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文集》共6卷，即魏晋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中国佛教文化、佛教哲学、中国古代哲学(上)、中国古代哲学(下)，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佛学家方立天教授在佛教和哲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要记录，体现了作者在漫长治学征途中跋涉的历史足迹，也反映了方教授近半个世纪来的平生志业。这部6卷本的文集试图囊括方先生传遍九州之作，和广大读者一同分享方立天教授半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通过这部文集，读者可以在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思想历史背景下，深刻体会中国哲学的大智慧，探究佛教哲学的内容调整以及中国化的进程，追寻中国佛教哲学形成、演变、发展的轨迹。本书为第1卷。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传入中国并迅速得到发展的重要时期。本书的重点即是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佛教的代表人物——道安、支遁、慧远、道生、僧肇、萧衍、菩提达摩的个案研究，以展现当时佛教的基本面貌与思想风采。书中还专门论述了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历史演变与整体特点，并与魏晋玄学作了比较，又叙述了弥勒信仰与弥陀信仰两大思潮。与此相关，还评述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国佛教之特点，以利参照、比较。

道安评传／1

一、东汉以来佛教思想发展的概貌和道安的生平／1

二、道安的禅法思想／7

三、道安的般若思想／10

四、道安的本无思想实质上是玄学贵无思想的变相／16

五、道安佛教思想的社会作用／22

六、结束语/ 24  

支遁的佛教思想／27

一、名僧和名士两重人格的融合／27

二、即色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29

三、逍遥论的神秘主义人生观／39

四、西方天国的宗教归宿／44

五、支遁思想的历史特点及其影响／46

慧远及其佛学／49

 引 言／51

 第一章慧远生活的历史时代／53

 第二章慧远的生平活动／62

 第三章慧远的法性本体论／76

 第四章慧远的形尽神不灭思想／89

 第五章慧远的因果报应说／105

 第六章慧远的弥陀净土信仰／128

 第七章慧远的念佛三昧方法／138

 第八章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153

 第九章慧远的佛儒合明论／167

 第十章慧远佛教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影响／172

 附录慧远年谱／178

 后记／193

慧远的政教离即论／195

慧远与佛教中国化／207

一、出家沙门与国家政治／208

二、佛教律仪与世俗礼制／209

三、僧人整肃与社会协调／210

四、佛学理论建设与中国化方式／211

五、内外合明与究极境界／213

六、精勤修持与山林僧团／214

论竺道生的佛学思想／217

一、东晋南朝时佛教的发展趋势和竺道生的生平／218

二、把般若实相学和佛身说结合起来／222

三、宣扬涅槃佛性说／228

四、鼓吹顿悟成佛说／239

五、竺道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245

僧肇评传／249

一、僧肇的生平和著作／249

二、僧肇的“不真空”的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254

三、僧肇的“物不迁”的诡辩论运动观／268

四、僧肇的“般若无知”的唯心主义认识论／277

五、僧肇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287

僧肇的形而上学／289

《不真空论》和《物不迁论》导读／295

一、不真空论／295

二、物不迁论／303

梁武帝萧衍与佛教／309

一、梁武帝萧衍的生平及其对佛教的提倡／310

二、三教同源说／316

三、真神佛性论／323

四、梁武帝倡导佛教的主客观原因和悲剧性后果／331

菩提达摩禅法略论／339

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演变／345

一、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演变／346

二、魏晋南北朝佛教的特点／354

三、几点初步的看法／358

论魏晋时代佛学和玄学的异同／361

一、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362

二、魏晋佛学的流传和嬗变／366

三、魏晋佛学和玄学的异同／376

弥勒信仰在中国／381

一、弥勒信仰兴起的三个原因／381

二、弥勒信仰演变的三个阶段／386

三、弥勒信仰的三个特点／400

弥陀净土理念：净土宗与其他重要宗派终极信仰的共同基础／403

一、净土宗的创立／403

二、净土宗思想的特质／405

三、弥陀净土理念是中国佛教终极关怀的共同基础／407

佛教中国化的历程／409

 引言／409

一、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410

二、佛教中国化的途径和方式／422

三、佛教中国化的特点和规律／428

试论中国佛教之特点／431

一、中国佛教特点产生的根源／432

二、中国佛教的三大特点／439

道安是我国东晋时期一位博学的佛学家，最有影响的佛教宣传者和组织者，是当时佛教界的领袖。研究和评述道安的生平和佛教哲学思想，对于了解与总结中国古代佛学史和哲学史，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东汉以来佛教思想发展的概貌和道安的生平

