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牧是中国当代蜚声海内外的杰出作家，尤以独树一帜的散文创作著称，被誉为当代散文大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本书是秦牧全集的第七卷，主要辑入作者的长篇小说《愤怒的海》。

本书是秦牧全集的第七卷，主要辑入作者的长篇小说《愤怒的海》。内容包括省城风光、贫贱夫妻、一个女人的祷告、囚室、绿地狱、砍刀高举、火焰花等章节。

愤怒的海

一 省城风光

二 闹宴

三 贫贱夫妻

四 同学少年

五 在沟渠旁边

六 冤狱

七 一个女人的祷告

八 乡井土

九 亡命之徒

一0 珠江水长

一一 囚室 

一二 在“黑天鹅”号甲板上

一三 大洋茫茫

一四 虎鲨之吻

一五 风暴

一六 “国王和王后的后花园” 

一七 异邦邂逅

一八 绿地狱

一九 茅屋夜话

二O 死季

二一 在灌木林里

二二 萨里纳斯父女

二三 砍刀高举

二四 火红的山林

二五 何塞·马蒂的声音

二六 卡马圭激战

二七 一个王国的黄昏

二八 火焰花

二九 尾声 

后记

那时，大清帝国的杏黄色龙旗正在中国飘扬着。

广州，这座中国南方大城，虽然历经兵燹战乱，还是相当繁华。自从明代初年，把广州三座城合成一座以来，广州的城墙就已经相当壮观了。一座座城门：文明门、五仙门、归德门、大西门……在各方矗立着。城门口的兵士，在胸前各各绣上一个大“勇”字，打着绑腿，佩着长枪、大刀，守卫城门。进城出城的人多极了，抬轿的，骑马的，挑瓜贩菜的，引车卖浆的，徒手的，提篮的，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鸦片战争时期，文明门外一带烧掉了千多间房子，城内各处中炮地点留下来的断壁残垣，这时候大都已经清理和修复了。这一二十年来，国内农民起义的战事大抵在江南、北方进行，日本忙着侵略的是台湾和琉球，广东的战事暂时稀少了，总督巡抚们也就乐得歌舞升平。虽然朝廷一向认为广州一带“王气”太盛，驻广州的八旗将军每年十月就得领兵去攻打瘦狗岭一次，向着荒山乱轰一场，像是禳灾一样，算是打掉南方的“王气”。捕杀太平天国余党也不遗余力，什么人只要“形迹可疑”，捉到制台衙门里去，就往往得被五花大绑，插上了斩标，推出东北郊外乱葬岗上砍下脑袋。但是尽管这样，广州城里，还是熙熙攘攘，十分太平的样子。

城里，到处牌坊林立，有颂扬禄位的，也有表旌节孝的。惠爱大街、十八甫等地，是最热闹的了。茶楼菜馆，高挂着“满汉大菜，应时小酌”的字牌，总是高朋满座。洋杂店、绸缎店、米店、当铺……一间挨着一间。经过这些年的“西风东渐”，市面上的洋货一天天多起来了，英国的呢绒布匹，日本的眼药仁丹，法国的香水，德国的眼镜，瑞士的钟表，美国的香烟面粉，这时到处涌现。街上来来往往的，除了身穿长袍马褂，或者便衣短打的中国人外，也有不少挥着手杖，戴着夹鼻眼镜，穿着窄裤管西装的欧洲人了。经过许多年的流血斗争，中国人不能阻挡西方商人进城来贸易，现在终于让这些由外国战舰护送来的西方商人意气骄横地走在自己面前了。

这个城市到处让人看到烟赌的气氛弥漫。在一列列店铺之间，夹杂着一些贴满花花绿绿彩纸的小店，他们卖的是白鸽票、铺票、彩票、山票，它们有十天开彩一次的，也有半月开彩一次的。更有一些门口高悬银牌字样的门帘，里面布置酸枝桌椅的赌馆，它们是赌番摊的。至于鸦片烟，虽然官厅也在讲严禁，好些店铺门口也贴着“禁烟强种”的标语，但是在路上尽可以看得出来，吸食鸦片烟的人可多得很啦，他们的特征就是耸着肩膀，瘦削的脸上有一种死尸似的灰白的颜色，烟瘾发作时，打起呵欠来就眼泪直流。甚至穿着黑色号衣，在胸前绣着个“巡”字，辫子盘在警帽里的巡士，也有烟容满面，踱着八字脚走路的。

