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11月26日（光绪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在陕西省蒲城县甘北村的农民杨怀福家中，妻子孙一莲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男孩。他们给这个男孩（长子）取名叫“长久”。在陕西关中一带有把小孩爱称为“娃”的习俗。因此，这个男孩就被乡亲们称为“久娃”，而很少叫“长久”。当“久娃”长大参加革命活动后，先后自己起名为忠祥后又改名为与忠字同音的 字，虎臣，虎城。
甘北村地处黄土高原，是个贫瘠的小村庄，当地由于缺少水资源（没有河流，吃水都要靠打十几米的深井，井水还是含高氟物质的，所以甘北人都是黄牙齿），农业生产完全要靠“天”吃饭。由此形成地广人稀的状况，当时全村只有十几户人家。
在杨虎城出生前后，杨怀福家有四五十亩旱地，四间破房。由于地处黄土高原，常年少雨缺水，收成不丰，家境贫穷。好在杨怀福有一手好木工技艺，会做木工活。平时以种田为主，抽暇常做一些农具和木器小件如板凳、小桌之类。在逢集时就拿到附近的孙镇（距离甘北村四五华里）去变卖。后来在孙镇上开了一个小木器铺，使得家里的生活得以维持。1898年母亲生下弟弟，名茂三，亦名虎荣。一家四口日子倒还过得去。
杨怀福没有读过书，是个文盲，但他一心想让自己的孩子能读书识字，起码能学会记个账。就在杨虎城10岁时将他送到孙镇的一家私塾去念书。杨虎城在私塾学习非常努力，在短短的两年私塾中，粗识了文字，培养了强烈的求知欲。
杨虎城天生聪慧，在他12岁时，一天他母亲突然得了急病，而父亲此时去三十里外的村子去赶庙会了。他一个人跑了三十里路赶到了庙会上，一看庙会上同时唱着两台大戏，戏台下，看戏的人人山人海。上哪里去找父亲呢？真是急人。当他看到戏台的角上站了一些孩子时，忽然眼睛一亮，急中生智挤开看戏的人群，猫腰爬上戏台，站在台上举起两个胳臂向右边不停地挥动，这样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谁家的孩子，在台上干什么？”他父亲这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就从右边挤出看戏的人群，找到他问明情况和他一起赶回了家。
一天，他和小伙伴一块到洛河边去打草。当时河对岸有一头牛正在吃草。杨虎城向对岸看了一会儿，突然对同伴们说：“我敢保证那头牛左眼一定有毛病，可能是瞎了。”伙伴们听了都不相信，说：“明明看见牛眼长得好好的，你怎么说它左眼瞎了呢？”大家经过一番争论决定要与他打个赌，如果杨虎城说对了，大家就把打的草都送给他。当他们派一个孩子游过河察看后证实，那头牛的左眼确实瞎了，大家都很惊奇。纷纷追问杨虎城怎么知道牛的左眼一定有毛病。杨虎城神秘地一笑，说到：“你们仔细看，那头牛只吃它右边的草，左边的草那么好，它却一口也不吃，就说明它左眼一定有毛病。”大家一听都服了，杨虎城遇事喜观察、爱分析、善推断成了公认的长处。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蒲城县遭遇了大旱灾。据蒲城县志记载：天旱，大饥荒，民食野菜树皮。连续两年，死人无数。也正是在这一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清王朝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带着已被废黜的皇帝光绪逃难来到了陕西省府西安，住了近一年时间。平时，陕西地处腹地，物阜民勤，一直是清王朝横征暴敛的地区。而此时，增加了“恭办皇差”、“筹办回銮”等额外的负担，陕西百姓更是苦不堪言。
由于当时“汇不通天下”，临时朝廷的财政负担全部加在了陕西农民的身上（陕西当时工商业都不发达，唯靠农业）。据时任陕西巡抚的升允1911年奏报：为支应两宫，仅地方藩库垫银达六十万两之多，至于所谓人民直接“贡奉”的负担，更无法统计。在“天灾人祸”的沉重打击与压迫下，陕西农民大量破产，杨怀福也是其中之一。
