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开国是汉王刘邦与一大批文臣武将共同创造的历史。其中，张良、萧何、韩信、陈平四位辅臣功绩最大。张良、萧何、韩信，更被称为“汉初三杰”，为汉室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本书以楚汉相争的历史大变局为背景，评说楚亡汉兴的原因，透析汉家主要创业者的风采。全书以三杰事功为主线，并列三人为合传，陈平、刘邦为附传。

本书以楚汉相争的历史大变局为背景，评说楚亡汉兴的原因，透析汉家主要创业者的风采。西汉开国是汉王刘邦与一大批文臣武将共同创造的历史。其中，张良、萧何、韩信、陈平四位辅臣功绩最大。张良出谋，萧何后勤，韩信攻取，陈平间敌，各自独当一面，对西汉建立的全局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刘邦是全军统帅。五人事功，连体相依。由于刘邦并提张良、萧何、韩信，史称西汉三杰。本书以三杰事功为主线，并列三人为合传，陈平、刘邦为附传。合传写其一生，附传只涉及相关内容。全书以三杰事功次第交合展开，陈平附传一章，刘邦事迹为三杰铺垫，贯串全书。本书的这一谋篇布局，正与历史事势相吻合。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汉初三杰的崛起

一、汉初三杰的身世

二、汉初三杰的生年

三、汉初三杰在动乱中崛起

第二章 造就汉初三杰的时与势

一、秦汉之际的社会剧变

二、春秋战国习俗世风的影响

三、激烈抗争的社会是锤炼人才的大熔炉

第三章 三杰归汉

一、刘季大言，帝王气度

二、张良寻主，千里归汉：

三、萧何识人，拥戴沛公

四、韩信拜将，对策汉中

第四章 谋略盖世的帝王师留侯张良

一、下邑画策

二、楚汉成皋之战

(一)成皋序战 

(二)荥阳、成皋攻防大战

(三)广武对峙

三、子房运筹

第五章 经略汉家半壁江山的淮阴侯韩信

一、擒魏取代

二、破赵胁燕

三、进军齐国

四、垓下会战

第六章 韩信的军事思想与指挥艺术

一、多多益善

二、先计后兵

三、出奇制胜

四、疑兵示形

五、出神入化

第七章 安邦定国的一代贤相郧侯萧何

一、深固根本，镇抚关中

二、兴建汉朝，创立制度

三、休养生息，无为治国

第八章 六出奇计的曲逆侯陈平

一、离间楚君臣

二、解困刘邦

三、计安韩信

四、伪游云梦

五、白登脱险

第九章 汉高祖与汉初三杰

一、张良事主，亦师亦友

二、萧何伴君，战战兢兢

三、韩信震主，兔死狗烹

四、千秋历史的评说

附录一、汉初三杰年表

二、楚汉相争月表

三、人名索引

四、词语索引

后记

3.韩信仗剑从戎

韩信青年时代的生活十分凄凉。他身材高大，佩带长剑，气宇轩昂，确是一表人才。但他一贫如洗，又无谋生技能，孤独一人，四处游食，被乡邑人看不起，说他是一个“无行”的人。本来乡间小吏，如维护地方治安的亭长一类，韩信足可胜任，或到县衙当个差役，也有一口饭吃。可是没有人推荐韩信，他谋不了职，只好为游民，备受贫困的熬煎，更受世态炎凉的社会欺辱。坎坷经历养成了韩信嫉恶如仇和知遇报恩的品格，影响了他一生的事业。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作了生动的记载。一个落魄青年，无可称述的事迹，司马迁从调查访问中，从人民口中挖掘出的几个生活片断，写成小故事，展示出韩信的内心世界和他少小立志的基础。

韩信唾弃小人。韩信有一个朋友做南昌亭长，韩信常到他家去白食。几个月后，南昌亭长妻子忍受不了，又不便当面拒客，于是有一天在天明时就吃了饭。等到韩信清早赶去时，“不为具食”，亭长不提吃饭的事。“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韩信虽然饿着肚子，一见朋友冷冰冰的面孔，什么都明白了。“知其意”，表明双方都没有说话，韩信从察颜观色中，已了解对方拒客的意思，不等对方开口，自己也不吭一声，掉头就走。这一场面，十分尴尬，韩信的内心多么痛苦，他的观察是多么的细致、微妙。韩信人穷志不短，他虽然默不作声，而实已怒发冲冠，在瞬间作出决断，“绝交”，所以“怒，竞绝去”。韩信这一去不再复返，故称“绝去”。韩信的“怒”，不仅仅是对南昌亭长这个小人的愤恨，而且更是对势利社会的唾弃，是自己立志的宣誓。这个生活小故事，与陈涉佣耕而有“鸿鹄之志”的感叹，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精壮青年，沦落到没有饭吃或为人佣耕的地步，这个世道必须改变。陈涉之叹，韩信之怒，皆为生活所逼而怒而怨，这就是他们反秦起义的思想基础。

