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历代学规文献中分门别类地辑录了数百条古人有关明道重志、修德立诚、隆师取友、读书治学的嘉言懿行，加以注释和今译，注文通达平稳，内容涵盖广博，是一部较好的大众读物。

本书集我国古代学规文献之精华，是一部面向大众的普通读物。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古代学规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本书共分七个部分，从历代学规文献中分门别类地辑录了数百条古人有关明道重志、修德立诚、隆师取友、读书治学的嘉言懿行，加以注释和今译，注文通达平稳，内容涵盖广博，是一部较好的大众读物。

前言 中国古代学规说略

第一章 明道重志

1．“君子之为学也，明道救世”

2．“仁者安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3．“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4．“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

第二章修德立诚

1．修身进德

2．诚信恭俭

3．宽厚爱人

4．节操自守

5．君子慎独

6．自省自励

7．迁善改过

8．约之以礼

第三章隆师取友

1．隆师取友

2．“不师吾何以成”

3．“友直友谅友多闻”

4．“虚而善受，逊志敏求”

第四章专一有恒

1．“君子之学贵乎一”

2．“精勤以恒”

3．“为学须是谨严”

4．“爱日惜阴”

第五章学问思辨

1．学贵自得

2．“慎思明辨”

3．“质疑问难”

4．“探新创发”

第六章广博专深

1．“学贵专精”

2．闻博知明

3．循序渐进

4．融会贯通

第七章注重实践

1．知行相资

2．学以致用

3．注重实践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我国古代学者十分重视明道立志与读书治学的关系。

首先，历代学者认为明道是读书治学的目的和根本。孔子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1]古代学者读书治学的目的在于修养自己的道德学问，而现代学者的目的在于炫耀自己，以邀虚名。又如扬雄指出：“大人之学也为道，小人之学也为利。”[2]同样是读书治学，有的人用来讲明道德学问，有的人却用来猎取功名利禄。可见为学本身并非目的，它可以被用来“为人”、 “为己”、 “明道”、“取利”，目的各有不同。

由于人们读书治学的出发点不同，其结果必然是“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各自踏上不同的求学轨道。目的光明磊落，学习态度端正的，便会结出好的道德学问果实，即韩愈所谓“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哗”。[1]反之，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态度不端正，尽管学习卖力，也会不得其所，甚至适成其恶。所以“为学之道，贵端始基”，[2]“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3]人们要想使学习步入正轨，首先就得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忽视这一根本，读书治学必定走上邪路。难怪理学家张履祥在《初学备忘》中，郑重其事地告诫求学者：“读书岂是徒要识字，记故事而已，只要讲明事物之理，而求以赴之，大小各得其宜。……若事物不以经心，万卷何益?”

其次，古代学者认为立志是为学的动力。宋儒张载指出：“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4]明儒王守仁也说：“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劳苦无成矣。”[5]清儒杨绳武则进一步指明：“若立志不高，委琐龌龊之见缠绕于胸中，他日即有造就，亦自卑隘。”[6]古代学者的这些论述，集中阐明了一个道理，即为学能否树立雄心壮志直接关系到读书治学的成败得失。因此，为学必须树立远大的志向与理想。“志不强者智不达”，没有雄心壮志，学习就会失去前进的动力。

为学要立志，但是应该立什么样的志，才能引导和推动读书治学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对此古代学者指出：p1-2

时代的步履已跨越21世纪的门槛，现代文明不断创造出辉煌成就，上天入地，呼风唤雨，世界统一市场建立、全息式信息迅速传递等昔日的遐想，都渐次演为活生生的现实。然而，现代化带来的并非单向式的进步，而是善恶并举、苦乐同行、创生与毁灭双至的“俱分进化”过程，正所谓：“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扬雄《太玄赋》)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诸层面，今人都患着不轻的“现代病”，面临着若干不易突破的困局。此间的人类尤需反思，神交古人，听取历史这位导师的谆谆教诲，借重昔时积淀的智慧。