佛教自东汉时传人我国，起初被看做一种道术、祠祀。它着重宣扬灵魂轮回说，因而也特别重视内心，主张养生养神，少思寡欲，清净无为，心神明静，以为这样就能无所不通，无所不能，而成为佛。这种佛又被视为我国传统迷信的神。这也是汉代佛教最重要的思潮禅法的基调。此外，佛教还宣传大乘般若学。“般若”，就是所谓最高智慧。这一学说主张个人的智慧与万物的本体“道”相冥合。个人的智慧本来是和“道”相合的，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而相离，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解脱后天的种种限制，真正认识、体证本体，做到明本，这样才能成佛。由此，般若学十分重视智慧理论，并得到后来魏晋时代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

魏晋以后译经逐渐增多，自东汉至东晋共译出佛典近千部；信徒也日益增多，到西晋已有寺庙180多所，僧尼3 700人(参看《佛祖统记》)。但是直到道安的时候，我国的佛教信徒对印度佛学还是处在生吞活剥和牵强附会的阶段，并没有真正理解和领会。当时译经虽多，但疑问百出，而且翻译没有一定规则，草率粗糙，结果往往或因拘泥于直译而义理未尽，义难通晓，或因注重意译而失其本旨，义多暧昧，还有因原文疏脱而前后矛盾，义不连贯的。为了探索佛教的义理，有人采取“格义”或“合本”的方法，所谓“格义”就是以我国原有的术语、名词、概念和范畴去比附拟配佛经的术语、名词、概念和范畴。“合本”是把不同译本汇编起来，加以对比研究。这种情况使得人们对佛学的自由比附与任意发挥有了广泛的可能性。

当时传人我国的佛教“禅学”和“般若”两系的特点是：“禅学”常杂以方术，“般若”多比附老庄。例如，有些禅学经典就以“守一得度”来解释禅，这显然是抄自道教的方术①。又如对般若思想的理解，“本无”原是魏晋玄学家用来说明本体的范畴，而支谶、支谦和竺佛念在译《般若经》时都把它译作“真如”，这实际上是把道、佛、本无和本体都视为一样的东西。玄学的“正始”遗风也浸入佛门，许多名僧都“高论适时”，“清谈尽日”(参看《世说新语·文学》)，他们既用玄学的道理来解释佛学，又用佛学的道理来发挥玄学。佛学在和玄学的合流中日益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佛教要进一步发展，就一方面要继续翻译印度传来的佛经，以便不断充实内容，要对已译的佛经进行整理，以消除混乱，还要求佛教学者消化和融会佛理，从浩繁的佛经中概括出基本思想，以便使日益增多的信徒易于领会和接受。另一方面要继续和玄学合流，以便不断地扩大影响，同时要逐渐摆脱对玄学的依附，为自身的独立发展开辟道路。道安的宗教活动和哲学思想就是应此而生的。

道安生于公元312年(西晋怀帝永嘉六年)，12岁出家，因为其貌不扬而被轻视，师父令他先从事农业劳动三年。但由于他天资聪颖，记忆力超人，终于得到师父的器重，受戒后任其游学，由此开始了他的僧侣生涯。P1-3

2005年元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负责同志和我谈，建议出版《方立天文集》。我顿时想自己与人大出版社真是缘分殊胜：早在上世纪80年代，该社就出版了我的《慧远及其佛学》和《佛教哲学》，2002年又出版了《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其中后两部著作还获得了奖励；如今又要出版我的文集，这对我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我确定了两个选文的标尺：一是以专著为主，兼及相关论文，《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因列入“中国文库”已于近期出版则不再收入；二是以佛教和哲学两个专业领域为基本范围，佛教以中国佛教为重点，哲学也以中国哲学为主，至于涉及一般文化和宗教的论文，以及序文、书评、笔谈、感言、治学漫述，以及一些杂忆、纪念和悼念的文章，均不收入。  

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是六卷本文集，第一卷《魏晋南北朝佛教》，以《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和《慧远及其佛学》两书为基础，再适当增加相关论文而成。第二卷《隋唐佛教》，以《法藏》、《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和《华严金师子章今译》三书为主，删去其中重复部分，另结集有关隋唐时期佛教论文而成。第三卷《中国佛教文化》，以专著《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为主，再增辑论述佛教文化的相关论文。第四卷《佛教哲学》，以《佛教哲学(增订本)》为主，另行增加论述佛教人生哲学的论文。第五卷《中国古代哲学(上)》为《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前九章，即论述中国古代哲学的宇宙论和人生论部分。第六卷《中国古代哲学(下)》，除《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的后三章认识论部分外，再收集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论述中国古代哲学的部分论文而成。编辑同志和我本人在编订过程中，对于发现的疏漏和错别字作了改正，对于有的叙述还作了个别文字的调整。

