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先哲关于人才问题的论述，散见于许多宏篇巨著之中，阅读起来很费时间、精力。作者编写的《中国古代的为官之道》，把中国古代先哲们有关人才的论述和实践进行了比较系统详尽的辑录和整理，有正有反，有发生发展的沿革情况，并对其利弊作了分析探索，是组织人事工作者和古代职官制度研究者值得一读的一本好书。

《中国古代的为官之道》，包括做官之途、任官之路、选官之法、管官之道等4个方面的内容，既有正面的典型，也有反面的事例，而且每项内容都有从产生、到发展、完善的沿革情况，并对它的利弊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分析，以期对组织工作者和古代职官制度研究者有所裨益。

【一 做官之途/1】

 (一)禅让制/1

 (二)世卿制/2

 (三)军功制/6

 (四)客卿(养士)制/7

 (五)察举制/10

 (六)征辟制/12

 (七)九品中正制/16

 (八)科举制/20

 (九)其他途径/39

【二 任官之路/51】

 (一)贤与能/51

 (二)德与才/59

 (三)长与短/78

 (四)仇与亲/89

 (五)善与恶/125

 (六)简与繁/196

 (七)信与疑/200

 (八)事与能/208

【三 选官之法/212】

 (一)任人以公/212

 (二)以诚招士/220

 (三)据实取才/224

 (四)广咨普访/226

【四 管官之道/242】

 (一)教养/242

 (二)考察/270

 (三)回避/289

 (四)交替/296

【后记/305】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集中反映，同时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选官制度(途径)属于上层建筑，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途径选拔官吏，是由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决定的。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途径，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从三代到清末，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形成了一个十分完整的发展序列。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东坡指出：“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即苏东坡所在的北宋)出于科举。”(《苏文忠公全集》卷5)这基本上概括了北宋以前官吏选拔制度的几个发展阶段。

(一)禅让制

有国才有吏。原始社会末期仍然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社会，只有由氏族组织发展而成的部落和部落联盟，因而没有属于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官吏，只有部落酋长和部落联盟大酋长。部落酋长和部落联盟大酋长，由部落或部落联盟议事会议民主选举产生，这就是原始社会末期的禅让制。《礼记·礼运》中载：“大同”社会(即原始社会)，“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说的就是原始社会末期民主选举产生部落酋长和部落联盟大酋长的原则和情形。

原始社会末期，中国有三个大的部落，即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陶唐氏部落联盟的酋长原是尧的哥哥挚，为人“不善”被罢免，尧接替了他的职位。尧在位70年时，鉴于自己年事已高，开始物色接班人。他征求“四岳”(四个部落酋长)的意见：你们中哪个能继承大酋长的职位?“四岳”都说：“鄙德忝帝位。”表示他们的德行都不够，难以当此重任。尧要他们“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当时有个姓齐的人推荐尧的儿子丹朱接替。“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没有同意；也有人推荐共工，尧也没有同意。于是，“四岳”皆推荐虞舜，说虞舜是“盲者子，父顽，母嚣(读银)，弟傲，能和以孝，丞丞治，不至奸”。尧同意了“四岳”的意见，说：“吾其试哉!”虞舜经过多年的各种考验，做出了成绩，“尧以为圣”，并取得了部落联盟成员的广泛信任和拥护，尧去世后正式担任了部落联盟的酋长。儒家极力称颂尧、舜“让贤”，但韩非不赞同。他说：“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韩非子·五蠹》)原始社会的部落酋长和部落联盟大酋长，没有什么特权，是一个苦差使，“禅让”是一种解脱，不值得称颂。虞舜在位39年后，也以同样的方式和程序，将部落联盟酋长的职位“禅让”给夏后氏部落酋长禹。尧舜禹时期已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组织内部已逐渐产生了私有制，阶级已经萌芽，传统的选举制度受到了冲击。在此情况下，禹晚年，先选定东夷部落酋长皋陶做接班人，不久皋陶去世，又选择东夷部落酋长伯益做继承人。但是，禹不把重要的政务交给伯益去办，反而为自己的儿子启培植势力，伯益未能在部落成员中建立起威信。禹死后，启与伯益为争夺大酋长职位，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争夺统治权的战争，“益干启位而启杀之”(《晋书·柬晰传》引《竹书纪年》)。伯益被杀之后，启牢固地占据了大酋长职位，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从此，“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原始社会末期“选贤与能”的禅让制为“传子制”的世袭制度所代替，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制度发展到苏东坡所说的“三代以上出于学”的阶段。

