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文集》共6卷，即魏晋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中国佛教文化、佛教哲学、中国古代哲学(上)、中国古代哲学(下)，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佛学家方立天教授在佛教和哲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要记录，体现了作者在漫长治学征途中跋涉的历史足迹，也反映了方教授近半个世纪来的平生志业。这部6卷本的文集试图囊括方先生传遍九州之作，和广大读者一同分享方立天教授半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通过这部文集，读者可以在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思想历史背景下，深刻体会中国哲学的大智慧，探究佛教哲学的内容调整以及中国化的进程，追寻中国佛教哲学形成、演变、发展的轨迹。本书为第3卷。

　　本卷着重从两个方面展示“中国佛教文化”的内涵与特色：一方面是介绍中国佛教的历史演变、各类典籍、基本教义、制度仪轨、寺院殿堂、名胜古迹等；另一方面是论述佛教与中国政治、伦理、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等具体文化形态的互动关系，以及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与融合。基于此，进而总结中国佛教文化体系的结构、核心、内外联系、演变根源和内在特质，以助于深入了解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重要作用及其未来走向。

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1

前言／3

第一章 印度佛教的创立、演变和外传／10

 第一节释迦牟尼的创教活动和早期佛教／10

 第二节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23

 第三节印度佛教的向外传播／34

第二章 佛教传入中国及其变化和发展／38

 第一节佛教初传中国／39

 第二节三国西晋佛教的初步流传／40

 第三节东晋十六国佛教的隆盛／41

 第四节南北朝佛教学派的涌现／47

 第五节隋唐宗派佛教的创造和繁荣／55

 第六节五代以来佛教在衰微中延续／71

 第七节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75

第三章 佛教的各类典籍／82

 第一节佛典的结集／83

 第二节佛典的翻译／85

 第三节中国僧人的撰述／89

 第四节写经、刻经和排印本藏经／90

 第五节佛典的目录和结构／94

第四章 佛教的基本教义／98

 第一节佛教的伦理宗教理想／99

 第二节佛教的宇宙“真实”学说／118

第五章 佛教的制度和仪轨／125

 第一节教徒和僧籍／126

 第二节丛林和清规／129

 第三节仪式和轨范／131

第六章 佛教的寺院殿堂／138

 第一节寺院建构的演变／139

 第二节殿堂配置和塑像释名／141

第七章 佛教的名胜古迹／158

 第一节三大石窟／159

 第二节四大名山／163

 第三节八宗祖庭／171

 第四节著名喇嘛寺／185

第八章 佛教与中国政治／190

 第一节印度佛教的政治意识／190

 第二节佛教与中国历代政治／192

 第三节佛教思想的社会政治作用／205

 第四节佛教与中国政治关系的特点／210

第九章 佛教与中国伦理／212

 第一节印度佛教的伦理道德观／213

 第二节早期汉译佛典适应中国儒家伦理的倾向／215

 第三节儒家的排击和佛教的调和／219

 第四节世俗宗法制和佛教孝道论／226

 第五节佛性论与修养法／229

 第六节中国佛教伦理的特色／235

第十章 佛教与中国哲学／238

 第一节汉代佛教与方士道术／239

 第二节佛学从依傍玄学到补充玄学／240

 第三节佛教神不灭论与唯物主义神灭论的斗争／244

 第四节隋唐佛教宗派对古代哲学的发展及其和儒、道会通的趋势／248

 第五节佛教哲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及其日益儒化的表现／255

 第六节佛教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影响和作用／261

第十一章 佛教与中国文学／265

 第一节佛教翻译文学的形成及其影响／266

 第二节佛教推动音韵学的前进、律体诗的产生和诗歌的发展／268

 第三节佛教导致说唱文学——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的相继产生／273

 第四节佛教为古典小说提供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276

 第五节佛教对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279

 第六节佛教为我国文学语言宝库增添新的词汇／285

第十二章 佛教与中国艺术／287

 第一节佛教建筑——佛殿、佛塔和经幢／289

 第二节佛教雕塑／294

 第三节佛教绘画／296

 第四节佛教音乐／299

第十三章 佛教与中国民俗／303

 第一节佛教节日与民间节日／304

 第二节轮回和成佛观念与民间风俗／309

 第三节佛教某些制度和佛事与民间习俗／310

第十四章 中国佛教的基本特点／315

 第一节中国佛教基本特点产生的根源／316

 第二节中国佛教的基本特点／322

第十五章 中国佛教的对外影响／343

 第一节隋唐佛教宗派对朝鲜的影响／344

 第二节隋唐佛教宗派对日本佛教和文化的广泛影响／346

 第三节禅宗和净土宗与越南佛教的密切关系／35l

 第四节藏传佛教的对外传播／352

 第五节近代中国佛教输入东南亚地区／353

佛教与中国文化／355

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381

融合：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选择／401

佛教与汉地习俗／417

论佛教文化体系／425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也是产生最早的世界宗教。它长期来主要在亚洲地区流传，19世纪末，开始传入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据有关统计，它现在约拥有3．3亿信徒。

