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曾荣获日本权威奖项“三得利学艺奖”，该奖项被视为日本学术界的“龙门”。促使津上俊哉写《中国崛起》的原因在于2001年日本突然掀起的“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经济让人始料不及的高速发展，给很多日本人带来了冲击，“竞争对手在崛起”这种不安意识频频袭来。当时整个日本朝野竟然齐声高唱“这些都是中国造成的!”作者希望读者朋友可以这样想：用中国话来讲，这是一本“统战工作”纪录，是一个忧虑日中关系前途的日本人对自己同胞所做的统战工作。

本书描述了日本人眼中的中国经济状况，评价了中日经贸往来，对日本在经济一体化时代如何建立亚太地区新型国际关系提出建议。作品观点鲜明、评价客观，从中可以看到日本对中国一些做法如何反应，听到日本人不加掩饰的真实想法。

第一章 “中国经济威胁论”大错特错

 1—1 “中国经济威胁论”的错误所在

 l—2 日本“中国经济威胁论”的误区

 1—3 日本企业在中国受挫的原因 

 1—4 日中共同的误区——本国货币走低为上策

第二章 日本人看中国经济

 2—1 当今中国经济的关键是资本

 2—2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人才

 2—3 分析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

 2—4 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劣势? 

 2—5 走近真实的中国

第三章 日本在亚洲经济一体化时代如何生存? 

 3—1 亚洲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

 3—2 努力消除“事实上的经济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3—3 吸引亚洲人才到日本来

 3—4 吸引亚洲资金到日本来

第四章 日益紧密的日中经贸往来

 4—1 构筑超越国境的新型投资及技术转让模式

 4—2 日本产业界应该重视参股投资模式

 4—3 日本应该尽力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4—4 今后的日中贸易关系——农产品贸易摩擦带来的教训

 4—5 日中经济讨论会的尝试——为中国新兴企业和日本开辟沟通渠道

 4—6 进入崭新阶段的对华商贸

第五章 亚太地区的新型国际关系

 5—1 竞争与合作——中国崛起时代的日中关系

 5—2 如何与崛起的中国和睦相处?

 5—3 通过地区一体化消除不稳定因素

 5—4 构筑亚洲一体化的理念——学习欧洲经验

 5—5 21世纪的亚太关系——日中美三极关系的前景

 5—6 日本应努力发挥中美桥梁作用

第六章 日中能够和解吗?

 6—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国民对华感情的变化历程

 6—2 日中相互厌恶的时代

 6—3 我在历史问题上的亲身感受

 6—4 中国为什么坚持历史问题?

 6—5 什么叫正视历史?

 6—6 立足长远的战略高度构筑日中关系

 6—7 黎明前的日中关系

“中国经济威胁论”大错特错

1—1 “中国经济威胁论”的错误所在

突如其来的“中国经济威胁论”

2001年，“中国经济威胁论”，即所谓的“中国劳动力廉价”、“人民币汇率不正常”、“无法与这样的国家竞争”等，在日本流行一时，来势甚为凶猛。而在二三年前，谈到中国经济时，在日本听到的还是“恶劣的投资环境”、“外资即使进入中国也赚不到钱”、“中国这一巨大市场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仅仅一二年的功夫，看到中国企业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并成为日本企业的竞争对手，日本人在精神上受到了打击。

如果中国富有朝气的仅仅是外资企业，也许还在日本人的预料之中。但民族企业的发展让日本感到了中国企业整体实力的增强，在纺织产品、家电领域，“中国制造”正在成为“物美价廉”的代名词，这让日本甚感狼狈。一直在努力为国内提供就业机会的日本大企业宛如城池被攻陷的败兵一样落荒而逃，相继将工厂转移到中国，而这降低成本的努力又沉重地打击了组装工厂较多的日本地方经济。

日本经济在过去十年持续不景气，刚刚呈现一些上扬趋势马上又下滑，“失去的十年”①成为流行语。而在一海之隔的北京和上海，很多日本商务人员亲眼目睹了当地商品的销售情况，切实感到中产阶级市场的兴起。崛起的中国……这横空闪耀的光芒折射到为找不到突破口而苦闷的日本人眼中，看到的是“威胁”二字。

“中国经济威胁论”为什么是错误的?

