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器与生产工具的分离
“守战之具，皆在民间”(《太公金匮》)，原始兵器是由生产工具，特别是渔猎工具发展而来的。原始人用单体弓、石斧、飞石索等击杀各种动物以求生存，而当发生武力冲突的时候，便手持这些工具进行人与人的格斗。一旦这些工具沾上了同类的鲜血，原始生产工具向兵器的转化也就开始了。
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工具简陋，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必须集体群居，共同劳动，公平分配，没有剥削，没有利害冲突。人们在生产中使用的渔猎工具，虽有时也用作防身武器，但主要是对付野兽的伤害，而不是对付他人的侵袭。此时各部落联盟之间，在平时相隔一个中间地带，因而一般能相安而处。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的需要，有时也会因为争夺水源、草地等发生武力冲突。在武力冲突中，他们就拿起石斧、石刀、石镰等工具进行厮杀。于是，单纯用于生产劳动和防备野兽侵害的工具，便被当作厮杀的兵器使用了。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活动在黄河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石斧、石刀、石锄、石锛、石镰、石镞、骨耜、穿孔斧和多孔石斧等工具较多地被制作和使用，使生产能力得到了提高。同时，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定居成为可能，一些利益相同的氏族成员往往聚居于一处，形成了相对的聚落。于是最初的部落和部落联盟开始形成。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社会组织形式不同。
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些氏族部落开始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社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私人占有财产的现象逐渐产生，部落之间的武力冲突已经带有掠夺财富的性质。随着武力冲突规模的扩大，就发展成为部落之间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单纯地利用带有锋刃的生产工具已经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进行改进和创新，于是，就出现了由少数人制作的和生产工具不同的兵器。兵器诞生的时间，也就是古史传说中的阪泉、涿鹿之战前后。传说中的“战神”蚩尤总是被描绘成兵器的创制者，在汉画像石上，他的头上有角，身上和手中佩持着各种兵器。其他如“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等记载，史不绝书，都暗示了这一重要转化完成的历史年代。
原始兵器是当时的人们用石、骨、竹、木等材料，仿造动物的角、爪、喙的形状制成的，它比天然或简单加工刮削而成的刀器和生产工具的杀伤力要大得多。这样，兵器就开始从一般生产工具中分离出来，进入它的童年时代。
涿鹿之战和蚩尤造兵
原始社会晚期的部落战争和战争中使用的武器，虽然在史书中缺乏准确的记载，但是在古代的神话传说和有关的典籍中，留下了一些可供探寻的线索。其中提到最多的是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据说北方以黄帝为首的黄帝部族，同南方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族，为了争夺黄河流域中的一块肥沃平原，在涿鹿一带发生了大战。
战争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它本身也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而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阶段。早在原始社会中晚期，氏族部落之间就发生过为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以血亲复仇为目的的武装冲突。由于这类冲突尚不是以掠夺生产资料和从事阶级奴役为宗旨，所以它们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战争，而仅仅是战争的萌芽。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还是将其通称为“战争”。传说中的神农伐斧燧、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伐蚩尤的涿鹿之战、共工与颛顼之间的战争，就是这类“战争”的历史遗痕。其中涿鹿之战最具典型意义。
原始社会中晚期，在当时广袤的地域内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它们分别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融合后，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的今冀、鲁、豫、苏、皖交界地区的九黎部族(东夷集团的一支)，也在其首领蚩尤的领导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向西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这样，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武装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涿鹿之战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据说蚩尤部族善于制作兵器，其铜制兵器精良坚利，且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善战，擅长角■。进入华北地区以后，首先与炎帝部族发生了正面冲突。蚩尤部族联合巨人夸父部族和三苗一部，用武力击败了炎帝部族，并进而占据了炎帝部族居住的“九隅”，即“九州”。炎帝部族为了维持生存，遂向黄帝部族求援。
