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作者长期接触历史文化、文物古迹，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资料，一定还有许多古代秘闻、珍奇发现，同时还有许多亲历的真实感人的故事。本书基本以时间为顺序，从作者参加工作以来选择具有代表性、有一定意义的事物为主线，展示了其中许多迄今尚未人知的事情和见闻，而且这些陈述的内容，都是作者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真实情况。该书的出版既可为今后工作借鉴，又可以文字形式保留下来，为了解某些问题做见证。

本书作者把自己参加工作五十年来，从事考古及有关专业所积累的一些有用资料以另一种方式展示和解读这些引人入胜的秘闻和发现，和不为人知的故事，提供给广大读者参阅和利用。全书共分22个章节，具体内容有清谈误国、鸭绿江畔、河西文化、东方威尼斯、石之美者、艺术长廊、皇家宫殿等。该书广大考古爱好者及从事相关工作的职业人员阅读使用。

自序

一、我的摇篮

二、引路人

三、神秘的地下宫殿

四、奔波抢救

五、南京历史的黎明

六、“除三害”英雄

七、“弓箭神灵定何处”

八、“无情最是台城柳”

九、清谈误国

十、烟花三月

十一、“文革”劫难

十二、朱元璋祖陵

十三、“夹谷相会”

十四、鸭绿江畔

十五、三宝太监下西洋

十六、东方威尼斯

十七、河西文化

十八、友好之旅

十九、一衣带水

二十、石之美者

二十一、艺术长廊

二十二、皇家宫殿

结语

附录

二、引路人

中国现代第一位女考古学家和博物馆学家、曾国藩后裔、南京博物院(原国立中央博物院)院长曾昭燸，就是我走上考古之路的引路人。

在阐述我的考古生涯之前，必须要介绍我的工作单位——南京博物院，以及当时的院长，我的“引路人”——女考古学家和博物馆学家曾昭燏。

众所周知，南京博物院前身就是民国时期的国立中央博物院。1933年在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的创议和主持下成立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首任筹备主任的是国民党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傅斯年。1934年中博院开始筹建，1936建筑施工，我国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为建筑委员会委员，他将这座博物院的建筑形式定为仿辽(代)式。我们今天看到南京博物院历史馆的建筑就是当时中央博物院的原貌，它在全国博物馆建筑形式中首创具有独特民族建筑形式之先声。1937年建筑工程完成四分之三，剩余工程因抗战爆发停工，1948年抗战胜利后恢复施工，但因经费不足，只是基本竣工。中央博物院筹建时，在中山门半山园共征地12.9公顷，拟建自然、人文、工艺三馆，首先筹建的是人文馆。即今之南京博物院历史馆。占地13457平方米。到1949年解放前夕，仅完成内部装修，其余整个外部均未曾进行。我于1950年来院报到时，还看到屋顶无瓦，梁柱均无装饰，外表呈现一种粗坯的形状。附属工程如围墙、花园、马路都没有动工，正如有些同志所说四周环境荒芜，“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一带还是像乡村一样。我们从市中心来中山门，公共交通仅靠马车，很不方便。1952年华东文化部决定拨款进行装修，聘请杨廷宝、刘敦桢、童寯等先生为院建筑委员会委员，该年3月3日屋顶琉璃瓦工程开工，专门从宜兴烧制运来，并请专人铺设，直至7月27日验收竣工。全馆大殿内厅堂的梁柱，按最初设计应为雕梁画柱，但因结构是钢筋混凝土，必需贴木板后再装修，技术难度大、耗费财力多。经专家们反复商讨，为保持朴实庄重的风格，改用油漆加工，省时省钱，同样耐用美观，所以就成了现在的装饰效果。同时为解决陈列室平顶夏季炎热、冬季寒冷的缺点，于1953年11月又更换油毛毡，并进行加盖水泥煤屑空心砖的隔热防寒工程，至1954，年5月完工。这也是当初建筑设计时，全部陈列室要用空调设备，而建国初期国家经费紧张的一种临时措施，