日本应该有危机感，甚至可以说面对现在的日本经济，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感到了一种危机。但即使如此，2001年所流行的“中国经济威胁论”依然是错误的。

“威胁论”主张的理由首先在于中国劳动力廉价，只相当于日本的三十分之一到五十分之一。其次是由于受到人为操纵，人民币汇率过低，日本无法与这样的国家展开竞争。

关于第一点——人工费论，从本质上讲与欧美以前指责非白种人国家的“社会倾销论”没有什么区别。20世纪80年代，在日美贸易磨擦最为激烈的时候，美国对日本说：“让我们与低工资的日本展开竞争，我们怎么受得了?!”日本反驳道：“生产销售物美价廉的商品有什么不好?!”仅仅过了20年，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抱怨竟然与当年美国对日本的抱怨如出一辙。在亚洲可以找出像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缅甸等很多比中国工资水平还要低的国家，但没有人指责这些国家。之所以面对中国发牢骚，是因为这个国家发挥出来的经济绩效与其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形象不符。但这是中国人民在赶超发达国家、共同致富这一梦想的支撑下艰苦努力换来的，日本不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吗?在赶超的过程中，日本从电视、照相机行业开始，不断从欧美工人手中“抢”工作。各国产业的兴衰依据比较优势而定，随着后发国家的崛起，经济发达国家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这是自由贸易的原有形态。如果处于追赶方时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而处于被追赶方时就表示异议，这未免太以自我为中心。

最近，世界经济中的人员、商品、资金、信息、服务、技术等往来所需要的成本、时间都已大大削减。极端地讲，通过网络把运用CAD／CAM(机械绘图／加工)技术的设计信息输送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车床里，都可以生产出同样的金属模具，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后发国家的追赶速度由此加快也是理所当然的，全球化的内涵也正在于此。

关于第二点——汇率问题，“威胁论”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1990～1994年中国废除双重汇制为止，人民币一直处于贬值状态”，所以“中国是通过压低汇率来实现经济增长的”。这使我想起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情形。当时首先是泰国受到冲击，然后是韩国，进入1998年后香港也出现了震荡。绝大多数日本人看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展得不很顺利，均对中国持悲观态度，认为人民币贬值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在中国的大多数日本人均对此有异议，向东京反映“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很小”。这非但没有引起日本国内的重视，还被指责为“不识庐山真面目”、“中国怎么维持现行汇率?!”四年后，大家又倒向了“人民币汇率过低”的说法，前后反差未免太大。这是由于对中国缺乏充分的了解，才会被这种突发的短期信息所左右，造成左右摇摆。P1-4

我与中国打交道始于1994年参与中国加人WTO的谈判，在日内瓦进行的多边谈判是与传统的“日中友好”完全不同的世界。我第一次认识的中国朋友们就是在那里结识的，他们是中方谈判的负责人，英语非常出色，为外经贸部的骨干力量。当时，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屡屡受挫，那些官员们怀着“只有加入WTO中国才能得以发展”的信念默默地努力着，虽然他们较年轻，但出色的人格让我敬佩。这是我从事中国事务的开始，作为日本人，“人道”方式略为独特。

1996年，我获得了在北京的日本驻华使馆工作四年的机会。海外生活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重新审视自己祖国的大好时机，但亲眼目睹中国的巨变，我所受到的震撼却远远不止于此。中国在飞速发展、进步，这让我痛感身为邻国的日本不能再停滞不前。

在北京的生活对我其后的人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中文理解能力的逐步增强，我与中国朋友的交流迅速扩大了，正是在那时，我决定毕生从事与日中相关的事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于2004年春天辞去了国家公务员职务，“下海”创办了日中架桥投资基金。这种选择在日本政府官员中极为少见，也许是受到了自我创业愿望强烈的中国朋友们的影响吧!

