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市井
我国最早的城市产生于夏朝末年。《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聚、邑、都的变迁既反映出当时城市的不断壮大，也反映了商品交换不断发展，市场迅速扩大的情况。
到了商周时代，城市中的市场与商业活动已十分可观，这从地下发掘和甲骨文中可以得到证实。周朝统治者灭商以后实行分封诸侯制度，以镐京为中心，大量分封同姓诸侯。受封诸侯将营建都邑列为“国之大事”，积极在领地营建自己的国都和大小采邑，这就形成了城市建设的高潮。当时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以北部分地区形成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统治中心，如国都丰京、镐京等，也就形成了规模大小不等的城市。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各个诸侯国不断筑城以巩固自己的地盘，使我国的城市数量急剧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城市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据考证，当时的城邑地名有1016个，从方志文献中可找出600个，因此专家们推断，春秋时期我国城邑有1000个以上。到战国时期更多达2000余个，真正形成了“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的局面。
战国时期的城市不仅规模扩大，而且经济活跃，商业繁荣，一些政治都会兼有商业都市的性质。如齐国国都临淄、秦国国都成阳、赵国国都邯郸等。这些城市呈现出“自然生成”的特色，是古代城市的超前发展，使过去“工商食官”的局面被打破，少数政治城市发展成商业城市。
那么，当时城市的规制如何呢？战国初年成书的《考工记》这样描写周代的城市：“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段话的大意是：周朝时候的城市方圆9里，每边开有3个门，整个城市被9条经线和9条纬线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城市中的道路十分宽阔，可容纳9辆车并行。城市的布局前面是宫殿建筑群，是办公的地方，后面则是市场，供人们生活、居住和交易。
与此时城市发展相适应，城市中的市场与商人也在不断兴起和壮大，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
当时，人们把社会中的人群划分为四个等级，即士、农、工、商。
“士”在商周和春秋时期是指低级贵族，春秋以后也指居官或有职位的人，也是古代知识分子的通称。《汉书》说：“学以居位日士。”可见，士或士大夫都是有身份、有地位、受人尊敬的贵族。“士者，任事之称也”，“进贤达能谓之大夫也”，他们是古代的统治阶层或统治阶层依靠的力量。管子曾说：“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
“农”和“工”是指专门从事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社会阶层。《汉书·食货志》说：“辟土殖谷日农。”《左传》则说：“山有木，工则度之。”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农耕与手工技艺占据着社会经济的中心地位，重农抑商的思想植根甚深，正所谓‘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因而农民与手工业者的地位较之商人要高得多。
“商”，本是中国古代中原地区的一个地名，这里曾经居住着一个原始部落。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前后，部落首领汤消灭了中原的夏朝，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即商朝。到公元前11世纪，商纣王昏庸无道，最终被周武王剿灭，商朝也被周朝所取代。
“商人”，原指商朝之人，善于从事长途贩运。作为一种阶级社会的职业分工，商代的许多奴隶在奴隶主的带领下在各地从事贩运活动，为奴隶主们集聚财富，提供奢侈享乐用品。商朝灭亡后，周朝称这些人为殷民。作为亡国之民，他们比西周奴隶主原有的奴隶地位还低，从事商务活动的奴隶身份和职业又是世袭的，不仅劳动繁重、地位低下，生活也极其困苦。这和后代的商人不可同日而语。大约在西周后期，从事商贾的奴隶逐渐开始变为以经商为职业的平民，社会地位开始有所上升。 商人虽然排在四民之末，社会地位比较低，但毕竟得到了人们的承认。商业在当时虽然是贱业，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却不可或缺。商人们也不甘心于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开始运用手中的财富，想方设法与“重农抑商”的社会理念进行抗争。随着依托商品交换为生的人群逐渐扩大，市井之民的社会人群也不断增多，由此产生的新的不同于传统乡村社会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群。
这样，早在2000多年前，市井、市井之民、市井生活与市井文化，就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一幕别样的场景。“市井”成为城市中的“市”。从最早的商人到以后居住在城市中的平民，都可称为市井中人。这些市民不同于王公贵族，社会地位极低；也不同于乡野农夫，以城市为居所，从事手工业、商业及其他服务性行业。而市井文化主要是指由市民创造并体现其生产活动、生活方式、行为习俗、宗教信仰、伦理观念、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等特征的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时期的市井图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一统的王朝。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在全国设立48个郡，大约八九百个县。每个郡、县几乎都设置城市，从而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又一次筑城高潮，中国城市迎来又一次的发展时期。
咸阳是秦朝的首都，也是秦代城市发展水平的典型代表。咸阳城经过三次大规模营造，拥有庞大的宫殿建筑群，城墙长度绝不少于数十千米，标志着中国城市已向规模宏大、建筑雄伟的方向发展。
汉承秦制，共有各级城市1587个。西汉的都城长安，是中国有史以来出现的规模最大的首都和城市，城区范围大出郡县级城市数倍甚至数十倍。长安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最多时将近80万。
长安地处关中平原，自然条件优越，“四方辐辏，并至而会”，是全国最大的经济都会。而发达的水陆交通网就是支撑这座城市的杠杆，经济职能由此得到充分发挥。当时城内有东市、西市，东市有六市，西市有三市，形成著名的九市。这些市分散在居民区间，规模比先秦时大了很多。城区也开始向郊外扩展，便桥以东有交道亭市，■桥以北有直市、交门市。这些证明当时的长安市区已扩展到了渭河以北地区。
另外，西汉政府当时采取了“强干弱枝”的政策，强迫天下富豪迁居长安附近，从而形成了以长安为主体的特殊经济区。正如司马迁所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从而促使这一地区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郡国辐辏，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
“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班固《西都赋》中这些充满恢弘气势的描述，可使我们大致看出当时长安商业繁荣的景象。
除长安外，汉代较大的城市还有10多个，其中临淄十分繁荣，人口达10万户以上，甚至一度超过了长安。洛阳在西汉时就号称“天下之朝市”，到了东汉成为都城，虽然人口仅5200余户，商业却很繁荣。“举俗舍本务，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商业之盛，可见大略。这一时期由于纸的广泛使用，为人抄书的“书生”成为专门职业。因而洛阳出现了以读书、租书为业的文化市场，这是前代所没有过的。
两汉之后的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建康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人口达到28万户，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P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