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取了2007年度最有代表性的杂文，其中一些为重大历史关节点和事件的纪念文章，同时也收录了一些“纪录”个人生活经历和由个人生活感受生发的随笔体杂文，都或庄或谐地揭示了我们生活中的悖谬，值得一读！

本书所选文章均为我国2007年度最有代表性的杂文。选录追求挑选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2007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鄢烈山◇前言

阿敏◇机关里的琐碎事

安立志◇大观园建设“节约型社会”

白衣方振眉◇中国十大令人寒心的冷笑话

曹林◇“我能”只剩下了商品的想象

长平◇纪念王小波争做自由人

陈仓◇奥运会抬孔子不如抬关公

陈长林◇成语重组(之四)

陈大超◇韩石山的痛苦与窝囊

陈鲁民◇两份名单

陈四益◇“妙语”惊人

单士兵◇赵家何幸，马家何辜？

党国英◇道德管不了这把刀

刀尔登◇韩愈：载不动这许多道

等闲之辈◇对山西奴工事件负责，引咎辞职声明！

邓忠强◇为“霸陵尉”一辩

狄马◇狙公之死

鄂一生◇湖北高考满分作文《母语之殇》

冯雪梅◇那些看不懂的汉字硌得我牙疼！

冯远理◇栉风沐雨走昆明

符号◇珍视这份阅历

傅国涌◇蒋经国与台湾“解严”

葛红兵◇萨达姆之死

郭松民◇巩俐穿什么其实很重要

郝斌生◇“刁民”是怎样炼成的

何三畏◇没有白鳍豚的世界

洪巧俊◇我是农民吗？

胡丽娘◇央视的华丽转身

胡平◇还记得昂纳克吗？

黄波◇做好“不歪曲历史”的基础工作

黄广明◇情妇的职业道德与官员的职业道德

黄一龙◇从希拉里唱错国歌说起

蹇庐氏◇大楼、大师与大爱

姜奇平◇孟子谈“发帖实名制”

金龙雾海◇××电视台就是这样教育俺的

金新◇夏洛克的遗憾

景凯旋◇《大明王朝》的启示

孔曦◇穷人的心理健康问题

雷颐◇“胜利的灾难”

黎明◇不必以“贫民窟”耻

连岳◇批评就是建设

练洪洋◇“恶搞”特权与特权“恶搞”

梁文道◇世界上最有名的地址

梁小斌◇我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忏悔

林达◇我为什么也不震惊

刘瑜◇敌人的权利

刘诚龙◇假装无知

刘洪波◇一个成就叫“养活”

刘克定◇斯文“鸡汤”该谁喝？

刘齐◇跟坏小子合作

刘兴雨◇人何以变成禽兽

鲁宁◇谁人不识李爱珍

陆德◇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骆玉明◇猪八戒买棺材

梅桑榆◇假无神论者

慕毅飞◇过于自信的“国情”与过于谨慎的“照搬”

潘多拉◇农民在村里可以加入什么会？

秋风◇马寅初错在哪儿？

阮直◇骑白马的不都是王子

沙叶新◇警惕腐败黑帮化

邵燕祥◇试论假话未必不可讲

盛大林◇抄袭悔过书是因为腐败“千篇一律”

十年砍柴◇贾琏、贾雨村对待“钉子户”之差异

石飞◇另类腐败：“私账公抵”

舒展◇状元散论

硕鼠的悲哀◇评点中国大陆愤青十大疯言痴语

孙立平◇放下体制性的虚荣

孙振军◇做“文明人”还是做“王八蛋”

唐德亮◇有的放矢

田东江◇不会写字VS唯书法是取ii

童大焕◇仇穷正在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陷阱

汪强◇“个别人”自述，

王彬彬◇“愤青”的性幻想

王乾荣◇无权者“不名”

王师北◇新偶像崇拜论

王石川◇为什么要怀念西南联~

王万然◇让工资也“升值”

王义桅◇中国更应关注大国的衰落

魏得胜◇伽利略与他的学生

魏剑美◇职场的“奴隶主义”和“感恩教育”