在小街横巷里，写着“轿房”二字的牌子高挂着，好些轿夫正在翻看发辫，捉着虱子。游方和尚，化缘尼姑，乞丐，麻风病者也不时跑进这种巷子里来要点钱米。那些高门大户，门上贴着“神茶”、“郁垒”的洒金红纸，门楣上高悬着“大夫第”、“颍川世家”、“陇南世家”之类的牌匾，门前两盏大红灯笼上各各写着自家的姓氏，而大门呢，却总是闭得紧紧的。

和小街横巷的静寂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大街上的喧嚣，来来往往的行人，在这个人身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各各按着礼制穿着一定颜色的衣服，一眼就可以大体看出那个人的身份来，戴草笠的，戴瓜皮小帽的，戴状如圆锥垂着松鼠尾巴般装饰品的官帽的，都各各有他们的举止气派。人们甚至从官帽的顶子的质地和颜色就可以知道那人的官阶怎样。戴瓜皮小帽的人，人们从那粒丝绒顶子的颜色，也可以看出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遭遇。因为顶子颜色吉服用赤，素服用黑，居丧的就改成白色了。在来往的行人中，偶尔有一两个在腰间扎一条红带子的，人们看见了，总是客客气气地回避，因为扎这等颜色的带子表示那人不止是个满人，而且还和皇族有点遥远的渊源关系，是碰不得，骂不得的。街上店户，但凡碰到这一类人物以及官吏豪绅，不管买卖做成没有，往往送到门口，不断打揖鞠躬，只苦了爷娘生下来的一条背脊，弯得就像只醉虾一般。

P2-5

长篇历史小说《愤怒的海》，是一部本身经历曲折，“命途多舛”的书。算起来，从我酝酿写它，到现在交付出版，前后距离差不多有二十年；从完成草稿到现在，也有十七八年的时间了。一本我花心血最多的书，问世这么艰难，世事的迂回曲折，着实大大出于我原先的意料。

中国人足迹遍天下。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人，以及华裔外籍人的数目，最少也有好几千万。这些人的先辈，只身去国，漂洋过海的时候，大抵各各有一段令人热耳酸心的故事。到了海外以后，又常常有许多或者凄楚哀伤，或者曲折离奇，或者慷慨激昂的经历。暂不讲别的，单说华侨和当地土著居民共同抗击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故事，就不知道有多少。华侨曾经和古巴岛的各族人民共同抗击过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曾经和当年的荷属东印度，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共同抗击过荷兰殖民主义者；曾经和俄国人民一同进行过十月革命的战争；菲律宾、马来亚、越南等地的华侨，又曾经和当地人民一同抗击过日本军国主义者……这些战史，大抵充满了传奇色彩，可歌可泣，令人荡气回肠。由于一部血迹斑斑的中国近代史，和一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互相交织的缘故，造成了中国人足迹遍天下的现象。这是中国曾经被奴役、被侵略的结果，而决不是中国奴役和侵略了任何国家的缘故。要是倒果为因，那就不啻是用脑袋来走路和用脚皮来思想了。拥有这么众多的华侨、归侨和海外亲人的国家，本来以这方面事迹作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应该十分丰富才对，但是很可惜，事实上我们书店的柜台里，这类作品寥寥可数。以华侨战斗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我更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因为我少年儿童时代曾经长期侨居海外，对华侨的故事是知道得不少的。长大以后，对这方面的事物也就比较关心。五十年代初，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曾经写过一本中篇小说《黄金海岸》。尽管那本书谈不上写得怎样好，但是由于这类题材比较稀少的缘故，它受欢迎的程度竞为我始料所不及，在海内外它一共被印刷了八九次，除了在京、穗等地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并被编成连环图以外，在香港还被拍成了电影。这一来，就激起我产生了一个意图：要以华侨题材写作一部比较满意的长篇小说。五十年代古巴人民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革命，即“七·二六运动”曾经震动全世界，当时这个革命是进步的，正义的，尽管它后来局势的发展有令人失望之处，但是当时古巴人民如火如荼的斗争的确是风雷激荡，令人兴奋的。古巴是华侨众多的一个国家，在十九世纪它经过几年苦战，挣脱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枷锁，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曾经赢得累千“契约华工”的支持，华侨参战的英勇故事至今广泛流传。伴随着对于古巴革命浪涛汹涌的报道，这段历史美谈不断被人们提起。尽管当年参加古巴独立战争的中国人不一定知道“国际主义”一词，然而他们英勇献身的精神却的的确确就是这种崇高精神的体现。一九六一年初我获得解放后第一次得到的专业创作的机会，就开始酝酿创作这部长篇。我写它的主旨，充分寄寓于在全书卷首引用的各大洲人民主张发展人民友谊，反对暴虐和专制的格言和谚语中，例如“宁可直立而死，不愿跪地而生”之类就是。这是用不着多作解释的。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值得我付出大量心血，穷年累月去完成它。

