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5月29日，印度诗人、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泰戈尔在鲜花和掌声的簇拥下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泰戈尔对中国的友好之情在上海第一次讲演时就表露无疑：“我相信你们的前途有一个伟大的将来，也就是亚洲的将来，我盼望那一天你们的民族兴起，表现你们内在的精神，那是我们共有荣华的一桩盛业。”然而，他不断强调的“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的论调在当时一批以救亡图存、科学救国为宗旨的中国知识分子眼中无异于一种不抵抗主义、一种亡国奴哲学。于是，一场围绕泰戈尔的文化大论争在中国文化界拉开了序幕……

1924年，印度诗人、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泰戈尔访问中国，重新使早就中断的中印文化交流活动焕发活力。他的到来在中国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满腔热诚地欢迎，有人严肃尖刻地批评，一时间中国学界出现了一场激烈而影响深远的大争论。本书选取了泰戈尔来华的精彩讲演和国内针对泰戈尔的各种论争文章。这些文章今天读来，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和警醒意义。

序 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 孙宜学

泰戈尔来华讲演精华

 东方与西方之警醒——过缅甸时对华侨的讲演

 诗人的使命——在上海的第一次谈话

 从友爱上寻光明的路——在杭州各界欢迎会上的讲演

 东方文明之危机——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上的讲演

 东方文明之发扬——在南京东南大学的讲演

 中国与印度是兄弟——在济南各界欢迎会上的露天讲演

 创办和平之乡学校的历史——在北京英美协会欢迎会上的讲演

 爱为济世良方——游北海时对中外人士的讲演

 东西文化之精髓——在北京法源寺的讲演

 我的诗人生涯——在北京海军联社的讲演

 人类第三期之世界——在北京雩坛的讲演

 中国画之观感——在北京画界同志会欢迎会上的讲演

 你们要远离物质主义的毒害——在清华大学的讲演

 余之革命精神——对北京青年的第一次公开讲演

 巨人之统治及扑灭”巨人”——对北京青年的第二次公开讲演

 东西文化之批判——在北京的最后讲演

 佛教与东方文化——关于佛教的谈话

 我之教育方法——在汉口辅德中学的讲演

 友谊的记忆——告别词

泰戈尔来华论争文精华

 台莪尔氏之人生观 钱智修

 台莪尔与东西文化之批判 胡愈之

 与印度泰谷尔谈话 冯友兰

 太戈尔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瞿世英

 太戈尔的艺术观 郑振铎

 太戈尔之“诗与哲学”观 张闻天

 太戈尔对于印度和世界的使命 张闻天

 太戈尔学说概观 王希和

 欢迎太戈尔 郑振铎

 泰戈尔来华 徐志摩

 太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 王统照

 太戈尔来华的我见 郭沫若

 泰果尔批评 闻一多

 对于台戈尔的希望 茅盾

 过去的人——太戈尔 瞿秋白

 太谷尔思想之背景 简又文讲，何志新记

 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 陈独秀

 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 梁启超

 教育家的太戈尔 杜元载

 太戈尔与东方文化 茅盾

 一个研究宗教史的人对于泰戈尔该怎样想呢 江绍原

 泰戈尔 徐志摩

 个人对于泰戈尔之感想 陆懋德

 一个研究文学史的人对于贵推该怎样想呢 林语堂

 吃牛肉茶的泰戈尔 林语堂

后记

今天是我欢喜的日子，我多多地感谢你们把我从遥远的印度请到你们的国里，这真是我的难得福气。我有几句供认的话对你们讲。最初我接到你们邀我的信，我心里很踌躇。我从书本上看到关于你们的宗教与习惯的种种不同的说法，我认不清哪一家的话是对的。我心里想：“他们要我去究竟存什么盼望，我去时又有什么好消息带给他们?”