魏英杰◇普京会是索尔仁尼琴的读者吗？

闻纪之◇不需要这招牌

吴非◇话说“乌烟瘴气”

吴钩◇“先出名，后申冤”？

吴兴人◇“群众”是什么意思？

吴重庆◇“坑农”，以大学的名义

伍里川◇官道，那都是野道的孙子

伍立杨◇天才的睿智与洞见——郑观应及其《盛世危言》

笑蜀◇“互联网执政”反衬媒体悲哀]

谢泳◇《随想录》里为何无一处提到毛泽东？

熊培云◇从成功学泛滥看物欲是一种什么病

徐冰◇活在历史的细节

徐怀谦◇神州无处不“文化”

徐强◇把好事弄坏

徐迅雷◇没有大师的时代，谁当作协主席有那么重要吗？

徐友渔◇国人何时能人人喝牛奶会游泳

许家祥◇蒋经国接班的“民主程序”

薛涌◇在大学里要做的二十件事

鄢烈山◇我向受暴雨重创的济南人民道歉

严瑶◇“秀”给谁看？

晏扬◇谁给“污染大镇”发牌匾

杨耕身◇弗吉尼亚惨案带给我们的悲剧体验

杨天石◇说真话真难

杨学武◇独秀山下说独秀

叶倾城◇查尔斯为什么娶卡米拉

佚名◇2006中国十大真话

佚名◇看完广告，才知道自己多幸福

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

俞评◇反腐手段嬗变为敛财工具的警示

袁 蕾◇明星们为何扔掉中国户口

曾荫权◇“做好呢份工”

曾颖◇“挡镜头的就是坏人”

詹克明◇非常○卷

张扬◇“看病方便”

张心阳◇俄罗斯人怀的什么旧？

章立凡◇两头可真，中间奈何

章明◇跪着打造的帝王剧

赵德铭◇电信经理洗澡

赵健雄◇想起一篇科普旧文

赵小走◇一个农民矿工的遗书

赵宗彪◇招安有什么不好？

郑连根◇朱元璋的“政治交代”

周展◇提议为两位“大老粗”塑像

朱达志◇步非烟革命无罪，金大侠幽默走火

朱大可◇偶像工业的病理报告

朱铁志◇“政治高度”是什么高度？

朱伟◇勾践与夫差

朱学勤◇我们的精神锚地在哪里？

卓勇良◇尊重所有人是前提

机关里的琐碎事

阿敏

某地政协机关，按规格，可设武警门岗，不知为何却一直未设。一日，有乡村上访告状人群，见机关大门堂堂然，便驻足于此。稍顷，人群中忽有一人说，这里连把门的武警都没有，肯定没权，管不了咱的事。言罢，人群自行游走他处。

机关里谁当上了领导的秘书，就意味着谁即将被提拔。现在当领导秘书的，在提拔问题上是不用自己着急的，因为领导比秘书还急。领导急的不只是为身边人成全好事，更重要的是他要为自己争取“待遇”，别人的秘书是什么职务，自己的秘书也要升到什么职务——如果他不能使自己秘书与其他秘书的职务相同或相近，那么他会觉得“待遇”不公，像受了侮辱一般窝火。

某地有一个家属院，是“四大班子”领导的集居之地。考虑到领导们的贡献大，压力大，居住的环境要建得好点，院内不仅留有晨起锻炼的空地，更有葱茏花木，通幽小径，在那儿为国为民思考个“重大问题”什么的，真是再适宜不过了。可是，领导们回家后，却很少到院中活动或走动。他们怕相互打照面。彼此相善者，怕招来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议论；双方相厌者，本就不愿看到对方，巴不得永远不见面才好；与己不近不远者，打了照面，无话可说，又不免尴尬。官场中人的种种不便，确是普通人所难以体会的。只是，枉费了院落设计者的一番心思。

