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抱怨说，穆勒的《自传》几乎完全不具备给文学增添魅力的品质。当然，比起任何可比之作，此书更称得上是一次完全的智力演练。实质上，此书记录了穆勒信心的发展历程，以其谦恭简洁感动得我们不得不承认其魅力。

穆勒的这本《自传》，着重记录了他早年独特的学习方式、思想学说的形成过程、写作和社会活动的经历等。本书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和细腻描写的生活，基本上是个人思想与周围人事的实录，但真切地记录了一代伟人的真实故事和高尚情操。

本书作者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年)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也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他的著作很多，本书是他的最后一本著作。

在本书中，他详细地记录了自己童年时期的独特的学习方式和自己思想学说的形成过程，同时重点介绍了自己的写作和宣传活动，并对一些颇具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精辟独到的见解。

总之，《约翰·穆勒自传》如实地叙述了穆勒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英国社会和政治的历史，对于研究穆勒的学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前言

第1章 童年及早期教育(1806～1819年)

第2章 少年时期父亲对我的影响(1813～1821年)

第3章 受教育末期及自学初期(1821～1823年)

第4章 青年时期的工作(1823～1828年)

第5章 成长中的危机与进步(1826～1832年)

第6章 重大转折(1830～1840年)

第7章 此后生活概述(1840～1870年)

附录 未曾出版的演说稿

 知识的用处

 英国宪法

 可完美性

 反对斯特林的演说稿

 教会

 世俗教育

中英文人名对照表

译后记

少年时期父亲对我的影响(1813～1821年)

与任何人的教育一样，在我的教育中，道德影响是重要之最，却也是复杂之至，用任何方法都很难完全细述。要详述自己早年性格形成的环境，这是没有希望之事，在此我只限于叙述一些主要之事，这些主要之事是我所受教育的真实记录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从小就在没有通常所谓的宗教信仰的环境下中长大。受教于苏格兰长老会教义的父亲，通过他自己的研究和思索，很早就反对《启示录》的信仰和通常所谓的“自然教”的基本原则。我曾听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思想的转折点在于读了巴特勒的《类推法》。说到此书，父亲总是充满敬意，他说此书使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相信基督教的神圣权威；此书向他证明，要让人相信《旧约》和《新约》出自或记载一位极其英明和善良之神有很大的困难，而要人相信具有此种品格的神必定是造物主也有同样的甚至更大的困难。父亲认为，巴特勒的论点对他所反对的对手而言是结论性的。那些承认宇宙存在着一位既全能又公正仁慈的造物主和统治者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反基督教之辞，要么他们至少会以同样的力量来进行自我反驳。因此，父亲在自然神论中找不到栖息之地，由此他一直处于困惑之中；毫无疑问，经过多次的思想斗争，他只好相信万物之源是不可知的。这是他见解中唯一正确的论述；他把武断的无神论看成是荒唐的，正如大多数被世人视为是无神论者的人也把神看成是荒诞的那样。这些细节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表明了他之所以对所有称为宗教信仰的东西的排斥，并不是像许多人猜想的那样主要是因为逻辑和证据；而是因为道德和理智，其中道德的成分还更多一些。他认为，这样一个充满邪恶的世界是一位集无限力量和慈善正义于一身的造物主的杰作，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对于这个明显的自相矛盾，人们企图以难以捉摸性来蒙蔽自己，而他的才智却摒弃了这样的难以捉摸性。关于古也门人即摩尼教徒的善恶原则的理论，即为统治宇宙而相互斗争的理论，父亲不是同样地横加指责；我曾听他说，他为我们的时代竟无人复兴这个理论而感到吃惊。他宁愿视它为纯粹的假设，而不认为它有腐蚀心灵的影响。鉴于此，他对通常意义上的宗教的反感与柳克丽霞斯的反感性质一样。他认为宗教不是纯粹的精神错觉引起的感觉，而是巨大的道德恶行。他视宗教为道德的最大敌人，首先，它树立了虚假的美德，如与人类的幸福无关的笃信教义、虔诚的感情和宗教礼仪，让人们以这些替代真正的美德；但最重要的是，宗教从根本上破坏道德的标准；把执行神的意愿看作是道德标准，大肆地吹捧神，但事实上又把神描绘得极其可恨。我曾听他多次说到，所有的时代和民族都把它们的神描绘成邪恶的东西，并且持续上升，一点点增加，一直达到人类所能设想的极端的邪恶顶点，然后称之为神，拜倒在它的面前。他认为这种极端的邪恶就包含在通常授予人类的基督教义里，(他过去常说)想想一个会制造地狱的神——他以绝对正确的先见创造了人类，因而他预谋使人类中的大多数人遭受永恒和可怕的折磨。我相信，这样的时期即将到来，那时这种崇拜对象的可怕认识就不再与基督教义相符；那时所有有道德善恶之分的人都会像我父亲那样对这种可怕的认识气愤无比。与任何人一样，父亲清楚地知道基督教徒一般不会受到基督教教义固有的道德败坏的影响；从教义的方式或程度来看，也许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同样的思想倦怠，理性屈从于恐惧、希望和慈爱，使他们接受含有条件矛盾的理论，使他们看不到这种理论的逻辑后果。就是这种顺从使人类在同一时间相信自相矛盾的事物。很少人从他们所接受的作为真理的东西中得出不是他们的情感给他们提出的推论。大部分的人对万能的地狱造物主深信不疑，但他们没有把这个造物主与他们所能形成的至善的最佳认识统一起来。他们崇拜的不是恶魔(他们所想象的这样的神实际上就是恶魔)，而是他们自己的美德理想。不幸的是，这种信仰使这个理想处于非常低的地位，并使所有有志于提高其地位的思想遭到了最顽固的抵抗。教徒们在每个使思想纯化和提高美德标准的思想训练面前畏缩不前，因为他们觉得(即使他们当时没有清楚地明白)这样的标准将与许多天道相抵触，与许多他们习惯视为基督教义的东西相冲突。结果，德行仍然是盲目的传统，没有一贯的原则，甚至也没有一贯的感情来引导它。(P30-P33)

