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民俗文化大国,民俗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民俗,笼统地说,是指广大民众的风俗习惯。作为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沟通着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象征着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研究民俗文化,无论是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还是保持当今高速发展的工业社会与传统民族文化之间的和谐统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论文集的内容,是围绕福州民俗文化及海峡两岸民俗文化的比较而展开的,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对全国以至海外的读者认识福州、了解福州的民俗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素有“海滨邹鲁”之称的福州,依山傍水,人杰地灵,是一座环境优美、历史悠久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两千多年的沉淀和锤炼,福州人民不仅为中华民族灿烂的古近代文明作出了积极贡献,也创造了多元和独特的民俗文化。“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正是福州民俗文化的真实写照。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由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创造和不断发展的,其具有浅显易懂的文字形式,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潜移默化的教育功效,影响面广,生命力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深受百姓喜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愉悦身心,陶冶情操,规范行为,促进三个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已经发挥和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摘要:福州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既植根于中华大地,又离不开福州本身的地理和历史,也离不开周围的影响。它和整个福州文化一样,源流主要是古闽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和海文化。
关键词:福州 民俗文化 源流
民俗文化来自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就是说,凡有人类,则渐有群,而群中多数人的行为、爱好、语言、习惯,常于经年累月、不知不觉中,相演相嬗,而成为一种风俗,即民俗。
民俗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如自然条件、历史发展的影响,还有宗教观念、宗教情绪及宗教生活的影响等。反过来,民俗又一定程度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所以,民俗文化研究在打造文化强市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民俗包括的范围十分广范,有生活习俗、生产习俗、礼仪习俗、社交习俗,时令习俗,以至道德风尚、民间信仰等等。通俗地说,凡衣、食、住、行、婚、丧、喜、庆皆属于民俗。福州的民俗丰富多彩,其中有淳朴而生动的,有浪漫而美妙的,有现实而功效的,有神秘而怪异的,当然也有愚昧而可笑的。研究民俗文化不仅要去粗取精,而且要探古研今,古为今用。
“古今风俗,皆有渊源。”福州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既植根于中华大地,又离不开福州本身的地理和历史,也离不开周围的影响。它和整个福州文化一样,源流主要是古闽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和海文化。
一、古闽文化
福州先秦时期的历史,是闽族和闽文化发展的历史。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证明,闽族是福州地区地地道道的土著先民。他们就是壳丘头、昙石山的主人。
位于平潭县平原乡南垄村的壳丘头遗址,是福州乃至福建全省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5500—6500年。当时先民的生产习俗主要依靠讨海,辅以农耕和狩猎。闽侯县甘蔗镇恒心村的昙石山遗址,则是中国东南地区典型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代表着闽族先民的民族社会文化,距今4000—5500年。当时先民已进入原始农耕生产,辅以狩猎、捕捞,同时掌握了原始纺织技术;而且几何纹陶进一步成熟。这里相当于先秦典籍与古代方志上记载的闽族或“七闽”活动的区域。“闽”最早见于《周礼》的“夏官”、“秋官”,它作为一个方国与族群,出现于中国东南方,其存在比浙江的“越”更早。他们以蛇作为图腾来崇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闽,东南越,蛇种。”指的就是这个。蛇的崇拜与龙的崇拜并不相同。这应该是“闽”的原始民俗文化;还有“拔牙”的习俗和喝汤的爱好。这些都给后代留下了影响。至今福州地区乡村还有蛇王庙;闽菜菜谱中还特重于汤。
二、吴越文化
《史记》和《汉书》上都记载:战国中期(公元前334年),越王勾践六世孙无疆被楚威王打败,越国瓦解,越王族分散在江南海边,各踞一隅,有的称王,有的称君,其中一支航海南奔入闽,同原有土著的闽族人结合,成为“闽越族”,也称“闽越人”。《春秋集览》云:“越人居闽地,故并称闽越地。”越人人闽,带来了吴越文化。这对福州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民俗文化也不例外。