但是，我也知道，创作这样一部长篇，是把跳高架上的横竿，放在一个自己几乎难以跳过的高度上面。故事得从十九世纪开始，从国内写到国外，最后又得使它和现代相衔接。我深知如果不阅读大量史料，就无从下笔。我差不多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专门读书，这张书单包括的范围颇广，有清代的历史和小说，清人写的笔记杂抄，清朝外交官的日记(如张荫桓的《三洲日记》)，以及景象历历的清代人物画稿如《点石斋画报》之类；接着就读外国的，如美洲各国独立史话，波利瓦尔、何塞·马蒂等人的传记，古巴的历史，古巴华侨写的回忆录，以至于西班牙的史话，以及拉丁美洲、西班牙的小说等，从这些书籍中，我既接受了理性的概念，又摄取了感性的知识，渐渐地，故事的轮廓和人物的面貌在我的脑子里冉冉升腾，并且越来就越清晰了，这时，我就开始执笔。

一九六二年，当《愤怒的海》的开头部分在《羊城晚报》连载之后，随即被香港的报纸和海外几个国家的华侨报纸所转载(这里面包括古巴的华侨报纸)。这事情给了我不少的鼓励。我就一个劲儿写下去。

一九六二年底，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门知道我正在写作这么一部长篇，就向有关方面推荐，让我获得一个机会，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到古巴访问。从一九六二年底到一九六三年初，我在古巴居留了二十一天，走遍了它全部六个省份。那时正是吉隆滩全歼外国雇佣军之役胜利结束，我们一直跑到燃烧着的飞机残骸还在冒着火烟的吉隆滩。除了预定的访问程序以外，我还特地腾出时间，找寻和我写作这部长篇有关的材料。例如，亲自去瞻仰了那座著名的华侨参战纪念碑。在历史博物馆里看何塞·马蒂、马塞奥的遗物，包括他们的佩剑、吊床和信札。在圣地亚哥凭吊了何塞·马蒂的坟墓。在哈瓦那还参观了以前西班牙总督府的遗迹。在一些豪门大宅察看了嵌于巨墙之间、旧时代禁闭黑人奴隶的囚笼。还去看了一个华侨坟场，场旁“骨库”里，那一箱箱经过悠长岁月洗礼，颜色已经变成蜡黄、深褐的先辈华侨的骨骼令人触目惊心。我站在那些“骨箱”旁边，真是感慨万千，思潮如涌。

在那一系列访问中，我还特别到哈瓦那的唐人街盘桓了很久，到一间间会馆里去参观他们的陈设，并和许多老华侨把臂交谈。有一个热心华侨还特地把他父亲早年被贩卖到古巴当“契约华工”的契约寄赠给我(我回国后，把它转赠给历史博物馆了)。所有这一切，都对我写作《愤怒的海》提供了更多的材料和增强了不小的信心。

我回来后更加积极地投入这部长篇的创作劳动之中。我是在广州、从化温泉、新会三个地方，陆续写成这部稿子的。它的主要部分写成于温泉的竹庄。那时竹庄有一座孤零零立于旷野的小别墅式的房子，由于有一位高级干部在里面病故，就被锁了起来。尘封已久，落叶满阶，已经久无人住了。接待的人听说我要求清静的环境，说明了情况，征求我的同意后，就启封让我居住。在那么个空荡荡的屋子里，只住着我一个人，夜里，疾风如啸，撼树敲窗，有时心里也有点微妙的异样感受。每当这种时候，我就责备和嘲笑了自己，结果也就安下心来了。这极端单调寂寞的环境，正好让我全神贯注地进行创作。在那里居住的好几个月中，我完成了这部长篇的主体部分，我和自己作品中的人物生活在一起，共休戚，同悲欢，自言自语，自问自答，逐渐忘记了岑寂。写作有时进展得很顺利，一天可以写三千字，有时又很艰苦，一天只能写一千多字罢了。