年前我心里只是迟疑不决的，屡次展缓我的行期，一半固然为我的身体不健，但是老实说，一半也为是决断不下。正在那个时候，春天到了，我们的春天比你们的来得早。我本来打算坐定一时着手我的演讲，因为用英文讲我是要预备的。但是春光来了，诗人也有了他的感召。一天一天的，乐调来到我的心里，自然地形成了新鲜的诗歌，我不由得忘却了我自以为应尽的责任。

但是我那时还是满怀的不自在，像这样地白费光阴，什么事也没有做成，只做什么无聊的诗歌，我如何对得起中国盼望我的朋友。但是你们当然也明知道诗人是决不会履行什么职务的。诗人的职务如其有，也无非是开张着他的乐器，擒拿住太空中生命的秘密的颤动，调谱他的先觉的妙乐。是的，诗人的用途，只在生命苏醒的俄顷，他来朗声的布告，虽则人们还不会觉察，河里的坚冰已经渐次地苏解，严敛的肃杀的冷酷的寒冬已经无形地消隐。它的无情的冰链曾经封锁住整个的世界，恫吓爱和暖的人群，蛰居在紧闭的户内。紧闭的门户快开放了，现在春天已经来到。

我信托你们一定体谅我的怠惰，体谅我的放弃责任。那时我心里忽然会悟，也许你们的邀请与春风的感召只是同一的消息，你们自己当年潇洒的诗人还不是一样地在春风里举杯自醉，他们也何尝记得他们的职务?我也只得荒废我的职务，我愿意放弃你们的尊敬，取得你们的钟爱与姑息。在其余的国内，我就不敢想望这样的优容，因为他们从不放松他们严厉的督饬，他们是丝毫不容假借的，所以我为顾全自己起见，也只得兢兢地尽我的责任，忘怀我的诗神。

我方才说过，诗人们的使命是在钩探空中无声的音乐，启示梦境似的微妙的色彩，鼓舞理想的信仰与努力，像春风似的，带来消息，私语怀疑的人间，不久便有绚烂的花朝。

现代的世界上多的是缺乏信仰的人们。他们不知道信仰是创造的势力，不知道对于一个伟大的未来的信仰自身就会创造个未来。没有信仰，你就不认识机会，你就容易错过机会。有信仰的人们曾经产生过他们伟大的文明。顾虑与怀疑只是滋生无益的争讧，真文化的建设者只是有信仰的人们，他们有的是不存猜疑的童真，他们是梦人。

这创造的天才，你们可以在你们的历史里看出，凭着信仰的真诚永远向前进取，不问阻碍与限度。现代所谓怀疑派的批评，恰只能摧毁，不能生产任何的果实。所以朋友们，来吧，认定我们标准，再不必游移我们的信仰，我们处在一个紧要的时期，这是所有的民族结合的时期。现代的流血与苦痛是不能容许的，我们人类的灵魂在烦恼中想望和平，厌倦了争竞与扰攘的生活。我们都盼望这件大事的实现，现在有的是可喜的机兆。你们这次邀我来到中国，便是一个凭证。在这几百年间来打扰你们平安的门庭的，无非是商人与兵士与种种不讨欢喜的宾客，但你们从不曾想着到外邦去邀请诗人。今天我竟然到了你们的中间。这不是一件大事吗?——不是对我个人人格的礼貌，这是遭逢新纪元的春光的敬意。所以你们更不必问我带来什么消息。从前的人们曾经用白鸽传递音信，在这争战的世纪的人们，也一般地宝贵他们的羽翼，但他们恰不再珍异他们云外的翱翔，他们只是利用他们来增加血流的分量。所以你们千万不可利用诗人们来传布消息。

我的希冀只在共同你们新来生命的动荡，共同你们的想望与欢欣，我求你们容许我的参加。我不是一个哲学家，你们只须当我诗人看待。在你们的心里替我预备着一个地位，不要在公开的讲坛上安置高座。我只求得你们的心，我要你们的情爱，不叫辜负这难得的时机。我相信你们的前途有一个伟大的将来，也就是亚洲的将来，我盼望那一天你们的民族兴起，表现你们内在的精神，那是我们共有荣华的一桩盛业。