(二)世卿制

按照我国历史习惯分期，史家把从国家产生之后的夏(夏启开始)、商、周(主要是西周)三个奴隶王朝称为三代，又称“小康”社会。“小康”社会，“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礼记·礼运》)。“大人世及”就是大夫以上的高级官员实行世族世官。这就是世卿制。

夏、商、周三代，君权与族权紧密结合，以族权加强巩固君权。在选拔任用官吏方面，实行尊尊亲亲的世袭制，“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左传》宣公十二年)，按照血缘的亲疏来分配政治权力，王室宗族贵族和一些异姓贵族垄断着全国的各级政权。夏朝，已组织起一个粗具规模的国家政权体系，设官分职，管理国家事务。所任用的“六卿”、“三正”、“左”、“右”、“御”、“御正”等高级官员，以及“车正”、“牧正”、“庖正”等下级官吏，全都是贵族。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后又称殷)，官吏选拔基本上与夏相同。商朝第九世国王盘庚说：“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尚书·盘庚上》)这些与商王“共政”的“旧人”，就是商朝的宗室贵族和异姓贵族。商朝的国家政权机构基本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王朝直接统治的中心地区，称为“内服”。“百辟”(即百官)组成官吏系统，负责处理国家大事和内廷事务，其官吏大都由奴隶主贵族担任；一部分为中心地区以外的地区，称为“外服”。商王把这些地区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诸妻、诸子和同姓功臣，命令他们负责代守疆土和向商王服役、纳贡。周武王灭掉商纣，建立了西周王朝，其官制基本上保持了“内服”、“外服”系统。姬旦(即周公)摄理政事后，发展了商代的宗法制度，将尊尊与亲亲结合起来，既重视血缘关系，又重视政治隶属关系，建立了一套周密的统治网。“殷道亲亲，周道尊尊”(《春秋》)，“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记·中庸》)。周初实行分封制，共立71国，所封者基本上是周王的子弟和亲属，其中：姬姓宗室贵族55人(内有周公的兄弟15人)，占77％；异姓贵族16人，占22．5％。西周王室执政的公卿，如周公、召公、毕公、毛公、祭公、荣公、卫侯、虢公等，无不是周王的姬姓子孙。西周王朝的政权就这样长期掌握在亲近贵族手中，“贵有常尊，贱有等威”(《左传》宣公十二年)。

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夏朝无嫡庶之制，商朝开始分嫡庶，其继统法明确规定，以长子继为主，以弟继为辅。周朝嫡庶界限更加严格，周礼规定：“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公羊传》隐公元年)周太王古公宣父生有太伯、仲雍(又称虞仲)和季历三个儿子。季历的儿子中有一个叫姬昌，从小聪明颖秀，深受古公宣父的厚爱，他对人说：“我们周族有了姬昌就有福气，周族的振兴要靠姬昌来实现。”有意立姬昌为诸侯，以便接替国君职位。按照当时传嫡的习惯，古公■父应传位给太伯。太伯为避免争位纠纷，经与弟弟仲雍商量，断发文身，两人结伴逃往梅里(今江苏无锡)，以便由侄子姬昌继承王位。太伯、仲雍离开岐山(今陕西岐山)后，古公■父传位给三子季历。季历被商王文丁杀了，姬昌继承王位，庙号周文王。王位嫡继，诸侯传世、大夫“世及”也同样坚持这个原则，形成了以嫡系大族长为核心的庞大势力，成为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有力支柱。

