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朋霍费尔传记，曾在德国获得青少年图书奖。

在一个价值观纷乱的时代，要保持清明的心智与不动摇的信心，是非常困难的事。而力抗潮流，所要付出的代价，高到令人心痛、惋惜的地步。

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为了他的原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成为20世纪少有的殉道者。他的事迹与他的信仰，影响了许多默默地对抗趋势潮流的个体生命。

本书的标题“力阻狂轮”，便是朋霍费尔用来形容他自己在上个世纪那个纷乱时代的角色：他期待自己能够阻住一个疯狂滚动着、带来死亡的时代巨轮。许多年轻的生命丧失在巨轮下，但那个巨轮已经碎解。在这个世间，暴力与战争仍魅惑着人，但是像朋霍费尔这样的生命史，仍微声地在说起一种不惜一切力阻巨轮的精神，说起族群和大地生命的延续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值得一再传述的生命故事。

中译本序

第一章 在世上占有一席之一1906-1914

第二章 梦想美好的死亡1914-1918

第三章 知道自己的立场1919-1923

第四章 了解什么是教会1923-1924

第五章 圣徒的团契1925-1927

第六章 大地仍是我们的母果1928-1930

第七章 谁还想无知自在地进入应许之地？1930-1931

第八章 教会当尽世上的责任1931-1932

第九章 力阻狂轮1933

第十章 当为哑巴开口！1933-1934

第十一章 阻止战争1934-1935

第十二章 蓄意脱离认信教会即脱离拯救！1935-1936

第十三章 为犹太人出声者，才可高唱圣歌！1936-1938

第十四章 趁冬天未到时前来！1939

第十五章 邪恶的假面舞会1940-1943

第十六章 在生命的这端学习信仰1943-1944

第十七章 结束用乃是开端1944-1945

年表

这不只是针对他的同事弗洛伊德说的，也是他个人下判断与作决定的原则。从这种态度出发，能言善道或煽动情感他都不在行。卡尔·朋霍费尔也用这样的态度教育孩子，他告诉他们：没有人骗得了他。孩子们因此得以养成客观和诚实的态度。迪特里希的双胞胎妹妹之一莎宾娜回忆说：“父亲对华丽词藻的排斥，曾造成我们的寡言与不安，但也让我们对当代流行的俗话、闲扯瞎掰、夸张的话语不感兴趣。”这只是父亲的一面。另一方面，有几个孩子深受与父亲的疏离之苦。最小的女儿苏珊娜就记得，有一次去医院拜访父亲，看到他送玩具给医院的病童，她感受到一个亲近病童胜过于自己的孩子的父亲。病童甚至还可以摸他!“当我们要告别时，对父亲的爱油然升起，我好想像那些病童那样抚摸他，但是我不敢。”

抚摸、表达情感、主动对别人倾诉，这些都无法从父亲那里学到。但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那个高尚的市民阶层圈子里，保持距离是一种礼貌，自我约束是一种美德，人们很看重这样一些事。卡尔·朋霍费尔自幼深受这样的熏陶，他自然也会这样传承下去，这当中被压抑的情绪是不受重视的。

勇于表达情感，并依情感的需求而活，被认为是女人的特权。女性应当在理性的男性身边，负责其情绪的部分。这种传统的男女分工方式，也出现在朋霍费尔家族里。但是对母亲葆拉来说，勇于表达情感是自主权的表达。她在少女时期就不让人管束，即使当了卡尔·朋霍费尔的太太之后，她还是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格。她毫不拘束地流露感情，亲切而自然，卡尔·朋霍费尔也能接受她的方式。她清楚地活出了感情与理性并存的人生。

孩子们的小学教育，葆拉都自己一手包办。她不信任普鲁士式的学校教育。她常说德国人一生会有两次被整得很惨：一次在学校里，一次在军队里。孩子们很喜欢她上的课，因为她上课生动有趣，并且鼓励大家思考和发现。她教出来的孩子在学校里常感到无聊，甚至还会被那些以安静秩序为公民第一要务和最高教育目标的老师们吓得不行。

哥哥克劳斯就曾因为在美术课上把写生用的“静物”樱桃吃掉，而在家庭联络簿上被记上了一笔：“朋霍费尔吃掉了美术课的模型。”老朋霍费尔夫妇对这样的事不动声色。只有不诚实或缺乏助人的精神，才会被当成严重的事。葆拉没有忘记年轻时对自由的渴望，她给孩子一片自由的成长空间，这在当时算是很不寻常的了。她负责孩子们的社会和情感教育多年。她讲故事，也念《圣经》，孩子们从她那里学会了歌唱和吟诵诗词。当孩子们的生活处境出现问题时，她是他们的加油站。