我并没有夸张过分的种族感情，我同时也不蔑视传统的价值。我记得千年前那一天印度献给你们的情爱，契结了不朽的友谊。这层亲族的关系，我盼望还是在着，在东方民族的心灵里深深地隐着。在这千年内我们往来的道上也许满长了蔓草，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往来的踪迹。我们共同的事业就在祛除我们胸膈间壅积着的杂欲，再来沟通这名贵的情感的交流。我想起我们的祖先怎样地排除万难做成的伟业，我不由得不期望现在的你们的中间也有伟大的梦想者奋起，凭着友爱的使命，征服了一切的乖异，填平所有崎岖。亚洲有的是伟大的梦想者，他们曾经用他们情爱的甜露，遍洒在苦辛的人间。现在时期又到了，我们正在期望着这样的梦想的露面，重新这大洲的使命再发祥一度的光华，贯彻天空里层累的恶云，光照着生命的途径，那才值得我们的欢欣与自负。

——原载《小说月报》，第15卷第8号，1924年8月10日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抵达上海。在此之前，徐志摩、王统照等人已从北京先来到上海，做好了一切接待准备工作。徐志摩还在11日下午1点在上海自治学院作了一次讲演，介绍泰戈尔的基本学说。而上海的《申报》、北京的《晨报》、天津的《大公报》等大报也争相对泰戈尔即将抵达的消息作了报道，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热烈、紧张气氛。

13日下午2点，上海自治学院、讲学社、中国公学、文学研究会等团体借慕尔鸣路三十七号张君劢家草坪，专为欢迎泰戈尔准备了一次茶话会。草坪上用桃柳树枝围成一个半圆形，中间放置着专为泰戈尔准备的红绒沙发。在沙发后面，排列着许多高大的盆花，就像一道屏障环绕着中间的沙发。参加这次茶话会的中外人士有一百多人，欢迎者早早地来到会场等侯。但因为泰戈尔参加之前印度人为他准备的欢迎会时间过久，直到下午4点半，他才在徐志摩的陪同下到场。当身穿褐色衣服、戴着棕色布帽、银须飘飘的老诗人从汽车里走下来的时候，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而泰戈尔则合掌表示感谢。

茶话会首先由张君劢用英语致欢迎词，然后是泰戈尔站起来发表了自己到中国后的第一次正式公开谈话。美中不足的是，会场外有人散发传单反对泰戈尔。(P5-8)

进入20世纪，一向闭关锁国的中国被迫慢慢敞开了大门，中外文化、文学的交流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恢复、丰富起来，拜伦、雨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杜威、罗素……在中国人面前打开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印度诗人、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泰戈尔就是在这股潮流中访问了中国，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外国作家，他的来访重新使早就中断的中印文化交流焕发活力。泰戈尔是抱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访华的，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伴随着一连串的误解的不愉快的交流，是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在今天的人看来仍不免为这些误解而深表遗憾。

上篇 翻译介绍

泰戈尔与中国的这次文化交流，是由他访华前中国文化界对其思想和作品的翻译介绍拉开序幕的。这一序幕大致分三个阶段徐徐拉开。

(一)

泰戈尔与中国的最早接触，开始于“五四”前后，这与他在1913年以英译的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直接关系。因为他的获奖，不仅印度人感到欢欣鼓舞，实际上整个亚洲都在为此载歌载舞——这毕竟是亚洲人第一次获得如此高的世界荣誉。