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在于2001年日本突然掀起的“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经济让人始料不及的高速发展，给很多日本人带来了冲击，“竞争对手在崛起”这一不安频频袭来。但是，造成日本产业空洞化的原因几乎全在日本国内，这曾是日本人的共识，所以这十年来才一直在探讨“放宽政府管制、纠正高成本经济结构”。但突然间，整个日本朝野竟然齐声高唱“这些都是中国造成的!”

在我看来，这种说法纯属无病呻吟，是一种把责任推卸给他人的论调。后发国家努力追赶上来，经济发达国家在被赶超的压力下调整结构……这正是自由贸易，过去日本不也是这样赶超过来的吗?中国经济实力渐长，那是中国长期艰苦努力的结果，并不单单是因为劳动力廉价、人民币汇率低。

如果日本同样感到了对手在崛起的威胁，那么，应该做的是努力进行自我改革，日本能做的、应该进行的改革不胜枚举。一味地进行一些无病呻吟、把责任推卸给他人的探讨，这无疑于日本不利，这样做是没有出路的。

但日本满朝野的领导人竟然不明白这些一目了然的道理……日本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吗?!我感到悲哀。于是，我想到写书反击这种社会舆论，但当时我在经济产业省担任东北亚课课长(相当于中国的处级——译注)，正值解决日中农产品贸易摩擦的紧要关头，根本没有时间动笔。最终把想法化为文字的，还是在2002年我如愿调到经济产业研究所之后。

如此算来，从我想写这本书到现在，已经历时四年；从该书出版问世，也已经接近三年了。在此期间，日本社会出现了一些让人欣喜的变化。该书出版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开始给日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起码日本产业界的“中国观”在这三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在书中竭力论争的“中国不是威胁”，“日中经济是双赢关系”，这种思考方式现在变成了理所应当。开句玩笑话，在我重读本书时，感觉内容已“过时”，禁不住想搔头辩白：“现在是这样，四年前可大不一样……”

本书也有值得庆贺之事。2003年，本书荣获了“三得利学艺奖”，这在日本是一个很权威的学术奖项，被各个领域的年轻学者们视为“龙门”。本书并非学术著作，我本人也已不年轻，也不能称之为学者，却获得了这一殊荣，据说这源于几位代表日本学界的评选委员们的大力推荐。虽然在“威胁论”沸沸扬扬时，我曾感到过极少数派的孤独，看来我并不是孤军奋战……这让我感到自己有了巨大的精神支持。

在过去的三四年间，既有上述让人欣喜的变化，也有让人叹息的一面。一言以蔽之就是“政冷经热”。我在本书里也提到日中关系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相信并祈祷日中关系很快会迎来曙光。

因为当时我期待：日本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给日本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正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说的那样，日本人的总体“中国观”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我也期待中国方面出现积极的变化。中国在历史上遭到以日本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其生命、物质及精神上都遭受到了巨大打击，心灵上留下了巨大的创伤。但改革开放的成就终于使这一创伤开始愈合。在我来看，几年前出现的“和平发展论”正是这一变化的证据!

但其后几年的日中关系完全背离了我的期待。当我叹着气观望日益糟糕的日中关系时，我也在反思：在写这本书时自己忽略了什么?没有看到、没有注意到的是什么?

