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以激情和博学对西方史学传统做了新颖、深刻的概述。是一本精心构造的学术杰作。唐纳德·R·凯利作为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史家之一，从分析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入手，这两人作为希腊史学的开山鼻祖树立了双重传统：前者的模式是对文化和古物上下求索，这与后者立足当代的政治叙述和分析叙述形成鲜明对照。他接着考察了由这两个主题衍生、发展出来的众多变化，论域从希腊、罗马、犹太和基督教的古代，到中世纪的编年史，再到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民族史学和修正史学，最终延伸到博学派史学和启蒙史学在17、18世纪的兴起。

唐纳德·R·凯利(Donald R．Kelley)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史家之一。本书梳理、评点了西方自前古典时期至18世纪晚期的历史思想和历史著述，对其中一以贯之的众多主题和方法论详加考察，其议题举凡神话、民族起源、年代学、语言风格、文献形式、修辞、翻译、史学方法和史学批评、解释理论和解释实践、文化研究、历史哲学和“历史主义”等等。

对历史的反思(代译序)

中文版序言

前言

第一章 神话历史

第二章 希腊的视界

第三章 罗马的根基

第四章 人类的教育

第五章 中世纪之镜中的历史

第六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回顾

第七章 宗教改革的传统

第八章 历史的科学

第九章 哲学的历史

第十章 近代史学

跋

索引

译者后记

希罗多德

被称为“赫拉礼物”的希罗多德出生于公元前484年的哈里卡纳苏斯，从他的著作中可以推测到，他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和由修昔底德记录的第二次“伟大”战争期间，到处旅行、访问、演讲，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往北，他一直远足到斯基太，同时也到过小亚细亚和埃及，其旅行的南北间距、东西间距或许已达到l700英里。他大约于公元前428年去世，就在他发表后来被称为《历史》(History)的著作之后不久。通过古物探询，人们对希罗多德的生平有了一些了解；但对于后人来说，出于现在的目的，他必须被等同于该书，此书之流布有一个相当可信的手稿传统，尽管一位早期编者(阿尔丁版本继之)以9位希腊缪斯女神这种奇特的称呼命名各个部分——从历史女神自身克丽奥到卡利俄铂(Calliope，司辩论、史诗的女神)——她们都是摩涅莫辛涅(Mnemosyne，记忆女神)的女儿。该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一部结构完整的艺术作品，而不是向观众朗读的故事(Logoi)的汇集品，对于这一点人们存有争议；但作品的整体结构，比如处理东、西方对峙的方式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形式主义的紧扣文字的学者已夸大了作者这种有意识的谋篇布局。

“历史”的许多基本主旨在“哈里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的研究作品”(Herodotou Halicarnesseos histories apodeixis)的起首段落就以一种后希罗多德的意义出现了。撇开历史作为“探询”的概念不管，希罗多德宣称他的目的是保存对于有价值之事的记忆，使其免遭时间的破坏性影响，希罗多德著作中绝大部分真实故事都是基于这一理由。希罗多德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效法荷马，那就是提出了许多问题。他也在故事中模仿诗人使用神话、英雄的事迹，尽管是以一种批评的、分析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讽刺的方式。除了提供娱乐之外，希罗多德还想更深入地挖掘或揭示希腊人及其敌人双方行为的原因，特别是关注战争的起因，它源于个人恩怨，是最值得记忆的人类行为。关于这一点，有着优秀的且经常为人效仿的先例：根据赫拉克里图斯的说法，战争(polemos)是万物之源；的确，从那时起，战争连同战争的罪恶问题、后果问题等，一直是主流历史编撰关注的焦点。

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敌对的原因(aitia)何在呢？为回答这个问题，希罗多德回顾了传统的神话解释——这全是腓尼基人的过错，他们绑架了阿戈斯(Argos)的几个女子；这种罪行招致希腊人的报复，希腊人后来劫掠了克里特国王的女儿欧罗巴(Europa)，克里特人又劫掠了埃亚(Aca)国王的女儿美迪亚(Medea)作为报复；再后来普里阿摩(Priam)的儿子劫掠了海伦(Helen)，荷马笔下的宏伟战争由此肇端。在希罗多德眼中，这些无聊的故事没有一个值得相信，它们反映了约翰·迈耶(John Myres)所谓的“历史观”。

