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词、散文、书画等各文艺领域堪称一代典范的苏轼，在哲学、美学、史学、政治以及人生修养诸方面自成一家之学。本书旨在从一个思想者的角度追踪这位文化巨人丰富的精神景观，并注重考察其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其对于宋代乃至整部中国文化史的意义，相比于单纯的文学家的苏轼，思想者的苏轼或许更切近他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那个形象：竹杖芒鞋，吟啸徐行于中国大地上的东坡居士。

苏轼兄弟皆受学于苏洵，作者撰写的这本《苏轼图传》，研究苏轼的家学渊源。将研究者有兴趣的《苏轼评传》以图的形式展现出来，本书主要介绍了苏轼的身世、家庭、学习和生活经历，以及他一生最著名的文学著作，是研究三苏和苏轼的重要参考资料。

一 少年时代

二 进士及第

三 守母丧与南行赴京

四 制科试入高等

五 签判凤翔

六 最后一次返蜀

七 反对王安石变法

八 通判杭州

九 改知密州

一0 徐州防洪

一一 乌台诗案

一二 贬官黄州

一三 乞居常州

一四 入奉禁严

一五 再莅杭州

一六 知颍州、扬州

一七 出知定州

一八 贬官惠州

一九 再贬儋州

二0 卒于常州

二一 苏轼对后世的影响

附录一 苏轼著述简介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二 进士及第

苏洵不仅对苏轼兄弟进行了精心的培养，并于嘉祐元年1056)即苏轼二十一岁那年，不失时机地带领苏轼兄弟进京支试。苏洵虽不满意科举制度，但在当时除了应试，很难有(他出路。他在给张方平的信中说：

二子轼、辙，……闻京师多贤大夫，欲往从之游，因以举进士。洵今年几五十，以懒钝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今年三月将与之入京师。

苏轼在《张文定公墓志铭》(卷一四)中说，张方平“晚与轼先大夫游，论古今治乱，及一时人物，皆不谋而合。轼与弟辙，以是皆得出入门下”。张方平听说苏洵将带领儿子进京应试，立即给韩琦、欧阳修等写了推荐信。

三月，苏轼父子离别了故乡，经阆中出褒斜谷，发横渠镇，入凤翔驿，过长安，五月到达京城开封。在横渠镇，他们欣赏了那“乱山横翠幛，落月淡孤灯”(卷三《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院壁》)的奇异景色。在经过陕西扶风时，他们想住驿舍，已经走进去了，但见破烂不堪，无法居住，只好找一旅店住下。在长安，苏洵作了《途次长安，上漕傅谏议》(卷十六)诗，他说：“丈夫正多念，老大不自安。居家不能乐，忽忽思中原。慨然弃乡庐，劫劫道路间。”来到河南崤山，马累死了，他们只好改乘驴子。苏轼后来问苏辙道：“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卷三《和子由渑池怀旧》)在渑池，他们停歇于奉闲僧舍，并题诗于壁。到达京城开封后，住在兴国寺浴室院。这时正遇上京城大雨，蔡河决口，水涌进城，房舍倒塌。直至七月，大雨才止，但仍然到处是水。苏轼登上龙津桥，观京城夜景，只见星寒月皎，灯火辉煌，如在江湖之上。他在《牛口见月》(卷一)诗中回忆道：