中央博物院建院后，首批人藏的文物是清代奉天(沈阳)和热河行宫(承德)以及北平古物陈列所的南迁文物。日寇入侵东北后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文物分批南迁，大量文物都存放在南京朝天宫库房。1937年全面抗战，中博和故宫所藏南京文物全部西迁四川、贵州，直到1947年抗战胜利始运回南京，1937年11月西迁文物共有16735箱，历经艰辛，完整无损地到达目的地，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华文物大搬迁的过程，始终和中央博物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业已成为中国文物史上一次伟大壮举，在各种新闻媒体(报刊和电视)上都有详细的描述和介绍。抗战胜利后，中央博物院又购买和接收了许多珍贵文物，成为当时国内收藏品最为丰富的博物馆之一。南京解放前夕，民国政府将院藏文物精粹852箱运往台湾，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中包括著名的殷墟卜辞、毛公鼎及故宫留存在南京的宫廷文物(陶瓷、绘画、书法、雕塑和其他各类精品)。此外有一些来不及运走或搬不动的文物留存下来，如司母戊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物、西北地区考古文物等。

中央博物院是中国最早创办的博物馆之一，创办未久即遇抗日战争，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西迁四川偏僻的乡村——宜宾南溪李庄，筚路蓝缕，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这其中，担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实际工作负责人之一的曾昭燏女士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在李庄集中了很多文化单位，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主持河南安阳殷墟的重要考古发掘)、中国营造学社(曾主持中国古代建筑的调查)、北平故宫博物院等考古、文物单位，还有同济大学等高等院校。一些知名的学者也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工作，如古文字学家游寿整理了善斋青铜器、考古学家郭宝钧整理了河南考古文物、考古学家李济整理了殷墟文物、古代科技史学家王振铎整理了汉代车器、文物学家傅振伦整理了故宫文物。各文博单位还联合举办了各种展览，向广大群众进行科学教育和普及历史知识的宣传，其中1943年1O月10日中央博物院与史语所联合在李庄举办“史前石器展览”、“周代铜器展览”，11月12日这两个展览又继续在重庆展出，引起社会广泛重视。李济专门为展览撰写了《远古石器浅说》一文，以通俗的语言、科学的观点阐述人类如何使用石器，石器的制造方法，石器的演进，早期人类所在地理环境等问题，受到观众热烈欢迎。11月12日重庆《新华日报》特为此发了消息和短评，消息标题为“人类的远祖怎样生活，请看古代石器、铜器展览”，短评标题为“从古代到现代”；这两篇评述代表了我们党对当时博物馆工作的肯定和鼓励。后来这个展览还制成图片，参加了抗日期间印度扶轮社在印度举办的与印度古代文明同时举行的展览，受到印度人民和国际上历史、考古界的好评。

1940年中央博物院组织研究人员和有关专家马长寿、凌纯声、李霖灿等在川、康、滇等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俗、民族、地质和动植物调查，后来出版的《么些族标音文字字典》、《么些族象形文字字典》为研究纳西族(即么些族)历史提供了文字工具资料，迄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39-1942年中央博物院有关研究人员还对贵州民间艺术、四川手工业进行调查和采集标本工作；这些实物资料和工作中绘制的工艺品图案和手工业生产丁具图等，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还必须指出：1939-1940年中央博物院和史语所联合在云南大理进行史前和南诏时期遗址的考古发掘；1949-1942年两单位与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彭山进行史前遗址、汉代遗址、崖墓的调查和发掘；1942-1943年两单位与四川省博物馆共同发掘五代时期前蜀主王建的永陵，出土了很多重要文物。这几次重要的考古发掘，后来都出版了科学考古发掘报告。曾昭燸女士一直都参与并筹划了这些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提到曾昭燸，早期的中国文博界，几乎无人不知。新中国成立后，她与夏鼐先生并列为“北夏南曾”，北方以夏鼐先生为主要考古巨擘，而曾先生则为南方的文博泰斗，做了许多工作，得到人们的尊重与赞赏。曾昭燸的家庭，是我国近代有名的湖南湘乡县荷圹乡的曾家，产生了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些知名人物。曾昭燸的叔伯曾祖是曾国藩和曾国荃，她是曾国藩四弟曾国潢的长曾孙女。她的二哥曾昭抡是我国著名化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五弟曾昭杰是著名书法家兼金石家，她有许多亲戚和后人，都在海内外从事重要的行政和学术工作。曾昭燸是一位名门仕女，她出生于1902年2月，193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1935年去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1937年取得硕士学位后去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院实习博物馆学，同时参加柏林地区的田野考古发掘，1938年回伦敦大学任考古学助教，她是我国最早赴国外攻读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学人之一。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曾昭燸毅然归国担任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西迁四川后又担任代理总干事。1943年她与李济合作撰写的《博物馆》一书，成为中国最早的博物馆学专著。1948年底，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当时郑振铎先生在香港致函劝她留在大陆，她决定在南京不走。国民党政府策划将院存文物运往台湾，她和一些文化界知名人士郑振铎、徐森玉等起而反对，她致函筹备处负责人说：“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