在天灾和名目繁多的捐税“皇差”的压迫下，小木器铺的销售非常困难（农民们连饭都吃不上，哪有钱去买木器），只好亏本经营。时间一长，没有周转资金，不得已只好向有钱人借债。这样，先后借了大约五百两银子，由于是在灾年，利息都很重。以后几年中，五十亩旱地的收成还不够还债的。于是木器铺倒闭了，土地也陆续变卖抵债。他们家由自给自足的中农变成了贫苦的农民。家庭生活开始经常受到债主、差役们的（收捐税）侵扰。
杨怀福的经济破产后，要顾及一家四口的吃饭已很不容易，再无力承担儿子的私塾的学费。不得已，“久娃”只好辍学。1906年春，杨怀福将他送到孙镇的一家小饭铺去当童工做杂活，这样虽挣不下工钱，但总算解决了他自己的吃饭问题。那时“久娃”只有13岁。
在小饭铺他的主要工作是拉风箱（那时要有大火煮饭都是靠风箱向炉内送风来助燃的）。这个“烧火娃”的活在饭铺中可说是最差的活了。夏天里，日子最难熬，太阳像个大火盆，挂在半空中，烤得黄土地都要冒烟。一般的孩子都在家乘凉，可“久娃”要坐在灶火前，一边不停地拉动几十斤重的大风箱，一边不时地要往灶内添煤。除此之外，他经常还要干一些擦桌子、扫地等杂活。夏日的酷暑，烟熏火烤，艰苦繁重枯燥的劳动使他体尝到了劳动的艰辛与社会的不公。有一天，一个神气十足的人大摇大摆地进了小饭铺。恰逢平时负责接待顾客的“堂倌”没在，厨子做好了饭菜就让“久娃”端了过去。也许是等的时间长了些，那个人发起了火来。当“久娃”把饭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刚放到桌上时，那个人却“啪！啪！”打了“久娃”两个耳光。像这样的事情，在小饭铺，在“久娃”身上时有发生，但为了生存，只能忍受。压迫与欺凌给年幼的杨虎城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孙镇在当地是个商业中心，逢集赶会的日子人很多，形形色色甚是繁荣。他们来饭铺吃饭时说东论西，有谈自己生意的，有说乡间趣事逸闻的，还有议论时政的。“久娃”是个求知欲很强的人，他虽然忙于手里的活计，耳朵却不闲着，时常留意倾听着客人们的谈论，从中了解外面的世事。后来当他提起当童工的经历时总是颇有感慨。他认为，小饭铺为他提供了一个了解社会、增加社会知识的场所，在那里第一次有机会听到了许多在村里听不到的消息，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们，添加了许多社会知识。因此，他曾说，“饭铺也就是我少年时期获取知识的一个学校。”小饭铺的经历开始锻炼起杨虎城坚忍不拔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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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过去了，当年蒋介石杀害杨虎城后，为了掩盖自己违反政治伦理、灭绝人性的暴行，对外严密封锁了消息。在蒋家父子统治台湾时期，在各种书籍和文章中，凡提及西安事变时都尽量不出现杨虎城的名字，企图让这位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二级上将”的杨虎城从历史中消失。随着蒋家父子两代统治的结束，杨虎城的名字才逐渐在岛内被人知道。但作为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却始终没有对非法囚禁、杀害杨虎城及家人、部属的历史作出任何的说明。
在历史的发展中，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已由独裁统治几十年后沦为在野政党。在世界进步的潮流中，它既为二二八事件向当年的受害者及家属认错道歉，也为当年在台湾被杀的中共地下党员寻找尸骨。难道不应该为一生信仰三民主义，为救国救民而遭非法监禁多年，最后惨遭非法杀害的杨虎城平反昭雪吗?