在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在欧洲就已经获得了不少赞誉，得奖后不久，欧洲就掀起了盛况空前的“泰戈尔热”。而泰戈尔也频繁地被邀请到欧洲和美洲各国巡回演讲，到处宣传东方的精神文明。所到之处，万人称颂，一路鲜花和掌声。一时间，《吉檀迦利》成为欧洲最畅销的书。而英国女王也适时地授予泰戈尔爵士称号，锦上添花。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后，诗人对欧洲感到了失望，于是转而把拯救世界的希望寄托在美国和日本，并对这两个国家进行了多次访问。1914年之后，欧洲兴起的这股“泰戈尔热”传到了日本。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两个主要影响源就是欧洲和日本，在这两个源头处兴起的这股“泰戈尔热”不会不影响到当时在国内或国外的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而泰戈尔作为亚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必然让作为邻邦的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在翻译介绍他和他的作品时自然也就增添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据笔者掌握的材料，中国最早介绍泰戈尔的生平和思想的文章是1913年《东方杂志》(第10卷第4号)上发表的钱智修的文章《台莪尔之人生观》。该文介绍了泰戈尔的基本哲学思想，如关于痛苦、快乐、爱情的看法，并说泰戈尔思想的基本核心是“人类之趋向，由恶而驯至于善而已”。泰戈尔主张人们应该过一种“献身于理想、献身于国家、献身于人类之福利者”的生活，“台氏所谓善之生活，即人类全体之生活者”，“泰戈尔属于那种明知快乐而避之者，明知苦痛而求之者”，认为只有这样，人的生活才能获得较高的价值。文章盛赞了泰戈尔在生活和创作上那种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文章还附有一幅泰戈尔的像。而让人欣慰又不解的是，中国这第一篇介绍泰戈尔的文章，实际上远远比后来的一些只知道赞扬或批评的文章更全面，更有价值。

从1915年起，泰戈尔的作品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1915年10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发表了陈独秀用文言翻译的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以《赞歌》为题，署名为达噶尔著。在“注”中陈独秀这样介绍泰戈尔：“达噶尔，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诺贝尔和平奖金，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其中除了把文学奖误当作和平奖外，其他介绍基本上是中肯的。

……

当然，在欢迎或批判的人群里，并非没有对泰戈尔文艺作品的分析与研究。欢迎者如徐志摩就不用说了，批评者如沈泽民也倾心承认：“台戈尔作为一个文学家是不错的，我们不能否认他的价值。他的诗如《园丁集》、《飞鸟集》等，含着温柔舒暇的南方情调；他的文如《人格论》、《人生之实现》等，证明他是一个最优秀的Stylist(文体家。——编者注)；他的小说和戏曲，我虽没有仔细读过，可是就我读过的讲，确是值得介绍给中国青年的一种读物。”只不过与对泰戈尔作为哲学家的思想的探讨相比，国内对他作为文学家的身份关注较少而已。这并非因为他们无力谈这个问题或不重视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基本承认泰戈尔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但也有人对此存在异议，代表者为闻一多。他在《泰果尔的批评》一文中就深刻地批评了泰戈尔诗的哲理性压倒了艺术性，认为他的诗的最大缺憾是“没有把捉到现实”，“他的艺术实在平庸得很”，“泰果尔的诗是清淡，然而太清谈，清淡到空虚了；泰果尔的诗是秀丽，然而太秀丽。秀丽到纤弱了”。但这样针对泰戈尔作品的批评毕竟太少了，大多数注意到泰戈尔作品的人多采取沈泽民的态度：“然而我们今天不是问这些事情，我们是问台戈尔的思想，对于今日的中国青年是否要得。”

实际上，泰戈尔对中国一直是怀着深情的，他一直是以满腔的同情和亲情在关注着中国。他反对战争，反对盲目崇拜物质进步的声音，他对中国人民发出的声音是亲切友善的，他希望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一起为迎接新时代的春天而共同努力，就像他在上海的第一次谈话中所说的：“我的希冀只在共同你们新来生命的动荡，共同你们的想望与欢欣。我求你们容许我的参加。我不是一个哲学家，你们只须当我诗人看待。在你们的心里替我预备着一个地位，不要在公开的讲坛上安置高座。我只求得你们的心，我要你们的情爱，不叫辜负这难得的时机。我相信你们的前途有一个伟大的将来，也就是亚洲的将来，我盼望那一天你们的民族兴起，表现你们内在的精神，那是我们共有荣华的一桩盛业。”实际上，泰戈尔不但在访华时是这样说的，他对中国一直是这样的态度。从这一点上说，当国内一些批判者把那些只有对敌人才说的话都泼到这位慈怀善心的好人身上时，我们这些后来者也难免感到难为情。

