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富有创新意识的女作家，奥利·卡斯托尔-布鲁姆自然非常关注知识女性在现代21业社会中的孤独感以及她们为实现自我价值所做出的努力与期盼，本书收录作者的三篇代表作《离市中心不远》、《不邀而至的故事》、《充满敌意的环境》，这些小说笔法细腻荒诞，结尾不像传统小说那样，封闭式地以“圆满的结局”或“悲剧的下场”了断故事，而是“开放式地”留下广阔的空间，让读者想象女主人公哀怨过后的未来，其“别样”的现实与独特的女性话语特征，昭示出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

作者从女性的视角，关注现实，感于哀乐，缘情而发。作品描写的多为普通犹太人的日常生活，提示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邻里与邻里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敌视。以敏锐的观察力、无情的笔锋将“丑恶的诗意”揭示于人；对所叙述的对象进行调侃、讽刺、变形和荒诞化处理，呈现出“别样”的现实，给读者以“开放式”、哲理性的启发，昭示出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

译者序

离市中心不远

　离市中心不远

　希夫娜

　海瑟可力夫

　权宜之计

不邀而至的故事

　我妈妈上班了

　基内雷特湖平静如池，你又怎么能失去冷静呢

　一千谢克尔一篇稿子

　宁愿到处觅食的女人

　想杀人的女人

　寻找步话机的女人

　手被信箱卡住的女人

　喜得孪生子反倒受侮辱的女人

充满敌意的环境　

　橄榄林中的命案

　高高的浪潮

　猪脑之谜

离市中心不远

雨儿星星点点地落着，宣告寒冷季节已经开始了。阿维夏没在意雨点，这会儿他正走在自己一岁起就开始熟悉的林荫大道上，心里想着戴丽娅。一小时前他刚开车去城南买了几罐油漆，想把新公寓黄色的墙壁刷成白色。他买了五罐油漆，那四罐现在还在车上。这不，他正准备叫戴丽娅下来帮忙搬运呢。一滴雨点突然落在他的额头，然后滑到鼻子上。他后悔没买刷子，尽管他好像在戴丽娅那么多东西里看到过一把。不过，即便公寓里找不到刷子也没关系，可以让戴丽娅到邻居家去借。

戴丽娅正躺在长折叠躺椅上打瞌睡。躺椅买回来后就放在阳台上，塑料包装还没拆呢，人一坐上去便发出烦人的噪音。戴丽娅很固执，一定要等屋子粉刷完了才肯去掉那些塑料包装。阿维夏按了三次门铃才叫醒她。“怎么不开门?”他问。她笑了，吻了吻他的嘴唇，碰到他鼻子上还没干的雨滴。

“怎么，你哭了?”她吃惊地问。“没有，外面下毛毛雨了。”他说。戴丽娅跑到阳台，看是不是下雨了。

“不相信我呀?”阿维夏问。戴丽娅看着街道没有搭腔。街道很窄，小轿车都很难通过，更甭说垃圾车了。就因为这他们才让清洁工人步行搬运垃圾箱的吧。她回头问阿维夏油漆罐在哪，然后两人一块下楼搬油漆。

油漆挺重，但两人兴致都很高。回来的路上，戴丽娅和阿维夏边走边谈，商量怎么投资他们婚礼挣来的那笔钱。突然，他们看见一辆救护车停在他们住的大楼的旁边。戴丽娅是特护病房的护士，对受伤、疾病和死亡有种特殊的敏感。她对阿维夏说：“奇怪，救护车怎么开进来的?”阿维夏不在医院工作，没她那么敏感，他好奇地往车里看了看，里面躺着的是住在他家楼上的邻居，被单一直盖到她的脖子。她对他笑了笑。阿维夏问司机邻居怎么了，司机说：“没什么，常规治疗而已。”到家后，戴丽娅打开油漆罐检查油漆质量。她觉得有四罐比较好，第五罐不怎么样。不过这不成问题，他们也许用不了那么多。即使要用那么多，也可以去商店调换。戴丽娅用昨天的报纸盖住沙发，连珠炮似的问阿维夏刚才谁进来了，买刷子了没有，然后说了一句“这就是你”，便开始在一堆堆东西里东翻西找起来。

阿维夏站在窗前往外看，街道很窄。他很熟悉这条街，这儿整个地区他都很熟悉，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掌一样。他就出生在离这只有五街区远的地方。那时的事总令他难忘。戴丽娅特爱听他讲童年的趣事，比较起来，他的童年比她愉快多了。不过那都是些陈年旧事，而过去的日子，哎，总是一去不返矣。