医务室免费给干部职工打预防针，进了一批针剂，每支价格五十元，体格健壮者纷纷表示自己用不着打针；后来，领导决定用同类型质量更好的针剂，每支价格变成了一百二十元，于是全体人员一个不落都打了针。体健者称：针贵，不打太吃亏。

逢年过节，机关干部到领导家里串门的人很多，手里多多少少都拎着一些东西。礼物一旦多了，领导就记不清这两条烟那两瓶酒，究竟是张三所送还是李四所送。但他却牢牢地记住了谁没送。此时，他已把送礼和对他是否恭敬联系在了一起。你不送礼，就是没拿他当回事儿，就是缺乏恭敬，而这恰是他最在意的。不送礼就是不恭敬，这已成为某些官员判断人的一个准则。

一位省领导去世，他的妻子一个人住在机关配给的大房子里，很是冷清；孀居两年后，她找了个老伴。可没想到，两人在一起生活后，发现双方从性格到生活习惯差异太大且彼此很难适应，这段四个月的婚姻只好宣告结束。当她想搬回原来的大房子时，她被告知，按照“规定”，她因有后续婚姻，已不属省领导的配偶，不能再享受有关待遇。当了那么多年省领导的配偶，转眼间就不被承认了。为此，她后悔莫及。只有为死去的人守寡，才能享受原有的待遇，这分明是在鼓励领导的妻子当贞节烈妇，是地地道道的封建礼教糟粕，只不过，用的是以“规定”的名义。

某大院的正门常被上访者堵死，车辆出入被阻，在里面的领导出不去，在外面的领导进不来。每逢此时，公安人员便会被叫来清场。为便于领导出入，机关行政部门不得不在大院的另一处又开了一个门，故意把它修得很不招眼。但时间不久。上访者就摸清了底细，来了个分头堵，领导的出入仍成问题。有讽者“建议”：挖一条通向外面的暗道。

机关里上下班作息制度总遵守不好，领导便拿出机关招待所的一部分盈利，设了个“全勤奖”。离退休干部听说后，也纷纷闹着要这个奖，说机关里不应该有奖金这一说，这分明是在搞福利，既然是福利，离退休人员也应有份。有人甚至放出风来，如不给“全勤奖”就向上去反映。领导为平息事态，只好答应他们的要求。于是，最终事情成了这样：在岗的干部职工可能因为缺勤，每月不一定能拿到“全勤奖”，而所有的离退休人员却因为不存在“缺勤”问题都能拿到足额的“全勤奖”。  一名机关工人因调戏妇女被关了十五天，领导上认为他的名声不良，有损机关形象，已不适宜在机关工作，想把他打发到某单位。这名工人不愿离开这很是体面的地方，自己就主动找到那个接收单位的负责人，把自己的丑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那位负责人一听，原来要来的是尊瘟神，随即向机关表示不要此人。自此，这个打发不出去的人，就再也没人能打发他走，大模大样吃着皇粮，大模大样一直在机关晃荡，享受着体制的恩泽。

党政领导干部较忙，有些会议和剪彩活动就参加不了，而会议和剪彩活动的主办方为了显示“规格”，又强烈要求领导参加(理由一般很堂皇)，甚至不惜“走后门”来请求。遇到这种情况，人大、政协的领导有时也被“协调”出来，去满足主办方的那个“格”。所以在会议和剪彩活动的现场，别看当领导的风风光光，可实际上他们仅仅是被当作了一种“格”，与被使唤的工具没什么两样。

领导的车下高速公路不缴费，大院的其他司机也不想缴费，收费员跟他们要，他们就报出自己效力的机关的名，以替代人民币。其实这笔费用在机关是能报销的，但他们就是要显这个横，耍这个威风。无奈，高速公路收费站只好采用给他们记账，最后跟财政要钱的形式，以成全大院司机耍威风的嗜好。

大院的干部常被派到下面去任职。一个原本很随和的人，到下面任职后，转瞬间就会完成性格上的转换，以威严的神情投入工作，给辖地的人民讲话、发指示。可原机关的人还是把他当作原来的他，所以出差到了他的“一亩三分地”后，仍跟他开没边没沿的玩笑。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央求：没外人的时候，怎么开我的玩笑都行，当着我下属的面，求你们正经点，给我点面子。大观园建设“节约型社会”