韩信受惠报恩。有一年夏天，韩信又是衣食无着，他只好到淮阴岸边去钓鱼。河岸附近有一群妇女冲洗丝絮，她们就是做苦工的“漂母”。为了赶活，漂母们把午饭带到河边吃。韩信整天坐在岸边垂钓挨饿，被一位好心的漂母看在眼里，就分一份饭给韩信吃，这样一直到漂絮季节的结束，有好几十天。韩信深受感动，对送饭的漂母说：“吾必有以重报母。”这位漂母竟生气地说：“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韩信相信自己一定会发迹，向漂母道谢，表示要重重报恩，漂母回答，我是可怜你这个大小伙子，谁希罕你的报答。漂母的发怒，一是激励韩信要上进，再是不容韩信的误解，施饭并未图回报。漂母的施饭与怒，都表现了劳动人民的质朴感情。施恩不图报，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反过来，受惠的一方不应忘记施恩者，俗话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韩信受了抢白，哑然无声，但心中十分感激这位好心的漂絮大娘，并把大娘的激励牢牢记于心中。

以上两个小故事，是游民阶层时常碰到的场面。世上有厚重君子，也有小人。南昌亭长，为德不终，做好事有头无尾，斤斤计较，盘算利益，是一个小人。漂母同情厄困的人，竭其所有，施以援手，有君子之风。两人形象在韩信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西汉建立，韩信当了楚王，衣锦还乡，他找到了南昌亭长和漂母。韩信对南昌亭长说：“公，小人也，为德不卒。”赐一百钱。韩信回报漂母以千金，兑现了自己的承诺。韩信带兵打仗，对待士兵和老百姓都很好，行军秋毫无犯。士卒乐于效命，百姓欢跃，“农夫莫不辍耕释耒，榆衣甘食，倾耳以待命者”。这与韩信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

韩信审时度势。俗语“大丈夫能屈能伸”，这说的是一个抱负远大的人，要有坚韧顽强的意志，善处逆境，并能审时度势，决定去取。这也需要生活的磨炼。孟子有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韩信发愤能忍，在斗争时最能审时度势，不做无谓的牺牲，这也是生活的炼狱造就出的才能。有一天韩信佩带着长剑在淮阴城中行走，突然横冲出一个青年屠夫挡住去路，要和韩信比武。这个屠夫是淮阴城中有名的无赖，喜欢恶作剧，他发誓要当众侮辱韩信逞能，给同伙和围观市井细民开心。他当众羞辱韩信说：“别看你长得身高马大，耍刀弄剑，貌似英雄，其实是个胆小鬼。”韩信没有答理。接着这个青年屠夫又用挑逗的口吻对韩信说：“你不怕死，就捅我一刀；如果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说完，一阵轻狂的嘲笑。韩信仔细打量了对方，恨不得一刀捅死这个屠夫。霎时转念一想，不值得和这个狂徒拼命，韩信压下怒火，弓下身子，匍匐在地，硬是当着满街的嘲笑，从屠夫少年的胯下爬了过去。屠夫得意非凡，哈哈大笑。围观的人内心厌恶屠夫，却也看不起韩信，都认为他是个胆小鬼。史称：“信孰视之，俯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要知道这时的韩信正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血气方刚，手执兵器，他一怒可真要出人命。韩信孰视对手，打量了又打量，然后作出了一个“忍”字的决定，一个没有坚强意志和远大抱负的人是做不到的。与韩信同时代而年岁稍长的大梁人张耳、陈余两人处事可与韩信作对照。张耳、陈余两人受到秦廷的通缉，隐姓埋名在陈县躲藏，在一个村庄做看门人。一天，陈余有了过错，受到地方里胥的责罚，挨打板子，陈余认为有损脸面，几次抬腿想起身和里胥拼命，张耳在场用脚踢陈余示意要“忍”。陈余强忍挨完板子。事后张耳责备陈余，说：“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当初我是怎么嘱咐你的，难道为了一点小小的侮辱就拼命吗?陈余接受了张耳的责备，两人互相鼓励，挨过了困厄期。秦末响应陈涉起义，并受陈涉派遣北伐，恢复了赵国。后来张耳投汉封赵王，陈余辅佐六国赵族后裔赵歇为赵相，封代王，两人也是一世豪杰。张耳、陈余、韩信三人相较，在对待逆境的态度上，青年韩信可比拟老练的张耳，表现了他思想上的成熟。陈余则差人一筹，在楚汉相争中，陈余助楚，被韩信在井陉之战中斩杀。