在所有的孩子当中，迪特里希与她最为亲近。他爱好音乐、重视感觉，对他人和他人的故事很都感兴趣。在所有的男孩当中，迪特里希最具有女性特质。对年幼的他来说，要接受这样的事实，有难以想象的痛苦。小迪特里希渴望和父兄一样成为“真正的男人”。无论如何，他后来常说父亲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显然，他一生都在不断尝试，要把从母亲那里传承的心理特质，与由父亲那接受的规范，加以平衡地控制。他有时夸张地与人疏离，据后来一些人的观察，这可能与他另外完全不同的一面有关。虽然父母对迪特里希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但童年时他并不黏在父母身边。这是因为，当时的市民家庭，与我们现在习惯的小家庭很不相同。那时虽然家庭也是个人成长中的基准和重点，但是家庭的成员却不只有亲近的亲属。

当时的市民阶级家庭包括厨师、女佣、车夫以及一位通常未婚而与孩子们亲如家人的女家庭教师。而迪特里希和兄弟姐妹所处的家庭，还包括寄居的未婚或守寡的姑姑、阿姨，或是在柏林大学念书的堂兄弟们，以及80岁才来依亲的老祖母。

P8-10

距今不过73年前，在我们居住的欧亚大陆的西部，在那几天正吸引着无数球迷的德国，出现了一个无比巨大的“车轮”。这个巨轮疯狂地运转，压碎了那个诞生过埃克哈特和路德、丢勒和荷尔拜因、康德和黑格尔、施莱尔马赫和利奇尔、歌德和海涅、巴赫和贝多芬、舒曼和勃拉姆斯、开普勒和爱因斯坦、马克思和韦伯、荷尔德林和里尔克……的民族的自由，又疯狂地碾向国内国外、左邻右舍的犹太人、奥地利人、捷克人、波兰人、法国人、比利时人、丹麦人、挪威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英国人、俄国人……等各民族人民的自由。这个巨轮所到之处，都有千百万人的躯体被它碾碎，还有千百万人的心灵被它扭曲……众所周知，这个“狂轮”，就是一个由所谓“领袖”即希特勒及其一伙所构建，由所谓“纳粹”即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所领导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是一个已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而又有严密政治组织的国家的军事工业集团，就是一个其实力、机制和心态使邻国不安、害怕，使一些外国要人不得不“绥靖”、讨好，已经从软弱地位复兴而强大起来的国家的宣传和暴力机器。 　　距今整整100年前，在当时一片和平景象的德国名城布列斯劳，一个大学教授的家里诞生了第六个孩子，也是家里最小的男孩。这个家庭来自两支显赫的家族——这个男孩的先辈中有著名的教授、律师、医生、艺术家、史学家和神学家，他的外祖父甚至做过皇帝的御前牧师。这个家庭生活富足、富有教养；孩子们有自己的房间，有丰富的书籍和玩具，有巨大的花园和乡间别墅；许多有地位、有见识而观点各异的亲友访客时常出入门庭，高谈阔论；更主要的是，孩子们享有父母良好互补的教育和宽严有度的关爱，个个都聪明有成。这个小弟弟也不但早慧，而且德智体美兼优，7岁半就进入人文中学，17岁就进入著名的图宾根大学攻读神学，18岁转入柏林大学，得到该校名师，也是世界级神学大师哈纳克高度评价；在别人尚未开始博士阶段学习的年纪，即21岁时，他已完成了博士论文；在别人尚未完成学业的年纪，即24岁时，他已经登上了柏林大学的讲坛，教授系统神学；他还在美国留过学，在西班牙和英国当过牧师；他深受学生的喜爱，发表了不少的著作，其中一些（例如30岁发表的《作门徒的代价》）使他成了相关学术界的新星…… 　　距今恰好67年前，1939年7月7日，这个33岁的青年学者，这个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神学家，经过长时间的内心挣扎，终于启程，自愿离开安全而自由的美国，离开繁华的纽约市内那座城堡庭园中幽雅的著名神学院，离开了为他在德国的安全担心而接他来美的朋友们安顿客座讲师的舒适小屋（后被称为“先知屋”），登上远航的轮船，返回黑暗的祖国，投身到那个巨大凶恶的“狂轮”之中——怀着一个坚定的目的：力阻狂轮！ 　　