安立志

大观园建设“节约型社会”至少是一个伪命题，看看秦可卿葬礼的泼天靡费，看看贾元春省亲的极度奢华，看看大观园宴饮的大肆铺张……谁能相信荣宁二府能建设什么“节约型社会”？

这一设想产生于李纨、探春与宝钗这个临时“三人小组”主持荣府家政之始。“三人小组”的核心人物是探春，她在制定改革方案时，不仅赢得了王夫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凤姐的默许，同时，也有宝钗等人的协助。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构思，在贾府存在一定的社会基础。《红楼梦》卷五十三，贾珍就贾府的败落局面，向其佃户乌进孝作过这样的形容：“黄柏木作磬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在卷五十五，凤姐也曾向平儿说过：“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赔尽了。”由此可见，对于建设“节约型社会”，并非探春等人的“新思路”，实在是不得已的无奈和迫切。

在该书卷五十六《敏探春兴利除宿弊》一节，探春一方面了解到贾府内部管理上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又通过其他途径得知了赖大家实行承包制的初步经验，“除他们带的花儿、吃的笋菜鱼虾，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不禁感叹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宝钗笑道：“真真膏粱纨祷之谈。你们虽是千金，原不知道这些事，但只你们也都念过书，识过字的，竟没看见过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的文么？”

宝钗举出的《不自弃》，如同改革初期有人发现马克思也曾炒过股票，从而为开放股票市场提供了合法性一样，至少也为探春等人的承包制提供了理论依据。朱夫子是什么人？朱夫子即大名鼎鼎的朱熹先生，他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是“当代”的“孔孟之道”，也算是圣人之徒。本回目后有注云：清刻本《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卷二十一《庭训》中有《不自弃》一篇；又有注云，或说此文为托名之作，并非朱熹所著。在清钱泳《履园丛话》卷七中，又有唐权文公(权德舆，字载之)也有《不自弃》的说法。总而言之，、她们的做法，至少是圣人或者古人“曾经指出”了的。仅仅为了控制公子小姐的些许开支、日常花费，薛宝钗何必搬出圣人之训、古人之言呢？李纨嘲笑她热衷“对讲学问”，她解嘲道：“若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正是因为上升到“曾经指出”的理论高度，才有了“由此可见”的现实合理，这样，在老爷、太太那里才好交待。

《不自弃》有云：“顽如石而有攻玉之用，毒如蛇而有和药之需。粪其秽矣，施之发田则五谷赖之秀实；灰既冷矣，俾之洗擀则衣裳赖之以精洁。食龟之肉，甲可遗也，南人用之以占年；食鹅之肉，毛可弃也，峒民缝之以御腊。类而推之，则天下无弃物矣。”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夫天下之物，皆物也。而物有一节之可取，且不为世之所弃，可谓人而不如物乎！”

顽石、毒蛇、龟甲、鹅毛乃至秽粪、冷灰这些看来毫无价值、本属垃圾的东西，都有使用价值，人们又岂可暴殄天物？如果不能做到“物尽其用”，岂非“人而不如物乎”！这一理论似乎是“与时俱进”的，不仅符合“节约型社会”的要求，甚至具有发展“循环经济”的意思。任何关于“社会”建设的方案，都可以视为一项改革。探春主政之始，蠲除哥们儿的学杂费，停发姑娘们的脂粉钱，如果说改革这类重复开支，尚属于俭省节支的范畴，那么，她要在大观园进行的承包制，则属于开源节流了。按照“天下无弃物”的思想进行的改革，并不涉及荣府的整个管理体制，列入“节约型社会”规划的，只有大观园中的花卉竹木、菜蔬稻稗、禽鸟兔鹿之类。改革的范围有限，从而也就减少了改革的阻力。这个“三人小组”在设计改革方案时，倒是费了不少脑筋，甚至可以说考虑得相当周密。在经营上，老祝(谐音“竹”)妈管竹林，老田妈管稻田，老叶妈管蘅芜院与怡红院长叶的花木，……为实行承包制，曹雪芹先生因事设“人”，且专业对口，自无不妥；在分配上，探春小姐不仅包产到户，而且实行利益共享，以最大限度地惠及众人；在经费上，减少管理层次，避免层层盘剥，财权局部独立，以减少既得利益者设置的阻力。然而，探春的努力，改革的效果，未见多么辉煌，整个荣国府倒是“从兹后，步步下坡路”。