2005年5月，我致信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要求中国国民党为杨虎城平反。信的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连战尊鉴：
杨虎城，我的祖父，中国国民党党员，他一生信仰三民主义。1924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入党，手续系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办理。杨虎城后追随于右任组护国军，在北伐中坚守西安，对国民革命有重大贡献，今在西安仍有革命公园纪之。杨虎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主席、西北绥靖公署主任等职，1935年当选党中央监察委员。在陕西省着有《政声》，以“抗日救亡”为号召，承续中山先生的爱国精神。1931年9月18日，日寇侵占东北。9月23日杨虎城即公开致电中央要求抗日。此后，他又多次请战不被批准，屡次苦谏而不被采纳。1936年，因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反对中央“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与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兵谏”，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国共内战，促成了两党的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奠定基础。
事件后，他被迫下野，在拜谒中山陵后出国，船在海上，知七七事件爆发，即电中央请缨抗日，未果。半年后获准返国，却从此被扣，秘密囚禁长达12年之久(其间，小女儿在牢中出生，妻谢葆真受虐死)。
1949年9月，杨虎城在重庆被秘密杀害，同时遭难的还有子女及卫士、秘书一家共8人，真是惨绝人寰。
一个忠党爱国的老党员，国家的二级上将，没有罪名，没有审判，就这样秘密处决，殃及子女部属，岂有天理?岂能为党纪国法所容?
“相逢一笑泯恩仇，历尽劫波兄弟在”。今天，连主席荣归故里，国共合作大门重开，先生忆及西安城下防空洞的日子，当知我祖父在流离囚禁的途中，亦在一个一个的防空洞里，等待着黑夜过去。不幸，他最后听到了抗战的胜利声音，却没有走出防空洞。
一个爱国受难的冤魂，现在，是归队的时候了。
请您静听那徘徊在党殿梁柱间的叹息，那是呐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回音。
您应为杨虎城同志平反昭雪。
致敬礼
杨虎城之孙 杨瀚上
公元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于北京
信发出后，很长时间未见回音，到11月收到时任台湾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先生的来信：
杨瀚先生大鉴：
郭冠英转来大函敬悉。
为纪念抗战胜利及台湾光复六十周年，本党特于中央党部举行历史文物图片展览，其中有一个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的专柜，展出照片两张，历史文件六本，包括杨虎城将军出席本党五届一中全会的签到，及其陪同蒋委员长视察之照片，北京[中国新闻网]十月十八日及[中国新闻网]十月二十日]对此有所报导。杨虎城将军的签名与照片在本党中央公开展示，乃六十年来之首次，应系今年国共正式和解后的新发展。
回顾复杂悲苦的中国近现代史，令人不胜唏嘘。但愿吾人皆能记取教训，放下恩怨，致力和平，为开创美好的明天而努力。谨函布臆，顺颂时绥
张荣恭敬启
九十四年十一月三日
我在收到张荣恭先生的来信后不久，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了解到。新任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对杨虎城的事情也表示了关心。他向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了解两个问题；一是杨虎城不是出国了，怎么被关押?二是谁下令杀害了杨?因为国民党党史馆没有这些历史资料，邵馆长就向当时在台湾进行研究的杨天石先生请教。
2005年12月29日，我拨通了台湾邵铭煌的电话。在与邵馆长的通话中得知。连战先生卸下国民党主席时没有将本人给他的信转给马英九继续处理。马主席是从其他渠道看到我给连先生的信的，引起了他关注。因此，邵馆长建议我应给马英九先生再去一信，以便马主席处理此事。同时邵还讲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是“有错必纠”。鉴于这些情况，我于2006年1月19日致信马英九，再次要求中国国民党为杨虎城平反昭雪。
马英九主席大鉴：