世卿制选官制度，实际存在着两大层次：大夫以上的高级官员实行世族世官大夫以下的低级官吏实行“乡兴贤能”，或“乡选里举”。贵胄子弟在继承父祖的封地和权位之前，循例须在官办的贵族学校“国学”里接受教育；“乡选里举”也是从地方教化开始的。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三代以上出于学”。实际上这种制，度从太古一直延续到春秋，尤以西周为盛。P1-3

我和澍林同志在湖南省委组织部共事多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编写了一本《中国古代的为官之道》，我浏览了一遍，觉得很有启示。他请我写序言，我欣然从命。

中国古代职官制度或文官制度、官僚制度，涉及国家的阶级本质、国家的结构和组织形式、管理方式，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中的核心内容。它对维护中华的统一起了极其重要作用，但也是封建专制政体的主要支柱。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经历了由简而繁、由粗到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功能完备、制度详审、独树一帜，为国际社会所景仰的文官制度。它的基本特征是君主集权官僚化、政教合一道德化、地方政府绅士化。这样的制度，既有深刻的积极意义，也存在着严重的负面效应。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除原始社会(“大同”社会)“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外，从夏启开始，“天下为家”，实行任人唯亲，统治者“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为礼”(《礼记·礼运》)。但在社会政治、经济激烈变革的时代，一个王朝初创阶段或中兴时期，也曾经多次出现过重视人才、任人唯贤的局面。在这样的时代里，人才思想异常活跃，许多开明的君主和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对人才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选拔、任用、管理人才等问题，进行认真地探讨和实践，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论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为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丰硕的精神财富。祖先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博大精深，内容异常丰富，而主要的体现在：他们深刻认识到，“尚贤者为政之本”(墨子)，“得贤则安，失贤则乱”(苏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李世民)，人才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兴衰；坚持任人唯贤，不论贵贱亲疏，以德才标准选人用人，“惟贤是用”(张居正)，“睢才是举”(曹操)。在德与才的关系上，多数先哲主张德才兼备，以德行统帅才能；“吏为民役”(柳宗元)，要以民为本，“为民择官”(李世民)，尤其要选好亲民的县令，在先贤的倡导和垂范下，哺育出一批清官和明君；重视学校教育，重视社会实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强调学习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适合国家需要的人才；坚持选人用人要出以公心，“举公义，辟私怨”(墨子)，广咨普访，“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孔子)，不以世俗毁誉鉴人，不以表面现象论人，不以独见任人，要“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孔子)，以防陷人“偏才之人皆亲爱同体而誉之，憎恶对反而毁之”(刘劭)的误导；坚持循名责实，取长合短，量才授职，不求全责备，不以小疵弃大贤。“一人之身，．材有长短，取其长不问其短”(王安石)，“马或奔踞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刘彻)，大材大用，小材小用，用其所长，让贤能者有职有权，“行其意”，“肆其术”，“尽其效”，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苟况)，“老少参用”(朱元璋)，讲求人才群体的智能、年龄、志趣的合理结构，使贤能者能够发挥群体功能；以诚待下，“不縻不疑”(《孙子兵法》)，用人要专一，做到“人尽其能，职修其要”，使“操凿枘者无圆方之谬，备轮辕者适曲直之宜”(自居易)；“治天下者尊贤考功则治，简贤违功则乱”(班固)，“求才贵广，考课贵精”(陆贽)，“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陈亮)，坚持察能考绩，“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韩非)，按实绩赏罚，黜陟幽明；“密其回避”(《清会典·吏部》)，以防“州郡相党”、“人情比周”，确保人才清正廉洁；法家还主张以法用人，奉公法，废私术，“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就能使“贤者不诬能以事其主，有功者乐进其业，故事成功立”(韩非)；规定70岁(明清两代为60岁)“致仕(退休)，还禄位于君”(《春秋公羊传》何休注)，并给予优厚待遇，高级官员还被聘为闲职散官，“职掌言造，毗亮论道，献可替否，赞扬德化”(《三国职官表》)。中国古代政治家善于选人用人，除上述这些认识和措施外，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宽广的心怀，能“容胜己者”。这是我国古代传统吏道的精华。但是，人才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历史的产物，受着历史上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不能超越历史。它存在着很多弊端，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约束。在封建时代，皇权至上，社会生活要以皇帝为轴心，人才政策的优劣，人才状况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个人的意志，就是开明君主也“鲜克有终”，他们的前期和后期，由于环境的改变，对待人才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泾渭分明。唐玄宗显得特别突出。封建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选人用人的标准，基本上是“忠于我，能于事”，重用那些忠贞不贰的奴才。因此，封建皇帝摧残、压制人才的实例，史不绝书。二是轻视科技、女性人才。封建社会，由于封闭的经济结构、儒家义利观和伦理观的影响，基本上都视科技为末技，视女性为“难养”的“小人”，歧视科技人才(清康熙例外)和女性人才，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