由此可见，这种立足“物质不灭”、“物尽其用”思路的改革，并不能挽救贾府的危局。贾府上下，主子们骄奢淫逸，奴才们尔虞我诈，即就王熙凤这个荣国府实际上的掌权人来说，骄横跋扈，贪赃枉法，终于导致大观园被朝廷抄检。荣宁二府“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岂天意乎，非人事也”，岂是节省几个脂粉小钱、减少区区竹木之费，所能挽回的。P1-4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年轻时看书读到这样的话，觉得跟“晓行夜宿”一样，不过是套话，而今触目却不免心动，多少感慨尽在其中。一晃，我参与编花城版的杂文年选就是第五年了！

五年间，以杂文观之，有不变者，在本集中还有数篇是为讲真话的权利鼓与呼的，读来令人百感交集。如，1949年以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时间最长、“文革”初被赐名“阎王”予以打倒的陆定一，他的儿子陆德记录的他的政治遗言《要让孩子上学 要让人民讲话》；历史学者杨天石的《说真话真难》，叙及陈云以党内元老之尊在1977年初的党内会议上讲真话也上不了会议简报；而阅遍新中国沧桑的诗人邵燕祥的新作《试论假话未必不可讲》，并非为唱反调而唱反调，他实在阐明一种政治伦理——不仅区分言说的私域与公域、善意与恶意，而且提醒我们区分言论自由与不自由的语境。如果我们作为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的言论自由没有保障，说“真话”(如揭发师友)未必好过说假话。笑蜀的《“互联网执政”反衬媒体悲哀》，则揭示了互联网中国特色的背后意蕴；曾颖的《挡镜头的就是坏人》表明，三岁的小儿女就懂得阻挡言路的人是坏人，可是这样的“坏人”不仅有权力挡住言说的“镜头”，有时甚至还可以夺走你的摄像机，打你，关你。

——反过来说，这是隐晦曲折的杂文仍然繁荣的社会条件吗？面对山西窑奴事件，网友“等闲之辈”克制满腔怒火，写下了《对山西奴工事件负责，(我枉称国家主人)引咎辞职声明！》这是曲笔。拙作《我向受暴雨重创的济南人民道歉》写作的真实背景是，地方当局对那场雨灾讳莫如深，不仅无人向死难者道歉、无人引咎辞职，还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留了网上发帖谈论雨灾的女子“红钻帝国”，驱散了燃烛悼念罹难者的市民。有权者可以这么做，直言抨击却很难在媒体发表。

以杂文观之，前述文章能发表，毕竟是言说空间有所扩大的产物；另一方面，与时弊俱荣的杂文“繁荣”也表明中国的病相愈发沉重了。湖北高考满分作文《母语之殇》，不免偏激；网友“白衣方振眉”的《中国十大令人寒心的冷笑话》、沙叶新先生的《警惕腐败黑帮化》，则是新闻“集锦”加评点；他们说的都可能只是令人不快的一面，与高唱“海晏河清”的“盛世”赞歌相反的一面，却也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现实侧面，表现了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和真挚的爱国情怀。

今年的选本里，有一些重大历史关节点和事件的纪念文章。如王小波辞世十周年之际，长平撰写的《纪念王小波争做自由人》，傅国涌的《蒋经国与台湾“解严”》，胡平的《还记得昂拉克吗？》，张心阳的《俄罗斯人怀的什么旧？》等。遗憾的是，值此“反右”五十周年、“文革”结束三十周年(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之际，编者未能选收一篇有分量的相关纪念短文。