首先恭祝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去年5月，本人曾致信连战先生，要求中国国民党为我祖父杨虎城将军平反昭雪。事隔数月，在贵党中央党部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及台湾光复60周年历史文物图片展览图片展览中，设立了一个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的专柜，祖父杨虎城的形象60年来首次出现在贵党的展览中。去年11月，贵党张荣恭主任回信本人，通报了举办展览一事。对此，我回函张主任荣恭先生，对他表达的善意予以接受；感谢他与有关人士的努力；希望中国国民党将为杨虎城将军平反昭雪的事情做好做彻底(贵党应以文字形式对杨的爱国思想作出评价；对被非法长期监禁，遭到惨杀并殃及子女的行为作出交代与道歉)。
近期，本人从贵党党史资料馆处获悉，马主席阅读了本人在香港亚洲周刊上就要求中国国民党为杨虎城将军平反昭雪所发表的谈话。马主席对此事很重视，要求有关部门提供资料弄清若干历史情节。同时也得知马主席对历史问题的基本态度——有错必纠。因此，写信给您，希望您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以2l世纪政治家的魂魄推动为杨虎城将军平反。
为杨虎城将军平反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中国社会调查所就“要求中国国民党为杨虎城将军平反”一事，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进行了民意调查。79.1％的被调查人士认为，为杨虎城将军平反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新的政治意义：94.4％的被调查人士认为这对解决国共间遗留历史问题。具有消除恩怨放下包袱的积极作用(调查报告见附件)。海外几百家华文报纸、电视、网站都转载了我致连战先生的信和对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的谈话，可以说海内外的民众都在关注这一事件的进展。他们和我一样都不是将此事看成个人或家庭的恩怨与得失，而是视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个支点；希望中国人能够放下上个世纪积存的恩怨包袱；告别独裁，告别专制，告别封建帝王思想对政治人物的束缚，彻底结束杀戮政治；用发展与民主来增进海峡两岸人民的利益和情感，实现国家的统一与民族振兴。
祖父杨虎城出身贫寒，15岁父亲被满清政府杀害；18岁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武装起义；22岁组织队伍参加“讨袁”斗争；24岁率部参加“靖国军”在于右任先生直接领导下同北洋政府进行斗争；29岁派代表姚丹峰赴上海与孙中山先生建立了直接联系；31岁派姚丹峰代表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一大，其间孙先生接见了姚并为杨虎城正式办理了加入中国国民党的手续。自祖父了解到孙先生的主张后就成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他用毕生的努力来实行着孙先生的理念。
当今，伟大的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主义与思想正在被更多的入所接受。孪生兄弟般的国共两党都在经历着时代潮流的冲击，人民的选择。希望我们在孙中山先生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努力奋斗，救中国。
谨函布臆，顺颂时绥
杨瀚 敬启
2006年1月19甘
这封信发出已快一年了，马英九主席还没有任何的回复。这段时间台湾政坛风雨不断，马主席可能顾及不到这个历史的问题。我能理解他的处境。因为大家也都了解他的为人之道。我可以有限的等待，希望在政治的范围了结此事。
一些大陆的人士对我说，共产党对杨虎城的评价早已定论，无须找国民党讨什么公道。我感谢这些人的关心，但不能接受他们的观点。当年杨虎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完全脱离了党派之争，为的是国家、民族。今天我向国民党要公理，是因为杨虎城及子女部下是被国民党的总裁秘密下令杀害的。这个党还存在。而且也想与时俱进，就应该负起这个历史的法律责任。如果他们认为当初蒋介石做得对，即可发一声明，表明立场。
我想在法律与民主面前应该人人平等，在历史和现实问题上应该同样公正。不能正确对待历史的人，一定不能正确把握未来。
我将继续争取与期待中国国民党为杨虎城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近两年来，我虽有要写《杨虎城大传》的冲动，资料也收集多年。但起初却没有自己执笔的胆量和勇气。一是考虑自己的文笔太差；二是后代写前辈，人与事上难于把握，必有差错，原打算请一位朋友执笔，我来提供素材，把握观点。原则都已谈定。但不料这位朋友到南方一所大学教书育人去了，原来的打算完全落空。俗话说：求人不如求己。我斗胆拿笔写下了这本《杨虎城大传》，只是被祖父的精神和思想所感动，所驱动。
我首先感谢许多前辈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史料，没有这些史料，我将一事无成。
我特别要感谢妻子吴骇、女儿杨好好对我的理解与支持：85岁老母和3位姑姑的帮助。