P22-25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本书《张良萧何韩信评传》，师法太史公《廉颇蔺相如列传》的写法，立意为三人合传，平行并列，以与历史事势相吻合。《廉颇蔺相如列传》，并列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四传。赵括及三代赵王为附传。因本传以廉蔺交欢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主线，故题名《廉颇蔺相如列传》。其中廉颇历仕最久，他的爱国情结最为炽烈，所以用他的事迹贯穿全传，是合传的主线人物，而用笔却最为简练。在《史记》中，《廉颇蔺相如列传》是最精彩的篇章之一。该传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创作多人合传的范例，具有诸多的启示，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西汉开国是汉王刘邦与一大批文臣武将共同创造的历史。其中，张良、萧何、韩信、陈平四位辅臣功绩最大，他们各自独当一面，对西汉建立的全局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张良画谋，萧何后勤，韩信攻取，陈平间敌，四人都是事功型人物，评述他们的思想，应是再现楚汉之际的历史事变，评说楚亡汉兴的原因，因此四人事功与汉王刘邦，连体相依，缺少了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完整的。但由于刘邦并提张良、萧何、韩信，史称西汉三杰，故本书题名《张良萧何韩信评传》，主线评论三人事功，并列三人为合传。陈平、刘邦为附传。合传写其一生，附传只涉及相关内容。例如陈平，前半生佐汉王刘邦平乱，后半生历仕高后、惠帝、文帝治国，本书只评述陈平前半生的事功，而略去后半生，所以是附传。汉王刘邦是全军统帅，但不是本书主线人物，写刘邦事迹为三杰铺垫，也是附传。

汉高祖刘邦总结楚亡汉兴，认为汉得三杰而兴，楚失范增而亡，因此评说三杰，以“谋”字为主线。张良为首席谋臣，毫无疑义是本书的主线人物，所以在写张良的专章第四章中，重点写了成皋对峙，托出主线。从突出主线的角度，本书题名《张良评传》，以他为三杰代表，也是可以成立的。《史记·张丞相列传》以专传之名，实写汉初多人的宰辅合传，就是一个显例。两者比较起来，还是三人并列为书题更理正言顺，也与全书的结构布局相称，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安排，才能与历史事势相吻合，因为汉初三杰的事功，可以说是不分伯仲的。

以上是对《张良萧何韩信评传》一书谋篇布局的交代。下面再说几句本书的写作过程。

1996年我到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造访，蒋广学教授推荐我写“张良评传”，这是对我的信任，我欣然接受。由于当时较忙，我致函西北大学韦苇教授合作。韦苇教授立即放下手中工作，进行资料搜集，还写了一章样稿。无奈她的专业是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写“张良评传”与本职工作发生了冲突，又忙于学位点的创设，只好半途而废。到1998年该交书稿了，我手边的工作仍然很忙，但无可推辞，只好硬着头皮写。本想一气呵成，用三个月时间完成。紧赶慢赶，只写完第五章，时间用完了，工作又放下了。这时我的学生原天水师院徐日辉教授出国到京办理签证手续，我抓了一个差，把余下的工作推给他了。徐日辉教授也有他自己的工作计划，正在赶两部书稿，但碍于师生情面，不好推辞，也是硬着头皮拿走了。徐日辉教授只能抽空写作，前后两年，到2000年夏终于完成了任务，续写了本书的后半部，第六、七、八、九四章。徐日辉教授很好地把握了我的意图，按三人合传构思，首尾完备，用了很大的力气。

上述写作过程，前后五载，三人接力，断断续续，延误了交稿时间，拖了两年，借此机会向思想家研究中心致歉，也向读者致歉。我要感谢韦苇教授的无私奉献，感谢徐日辉教授的勉为其难，否则本书至今还未完成。还要特别感谢思想家研究中心，感谢蒋广学教授始终如一的鞭策与信任，如果没有他们的耐心等待与督促，根本不会有本书的写作。感谢晋文同志的审稿，提出了详尽的修改意见，弥补了诸多遗憾。最后，请允许我再一次向韦苇教授，向本书的合作者徐日辉教授、向思想家研究中心、向蒋广学教授、晋文同志和为本书付出心血的阎居梅先生致以衷心的谢意。本书的出版，多半劳绩要归功于以上诸同志。

张大可

2001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