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抱怨说，穆勒的《自传》几乎完全不具备给文学增添魅力的品质。当然，比起任何可比之作，此书更称得上是一次完全的智力演练。除了几页叙述与其妻相关之事外，此书毫不涉及人类的情感，如爱情或友情。甚至人们也这样评价他最亲密的朋友，就像一位作家受人之托为死者撰写讣告一样。穆勒既善良体贴、惹人喜欢，又踌躇满志；与莫利公爵一样，他在创业初期就竭尽全力追求自己的理想，但是这些在他书中却很少提及。实质上，此书记录了穆勒信心的发展历程。它没有纽曼的《呐喊》有不可抗拒的神奇魔力；又不像吉本的《自传》那么生动地描述了作者本人；也不像特罗洛普的自我描述，以其谦恭简洁感动得我们不得不承认其魅力。

但是，尽管如此，穆勒的《自传》却记录了19世纪英国思想史上的头等大事。首先，正如自传的主题本身，此书详细地记录了一次伟大的教育尝试；虽然这次尝试在大多数人读来像是中世纪的受难记录，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这次尝试的价值。其次，此书阐述了边沁学派的纲领和影响；除了边沁本人，穆勒是这个学派最杰出的成员。它比任何作品都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边沁主义不能满足19世纪后期英国的需要以及为什么T．H．格林在1870年以后认为穆勒是社会哲学方面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在我看来，它描绘了一幅令人信服又具魅力的图画，这幅画展现了一群热血青年如何让困惑的一代接受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现在得以普及完全归功于他们全心全意不懈的努力。它揭示了这个学派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英国史上，这个学派所取得的成就的广度和努力的程度无人可以媲美。它表明了柏拉图所推崇的生命高度该如何与真正的幸福结合起来。它表现了如何普及学说，没有几个专门推广学说的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很显然，虽然它缺少那种使伟大的自传如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成为世界文学不可缺少一部分的自我分析的能力，但是对于那些渴望了解促使伟大运动成功的力量的人却不能忽略它。

这本自传写于穆勒一生的最后五年，即1868年他在议会失利之后，因此从此书本身来看，此书大部分写于1870年。我们没有拿到穆勒的完整手稿。他的继女海伦·泰勒得到了他遗赠的手稿，她在穆勒逝世不久之后就将其出版。从出版的版本可以明显地看出她对穆勒的手稿进行了删减；但是1922年在索思比书店出售的是包括《自传》在内的穆勒的所有遗稿。在检查了他的完整手稿之后，我断定已出版的页数比穆勒留下的少了六页左右。这些删减的部分主要是关于穆勒与他父亲及与他妻子之间的关系。由于我无法从完整手稿的当前所有人那里得到许可，以出版穆勒的完整手稿，因此目前的这个版本只是对海伦。泰勒那个普通版本的再版。