戴丽娅从一个包里掏出一把大刷子，蘸了点桶里的油漆往墙上刷了几下试试。“用这把刷子我们两天就可以把房子刷完。”她说。阿维夏给她拿来围裙，她刷累了以后，他再来换她。戴丽娅问他要不要在躺椅上睡一会，躺椅可舒服了，还能调节大腿的血液循环。坐上躺椅之前，阿维夏给她搬来一把梯子，她站上去后，他仔细检查梯子是不是稳当，然后又连问三遍，她刷墙他躺着，她是否真的没意见。她说没意见。

戴丽娅开始先刷西面那堵墙，从上往下，流畅之态简直让阿维夏吃惊。阿维夏坐在躺椅上，不时地纠正一下戴丽娅的错误，有时还让她把刷得不好的地方重刷一遍。半个小时后，他睡着了。就在他睡着的这会工夫，戴丽娅刷完了半个房间的第一层涂料。刷烦了，她在躺椅边缘坐下。

这一坐改变了躺椅的重量分布，阿维夏给弄醒了。

“我睡着了。”他说。“我爱你。你真可爱。”戴丽娅说。阿维夏笑笑，问她想不想上床。戴丽娅说她先洗个澡，冲冲身上的油漆，马上就来。

和往常一样，一做完爱戴丽娅便呼呼大睡。阿维夏静静躺了一刻钟，然后起床接着粉刷客厅，直到觉得饿了才停下来。

他下楼去那家食品杂货店，可商店关门了，它一般下午两点到四点关门。从超市回来，他发现自己一直没在意的那栋紧邻他家的大楼原来是一座犹太教堂，心里嘀咕这教堂现在还在用吧，因为从外表看不出它是否仍在使用。他快步上楼，给戴丽娅煮了两个鸡蛋，好让她醒来后有东西吃。趁煮鸡蛋的当儿，他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询问用什么方式投资那笔婚礼资金最保险。阿维夏的父亲是市中心一家银行的行长，他让阿维夏把钱给他，由他来办。P3-5

受经济学家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一书的启发，詹姆逊将欧美资本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对应相应的文化形态：第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文学上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第二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文学上的主要思潮是现代主义：第三阶段的跨国资本主义时期，即当代资本主义进入“消费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时代，文学上则产生了后现代主义。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消费社会”或“后工业社会”时代，以模仿和反映现实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现实主义似乎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让位于后现代主义。如果说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以反映和再现现实生活为宗旨，现代主义小说以表现自我、表现人物内在心理情感和结构为己任，那么．后现代主义则对真实本身进行解构，特别是许多前卫作品采取戏仿、拼贴等手法，刻意披露文本所提供的“语言现实”的虚构性。而后现代现实主义实验热过后出现的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则是当代文学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一个新发展，也就是说．它既保持了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纪实的传统．又糅合了现代主义小说中常见的自我意识和前卫小说创作自身进行反思的特点，对两种不同写作传统进行“综合和超越”。作家关注现实生活．通过发挥想象力进行虚构，传达出对时代和生活的真知灼见，创造出“别样”的现实。以色列当代小说家奥利·卡斯托尔一布鲁姆，就是这样一位作家。

以色列是一个受世界各族文化影响极强的国家，其文学始终与世界文学保持着对话关系，尽管这种外来影响可能会略有滞后。如果说以色列“本土作家”主要承袭的是俄国现实主义的衣钵，“新浪潮”作家得益于福克纳、卡夫卡等人的现代主义小说传统．那么．八九十年代的许多以色列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则深受后现代主义，特别是西方荒诞主义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技巧的影响。作为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领军人物，奥利·卡斯托尔．布鲁姆的作品不仅以后现代现实主义的手法，更以其独特的女性话语．深刻揭示了当代以色列人，尤其是当代以色列知识女性的无奈、失意、彷徨和焦虑的生活状态。

奥利·卡斯托尔-布鲁姆1960年出生于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一埃及籍犹太人家庭，曾在特拉维夫大学学电影，毕业后在意大利和法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现任特拉维夫大学文学院教师，已发表小说十余部，其作品一出版就在以色列文学界引起极大反响，长篇小说《我身在何处》(Where Am I，1990)描写一个四十岁的妇女离婚后到处流浪、到处受嘲弄的悲惨境遇。主人公虽生活富有，但缺乏一技之长，又没有进取目标，终日生活在虚空之中，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既讨厌别人又让别人讨厌。”小说中的许多事件缺乏内在的连续性，荒诞色彩很浓，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女主人公生存的虚妄．恰恰是现代以色列人的生存写照。作品充满了对传统社会习俗的蔑视和抗争。作者因而被称为“一位富有挑衅的作家”。该小说1990年获特拉维夫文学奖。另一部长篇小说《多丽城》(Dolly City，1992)描写女医生道丽收养一个男婴的故事。作者以犀利的笔锋和充满黑色幽默的笔调，鞭笞了社会的不公和种族主义的盲目。该小说1992年获总理文学奖，1996年获奥尔特曼文学奖，并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作选集》。英国牛津丛书中的《希伯来短篇小说》也收有她的作品。她还出版有《米娜·萨丽一家》(The Mina Lisa，1995)等长篇小说和儿童文学《规矩些吧》(Let’s Behave Ourselves，1997)。这里翻译的《不邀而至的故事——奥利·卡斯托尔-布鲁姆短篇小说选》，分别选自她的短篇小说集《离市中心不远》(Not Far From the Center of Town，1987)、《充满敌意的环境》(Hostile Surroundings，1989)和《不邀而至的故事》(Unbidden Stories，1993)。