六卷本文集，是笔者个人在佛教和哲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要记录，体现了笔者在漫长治学征途中跋涉的历史足迹，也反映了笔者近半个世纪来的平生志业。

回首昔日的人生历程，一直生活在社会不断大变革的不平凡岁月里，深感个人的命运与历史演变密切相连，个人的学术活动也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在以往的个人经历中，有三次重大转折对人生道路影响很大。一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使我得以较早地投身革命，经受革命锻炼。二是1956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学校期间我对中国哲学史兴趣最大，五年的学习，除了本系的课程，我还听了历史系的通史课程，自学了一些中国文学知识，这为我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三是1961年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在一次讨论研究工作重点的分工会议上，我确定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哲学为重点研究对象，也就是以中国固有哲学和佛教作为今后的专业研究方向，我自己戏称之为“双耕”。研究中国哲学与中国佛教构成我的学术事业、学术生涯的基本内容。

我在研究中最着意的，一是在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思想历史背景下，探究佛教哲学是怎样调整内容，怎样中国化的，追寻中国佛教哲学形成、演变、发展的轨迹；二是总结佛教哲学对中国固有哲学的刺激、推动和影响，彰显中国佛教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进而有助于丰富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教学内容，以推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

为了研究佛教及其哲学，我的工作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中国佛教思想家、哲学家的个案研究；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校点、注释和今译；中国佛教文化的探索；佛教哲学思想的宏观研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这些研究取得的相应成果，构成为文集的重要内容。

阐扬中国哲学智慧，是我的一大志愿。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研究，一方面是为了深化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吸纳佛教哲学研究成果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以丰富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涵。我把《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卷)和《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视为姊妹篇，包含了追求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哲学研究良性互动的初衷。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文化问题与宗教问题日益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兴趣。在“双耕”的基础上，我稍稍扩展了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在中华文化的研究方面，我强调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观念，尤其是人生理想价值观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和解脱主义是中国儒、道、佛三家的文化传统，也即中华文化的三大传统；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国国学之魂。在中国宗教的研究方面，我比较重视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并对中国宗教观展开了初步研究，撰写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4)]，归纳、总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十个创新观点。最近几年，我对儒、道、佛三教关系的研究兴趣极浓，但因杂事繁多，研究进度有失期待。

我自幼年踏进故乡小学门坎，后进初级中学，再入干部学校、北京大学，最后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没有离开过校门。在弹指五十多年来的治学生涯中，也有一些心得体会，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诸如：

(1)树立志向。我根据自身的条件，确定以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为自己的志业。治学贵在立言，重在创新，即要在学术上作出新贡献。治学是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从事人文科学工作关乎人的精神世界构建问题，更需要适应时代要求，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肩负起历史使命。为此我要求自己有一份良知和真诚，以回报祖国、人民对自己成长的培育之恩。

(2)不畏困难。如，佛学自古号称难治，要求具备较多学科的知识和相应的条件，而且有时舆论气氛不好，成果发表也受到一定限制，但我认为事情有它的另一面，正是因为研究有难度和不利条件，研究才会更有意义，而且成功的机会也许会更大。我的佛教论著可以说就是排除和克服困难的一些成果。

(3)勤奋不怠。治学不仅要不畏困难，而且还要勤奋努力，有恒心，有毅力，甘于寂寞，耐于坐冷板凳。《荀子·劝学》云：“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只有常勤精进，百倍用功，才能天道酬勤，有所创获。

(4)好学深思。要步入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的殿堂，研读有关古典著作是基础性的环节，为此我要求自己虚心体会并反复琢磨古典著作探索宇宙奥秘、人生真谛的苦心深虑，以理解其内在意蕴，力避望文生义、生吞活剥。司马迁说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我治学的座右铭。

(5)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是治学的生命。学术创新离不开独立思考，学术创新也离不开实事求是，而只有独立思考才能实事求是，也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独立思考，两者相辅相成。我每当反思以往学术生涯时，深感有时因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而给自己带来窒息思维、桎梏思想的困境，影响了自己学术研究的开展，这种深刻教训是值得自已．永远记取的。

以上所述编订文集的缘起、文集的要目以及学术道路，意在与读者交流沟通，聊供读者参考而已。

最后，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同志，组织高素质的人力投入文集的编校出版工作。我要感谢李艳辉、杨宗元、王磊、郭晓明、吴冰华、田淑香和符爱霞同志，他们在审读、编辑过程中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和细致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热情关注和辛勤劳动，保证了文集的顺利出版，他们为他人作嫁衣裳的高尚品格，令我铭诸肺腑，一并深致谢忱。

2006年6月8日  于京西时雨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