作为人类智慧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智慧，不仅是中国人的财富，而且也为域外所借重：《易经》成为德人莱布尼茨创立二进位制数学的启示，而二进制正是电子计算机的运作原理；《老子》的“有生于无”哲言为西方建筑大师提供了灵感源泉；《三国演义》是日本企业家从事商战的教材；美军将帅在海湾战争中星夜披阅《孙子兵法》，“声东击西”是其赢得胜算的谋略……外人研习中华智慧并取得实绩，使国人闻之而怦然心动——难道我们不应当以双倍的热情、更高的灵性，继承、发扬先辈智慧，以推动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创造新的业绩吗!

出于以上思考，本丛书试图介绍“中华智慧之集萃”，以为时贤提供参考。

何谓“智慧”?狭义的“智誊’约指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聪明、才智，与“贤德”相对称，故有“智性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分野。有些思想史家把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称之为“智性文化”，把中国文化称之为“德性文化”。这当然是从东西文化关注的侧重点之异而立论的，并非说希腊不讲德性，中国不讲智性。我以为，区分“智性之知”与“德性之知”确有必要，如果两相混淆，则知识论与道德论便混为一谈，然而，强作两分，把二者割裂开来，又有悖人类精神的整体性。本丛书所介绍的“智慧”，并不全然限于狭义智慧，而涉及广义智慧，或曰“大智慧”，包举才与德，兼容智与贤。如此议“智慧”，或许更切近中华文化的本真面貌：中华智慧不限于“智性之知”，还包含“德性之知”，追求二者的统一，偏执一面、陷入偏锋者则每遭诟病——多智而无德者(如曹操)被斥为“狡智”的“奸雄”；有德性追求却丧失智性者(如宋襄公)则被视为不足取的蠢才，这两类人都不是中华智慧的代表。中国人所推崇的文化英雄(如周公、姜子牙、诸葛亮)都是智者与贤人的整合，是仁、智、勇的统一体。从此种“大智慧”视角方可逼近中华智慧的真髓。

何谓“集萃”?本丛书并非论著的集成，而是编者从“中华智慧”涉及的各个侧面(如立身做人的德行准则、处世创业的韬略谋划、莘莘学子的学规、官吏奉守的箴言，乃至生态平衡、家训要义、养生之道，等等)，分别纂集中华古典的相关精粹，并加以条贯、诠释。读者诸君手持一卷，春诵夏弦，即可获得中华智慧某一方面的概要；若通览诸册，则可观照中华智慧的大貌。当然，如欲升堂人室，摘取智慧之果，则不仅需要“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因为大智慧的获得，是人生践履的结果，需要从知、行两方面潜心努力。编者愿与读者诸君共同循流探源，寻觅中华智慧的真谛，并虚心汲纳各种异域智慧，相互比较、彼此观摩，以求得在现代文明地基上的整合与涵化，达成中华智慧的创造性发挥。

我国古代的学规文献，自宋迄清至为繁富，本书作为面向大众的资料性读物，‘仅从影响较大的百余种学规、讲义及斋铭中辑出数百条，依其性质，分门别类加以编排。为收沟古通今之效，本书在最后定稿前又从历代经、史、子、集中补辑了近百条古人立志、修身、治学的嘉言懿行分置于有关各类之中。

本书中先秦至唐的条目，因文字艰奥，不易卒读，不得不详为注译。但诸多版本，校对互异，历来解释极不一致，因此只能选择切合情理而文义可通者详加注明；宋元明清诸条，文字大多显豁，故注译略少。

本书由鲁毅编写，鲁薇、李翔翥、方鹏、张凤莲也承担了部分注译任务与校对工作。在成书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主编冯天瑜师以及学友郭莹、何晓明、周积明等同志的指导与帮助，这是本书能够最终完稿的重要条件。

限于编者水平，在古籍版本的选择，条目的取舍、分类，以及点校、注译等方面，难免多有臆解、非是之处，尚祈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是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