黄帝部族为了维护华夏集团的整体利益，就答应炎帝部族的请求，将势力推向东方。这样，便同正乘势向西推进的蚩尤部族在涿鹿地区遭遇了。当时蚩尤部族集结了所属的81个支族，在力量上占据优势，所以，双方接触后，蚩尤部族倚仗人多势众、武器精良等条件，主动向黄帝部族发起攻击。黄帝部族则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龙、鹗等为图腾的氏族，迎战蚩尤部族，并让“应龙高水”，即利用位处河流上游的条件，在河流上筑土坝蓄水，以阻挡蚩尤部族的进攻。
“战争”爆发后，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这很适合来自东方多雨环境的蚩尤部族展开军事行动。所以在初战阶段，适合于晴天环境作战的黄帝部族处于不利地位，曾经九战而九败(九是虚数，形容次数之多)。然而，不多久，雨季过去，天气放晴，这就给黄帝部族转败为胜提供了契机。黄帝部族把握战机，在玄女部族的支援下，向蚩尤部族发动反击。他们利用特殊有利的天候——狂风大作，尘沙漫天，吹号角，击鼙鼓，乘蚩尤部族部众迷乱、害怕之际，以指南车指示方向，驱众向蚩尤部族进攻，终于一举击败敌人，并在冀州之野(冀州，今河北地区)擒杀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部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战后，黄帝部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式后方才凯旋西归。同时在东夷中选择一位能服众的氏族首领少嗥继续统领九夷部众，并强迫东夷部族同华夏集团结为同盟。
这场“战争”的大致经过是由神话传说所透露的，因此更具体的细节已无从考察了。但是神话毕竟是历史的投影，它曲折地反映了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涿鹿之战堪称我国古代战争的滥觞。涿鹿之战中，黄帝部族之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在于其战争指导上比蚩尤部族高明。具体而言，即黄帝部族已开始注意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做好战争准备，史称“轩辕氏乃修德振兵”，就是证明。在战争过程中，黄帝部族还善于争取同盟者，巧妙利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气候条件，果断地进行反击，从而一举击败强劲的对手，确立自己对中原地区的控制。相反，蚩尤部族尽管兵力雄厚，兵器装备优于对手，但由于一味迷信武力，加上连年对外扩张，“好战必亡”，已预先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在作战指导上，又缺乏对气候条件的应变能力，缺乏对黄帝部族的大规模反击的抵御准备，因而最终招致败绩，丧失了控制中原地区的历史性机遇。
这场大战持续时间之长，动员的力量之多，战斗之残酷和激烈，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涿鹿之战胜利后，以黄帝为首的北方氏族联盟巩固了在中原地区的地位，在通往华夏族形成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战争的胜利，更加牢固地确立了黄帝的领袖地位。这位远古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就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蚩尤在涿鹿之战中失败被杀，但是他的功绩并没有被人们遗忘。传说他曾发明了“五兵”，还传说他当时已掌握了用金属制作兵器的技能，似乎青铜时代最普遍使用的兵器如戈、矛、戟、殳等都是他发明的。在汉代画像石的图像中，常可以看到蚩尤的形象，他被画成似人非人的神兽形状，双手各执一件兵器，两足也各抓一件兵器，头上还顶着一件兵器，而在左右胁下各佩带一件兵器，总数仍是五件，以合于蚩尤发明“五兵”的数目。当然，这。种手足持兵器的蚩尤图像，是出于汉代艺术家的想象，但足以表明人们对这位兵器发明者的怀念。
除了制作“五兵”以外，蚩尤在古代还一直作为“军神”或者说是战争之神受人尊敬，在中国古代称战争之神为“兵主”。其实，在古史传说中，除了蚩尤战败被杀外，还有关于蚩尤命运的另一种传说，即涿鹿之战后，黄帝并未杀蚩尤，而是让他主兵，蚩尤后来成为“军神”，受到人们的称颂。《史记·五帝本纪》的注文所引的《龙鱼河图》中载，上天差遣玄女下凡传授黄帝兵符，才能制伏蚩尤，然后黄帝让蚩尤主兵，以制八方。后来蚩尤死了，天下大乱，黄帝又将蚩尤的画像送到各地，以表明他并没有死。人们以为蚩尤还活在人间，因此八方又臣服于黄帝。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之中的第三神就是“兵主”蚩尤。到了汉代，凡都城都立有蚩尤祠。西汉的都城长安立有蚩尤祠，东汉时的都城洛阳也立有蚩尤祠，而且可能与存放兵器的武库距离较近，当名将马严拜将军长史时，皇帝曾命令他“过武库，祭蚩尤”，可见当时命将出兵要祭“兵主”蚩尤。这种祭祀蚩尤的做法，在中国古代沿袭很久，直到唐代仍然保持着出兵祭蚩尤的习俗。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