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中国文坛上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物。他集政治家、学者、作家于一身，以激情澎湃、大开风气的文章，为转折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股不可抵挡的洪流。他留下的1400余万字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史学、哲学、法学、社会经济学、新闻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本书是国学大师梁启超的佛学巨著，是全面了解佛学文化的首选读本。本书包括中国佛法沿革说略，印度佛教与佛陀时代，佛教之初输入，佛教与西域，佛学经典等内容。本书见解独到，内容深刻，是研究佛学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书。

据梁启超自述，他是在十九岁那年开始从康有为接受佛学启蒙教育的，自此之后，他便与佛典结上不解之缘。尽管他常说自己“夙根浅薄”、“信心不起”，但他对佛学的研究，始终不附，并且和他的政治思想一致，达则以化学兼善天下，究则以佛学独善其身。

第一部分 栖心内典

梁氏佛学思想概述

人生哲学的思想基础

佛教救世思想

佛教史研究

佛教哲学研究

第二部分 举扬宗教

无宗教思想则无统一

无宗教思想则无希望

无宗教思想则无解脱

无宗教思想则无忌惮

无宗教思想则无魄力

正信与迷信

至诚

理性与情感

信仰是神圣

第三部分 佛教诸说

佛教为圆满的宗教

佛教是国学的第二泉源

佛教为中道的宗教

佛教为实践的宗教

佛教为如实的宗教

佛教为医学的宗教l

佛教为哲学的宗教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

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独善

佛教之信仰乃人世而非厌世

佛教之信仰乃无量而非有限

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别

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

第四部分 法海泛舟

诸受皆苦

处世

无我之一

无我之二

色蕴

受蕴

想蕴

行蕴

识蕴

业

业的类别

轮回

因缘

正观业果

无常

解脱与涅槃

我见

养心

三界惟心

因果

第五部分 象教西来

释迦牟尼佛

印度护法人王

中国佛史

佛法何故能行于中国且至东晋而始盛耶

唐以后何故无佛学耶

南北朝佛教

江南佛教

佛道之争

略说禅宗

略说华严

略说天台

略说唯识

佛图澄

释道安

鸠摩罗什

玄奘

慧远

第六部分 妙法莲花

佛典翻译对中国文学之影响

中国文学的革命

佛典与中国古典小说

译经之始

去国行

壮别

志未酬

水调歌头

台湾竹枝词

自励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一方面强调以教治民，以教立国，另一方面对佛教进行理性的分析、取舍和改造，这又是梁启超前期佛学的主要特点。他说佛教信仰乃智信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人世非出世，乃平等非差别，乃自立非他力，或者说“佛门只有世间、出世间二法。出世间者，当伏处深山，运水搬柴，终日止食一粒米，以苦其身，修成善果，再来投胎人世以普渡众生。若不能忍此苦，便当修世间法，五伦五常，无一不做到极处”②。充分表现了围绕救世问题而对佛教进行改造利用的特点。这一改造，使梁氏的佛学思想似佛非佛，非佛似佛，在理论上似乎有某种不确定性，但做为他感情上的终极依托——人世、改良社会、普渡众生——决不是似是而非的。恰恰相反，它是深刻而又鲜明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当他东渡日本，游历欧美时，这种感情上的终极依托，并未因政治上的失意而稍减，他常表示‘牺牲一身觉天下，以此发心度众生”③；即使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他仍然在强调佛教在巩固“共和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用佛法附会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思想，宣传变官制、求民权的政治纲领，大讲“应用佛学”、‘世间佛学”“的确表现了中国人的特质”④，要建立以信仰为内驱力，以“尽性主义”为核心的东方人生哲学，从而实现宗教救国的目的。不过，其实，他的佛学思想的重心已经随着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转向，悄没声息地开始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了。

可以这样说，中国知识份子“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精神，在梁启超身上表现得同样鲜明、深刻。他不同于政客文吏，也有别于工农商贾，始终关心的是‘‘形而上”的问题，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理解、阐发事物的一般规律和普遍性上。条件允许则兼善天下，奔走呼号，把那种忧患意识变为使命感，表现为对社会的责任和理想的践履：条件不允许则独善其身，俯案而作，超然于社会之上，致力于学术研究，表现为对文化的自由创作和个体自由人格的追求。1908年，当由他发起并主持的，以立宪救国为宗旨的政闻社，被清政府查禁之后，他便专心从事于著述了。梁启超在给政闻社骨干徐佛苏的一封信中说：“日来已屏百事，专务著述。”①其实他虽然还没有下定决心，从政治漩涡中超脱出来，但变法的失败，以及与革命派思想上的较量，已经使他感到历史潮流对他那立宪思想的冲击。“社会之恩我不为不厚，此身唯有奉献政治界耳”，但“时机未熟，再养晦以待之可也”。他曾希望在经济界谋一出路，作为实现这一目的“法门”，但“小试小败”，“大试大败”，故“专从立著述”②，一则养晦待时，二也是出于生计所迫。可见，这时他虽然还坚持献身于政界，即坚持救世或兼善天下的观念，但条件已经不允许他做此选择，中国知识份子的另一条出路，已经走到了他的脚下。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又使他看到了实现其政治愿望的曙光，便和康有为一起，详为谋画，希望利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扰革党”③，认为这是立宪救国的大好时机。所以当袁世凯出而组阁，聘请他做法律副大臣时，他坚持不就，并提出了“虚君共和”的方案，结果又归于失败。民国建立之后，尽管他在北洋政府相继任司法总长、制币局总裁，但从总的方面来看，民国的国体与他那共和不如立宪，立宪不如开明君主专制的思想大相径庭，他的理想践履已成画饼，各种计划多沦为空想，且又目睹国事、党事无望，用他自己的话说，“纯系他方面政治原因”①，对实现他的政治目的已经彻底失望了。故再次“杜门养晦”，“示隐退之意”②，力辞各种职务，决心“与政治绝缘，欲专从事于社会教育”③和学术研究。至此完成了由献身政治到致力于文化的转变过程。当然，这种转变只是思想表层的变化，而心理深层的东西不是轻易就可以改变的。前者不过是以政治活动直接参与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壮举，从佛学这方面讲就是舍身救世；后者则是以文化介入整个社会，从改造国民性入手，表现为治心度人的悲愿。可见，作为感情的终极依托形式——救世思想始终盘据在他的意识深层，并制约着其思想表层的变化。也就是说，潜藏在他心底的宗教情绪，始终影响并规定着他的政治态度和社会活动，这是需要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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