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华同志原是我的中国古代史博士研究生,他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史论》,以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的关系为主攻方向,做了许多前人所没有深入探索过的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工作。他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关系的演变过程,重点从纵向上讨论儒、墨、道、法四家士人与政治的发展与演变,从横向上比较山东与秦国士人对待政治的不同处理方式以及造成的不同政治结果,写成这部二十万字的专著。这篇学位论文在评审、答辩时,曾得到前辈专家学者们的肯定评价,现在经过作者一年多的修改,终于和读者见面了,相信它是会受到读者欢迎的。
春秋战国这段复杂多变的历史,自古以来,为历代先秦史家们所关注、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在,又提出士人与政治关系这一新课题,独辟蹊径,难度较大。王长华同志在这部专著中,显示了他广阔的视野和缜密的笔力;但,这项新课题,毕竟涉及面广,富有独创性,书中有些论述不免显得粗疏,如:兵家与政治的关系,春秋战国政治对士人施加影响的确切情况及变化等,还需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好在作者对此已有认识。这就是此后改进、提高的基础。我在此殷切希望他今后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科研成果。
作为相对独立的一段特殊的历史,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次出现在统一格局之后的“乱”世。所谓“乱”是指周王朝自西周初年以来的严密统治开始被打破,礼乐征伐渐次由天子而诸侯,由诸侯而大夫,由大夫而家臣,这一时代特征史称之为:礼坏乐崩,王室衰微。然而,也就是在这一“乱”世之中,包括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在内的社会各个方面,却因此而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看问题,士阶层的崛起和活跃,更是这一时期历史的重大变化和重要收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士人阶层的崛起与活跃,遂使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增加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也因此使这一时期的历史从整体上增加了深度和魅力。
围绕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人阶层和士人群体,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实在很多,所涉及的范围也十分广泛。就笔者目力所见。学术界已刊布的重要研究成果,前有从历史演进角度讨论古代士之起源的顾颉刚先生的《武士与文士之蜕化》Ⅲ,近年来又有从文化史角度立论的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和从社会史角度展开讨论的刘泽华先生的《士人与社会》相继问世。前圣和时贤的诸多研究成果为我们展现了古代士人研究的广阔思路,也同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资取镜的借鉴。但是,即使如此,中国古代士人研究,特别是对先秦士人研究仍有可置喙者。我们认为,从官府散人民间,而又从民间回到官府,是春秋战国士人从整体上展现出的一个历史走向,也同时是他们共同走过的一段心路历程。在这个历时性的行进过程中,暗含着的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共时性问题,那就是士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我们看来,如果不绕弯子、不兜圈子,径直以此一问题立论,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各主要学派士人由点到面的描述和分析,同时兼采前圣和时贤的方法与思路,就可以作到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立体地展示和说明春秋战国士人在这二三百年间所经历过的精神流程,并且透过士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理想和现实立场选、择的变化,映现那个时代的政治变化及其后果。这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一论题的真实想法所在。当然,选择讨论问题的基点虽与前人不同,但讨论的展开却仍然不得不从最基础性的问题人手。
一、士人崛起的历史因缘
追溯古代士的起源,顾颉刚先生断定“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的说法所指陈的,仅仅是一个大体可信的事实轮廓,且不说由“武”向“文”的变迁需要作更细致、充分的论证,即使仅仅证成古代之士起源于武士,也需要更为可靠的文字训诂根据。据古文字学者的考证,士字构形所像为武器,其初义表示兵刑,并引申为职掌兵刑的身份官称。西周金文及先秦文献记录有职掌兵刑狱讼的官称为“士”或“司士”,用的就是士字的最初语义。士作为掌兵刑狱讼的官名的语义进一步引申,就成为担任官职者的泛称。春秋金文中常见“诸士”、“士庶子”等,“士”即泛指任官者。士既为官称,遂演变为官爵。由初义表示兵刑,到引申为掌刑狱的官称,并进而演变为官爵名,这是士字语义在先秦时代的演进历程。此外,士字还有三种语义:一是军士,二是男子之称,三是有才能者的通称。这三种语义在西周至战国的金文中也可找到证据。
与士字语义的演进相类似,士在西周至春秋末年的历史变迁中,其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顾炎武曾说:“武王作《酒诰》之书日:‘妹上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此谓农也……又日:‘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则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春秋以前,周王朝中的有职之士,或担任武士以保卫社稷,如《晏子·内篇·谏下》说:“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或在天子、诸侯的宫廷和行政机构中担任职事官吏,如《国语·周语上》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韩诗外传》则说:“大夫擅官,士保职。”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当时在周王室中供职的士就有宫正、宫伯等几十种之多,而《周礼·地官·司徒》所记士在基层行政机构中任职的名目之多就更难胜数了。上述两项之外,还有一部分士是担任了卿大夫的邑宰和家臣,为卿大夫管理采邑和家族的,这也是于史有征的历史事实。