也有一些“纪录”个人生活经历和由个人生活感受生发的随笔体杂文。《一个农民矿工的遗书》，五味杂陈，催人泪下也发人深省；郝斌生的《“刁民”是怎样炼成的》，阿敏的《机关里的琐碎事》，陈大超的《韩石山的痛苦与窝囊》，老作家张扬的《“看病方便”》，以及刘齐略有“典型化”的《跟坏小子合作》、汪强虚拟的《“个别人”自述》，都或庄或谐地揭示了我们生活中的悖谬。

今年的选本最值得一读的也许是那些思辨性的文章。

或者直接表达自己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思考。如，俞可平脍炙人口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朱学勤的《我们的精神锚地在哪里？》，孙立平的《放下体制性的虚荣》，童大焕的《仇穷正在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陷阱》，王义桅的《中国更应关注大国的衰落》，熊培云的《从成功学泛滥看物欲是一种什么病》……

或者对我们长期习焉不察的话语和观点提出振聋发聩的质疑。如，朱铁志的《“政治高度”是什么高度？》，吴兴人的《“群众”是什么意思？》，刘洪波的《一个成就叫“养活”》，赵宗彪的《招安有什么不好？》……

或者竞是心静如天池、心明如朗月的读书人的“得意”之言。如，谢泳的《(随想录)里为何无一处提到毛泽东？》，骆玉明的《猪八戒买棺材》(今年《嘹望东方周刊》上作者读《西游记》的系列短章，在我看来胜过所有同类读古典名著的文章，比央视《百家论坛》的红人们都有智慧有独见)，朱伟的《勾践与夫差》，狄马讲民权与温和革命的变体读书笔记《狙公之死》，姜奇平古今杂糅的《孟子谈“发帖实名制”》……在这个人欲横流的时代，有这样一批读书种子，殊为难得。

以上说不上是导读，连文章分类也很粗疏随意，许多精彩的篇什没有提及。比如，窃以为，这个选本中最有味的一篇是梁文道先生的《世界上最有名的地址》。英国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我们都在媒体里听过看过，可是谁也没有讲出梁文的微言大义。这种文章虽短却需有过人的学养和智慧。再如梁小斌的《我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忏悔》，其坦诚令人钦敬。其他如，香港特首曾荫权的演讲稿《做好呢(这)份工》，刘瑜的《敌人的权利》，卓勇良的《尊重所有人是前提》，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再三吟味的佳作。

最后，从选本中刀尔登的读书随笔《韩愈：载不动这许多道》引申开去说几句。

人贵有自知之明，不要自欺欺人把自己打扮成圣贤，以真理的出品人和道德裁判者(或者真理卫士、道德宪兵)自居。写文章、演说，不妨旗帜鲜明、是非分明、爱憎分明，但要明白这只是一种辩论时对垒的技术需要，不要当真以为自己什么都对，对人大施语言暴力。

时至今日，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被歪曲的鲁迅。他在中山大学欢迎会上发表演讲时，曾明确谢绝“战士”和“革命家”的称号。他就是一个同情革命的作家和文化名人。至于文章中用“战士”、“猛士”之类词，那只是比喻意义上的。“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意即，然而我还是没料到当局及其帮凶竟会卑劣凶残到这种地步)”这句表达激愤的话，被剥离了语境，成了一些人振振有辞的座右铭，将之理解为对人对事心怀猜疑和敌意，这是一种很可怕的误解。类似的还有“痛打落水狗”、“一个也不宽恕”这样的“狠话”，都是有特定语境的，不能作为我们的处世格言。愿我们这些杂文作者知今是而昨非，多些正气和大气，告别暴戾之气。

至于对付某些投机者、伪斗士、假道学、假基督徒，让我们记住“世故老人”鲁迅的话：他在1934年6月21日的一封信中说，“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则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若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我现在得了妙法，是谣言不辩，诬蔑不洗，只管自己做事，而顺便中，则偶刺之。”如今对网民詈骂，甚至连“偶刺之”也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