布鲁姆的创作均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其内容远离政治，偏重自我内省，感于哀乐，缘情而发。她描写的多为普通犹太人的日常生活。揭示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邻里与邻里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敌视。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无情的笔锋将“丑恶的诗意”揭示于人，其笔法被称为“奇特的现实主义和野性的荒诞派的混合物”。短篇小说《离市中心不远》写的是一个即将完成大学哲学学业的新婚小伙子阿维夏，因为尚未工作，经济上得依赖自己做护士工作的妻子，当初结婚时双方家庭未感到相互有什么不般配，那是因为阿维夏的父亲给了他一大笔钱买房子，而日后真实琐碎的生活，让这位不自立的男人敏感、易怒．丧失自信、尊严甚至专注于事业的能力。布鲁姆的小说叙述，常常没有高潮，没有价值判断，没有明确答案，但却给人以创造性的启示，激发读者发挥无限的想象力。本篇故事的叙述就非常有用意，作者似乎一直到故事结尾也没明确揭示自己的主题，但初读小说的读者一开卷，便嗅出其端倪。小说开始，我们结识的是一对幸福的新婚夫妇，他们家邻居中似乎有一个重病病人。随着小说的主线，阿维夏夫妇生活的进展、矛盾的加剧，小说的副线，即邻家病人的病情也日渐病入膏肓，以至最后离世而去。作者似乎在暗示阿维夏生活状态的无望，他“觉得自己内心也已耗尽．他知道自己的生活已经被毁了，就是被毁了”，而可悲的是，“他还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喜得孪生子反倒受侮辱的女人》讲述一个经受了巨大痛苦生下双胞胎的女人，连给自己孩子起名字的权利也没有，借此揭露了男性社会对女性权利的压制。为了维护父权制社会发展建立起来的男尊女卑的不平等道德尊严，故事的男主人公竟无所不用其极，包括满地打滚式的无赖策略和手段。作品以荒诞手法表现出“别样”的真实，荒诞的背后，是女性以一种超验性的奇特方式表达出的对来自男性权力秩序压制的反抗。故事结尾虽以妻子妥协结束，但正是这一女性的妥协，揭示了男性统治仍然在现实社会中横行这一客观事实，小说的寓意也就愈显深刻。

作为富有创新意识的女作家，奥利·卡斯托尔-布鲁姆自然非常关注知识女性在现代21业社会中的孤独感以及她们为实现自我价值所做出的努力与期盼，其短篇小说《一千谢克尔一篇稿子》便是一代表。女主人公自嘲“我们其实还没到挨饿的边缘”，虽然“房子是很破旧，窗子没了，客厅的椅子折了，墙裂缝了，厨房要倒了，橱柜散架了，家具也早没法用了——但我还是感到饥饿的逼近”。为了转变自己与家庭的命运，她每天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大主编们打电话，要求工作，要求报酬，要求对方用一千谢克尔一篇的价钱收买自己的作品，但屡屡碰壁。她祈求赎救，祈求弥赛亚早日来临，哀怨之声从心中升起：“我不是女人了，我丈夫也变得不是男人了。我要死了，变成画了，大家都会把我忘了，我也会忘掉大家。我要走了，要消失了，蒸发了，完蛋了，死掉了。”小说笔法细腻荒诞，结尾不像传统小说那样，封闭式地以“圆满的结局”或“悲剧的下场”了断故事，而是“开放式地”留下广阔的空间，让读者想象女主人公哀怨过后的未来，其“别样”的现实与独特的女性话语特征，昭示出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

总之，布鲁姆关注现实，却没有以传统手法力求摹写现实．而是以其后现代现实主义的手法及独特的女性话语特征，对所叙述的对象进行调侃、讽刺、变形和荒诞化处理，呈现出“别样”的现实给读者以“开放式”、哲理性的启发。

何朝阳

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