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出售的稿件中，也包括了许多穆勒未曾面世的演说稿。这些演说稿由穆勒本人一字不漏地写下来。除了两篇，其它的演说稿都写于1825～1830年；如《自传》所述，这六年是穆勒思想活动十分活跃的时期。他与边沁合作编写了《司法证据的理论基础》，又与他父亲一起编写了《政治经济学要义》；正如他所告诉我们的，后者完全是基于他和他父亲对这个问题的日常讨论之上。他本人的独立著作始于1822年；而第一篇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章则写于1825年，这是一篇发表在《议会历史与评论》上的论1825年的商业危机和论货币争论的文章。因此，这些演说稿代表着穆勒开始懂得自己的实力，并试着表达自己独立的见解。我从中精选了六篇在这里出版。除了头尾两篇外，这几篇演说稿都是穆勒在伦敦辩论学会上的发言。这个学会由经济学家J．R．麦卡洛奇提议成立的，包括了众多的成员，如普雷德、麦考利、瑟尔沃尔、塞缪尔·威尔伯福斯和穆勒本人。这些演说稿由穆勒精心地保存下来，并且每篇都备有演讲的年份和场合。

从我手头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很显然这些辩论激起了穆勒的浓厚兴趣。他在《自传》中提到这些争论在他的生命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作为伦敦辩论学会的秘书，他习惯把要发言的稿子全文先写下来。他详细地记下辩论的内容，似乎还相当坚定地使用他的答复权。他们对辩论的兴趣如此之大，以致格罗特或查尔斯·奥斯汀写字条给穆勒，邀请他下一个星期天去布莱克赫斯的格罗特家中作进一步的讨论，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一些讨论的摘要就写在这些字条的背面。他们辩论的话题很广，包括了文学的现状、拜伦的影响所产生的灾难性质(对此问题他站在肯定的一边)、人口问题、历史的使用问题、大学教育和联合政府等较典型的问题。这些辩论给穆勒本人留下了如此美好的回忆，因此看来值得把这些辩论的只言片语印出来。

此外，这些演说稿的保存有趣地证明了：穆勒对收藏所有启发他生命和思想的文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休．埃利奥特先生把他的书信分成两大卷出版；但是这些只是穆勒认为那些值得收藏的文件的一小部分。其它现存的还包括了一些他的约克郡和湖之乡之行的日记；据我所知，这些日记包含了详细、精确的植物学方面的资料。他还非常详细地记下了自己早年时期的生活方式；任何人只要读过亚历山大·贝恩编写的穆勒精选集，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穆勒早年的生活方式。他还会知道一些有时被世人遗忘的事，如穆勒年轻时并不忘记学习音乐和舞蹈。也许值得一提的是，穆勒还是位小说爱好者，这一点穆勒从不提及。我从莫利爵士那里得知，很少人像穆勒那么喜欢或经常地拜读《匹克威克外传》和《大卫·科波菲尔》；和所有真正崇拜狄更斯的人一样，他也忠诚于尼克尔比夫人。

在穆勒过世后的五十年里，没有一位教师曾提及过他对其同代人思想的影响是多么地有益深远!格林先生周围确实聚集了一批诚挚的有识之士，但是他的声音却未能冲破大学的围墙。我们的时代也涌现了一大批相互竞争的倡导者，但是他们却未能起到像穆勒那么广泛的作用。穆勒经常接触新观点，对不公之事义愤填膺，性情广泛又耐心无限；这些品质代表了他那个时代最美好的东西，他也因此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他跨越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所必须摆脱的艰难困苦和逼人服从的环境。边沁等功利主义者竭尽全力想毁灭穆勒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因为他估计个人主义将是人类的最佳品质。他们对手的理论体系如此平庸狭窄，足以让一个伟大的民族感到耻辱。那些渴望恰当评价穆勒的人必须记住，在穆勒着手干事业之时，选举权仍未改革，教育仍未普及，大学仍是教会特权的保留地，而工会则缠身于密谋通过一项利己的法令。现在，这些状况已或多或少地得到改善。人们在政治言论方面得到了新的尊重。我们社会里存在的邪恶事物正面临着既具对抗性又具决定性的挑战。可以正确地说，穆勒预见了大部分已发生的社会进化；除了达尔文外，他比任何思想家都更关注这个进化的到来。