这只是希罗多德认为传说毫无基础并且有违于他的历史观念而加以摈弃的许多例证中的第一个例证。对于希罗多德而言，历史依靠两个标准中的一个，要么基于目击者(opsis)证词，要么基于道听途说(akoe)的证词，诗人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不具备这个资格。希罗多德并不争辩事情的真实性，因为这已超越了标准，但是他依据自己的某种知识满足于指出是谁首先冒犯了希腊人，即吕底亚国王克罗伊索斯，他渴望西方的帝国，他的财富决定了他的命运。因此克罗伊索斯的逻辑引证了希罗多德所宣称的目的，即要讲述东西方之间、波斯人和希腊人之间的故事，并在他那个时代达到了顶点。

历史有能被解释的模式，但也有小的教训依附于这种大的轨道；对希罗多德而言，分析可由逸事加以发挥。克罗伊索斯的财富是众所周知的，但这并不能保证希罗多德会在他的克罗伊索斯故事开局之际失去洞察力，“人类的幸福从不长存于一个地方。”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梭伦那时正在埃及、中东旅行，他极力想告诫克罗伊索斯，不只是财富，而且充实的人生和光荣的死亡对于人类的幸福都十分重要，而这一切只有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才变得清楚。但直到梭伦离开了克罗伊索斯，这些劝告还没有对他起作用，那时“上帝的报复”(theou nemesis)惩罚了他，他的儿子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失去了生命，他又惨败于波斯国王居鲁士，在监禁中度过了余生——就像希罗多德所叙述的，这是一个为德尔菲(Delphi)神谕所证实的惩罚。

与克罗伊索斯或吕底亚故事相联系的是希罗多德也引进了他的叙述的框架与价值的主题，也就是说，希腊文化有两个非常卓越的希腊民族代表：拉西迪蒙人和雅典人。希腊民族从一开始保持它自己的言论并发展自身的市民生活风格。在他们崛起的过程中，希腊人虽然与蛮族交往，但对自己在智力方面的优越和“摆脱了愚昧的单纯”自负不已——与此相似的是希腊人的狡猾、理性和蛮族人的天真、迷信形成对比(有人补充说这也是历史感)。克罗伊索斯时代的雅典，正逐步摆脱僭主政治，并开始拥有良好的政府和军队，这是莱库古改革的结果。希罗多德坚持认为，雅典人是所有希腊人中最聪明和最热爱自由的。在希罗多德叙述的晚期阶段，这一主题又遽然回归了。

在《历史》的复杂叙述过程中，继克罗伊索斯故事的是他的征服者居鲁士的故事，希罗多德再次努力从各种各样尚在流传的传说中(logoi不是这样)剥离出“简单的真理”。为达到这个目的，希罗多德主要利用了最没有偏见的波斯人的权威著作。他基于个人知识(per auton eidos)对波斯社会、宗教、饮食习惯进行了简要的讨论，尤其是像评论米底人(Medes)一样，评论了波斯人的优越感和温和主义信仰，“这些人位于最遥远的地方，必定是人类中最低级的。”这种理解、知识和展望的视野结构本身就是历史理解的一个基本前提。

论述波斯人种之后是用同一种方法对那些非希腊人因此也是蛮族的论述——埃及人、斯基太人、色雷斯人和(尽管这些片段已经丢失了)亚述人。”在这些论述中，希罗多德采取了比较的观点，主要关心的是，从他们的风俗和语言判断，被讨论的民族是土著还是从别的地方迁徙而来。希罗多德遵循自己的“历史”原则，对听到的故事表示怀疑甚至彻底怀疑，比如，根据亚述人的信仰，他们的主神贝尔(Bel，又叫Zeus Belus)曾出现在为他建造的圣殿之内——“但是我不相信。”P36-40

对历史的反思(代译序)