中国古代先哲关于人才问题的论述，散见于许多宏篇巨著之中，阅读起来很费时间、精力。澍林同志编写的《中国古代的为官之道》，把中国古代先哲们有关人才的论述和实践进行了比较系统详尽的辑录和整理，有正有反，有发生发展的沿革情况，并对其利弊作了分析探索，是组织人事工作者和古代职官制度研究者值得一读的一本好书。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人才问题，反复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培养选拔了一批又一批合乎社会需要的人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在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离不开人才。党中央领导全党，采取十分有力的措施，加强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出现了人才辈出和人才思想异常活跃的可喜局面。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遗产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共同成果，它既有其阶级性和时代性，又有其继承性和借鉴性。我们既不要言必希腊，数典忘祖，也不要抱残守缺，泥古仿古，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古代的职官制度进行认真研究，刮垢磨光，“弘大我所本有”，使其发生创造性的转化，以传统服务于现实，更好地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建设。

这本小册子终于脱稿，思想顿觉轻松，但按照俗例还要写一个后记。

我曾编著过一本《中国选贤用能典例》。那是一人一事或一人多事地阐述中国古代选贤用能的史事，彼此之间没有纵的联系。有的同志认为，《中国选贤用能典例》虽然能给人以启迪，但不系统，而且主要是正面的典型，很难弄清中国古代职官制度发展的脉络，建议我再编著一本比较系统的，包括正反两方面事例的中国古代职官制度方面的书籍。于是，我用了近两年的时间，阅读能够找到的史籍和参考资料，经过认真核对，最后整理成这本小册子，取名为《中国古代的为官之道》。

《中国古代的为官之道》，包括做官之途、任官之路、选官之法、管官之道等4个方面的内容，既有正面的典型，也有反面的事例，而且每项内容都有从产生、到发展、完善的沿革情况，并对它的利弊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分析，以期对组织工作者和古代职官制度研究者有所裨益。

按照史家关于历史时期的划分，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初期(西周至秦统一)、中期(中期分为两段，秦至隋统一为前段，隋至元末为后段)、后期(明至清鸦片战争前)3个时期4个阶段。清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属于近代社会。本书为了某些内容叙述的完整性，包括了清鸦片战争之后到清朝灭亡这段不属古代的历史。

中国古代吏治，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中的核心内容，涉及国家的阶级本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由于我的政治水平不高，所掌握的资料有限，实难穷尽其意，本书所载，必有许多谬误之处，望大家批评斧正。湖南省委组织部曾仁忠、刘浩、伍芬元同志，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很大支持，在此致以谢意。

编著者 2006年11月18日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