假如人们没有认识到穆勒思想的形成是来自多么广泛的影响，那么他们就不能真正懂得穆勒。包括边沁和詹姆斯·穆勒在内，科尔里奇、圣西门、孔德和托克维尔等人像数条支流一起汇入穆勒这个中心海洋。结果是，在一段教义狭隘的时期，他区别于那种折衷主义的本性，这种本性往往是最具影响力人物的特征。他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但他却比任何人都更谴责民主的罪恶；他是一位个人主义者，但他却比任何人都更仇视过度的自由放任。正如卡莱尔所透彻理解的，他最终是个神秘主义者，但他却比任何人都更无情地揭露了教会主义的危险与荒谬。他最关心的是人类思想境界的提高；归根结底，这是他所有作品的出发点。这种关心有助于他以冷静的头脑讨论经济问题和审查他的逻辑基础；它也同样解释了他对普及教育和捍卫女权主义充满热情的缘由；它是他每次攻击那些不公正对待美国奴隶或爱尔兰农民的背后动机。事实上，和伯克一样，他身上总跳动着一颗义愤的同情心，这种品质是他性情中最高尚的元素之一；即使当社会的进展慢得令人心碎时，他仍保持着乐观的精神；这种品质和这种精神一起向世人宣告了他的所说所写。在他去世后的五十年里，这种品质赋予了他大部分的猜想以预言性；它起到了既警告又激励的作用。如他曾在某处所说的，它意味着，假如你懂得一大批人都热忱地反对一小部分人的利己之利，那么你有权自信地等待好结果。但是它也意味着，这种结果并不是某人在一生的时间内就能等来的。历史的巨大变化是不可觉察的细微变化逐步积累的结果。从社会的最终构成来看，人类适应新要求的努力在所有努力当中是最缓慢的。但是我们有适应新要求的能力；鉴于此，穆勒发现我们还有希望的权利。

他并不是一个体系的缔造者。不同于他父亲或边沁那样的思想，他的思想对新思潮的反应过于迅速，因而未能获得体系形成所需要的有力纲要。然而，他在自己作品中强调的某些论点肯定是不会错的。像所有的功利主义者一样，他认识到制度对于其控制下的社会的巨大重要性。他懂得制度的成立必须通过人类的努力，因此他也强调立法的重要性。穆勒绝不是政治上的虚无主义者，他赞成义务教育、合法限制劳动时间、国家资助科学研究、政府控制公共事务及援助穷困人群。他从实际经验中得出教训，个人之间无限制的利益之争不可能缔造一个良好有序的联邦。国家支持边沁，也支持穆勒，他们是干涉和防止邪恶的私利破坏社会权力机器的巨大储备力。我们决不能忽视穆勒在这方面一直强调合作的意义。这位圣西门的学生曾说过，劳资关系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一种奴役的形式。他认为有可能——甚至有必要——以合作的方针重组这个国家的各行各业。如果在这种最高的条件下，即工人像公民那样受到教育，那么工人在工业上和政治上都同样能管理自己。

这就是穆勒重复提到的要紧之事。他经常蔑视英国生活中的智力标准，因为他坚决主张，“如果明白教育的真正意义的话，那么教育不仅是主要的而且是唯一的拯救办法”。教育的这种意义就是使人认识到，“人类教育的主要部分在于他们经常性的事务”。像亚当·斯密一样，他懂得：除非整个环境本身是一种道德和精神的训练，否则工业体系越复杂，大多数的公民越不能成为有创造力的公民。他认识到不可能对19世纪中叶的工业环境提出这样的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被迫成为机器的照看者，他们根本不可能充分地利用文明的财富。穆勒的要求是协商建立全面的激励责任制，这样至少最终可以在公民中发现持久的力量。如果一支部队要到战场上履行职责，每个士兵必须觉得这支部队就是他的代表；假如他一辈子注定要成为一个无人注意、一味接受命令的人，而他的职责就是不假思索地服从命令，那么他永远得不到那种归属感。毫无疑问，我们应该从不同的方面来阐释穆勒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实践，一方面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新问题，另一方面又加深了我们的认识：只要专制主义主宰着工业领域，民主政治的公民权利的实质就不能显示出来。虽然私人企业的局限性经常盘绕在穆勒的脑海中，但是他过世后出版的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尽管零零散散，也可以证明：他发现社会主义中较极端的观点与社会的利益不相容。

穆勒的个人主义就要放到这种经济背景下去理解，而且认识到它不是机械的个人主义对于理解它是至关重要的。穆勒关心的是公民应该有机会全面展现最佳的自我。实际上，这与他强调的两点有相似之义：其一，多样化的重要性；其二，人们心中有一块社会组织所不能也不应该进入的保留地。为了这个目标，他把社会组织基于信仰自由之上；信仰如此广泛，就连极其古怪的加冕典礼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为了这个目标，他也热忱地拥护诸如黑尔此类的体系，此类体系在于保护少数人不受传统势力和多数势力的麻痹作用。他一直思索的伟大目标是个人的思想活力应该创造不同的利益；把这些利益送到千家万户也是一个民主国家所要达到的目标。或许，我们应该从不同的方面看待穆勒的问题；半个世纪的经历使我们更加坚决地强调：个人主义的保留程度取决于社会控制的积极性质。但是，和任何人一样，穆勒也拥有崇高的理想：对于个性突出价值的认识如此珍贵，以致任何制度都不能贬低这样的认识。正如伯克曾经所说的，穆勒的方法也许是把义务变为疑惑；但是，人类的公共福利肯定比我们所能认识的更加取决于说服人们不要混淆常规制度与社会组织的最高原则的程度。