从生产习俗看,春秋战国时代吴越的水稻种植很盛。《吴越春秋·勾践外传》说:“春种八谷,夏长而养,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又说:“留意省察,谨除苗秽,秽除苗盛。”说明当时不仅水稻的品种多样,而且田间管理精细。而史书记载,西汉初期,闽越人的生活,已是“饭稻羹鱼”,“无饥馑之患”。同样的,春秋、战国时代,吴越已成为丝绸之乡,户养家蚕。吴国季札到郑国拜访子声,赠送的礼品便是精美的丝织缟带;勾践自吴归国后,“使国中男女人山采葛”,由女工织成“黄丝之布”十万匹进贡于吴王。而《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江都王建“遣人通越繇王闽侯,遗以锦帛奇珍,繇王闽侯市遗建荃葛、珠玑、犀角、翠羽、熊、奇兽”。可见吴越对闽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代,吴越的青铜戈剑铸造术,堪称绝技。而在春秋末期至战国期间,闽族人也懂得冶铸铜矛、铜剑。传说越王勾践的父亲允常曾聘请冶炼名匠欧冶子来福州铸剑。至今福州鼓屏东侧还有冶山和欧冶池等遗迹。这反映福州的冶炼技术是从吴越传来的。到了西汉时期,福州已有铁制的农具、工具和兵器十多种,使用得很广泛,普及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看,史载“越人俗鬼”、“祠天神上帝百鬼”。为了破吴,越大臣文种向勾践献计,第一条便是“尊天事鬼,以求其福”。这一点对闽人深有影响,至今不衰。“断发文身”是吴越之地的奇特风俗。 《汉书·地理志》应劭注:“越王勾践,剪发文身”,“越人被发”,这是由于居民“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这一习俗同样影响到闽人。
再从语言文字看,吴越自成系统,吴语大有别于荆楚之地,其语言主要特点在于有清浊声母之别,有短促的人声,声调多至七、八种。这一特点在闽语中也有表现,福州话有人音(也有人声),同样有别于中原方言。P1-4
素有“海滨邹鲁”之称的福州,依山傍水,人杰地灵,是一座环境优美、历史悠久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两千多年的沉淀和锤炼,福州人民不仅为中华民族灿烂的古近代文明作出了积极贡献,也创造了多元和独特的民俗文化。“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正是福州民俗文化的真实写照。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由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创造和不断发展的,其具有浅显易懂的文字形式,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潜移默化的教育功效,影响面广,生命力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深受百姓喜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愉悦身心,陶冶情操,规范行为,促进三个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已经发挥和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福州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原特色,也具有独特的地域内涵。深厚、丰富、奇特、精湛,是一个值得不断发掘的宝藏。随着几百万和几十万福州人到世界各地和全国各地创业定居,福州民俗文化传播面广,与当地文化结合,有了不少创新,推动了民俗文化的发展,形成了新的分支。
研究过去,是为了指导未来。福州市民俗文化研究所的成立,是市委、市政府作出的决策。各方专家学者,不负众望,在不长的时间里对福州民俗文化的历史渊源、阶段划分、民俗形式进行了多层面、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这部论文集的出版,是福州民俗文化研究的新的开端,新的认识,它必将起到集腋成裘、抛砖引玉的效果。这一成果也使我们体会到,依托高校和科研部门,建立专门的研究基地,会取得快出成果多出人才的双重效果,这对于其他民伺艺术的抢救和保护,具有借鉴意义。
我们适逢盛世,面临经济和文化双繁荣的难得机遇。我们要从历史文化中不断汲取精华,汲取营养,培养乐观豁达的胸襟,自强不息的精神,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挑大梁、树形象”发挥应有的作用。
陈扬富
2006年6月3日
(作者系福州市政协主席、闽江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闽台民俗散论》终于与读者见面了。作为编者,兴奋之情难以掩饰,毕竟这是福州市民俗文化研究所奉献给大家的第一个成果,也是我们编著的第一部专集。
福州市民俗文化研究所自2005年7月挂牌成立以来,得到了省市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中共福州市委批复成立了民俗文化研究所,福州市人民政府拨出专款资助研究所的工作,一些民俗专家亦为研究所的工作献计出力。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民俗文化建设在当今社会中的应有地位与作用。
这部论文集是以征稿及约稿的形式辑成的。在辑稿过程中得到了闽江学院、福州市文化局、福州市文物局等单位以及市民俗专家和相关学者的大力支持。特别是福州市政协主席、闽江学院党委书记陈扬富研究员自始至终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照,帮助解决了许多实际的困难,并在百忙之中拨冗作序,为本书增辉不少;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方宝璋教授、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徐晓望教授也惠赠佳作,省内外高校学者、民俗专家及闽江学院有关院系也都热忱赐稿。他们的文章重点各异、角度有别,大致反映了当前福州民俗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于他们的参与,我们谨表谢意!同时,在本书编辑出版中,得到了海洋出版社的支持,刘义杰先生为此付出不少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福州民俗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研究课题,我们祈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福州民俗文化的研究和发展。
编者
2006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