1949年4月。南京解放，曾昭燸和全院留守人员一起欢迎解放军进驻，她被军管会任命为院务委员。10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天清晨，她率领全院人员在博物院升起了五星红旗，并参加全市庆祝游行。四个月后，中央文化部批准南京博物院建院，命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直属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曾昭燏被任命为副院长，1955年升任院长。她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博物馆和考古事业，在领导岗位上做了大量工作，逐步使南京博物院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博物馆，直至今天仍居全国博物馆前列。南博具有一定声誉和成绩，都是和她不辞劳苦，辛勤努力分不开的。曾昭燸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她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委员，又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江苏省文管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社联副主席、江苏省妇联副主席。1964年3月患精神忧郁症，于12月22日不幸逝世。P11-18P11-18

2002年我曾编写了一本文集《探索历史的真相》，主要想把自己参加工作五十年来，从事考古及有关专业所积累的一些有用资料提供给广大读者参阅和利用。该书出版四年来，陆续有朋友和读者问我：考古工作者长期接触历史文化、文物古迹，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资料，一定还有许多古代秘闻、珍奇发现，同时还有许多亲历的真实感人的故事，这些都不会也不可能在正规的考古报告和论文中陈述。他们希望我能用另一种方式展示和解读这些引人入胜的秘闻和发现，和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认为这些“侧面旧闻”、“另类故事”，很可能是作者记忆深处、永远不会忘记的真实反映，如能以直接、可读性的写作方式表达出来，给读者一种亲临其境、原汁原味的感觉，岂不更好？我在完成《探索历史的真相》一书以后，总觉得还有一些可以陈述、却又无法陈述的内容，有一种“言犹未尽”的感觉。与朋友们和许多读者的期望，可谓不谋而合，就促成了我继续再写《考古生涯五十年》这本书的原因和愿望。

斟酌再三，觉得这本书的内容应该是这样：它既不完全是自传，也不完全是回忆录。而是各自单独成篇。基本以时间为顺序，从参加工作以来选择具有代表性、有一定意义的事物为主线。展示其中许多迄今尚未人知的事情和见闻；而且这些陈述的内容，必须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真实情况，它既可为今后工作借鉴，又可以文字形式保留下来，为了解某些问题做见证。我从1950年参加工作到2000年退休(2000年以后仍有一些学术活动)，五十多年来的考古生涯，经历了许多重大考古发现和有关事件，如能记录在册，一定有它的史料价值。“历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考古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名历史考古学者，就要以真实史料诠释历史。我应该忠实履行我的职责，尽可能地让历史的真实完整地保留下来。为了避免重复，在《探索历史的真相》一书中所述及的有关内容，本书就不再赘言。因此《考古生涯五十年》和《探索历史的真相》两书应是互补的姊妹篇。

这本书的完成，是我大半生工作历程中要做的一件事，南宋诗人陆游曾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他认为你想学诗，也许在诗外的功夫中得到了诗。我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也许这本书就是我得到的收获。最后，感谢凤凰出版社的领导和责编卞岐先生、美编姜嵩先生，使这本书和《探索历史的真相》一样，得以顺利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