当然，和任何人一样，穆勒也未能摆脱那个时代的精神困扰。显而易见，他对边沁主义批评者的让步破坏了这个主义的根基。他认为经济价值的理论是完美无缺的；杰文斯和门格奋起论证了科学假设的不稳定性。他的心理学著作现在读来使人觉得有点忧郁，因为哈特利和联想主义者都未能保持当年他们的值得骄傲的地位。很显然，他所说的代议政制比实际上所能证明的更加简单；菲茨詹姆斯·斯蒂芬使自由信仰的理论在保守者看来几乎毫无逻辑。当然，必须承认的是，穆勒的作品中缺少那种只有一流的文学著作才具有的永久性。随着岁月的流逝，政治性的著作肯定比其它的著作更容易受到岁月的消蚀。时代在改变，人们以新的方式回答问题。然而必须记住的是，穆勒的评论者所遇到的困难大部分是穆勒自身对生活复杂性感悟的结果；部分是他们接受穆勒作品影响的结果。比起穆勒，现代经济学家也许使用一种更精良的方法，但是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却很少表达同样丰富的见解。现代逻辑学家拥有一种无比精密和灵敏的工具，但是正是那些性质使其作品难以理解，因而产生的教育意义不及穆勒的作品。因为穆勒的写作传统和今天不同了；毕竟这是对评论分析的最后回答。

关于穆勒最真实又恰当的言辞已由他最亲密的追随者莫利公爵说出。莫利公爵说：“对他的尊敬成为人类自尊的一个要素。”根据最终的估计，没有人会怀疑，穆勒提高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高度，这是他的同代人中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的。他一直关注基本的问题；他总是使这些问题通俗易懂又生动有趣。作为他著作中最为不朽的最后一部，《自传》像任何一部记录为社会公共利益作出持续贡献的文学作品一样的高尚。他所涉及之处，全部一目了然。很少人像他那样精力充沛地坚持着道德标准!没有人像他那样热忱地追求着正义!当然，人无完人，他也有一定的缺点。例如，与卢梭相比，他的情感之火似乎烧得苍白无力，但是卢梭深入人心之处，穆勒提高了其思想境界。和任何人一样，他高举着理性之灯，这盏灯由于他的存在而发出更加璀璨之光!英国思想史上记录着像霍布斯和休谟这样的伟人，他们的作品流传得更广泛；也记录着像边沁这样的伟人，他的影响更直接深远。但是很少人像穆勒那样杰出地启迪他们时代的传统!也没有人像穆勒那样作出如此辉煌或几乎无瑕的贡献!

哈罗德·拉斯基

伦敦经济和政治科学学院

本书作者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年)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也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有《逻辑学体系》(1843年)、《论政治经济学中若干未解决的问题》(1844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论自由》(1859年)、《论述和讨论》四卷(1859～1875年)、《代议政治论》(1861年)、《功利主义》(1863年)及《论妇女的从属地位》(1869年)等。本书是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书中，他详细地记录了自己童年时期的独特的学习方式和自己思想学说的形成过程，同时重点介绍了自己的写作和宣传活动，并对一些颇具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精辟独到的见解。总之，《约翰·穆勒自传》如实地叙述了穆勒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英国社会和政治的历史，对于研究穆勒的学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的家人给予了热情的关怀、支持和帮助。我的导师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潘红教授，对本书的翻译给予了热切的鼓励，她对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激励着我对学术的追求，在此，我向她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意。郑丽平、陈昊、郑德和、郑爱金和苏郑熙等人的鼎力支持，令我十分感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苏场波先生不辞辛苦，帮我打出了本译著的全部初稿，并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衷心感谢华夏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他们对本译著的出版给予了支持，特别感谢华夏出版社经济编辑部主任陈小兰女士，她自始至终以极大的耐心为我答疑解惑，对本书的翻译给予了热切的鼓励和宝贵的指导；感谢编辑姬利敏女士的辛劳和帮助。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难免疏中有漏，敬请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译者

2007年4月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