧、镯、梳背等玉器，还出土了34件石钺。其实这次发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墓地上覆盖着的一层薄薄的良渚晚期堆积，因为此后在良渚遗址群发现的遗址中，几乎都出现了良渚晚期乃至末期的遗存，良渚晚期的显贵墓葬也悄然现身。2003～2005年发掘的卞家山是良渚晚期遗址的典型代表，不但发现了墓地、大型灰沟和人工台地，还首次发现了四千多年前世界范围内都十分罕见的水运码头遗迹。灰沟和水滨淤积层内出土的大量遗物，宣示了遗址群在良渚晚期仍然是一个富足的社会。这些如约而至的考古发现使遗址群“良渚晚期衰亡说”遭受到致命的打击，辉煌的莫角山时代似乎延续到了良渚晚期。

时至今日，我在良渚这块土地上奋战了约20年，良渚遗址群内的大部分考古项目我都是亲身经历者，良渚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带着这份特殊的情感，怀揣实践中累积的大量信息和资料，我欣然接受了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的约请，担纲“良渚文化研究丛书”之一《湮灭的古国故都——良渚遗址概论》的编撰，同时也向省哲学社会科学院规划办提出申请，将本书列入了“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系列丛书。

谨以此书献给热爱良渚文化的各界人士，也为我的前半生画上一个句号。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赵哗

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