忽忆丙申年，京邑大雨滂。

蔡河中夜决，横浸国南方。

车马无复见，纷纷操筏郎。

新秋忽已晴，九陌尚汪洋。

龙津观夜市，灯火亦煌煌。

新月皎如画，疏星弄寒芒。

不知京国喧，谓是江湖乡。苏轼兄弟来到京城就积极准备参加考试。当时的进士考试要经过举人考试、礼部复试、皇帝御试等几次筛选。嘉祐元年九月，苏轼兄弟顺利通过了举人考试。第二年正月，仁宗任命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为主考官，国子监直讲梅圣俞负责编排详定等具体事务，举行礼部考试。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在这篇仅六百余字的文章中初步阐明了他一生所遵循的以仁政治国的思想， 即“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他主张要赏罚分明：“有一善，从而赏之”“有一不善，从而罚之”。但他又强调“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奖赏有拿不稳的地方要奖赏，惩罚有拿不稳的地方就不要惩罚，所谓“赏疑从与”，“罚疑从去”，“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因为赏重了，不失为君子；而罚重了，则流而入于残忍。梅圣俞读到这篇文章，觉得“有孟轲之风”，把它转给欧阳修看。欧阳修看后，“惊喜以为异人”，准备以这篇文章为第一。宋代实行糊名考试，未揭晓时，不知作者，欧阳修怕是他的学生曾巩的文章，为避嫌疑，才作为第二名。接着礼部复试，又以“春秋对义”即回答《春秋》一书的问题获第一。嘉祐二年(1057)三月仁宗殿试，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这时的大臣对他们待以国士之礼。欧阳修在《与梅圣俞书》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又说：“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欧阳修还派自己的门生晁美叔去拜访苏轼。苏轼后来回忆说：“嘉祐初，轼与子由寓兴国浴室，美叔忽见访云：‘吾从欧阳公游久矣。公令我来与子定交，谓子必名世，老夫亦须放他出一头地。”’苏轼《送晁美叔》(卷三五)诗“醉翁遣我从子游，翁如退之蹈轲丘，尚欲放子出一头”，就是说的这件事。醉翁即指欧阳修。苏轼后来在文学上的成就也确实超过了欧阳修。可贵的是，欧阳修看到苏轼可能超过自己，不是把他踩踏下去，而是“尚欲放子出一头”，这尤其是值得今人学习的。

据杨万里《诚斋诗话》记载，欧阳修曾问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所说“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苏轼说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阳修重看了《孔融传》注，没有这句话，又问苏轼。 苏轼说，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曹丕。孔融说，过去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惊问见于何书，孔融回答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苏轼说，他所说的“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也是“意其如此”。欧阳修惊叹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苏轼后来的诗、词、散文在很多方面也确实是“独步天下”。可贵的是，欧阳修并未因苏轼杜撰典故而斥责他，反看出他“善读书，善用书”，善见人之所长，这也是值得今人学习的地方。P13-16

二十多年前我撰写《苏轼评传》，完全是出于不平。1975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因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把苏轼定为儒家、反动派、顽固派、典型的投机派。骂苏轼为儒家，我无所谓，尽管当时正在崇法批儒，但在我心目中，儒家未必不如法家；骂苏轼为反动派，我也无所谓，这是政治问题、立场问题，时过境迁，立场一变，结论也会变；骂苏轼是顽固派，我更无所谓，因为顽固也可说是立场坚定，是“不可夺者峭然之节”(宋孝宗《苏轼特赠太师制》)的另一种说法，是“从来不因自己的利益或舆论的潮流而改变方向”(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另一种说法。但骂苏轼是“投机派”而且还是“典型”的，我就完全不能接受了，因为这是人品问题。投机者，迎合时机以谋取个人私利也。在宋神宗、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以苏轼的才华，只要稍加附和，进用可必；但他却反对新法，并因此离开朝廷，投进监狱，几乎被杀头。在高太后、司马光当政时，以他们对他的器重，只要稍加附和，或稍加收敛，不太锋芒毕露，不难位至宰相；但他却反对尽废新法，并因此而奔波于朝廷和地方，“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筋力疲于往来，曰月逝于道路”(苏轼《定州谢到任表》)。世间哪有这样不合时宜的“投机派”呢？

为回答这些问题，我决心全面研究苏轼，并写成了《苏轼评传》，认为不能以王安石划线，因为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就全盘否定苏轼；或为了肯定苏轼，就来尽量缩短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时间。我认为应该如实承认苏轼一生都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一生也都主张革新，只是具体的革新主张与王安石不同而已。他一生不仅在文学的各个领域颇富革新精神，而且在政治上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丰财”、“强兵”、“择吏”的革新主张，并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宋王朝的“丰财”、“强兵”、“择吏”，为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做了不少工作。他一生光明磊落，直言敢谏，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正如刘安世所说：“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不容于元丰，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指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上)他一生几起几落，但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这就是《苏轼评传》全书的主旨。

现在这本《苏轼图传》就是在我的《苏轼评传》基础上压缩改写的，力求更加通俗。图是友人为我提供的，部分图片是眉山三苏祠王国荣先生拍照，并提供给我的，特别珍贵；部分图片是日本池泽滋子女士提供的；书影是本所吴洪泽、王蓉贵两先生为我制作的。这里还要特别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的王书华先生，早在2000年于河北栾城召开苏轼研究会年会时，他就向我提出了出版“三苏图传”的计划。因为我忙于杂务，此事一直未提上日程。今年在他的督促下终于完成了。当年撰写《评传》时，引用三苏诗文是用的当时流行的版本。后又用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诗集》、《苏轼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栾城集》、《嘉祐集笺注》校改过。这次又用语文出版社出版的《三苏全书》通校引文，文字择善而从，但都有版本依据；标点更是根据现在自己的理解取舍，未全遵某一版本。

曾枣庄

于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

2005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