何兆武

人类文明已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历史永远有，而人们对历史的警觉并不常有。甚至于可以说，历史上有更多的时代往往是缺乏历史感的时代，是人们缺乏对历史的自我意识，或者说是缺乏历史意识觉醒的时代。诗人雪莱有诗句说：“啊世界，啊人生，啊时间；我在攀登它的顶峰!”这也应该是一个有历史警觉的历史学家所企求攀登的高峰吧。不过，历史是一回事，对历史的意识又是另一回事。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历史学家们总是缺乏对历史的自我觉醒和反思的。历史是客观存在，但对历史的领悟和觉解却不是客观给定的，也不单纯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它首先是德国学人所习惯称之为Zeitgcist(时代精神)的反射。它不只是消极的反映而已，它是一种积极的外铄。是它，赋给了历史的躯体以生命和灵魂，它就这样形成了历史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研究历史，就要理解历史，这就成其为历史学。而职业的历史学家们却习惯于不加任何批判和反思就迳直下手研究历史，从而漫不经心地忽略了要研究历史，首先要对自己的历史认识进行一番批判的反思。这才是历史学。历史学不是历史，而是对历史认识的觉解。清代诗人、史学家赵翼悼杜甫的诗句有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越是太平盛世，生活和内容就越平淡，也就越不容易激发人们对历史的警觉意识。我们这一代人半个世纪以前大概会以为：从此以后的生活就只会是安享太平生活之福了。只是后来接踵而至的政治大地震，才把我们从沉睡的大梦之中惊醒，使我们憬然于历史的行程决不像我们想像中的那么轻松而平易，由此仿佛感觉到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突然之间在我们面前凝结成为立体，它所强加给我们的负担是如此之沉重，竟使我们无所逃避于天地之间。我们是被迫地而又无可奈何地不得不背负起这副沉重的历史十字架。人们习惯于说“盛世修史”。这话其实说错了。盛世的人都是不懂得历史的，他们缺乏对历史(也就是对人性深层的表现)的深层体会，故而是无法了解历史的。只有经历了乱世的人，才有可能真正体会到历史的分量。在这种意义上，也许我们要比古人幸运。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条件能更深入地体会到什么是历史。客观的世界和历史虽然只有一个，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和对它所构造的图像，则各有不同，这就是历史必然要不断改写的原因。历史之所以不断地要改写，是因为人们的史学思想是不断地在改变和更新的。

一部分人类文明史大抵上不外是经历两个阶段，即传统社会与近代化的社会。传统社会是一切民族都经历过的。但是近代化的征程，在人类历史上还只有西方文明早着先鞭。其他民族则大都是后来受到了西方的冲击，才迎头(或者随后)赶上去的。当然，这绝非意味着西方的近代化行程提供了一个惟一的模式或样版，所有其他民族的近代化也必须亦步亦趋地重复西方的模式，走西方的道路。每个民族各有其独特的具体条件与历史文化背景，所以他们各自所采取的形式不会雷同。然而在同时，近代化的征程又必然有其普遍的必然性。所谓近代化必然具有成其为近代化的共同特征，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尺度和标准，不能有双重的或多重的标准：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彼此可以毫无共同之处。例如，所谓近代化就必须要有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又是一项系统的整体工程，它需要有近代的思维方式、近代的社会与政治的体制。如果是各有各的标准，可以各行其是、各不相同的话，那么一切所谓的“科学”、“民主”等等近代化的标志，就都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了。

在近代化的道路上，既然西方历史领先于世界先行了一步，那么其中有哪些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又有哪些是只属于本民族的特色的，哪些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道路的。在这方面探索上，我们在考察自己的历史发展的过程时，也应该同时了解一下西方的历史学家是怎样在理解和反思他们自己的历史觉醒所经过的路程的。目前这部凯利(Donald R．Kelley)的《多面的历史》所论述的正是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下迄18世纪德国赫尔德的一系列西方历史学家对西方历史进程的理解或解释。西方历史学由传统步人近代的开阖的大关键，第一幕是文艺复兴运动，第二幕是启蒙运动。本书写到启蒙运动为止，或许是因为这时正值近代化的世界及近代思想已正式确立而工业革命即将大规模展开之际。而工业革命以后的历史则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需要另写一部历史总结加以阐释了。中国传统的史学，记述人们的历史意识的，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史学之记述历史意识的觉醒的，还只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因为我们近代化的历程也还只有一百年左右。我们自然希望看到我国史学界也有类似的总结性的著作问世，解读我国的历史觉醒是如何从传统转入近代的。它将是我国近代化大业中思想转型不可或缺的一环。本书中译本的问世，将不失为一份可资借鉴的参照系。对于任何一个历史工作者来说，对以往历史学的理解，其重要性是绝不亚于对历史本身的理解的重要性的。