这样的一介书生，尽管是一个纯粹的人，仍然是一个软弱的人（也许正因为纯粹才软弱），再加上那“极少数人”，尽管志同道合，却还是极少数，怎么能够阻挡那个狂暴的巨轮呢？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他和他的伙伴，全都被压死在那个巨轮之下！而那个巨轮最终被阻挡、被粉碎，是由运转方向相反，却也同样是钢铁铸成的同盟国的巨轮所完成的。 　　那么，这样的“力阻狂轮”，不是毫无意义，成了“无谓的牺牲”吗？ 　　这会是无数人的想法，会被认为是“正常”的想法，尤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会有的想法。我想，这种想法正是当今社会的心理病根之所在，正是妨碍我们的社会改良的一大“心魔”。为什么？ 　　用这本书的主人翁，上面所说的这个“男孩”朋霍费尔的话来说：一个疯子在人群中驾驶汽车横冲直撞，我们应该做的，绝不仅仅是救助死伤者，还应该有人冲上去，制止那个疯子。后面这个行动当然有极高的风险，可能丧命，可能失败，即可能牺牲而无功，但却绝不是“无谓”的。试想，一个巨大的人群中竟然没有一个人采取后一行动，其后果不仅会是所有的人最终都被压死，而且必然还向世人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这个人群已经丧失了同邪恶抗争的精神（这种精神是需要有人，即使只是“极少数人”来体现的），在这个人群中，正义是退缩无力，不义是畅通无阻的。极言之，这种局面所“意味”的东西，向天地昭告的东西就是：在这里已经“正不压邪”，因为正义已经死亡。于是，这样一个人群是否还是“人”的群体，就已成了疑问，在这里生活是否还有人的“意义”，就已成了疑问！ 　　反言之，朋霍费尔和他的伙伴们为“力阻狂轮”而牺牲，是“有谓”的——它意味着：这个民族中还有那么一些人，在那个本民族至上的社会氛围中，还能够超越民族观念而生活，即首先作为“人”而生活，尽管这样做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内心痛苦的代价，甚至牺牲生命的代价！这个“意味”是巨大的——它意味着：这个民族还有可能获救，就像“旧约圣经”说到所多玛城得救的条件时所说：只要那城里还有十个义人，就可以不遭毁灭。对这个宗教象征，我们也许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当一个民族或国家还保留着正义的精神——其最低要求，是要制止对人（任何民族、阶层、种族、职业、年龄、性别、国籍、信仰的人）的非人对待——的时候，它也就还未丧失人性，还未变成“非人”的群体，还未走到万劫不复的地步。即使它已向着正义死亡、人性死亡的深渊方向走了很远，也还有一点走回来的可能。 　　这种精神，需要具有这种精神的“义人”来体现。因此，像朋霍费尔这样的人，才会有这么巨大的榜样力量——有人甚至认为，上帝因之而保佑德国在战后从废墟上迅速复兴。（我们确实看到，世界上有一些民族或国家，是在从战乱走向战乱，从灾难走向灾难，尽管我不相信那里没有“义人”，但是谁也不知道那里的义人有多少）至少，像朋霍费尔这样的人，会用他们的生命，给后人提供深刻的教益。 　　这是我第三次为与朋霍费尔有关的书写序（前两次是1991年为《狱中书简》中译本和2000年为《作门徒的代价》中译本写序），但却丝毫不觉得轻松。 　　我想，这是因为，面对这样一个生命，人都不免会激动。只要了解到这个生命是真正“为他人而活”的，是真正为了阻挡那压扁无数生灵的暴政“狂轮”而心甘情愿献出的，只要了解到这一点，任何一个良知未泯的人，怎么能不激动，怎么能不深深地、甚至痛苦地反躬自省呢？ 　　读者手中这本小书，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朋霍费尔传记，曾在德国获得青少年图书奖。我曾经在《作门徒的代价》中译本序中，把朋霍费尔的人格比喻为人们“可以畅游其中又敬畏其深”的深海，把他的精神比喻为人们“可以漫步其上又仰慕其高”的高山。读毕此书，读者可以发现，这本传记所表现的他的生命，体现出这种人格和精神的生命，可以为我们证实这一点。

2006年7月7日至1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