我想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我忽略了在日中经济进一步紧密化或日全球经济化的进程中，两国国民中都出现了“受益者”和“受损者”的利益两极分化。宏观来看，日中两国经济都获得了“双赢”，但这些利益并非每个国民都能够均等地享受到，也有由此蒙受损失的部分国民。在日本，他们就是那些随着好多工厂搬到中国去而失去工作岗位的工人，还有被来自中国的价廉优质进口产品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小企业主。在他们看来，中国正是“威胁”。在中国，他们就是那些被剥夺土地的农民，还有找不到好岗位的新毕业生等。这些“受损者”很难接受所谓“双赢论”，其“国际关系观”也因此与“和平发展论”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第二，我低估了“中国崛起”将给东亚地区带来的影响及其冲击规模的巨大。新兴力量的崛起将动摇地区的原有秩序，引起纠纷甚至战争，这在古今历史上比比皆是。虽然现在“中国崛起”不会引起一场新的战争，但东亚地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进入不稳定状态了。这恐怕与适应一种新的国际状态需要很长过程这一国民心理有关。

最近中国几次批判日本前总理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国内每次都表现出对“干涉内政”的反感，不少日本国民认为：哪怕国家领导本来不应该参拜，但如果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导受制于中国的压力而取消参拜，那么，今后的日中关系只能更为糟糕。我听到这种论调，不免吃了一惊，“干涉内政”不是小国对大国才会有的反感心理吗?在日本人的脑海里，中国何时成了“压迫日本的大国”了?!

中国在心理上也有些不适应。中国人往往拥有“中国很落后”的自卑感，和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发展得如此了得”之间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差距。虽然哪一种看法更为准确很难得到共识，但这些认识上的差异往往导致沟通的障碍。我在本书中虽然也谈到了这一问题，但回过头来看，我对此问题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刻。

虽然我相信日中两国都会发现上述积极的变化，但我估计错了时间。希望将来能够和中国朋友们一起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本书能够在中国出版，是我的梦想，但同时也略有不安。那就是，该书的内容是否会吸引中国读者?即使在日本，读者们的读后感也是“这本书看似论中国，但实质上是在谈日本，谈日本应该怎么办”。我担心的是花费宝贵时间阅读本书的中国读者，本以为该书是比较少见的外国人“论中国”，但书中相当篇幅谈的都是日本的事情，不知读后是否会有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失望感?

希望读者朋友可以这样想：用中国话来讲，这是一本“统战工作”纪录，是一个忧虑日中关系前途的日本人对自己同胞所做的统战工作。您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日本对于中国的一些做法如何反应，可以听到日本人不加掩饰的真实想法。现今快速发展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中国即将步入这一阶段，即应该考虑自己的行为对周边产生怎样的影响，周边如何接受自己做法的阶段。在这种时候，暂时离开主人公的位置，从侧面观察一下他人的反响也并非坏事。

我深切地希望在阅读本书的读者中，能有更多的人关心日本这个邻国，关心日中关系的未来，哪怕多一位也好。像日中这种以互补形式达到双赢的两国关系在世界上比较少见。同时，像日中这样停滞不前，没有发挥出潜在能量的两国关系也比较少见。这实在让人惋惜，不仅为日中双方，还为整个东亚地区。日中关系如何发展将决定21世纪的亚洲如何发展。

最后，请允许我向为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付出努力的人们表示谢意。首先，我要感谢本书的译者——株式会社风树社长李琳女士。自本书在日本出版以来，李琳女士不仅给予了高度评价，还对该书的翻译倾注了超出本职工作的热情，并为寻找出版社不停地奔走。

其次，我要感谢三位活跃在日本的朋友，他们原是中国留学生，现在自己创业成立了公司，其中两位的公司已经在日本上市。他们是EPS社长严浩先生、SunJapan社长李坚先生、SANRION社长杜宏先生。他们均认为本书在中国出版很有价值，并为此提供了从物质到精神的支持。

我还要感谢张林先生、格非先生、王中忱教授。在他们的大力协助下，我有幸结识了汪晖教授。没有汪晖教授对该书的赏识和理解，也许这本书就会失去与中国读者见面的机缘。在审稿过程中，汪晖先生提出了一些很中肯的建议，他谦和、严谨的学者之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后，虽然无法一一列名，但我衷心感谢多年来一直支持我的众位中国朋友和师长们。感谢大家!

2006年11月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