感谢全国政协办公厅，港澳台侨委员会、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和陕西省政协办公厅在我查阅资料时所给予的支持与协助。
感谢陕西贾自新先生编撰的《杨虎城年谱》为本书提供了系统资料。
感谢台湾朋友郭冠英先生多年对我的支持：感谢加拿大媒体人丁果先生对我的支持，为祖父平反所做的不懈努力。
感谢香港凤凰卫视《鲁预有约》栏目、沈阳电视台《周末有约》栏目为宣传杨虎城所进行的努力。感谢李剑茵编导，于梅制片，对我的支持与帮助。
感谢重庆市文化局历华局长和红岩革命纪念馆提供的珍贵资料。
感谢西安《华商报》对我的支持
感谢多年挚友高国斌、李建文、王白进、殷建林、王磊的支持
感谢陈海滨先生对本书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和付出的辛勤劳动。
感谢团结出版社为本书出版发行所做的一切努力。
杨瀚
2006年10月7日于北京
我的童年是在张蕙兰祖母的身边度过的。1954年，当时我的父母都在条件十分艰苦的甘肃玉门石油管理局工作。我出生不久，就被送到西安，由蕙兰祖母抚养。我对祖父杨虎城的最初认识是在祖母家开始的。
还记得在我记事后不久，初冬时分的一天，家里大客厅里正前方摆起一个身穿西装戴眼镜男人的大幅照片。在他的面前摆起了香案，燃着一些蜡烛和贡香；还有一个供桌，桌上摆着一些点心和水果。最特别的是在诸多食品中有一碗由蕙兰祖母亲自用菠菜制作的“面”。从下午开始，许多大人陆续聚集到家里。傍晚时人们肃立在大客厅里向这个大相片讲话，我也被叫到人前，站在最前面和大人们一起向照片行三鞠躬礼。以后每年这个时节，都有这个活动。我长大点后从家人口中得知，照片中的人是我祖父，叫杨虎城，是个将军；来家的近百人都是他的部下。
再后来一个亲戚给我念了一本描写重庆“白公馆”、 “渣滓洞”大屠杀的小册子，我才知道祖父杨虎城是因为要求抗日被蒋介石派特务用匕首杀害的，是烈士。
我懂事后，祖母平日里也讲一些祖父的生活与性格特点，但从没系统说过杨家的身世，我想是她不愿勾起心中的痛苦吧。
到上小学时我才回到父母身边生活。1966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12岁的我，在学校也想参加“红卫兵”，可当时入“红卫兵”要查三代，而我对家世并不知道。回家问了母亲才知我的曾祖父是个木匠。
1969年春节，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如火如荼。我们家已两年没有团聚在一起过春节了。可喜的是父亲在被关了一年的“牛棚”后，回到家中，我们全家过了一个团圆节。
过节期间的一天晚上，父亲召集全家说“我现在觉得有必要将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们知道。”父亲从祖父家遭横祸，百里扶梓讲起，从西安事变一直讲到祖父遇害；又讲了他自己进延安参加革命的经过，回忆了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他询问祖父情况的过程。这晚，在近3个小时里他讲了许多，十分激动。我们5个子女被他深深感染，被那些闻所未闻的历史所震惊，所感动。那一年我刚14岁，第一次比较系统接触到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1996年我移居到加拿大后，接触到许多台湾的朋友。在与他们的交谈往来中了解到，西安事变和杨虎城在台湾大多数人都不清楚。知道的也仅知道是张学良作乱犯上抓了蒋介石，根本不了解前因后果。
祖父对张学良将军的真诚在我父亲杨拯民身上得到了充分继承。他与张将军的四弟张学思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同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他们成了好朋友。解放后，来往不断。文革前，张学思在天津搞“四清”经常来我家与父亲畅谈。张将军的胞弟张学铭也是父亲的好朋友。特别在“文革”之后，他有大事愿找父亲商议。我结婚时，他还送了礼物。张将军的五弟张学森，也是父亲的好朋友。几年前，张学森在北京突然去世。为了办理好丧事，父亲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与年事，一天曾数次去见其家属，忙前忙后。对其女儿张间衡更是关怀备至，从政治、生意到生活上都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与关怀。父亲对张家的事，始终当成自家的事，有时甚至超过自家的事来办。
1991年，张学良将军在遭受长达50多年的幽禁后获得赴美探亲的自由。消息传来，大家都很高兴。邓小平发出：“你们要关心这个人”的指示。随即，开始了组团赴美看张的准备。当时，中央有一种意见是让父亲去。首先因为他的身份并且他与张有过直接接触(这样的人当时已很少了)，更重要的是他长期从事过统战工作，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与政策底蕴。能够做张的工作。为完成此行父亲做了充分的准备。但遗憾的是中央派了他人赴美，错过了一次促张回国的时机。从此，父亲就留下了一个心愿：有生之年见张一面。