我断断续续地写，一九六四年夏完成了初稿三十多万字。算起来，包括开会、杂务、访问占用的时间，前后足足费了三年的功夫，这可以说是我呕心沥血，花了最大力量写成的一本书稿了。

稿子完成后，我应约交给北京一家出版社，他们已经原则上接受出版。但是这时，社会上，文学要写当代题材的调子越唱越高，写历史题材的已经日渐受到排斥，加上古巴政治局势的变化，因此，出版社就把稿子暂时搁了下来，不久，“四害”横行的十年动乱开始了。在那段悲惨的日子里，我存在家里的《愤怒的海》的原稿被人搜走，以后就一直不知所终。在那是非混淆，腥风血雨，颠三倒四，乱七八糟的黑暗岁月里，自己过着基本丧失自由的屈辱生活，无辜者竖死、横死的新闻不断传来。我起初虽然有时也惦念着这部费尽心血的作品的下落，但是国家的不幸，人民的灾难，文化的浩劫，使自己忧国伤时，哀生悼死之不暇，还有什么心思，去多想这些比较起来简直轻如鸿毛的事情呢!所以不久也就不再去想它了。转眼几年时间过去，我被“解放”了，我领回的退还给我的物品中，意外地，有一份英雄们不知用什么办法从北京那家出版社编辑部弄来的《愤怒的海》的副本，但是开头部分已经稍有残缺。面对这点劫遗之物，我虽然喜出望外，但是那时万恶的“四人帮”未除，到处都流行着“帮风帮气”，这样的作品，既是不可能出版，也是我所不愿出版的。直到“四害”剪除，雨过天青了，一九八0年，我应《文艺报》之约，写过一篇《三十年的笔迹和足印》，概述自己经历过的创作生涯，文中提到这部作品，湖南人民出版社就约我把稿子交给他们出版。我这才从箱子里把这部稿子重新捡了出来，并从图书馆抄回在动乱中散失的，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的部分，补足全稿。对着那些开始发黄的陈旧稿纸，弹指一算，十八个年头已经一晃过去了。人生并没有很多个“十八年”，这样的事情，真令人有啼笑皆非、恍如隔世之感。

这部稿子交给湖南人民出版社刊行，并无别的理由，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首先向我约稿。我是感谢那些目光锐利，注意作者们各种写作动向的编辑们的。

这部稿子较之十八年前的原稿已经稍有不同，第一是我重新修改了一遍，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第二是原有的最后四章，即写现代部分的四万字已完全删去。这四章，写的是十九世纪起义的华工的后代又有人参加了“七·二六运动”，并一直写到吉隆滩战役为止。我已经说过五十年代古巴的革命运动是正义的，进步的，因为被推翻的巴蒂斯塔十足是一个暴君。他的部属杀人如草，集体枪杀“政治犯”之后，又用推土机推土来掩尸灭迹；拷问革命者的时候，甚至使用了挖眼珠之类的酷刑。这样的暴君被推倒是大快人心的。古巴的革命，经过艰苦的历程，革命刚刚成功时，也的确有一番崭新的气象。但是后来那段英勇的史迹，在这本书里我就不想再提了。反正删去那几章，而代之以一个“尾声”，这部长篇仍然是一部完整的历史小说。

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有时好，有时坏，但人民的友谊始终是不朽的。

这部长篇的下半部现在已在《羊城晚报》的副刊连载，全书不久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刊行。我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自己花了最大心血的一部书稿出版，比较起那些在历史浩劫中全部心血结晶被人付之一炬，或者平白无故丧失了生命的先行者，还要算是不幸中之大幸的。历史的沉痛教训启示我们：旧时代的遗毒在我们的社会里存在的程度还是很严重的，我们十分需要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战斗。

在这本书快要出版的时候，我想告诉读者的，就是这些了。书出版后，我期待着热情的读者善意的批评和指正。

1981年12月·从化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