泰戈尔的这次来华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的争论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事件。这次论争也是当时国内正深入开展的新与旧、中与西文化论争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论争促进了中印两国思想、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加深了国人对东、西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泰戈尔来华引起的争论，实际上也涉及到如何对待外来文化、文学这个中外文化、文学交流的根本性问题，其意义远远超出泰戈尔与中国，印度文化、文学与中国文化、文学的关系问题。这次争论的成败得失，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外文化、文学关系，不失为一个可贵的参照。

开始注意泰戈尔与中国交往的历史资料，始自1998年，主要是想弄清为什么一位好心的诗人，到了以好客闻名的中国，却受到那么多莫名其妙的委屈。后来到处翻查已经泛黄的旧期刊杂志，资料自然是越堆越厚，有时随手翻阅着眼前的旧杂志，会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泰戈尔当时实在不应该到中国来。我决定把眼前的这些资料编辑成册，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念头”梳理清楚，让更多的人知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在各种思潮如百川归海般奔涌咆哮、人们的思想如风驰电掣般突飞猛进的时代，发生了泰戈尔与中国思想文化界之间的这次深以为憾的误会。而这种误会在当时“求贤若渴”的中国，则又是相当普遍的事，杜威来如此，萧伯纳来也是如此。

本以为已拥有丰富的资料，再做这件事应该不会太难，但一旦真正动手做起来，才发现不是件容易事。主要问题是要通过对原始材料的梳理、安排，说清楚这样一个“念头”，并且还得包含很多潜在的背景资料，这更难。因为泰戈尔来华引起的论争实际上牵涉到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很多问题，必须对当时中国文化界的情况比较了解才行，对参加论争者，如徐志摩、梁启超、陈独秀等人的观点和相关背景更要有细致的研究和了解。之后，我特别写了一篇比较长的序，把泰戈尔来华前后的背景和欢迎者、批判者的心理动机作了大致的交代。读者若联系这篇文章看全书，就应该能明白我想说清的这个“念头。”

为了突出泰戈尔来华前后引发的争论，我将全书分成两部分：一、泰戈尔来华讲演精华；二、泰戈尔来华论争文精华，收录了国内文化界对泰戈尔来访而对其的研究和论争文章。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收录的文章界限，以20世纪初至1949年止。本书所收集的都是原始文献，除对个别明显的错误进行了校改外，一律原汁原味，保持原貌。但因当时的文章多是半文言，这对现在的读者来说，特别是对年轻读者来说恐怕有点强人所难，尤其是泰戈尔来华的演说，但若把这些演说重新翻译成白话文，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会失掉这些话所表达出的当时的特殊氛围。这是我所不愿意的。

安徽教育出版社的编辑高瞻远瞩，敏锐地看到了这些泛黄资料的学术价值，让人感佩其伯乐之功。能够让这些历史资料得以重新面世，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也是中国学术界的大幸。

当然，由于编者学识和篇幅的限制，编选中肯定会存在一些错误和疏漏，望专家和读者指正。

2007年5月于上海

每想起风吹着流苏飘动的时候，便使我理想中得着中国文化的很深的印象，以为中国是一个奇异的浪漫的国家。早想亲来一游，却到今天才成事实。

——泰戈尔

我们所以加倍地欢迎泰戈尔来华，因为他那高超和谐的人格，可以给我们不可计量的慰安，可以开发我们原来淤塞的心灵泉源，可以指示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标准，可以纠正现代狂放恣纵的反常行为，可以摩挲我们想见古人的忧心，可以消平我们过渡时期张皇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扩大同情与爱心，可以引导我们入完全的梦境。

——徐志摩

我们绝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也不欢迎创造了诗的灵的乐园的泰戈尔；我们欢迎的，是实行农民运动(虽然他的农民运动的方法是我们所反对的)、高唱“跟随着光明”的泰戈尔！

——茅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