从上述士人任职的情况看,不管是担任保卫王室职责的武士,还是担任王室及诸侯的行政职事,以及做卿大夫的邑宰和家臣,就其任职的性质而言,无疑都属于服务性的。在宗法制度严格的西周社会里,任职的这种服务性自然与士本身在宗法秩序中的附属性处境有关,而士人的附属性处境又内在地成为其任职服务性的根据,这是当时士人生存的外在限制之一。外在限制之二,由于士主要担任自上而下各级官方机构中的职事,限于职业的需要,士人所学习和掌握的也必须是实用化、工具化的知识。P1-3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社会历史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各大地区的社会经济先后迅速发展,政治军事上出现五霸七雄之争;特别是广大士人阶层,顺应社会历史的巨变,更有儒、墨、道、法百家争鸣,显示着中华民族学术思想文化空前的生机和活力,为后代学者们所尊崇、敬慕,引起持久的憧憬和热烈研究的兴趣。
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发生如此急剧的社会变革,我们在注意其社会经济这一重要的基本因素研究的同时,自必注意社会政治思想因素,特别是其中有关当时社会上士人与政治思想的关系。对这次急剧社会变革所起影响的研究。因此,以往。在春秋战国史的研究中,自然地会引发起有关士人研究的种种话题。就近代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顾颉刚先生在其《史林杂识初编》一书中,就有题为《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专文,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专门讨论中国古代士人问题的较早著述。到80年代中期,围绕此一论题,又有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和刘泽华的《士人与社会》,先后面世。至此,有关中国古代史中之士阶层这一课题的研究,引起当前史学界的重视;尤其是近几年来,正在不断地开拓深入,已成为普遍认可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论题范围。当然,士人问题的专题研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尚处草创阶段,其中涉及不少前人所少为涉及过的新问题,如果能下功夫深入钻研下去,一定能开拓出新的局面来的。
王长华同志原是我的中国古代史博士研究生,他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史论》,以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的关系为主攻方向,做了许多前人所没有深入探索过的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工作。他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关系的演变过程,重点从纵向上讨论儒、墨、道、法四家士人与政治的发展与演变,从横向上比较山东与秦国士人对待政治的不同处理方式以及造成的不同政治结果,写成这部二十万字的专著。这篇学位论文在评审、答辩时,曾得到前辈专家学者们的肯定评价,现在经过作者一年多的修改,即将出版,相信它是会受到读者欢迎的。
作为这本论文的指导教师和最早的读者,我对它所做出的成就是肯定的。我认为这部专著多有独到之处。首先,是它把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士人,在思想文化方面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虽然不能说完全是士人关心政治的结果,但是其中的许多问题都与士人关心政治有关。因此,以士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立论,正抓住了春秋战国士人精神的关键。其次。是它选择学术史角度展开问题。正像作者所界定的,本书中讨论的主要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士。研究文士与政治的关系,其切入点在学术思想,从学术思想清理、学术史发展角度人手,在结合其生平事迹考察的基础上,给予士人以社会角色定位和政治立场还原,这在方法上是妥当的,也是能够达到预期目的的。再次,是它的区域政治文化比较。从全书的结构看,其中对儒、墨、道、法四家士人与政治关系的描述属于纵向开展。在第五章中,作者把山东士人和秦国士人与政治关系进行比较,又立意要作区域间横向的平行比较研究,这是一个新颖的框架设计。不仅如此,在我国先秦史研究中,要进行这种区域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确是个新课题,难度是较大的,但我相信这一具有创新意义的探讨,会引起读者的注目和兴趣的。 春秋战国这段复杂多变的历史,自古以来,为历代先秦史家们所关注、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在,又提出士人与政治关系这一新课题,独辟蹊径,难度较大。王长华同志在这部专著中,显示了他广阔的视野和缜密的笔力;但,这项新课题,毕竟涉及面广,富有独创性,书中有些论述不免显得粗疏,如:兵家与政治的关系,春秋战国政治对士人施加影响的确切情况及变化等。还需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好在作者对此已有认识,这就是此后改进、提高的基础。我在此殷切希望他今后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科研成果。时代在前进,学无止境,王长华同志的这部专著有所疏误处,还请史学界和广大读者们费神检验,多多教正。
1997年3月于沪西丽娃河畔怡然斋
这本小书原本是我的博士论文,199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转眼十年过去了,然而至今我还十分怀念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胡小静先生、王有为先生和李远涛先生的亲切交往。一个人一生中有很多关口,经历这些关口需要朋友的帮助。1997年我刚刚博士毕业,在急需朋友帮助的时候而得到了上述朋友及时而无私的帮助,这使我终生难忘。十年过后的今天,这本小书世面上已很难见到,但不时仍有朋友来电来函以书相索,遂有了此书新版的契机。此次拙著得以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要特别感谢邓子平先生和郝建国先生,没有两位朋友的精心策划和辛勤工作,这次新版是不可能的。遥想十年前,导师吴泽先生抱病为关门弟子的著述撰写序言,彼时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而今师生却两界永隔,不禁黯然。是为记。
王长华
2007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