在以后的数年中，父亲时时关注着张的一切，经常托人带去问候与思念。1996年春，全国政协领导批准了父亲赴美探张的要求。他非常高兴，要我与他同行。就在我们完成了各项准备(办好了签证)打算订机票时，北京医院检查出父亲患了癌症。医院提出要马上手术。父亲问，手术后一个月内能否恢复?如能。他就做手术。因为他要去见张。医生当时告诉他可以恢复。父亲当即表示尽快手术。就在要去见张的信念促使下。父亲在76岁高龄做了这次大手术，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不料，手术后身体恢复极差，探张之旅只得搁下。病榻中他对我讲：你先出国，等我好一些了咱们再去美国看张。到了1998年，他的身体稍有恢复，探张的念头又起。这年9月我与他通长途电话时，我们讨论了新的赴美探张计划。谁料想，一个月后，就在他参加政协常务会议其间。悄然辞世而去。而未能见到张学良将军就成了他最后未了的心愿。
三年后的1999年6月，我抱着了却父亲遗愿(希望能见张学良一面)和对这位曾与祖父一起同过生死，敢“把天戳个窟窿”英雄的崇敬，偕女儿好好踏上去夏威夷的旅途。6月6日在间衡、闾芝两位大姐热情的安排下，我和女儿见到了世纪老人张学良。第二年我再次赴夏威夷参加了他的百岁寿诞庆祝活动。活动中我还与台湾来的郝柏村将军进行了友好交谈。两次夏威夷之行了却了父亲代表杨虎城后代看望前辈的心愿，但却无法完成父亲促其荣归故土的想法。在与张的接触中。感到他不愿再提西安事变和杨虎城。倒使我萌生了探索其中隐情的想法。
多年来在中国大陆，人们对祖父杨虎城以很高的评价，但遗憾的是缺少对他的深入研究(包括我本人)。此前，几十年间仅出版了米暂沉先生撰写的《杨虎城将军》、吴长翼先生撰写的《千古功臣杨虎城》等少数描写杨虎城生平和思想的传记著作。
近两年，在整理父亲的遗稿《往事》时，为核对史实，查阅了大量有关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的资料。在查阅这些资料中，我对杨虎城有了前所未有的新认识。产生了撰写一本能够尽量反映祖父杨虎城壮烈一生书籍的强烈冲动。
2006年8月。我在加拿大写完了祖父的一生，原本以为可以为先辈划上句号，但我的心情依旧沉重。
西安事变应该说是祖父最辉煌的一页，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祖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祖父追求真理、热爱国家民族的精神永存于我的心中。谨以此书献给祖父在天之灵，并以此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的到来。
本书系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先生花了近三年的时间，耗费了大量心血，在收集、整理了诸多历史资料和档案，走访了众多相关人物的基础上创作完成的，是首部以大传形式系统、全面、深刻地反映杨虎城将军悲壮人生的著作。
该书共分26章，40余万字，并配以珍贵的历史图片160余幅，详细记述了杨虎城将军一生各个时期的坎坷经历，涉及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同时本书在依据相关史料和档案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分析了杨虎城将军的出身、早期是否加入过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等几个广泛关注的问题，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细节。对近几年作者要求中国国民党台湾方面为杨虎城平反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和中国国民党台湾方面近几年对西安事变的有望重新认识的过程等书中都有所涉及，并呈现了许多相关的珍贵往来书信等资料。而且本书还首次对杨虎城的家庭和个人生活作了全面详细的介绍，使人物更贴近生活、更具人性化。
国事与家事交织，历史与亲情交融，重大事件与生活细节并叙，既反映了杨虎城将军的重大历史贡献，也反映了其鲜明的思想性格特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本书系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先生花了近三年的时间，耗费了大量心血，在收集、整理了诸多历史资料和档案，走访了众多相关人物的基础上创作完成的，是首部以大传形式系统、全面、深刻地反映杨虎城将军悲壮人生的著作。该书共分26章，40余万字，并配以珍贵的历史图片160余幅，详细记述了杨虎城将军一生各个时期的坎坷经历，涉及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同时本书在依据相关史料和档案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分析了杨虎城将军的出身、早期是否加入过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等几个广泛关注的问题，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