兹值本书中译本杀青之际，三联书店的编辑同志索序于我，匆促之间爰赘数语如上，以应编者的厚意。是为序。

译者后记

历史本身成为科学，时间较晚；而史学史的出现，则为时更晚。在欧洲，直到19世纪中叶才开始重视史学史的研究。其先驱为德国史学家兰克和威格尔。至20世纪初叶才陆续出版了一些史学史专著。

传统的史学史在本质上是叙述式的，如富特(E．Fueter，1876—1928)的《新历史编撰史》(1911)、《近代历史编撰史》(1914)，古奇(G.P.Gooch，1873—1968)的《19世纪历史与历史学家》(1913)，勺特威尔(J.T Shotwell，1874—1965)的《史学史导论》(1922)，巴恩斯(H.E.Barnes，1889—1968)的《历史著作史》(1937)，汤普森(J.W.Thompson，1869—1941)的《历史著作史》(1943)，以及最近比较流行的厄斯特·布雷萨赫(E.Breisach)的《历史编撰：古代、中世纪和近代》(1994年第2版)等。尽管这些著作也包含批评性的注释，尤其是富特、巴恩斯两人的著作，但实际上，它们讨论的都是历史学家个人及其著作。这在很大程度已不能满足当今史学研究的需要。

因此，需要另外一种史学史——史学思想史，也就是以一种更富有批判性和更具有分析能力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编撰的史学史。这以努力寻求19世纪欧洲历史编撰中的“一种深层结构内容”(《元史学》，第Ⅸ页)的海登．怀特为代表。怀特的《元史学》于1973年出版以后，就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和评论，波及至今。怀特认为历史编撰是诗化性质的，以此为出发点，他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是根本不同的。在他看来，史学自身的性质使得史学处于一种概念混乱状态，因而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史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创作，所以叙事对史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元史学》一书就是用一套从其他学科借用的繁琐概念来阐明怀特观点的诗化过程。对于这种极端观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也有走中庸之道调和两派观点的。

可以说，凯利的《多面的历史》正是上述两种观点相混合的产物。这既避免了平铺直叙所带来的肤浅，也避免了形而上所带来的玄奥。其中的益处可参见作者凯利为本书所写的中译本前言和何兆武为本书所做的序言，这里不再赘述。

唐纳德·R·凯利为拉特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詹姆斯·韦斯特夫·汤普森历史讲座教授，是著名的《历史观念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主编，在美国史学界有着极大的影响。主要著作有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Language，Law，and History in the French Renaissance (1970),Soviet Politics in the Brezhnev Era (1980),The Solzhenitsyn - Sakharov Dialogue (1982), The Politics of Developed Socialism (1986), The History of Ideas : Canon and Variations (1990), Versions of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he Enlightenment (1991), The Shapes of Knowledeg :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Enlightenment (1991), Renaissance Humanism (1991), History and the Disciplines: The Reclassification of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997) ,Old Myths and New Realities in United States -Soviet Relations (1990), Human Measure : Social Thought in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1990),The Sons of Sergei (1992),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History, Rhetoric, and Fiction, 1500 - 1800 (1997)、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Law (1997),Historians and Ideologues (2001)等。

本书由宋立宏和我合作译成。宋立宏译第3、6、7、9、10章，其余部分由我翻译。译完后我们互校了一遍，最后由我统稿。尽管译者作了很大努力，但水平所限，译文中力有未逮及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值此机会，要感谢凯利教授、何兆武教授为本书作序及在其他方面提供的热情帮助。感谢陈新、黄洋、陈仲丹、郭长刚等师友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本书是不会如此顺利翻译出版的。

陈 恒

2002年12月于上海

“此书以激情和博学论述了一个真实而重大的主题。对西方史学传统做了新颖、深刻的概述。这是一本精心构造的学术杰作。”

——马西亚·柯里希(Marcia Co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