第一节 释迦牟尼的创教活动和早期佛教

一、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历史背景

相传约在公元前6世纪到前5世纪，古北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净饭王的儿子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释迦牟尼生活和创立佛教的年代，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动荡不安、新旧思想交替和宗教生活盛行的时代。

公元前2000年到前1000年间，原居中亚地区的“雅利安人”，向东进入印度恒河流域定居，对原来的土著居民实行压迫和剥削，土著居民绝大多数沦为种族奴隶。到公元前6世纪一前5世纪，印度奴隶制经济急剧发展，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化出来，也发展了商品经济，出现了比较大的城市，如王舍城、舍卫城、波罗奈城等。据佛典记载，当时从恒河流域的上游到下游(即中印度一带)还建立了以城市为中心的16个大国。其中最强大的是恒河南岸的摩揭陀国和西北边的飞行员国。迦毗罗卫国是居于东北方的一个小贵族政治共和国。由于国与国之间经常发生攻伐与兼并，在释迦牟尼晚年时，该国为懦萨罗国琉璃王所并吞。

当时印度各国通行种姓制度。“种姓”是梵文Varna(瓦尔纳)的意译，也译作“族姓”。“瓦尔纳”原是颜色、肤色的意思。“雅利安人”肤色白，土著居民肤色黑。雅利安人从种族上把自己和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区别为“雅利阿”和“达萨”两个瓦尔纳(种姓)。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雅利阿种姓占统治地位，而达萨种姓则居于被统治的地位。这两个瓦尔纳是职业世袭、内部通婚、不准外人参与的社会等级集团，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后来随着阶级分化和社会分工的发展，雅利阿内部又派生出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三个种姓，加上达萨，即第四级种姓“首陀罗”，共为四个“种姓”，也就是社会的四个等级。第一级婆罗门，即僧侣。自认为是创造宇宙的主宰“梵天”(天神)的代表，地位最高贵、最显要。当时的印度，凡决定国家大事乃至家庭生活，都要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这些仪式必须由婆罗门来主持，否则就不合法。婆罗门掌握神权，主持祭祀，是人民精神生活的统治者。第二级刹帝利，即武士。担任国王和文武官职，掌握政治和军事实权，是古印度国家的世俗统治者。僧侣是祭司贵族，武士是军事贵族。这两级都是不事生产的贵族奴隶主阶级。第三级吠舍，是农民、牧人、手工业者和商人，负有缴纳租税和服徭役的义务，多数是被剥削阶级。第四级首陀罗，是奴隶、杂工和仆役，他们要替主人耕牧、从事家务劳动，没有任何权利，备受压迫和剥削，社会地位极低。以上四个种姓的界限分明，壁垒森严，他们的社会地位、权利义务、职责、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都不相同，而且是世代相承的。

释迦牟尼的时代，随着国家机器的加强，刹帝利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他们对婆罗门的特权，日益表示不满，要求扩大自己的权利，支持各种非婆罗门思潮。工商业主随着手工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财富积累的增加，希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对政治权力也产生了强烈的要求。当时奴隶们也通过逃亡、破坏水利工程和谋杀奴隶主等种种方式，与奴隶主进行斗争。这些社会力量的形成、发展，削弱了婆罗门势力在政治、文化、宗教、思想各方面的控制。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反映到思想领域，推动了代表各个阶级利益的思潮的产生、流行。当时对于社会和人生问题，出现了数以百计的不同见解。据佛典记载，当时佛教以外的思想体系或宗教派别，即所谓“外道”，就有96种。归结起来，主要是两大对抗思潮，即婆罗门的守旧思潮和沙门(修道人)的革新思潮。P10-12

2005年元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负责同志和我谈，建议出版《方立天文集》。我顿时想自己与人大出版社真是缘分殊胜：早在上世纪80年代，该社就出版了我的《慧远及其佛学》和《佛教哲学》，2002年又出版了《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其中后两部著作还获得了奖励；如今又要出版我的文集，这对我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我确定了两个选文的标尺：一是以专著为主，兼及相关论文，《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因列入“中国文库”已于近期出版则不再收入；二是以佛教和哲学两个专业领域为基本范围，佛教以中国佛教为重点，哲学也以中国哲学为主，至于涉及一般文化和宗教的论文，以及序文、书评、笔谈、感言、治学漫述，以及一些杂忆、纪念和悼念的文章，均不收入。  

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是六卷本文集，第一卷《魏晋南北朝佛教》，以《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和《慧远及其佛学》两书为基础，再适当增加相关论文而成。第二卷《隋唐佛教》，以《法藏》、《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和《华严金师子章今译》三书为主，删去其中重复部分，另结集有关隋唐时期佛教论文而成。第三卷《中国佛教文化》，以专著《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为主，再增辑论述佛教文化的相关论文。第四卷《佛教哲学》，以《佛教哲学(增订本)》为主，另行增加论述佛教人生哲学的论文。第五卷《中国古代哲学(上)》为《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前九章，即论述中国古代哲学的宇宙论和人生论部分。第六卷《中国古代哲学(下)》，除《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的后三章认识论部分外，再收集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论述中国古代哲学的部分论文而成。编辑同志和我本人在编订过程中，对于发现的疏漏和错别字作了改正，对于有的叙述还作了个别文字的调整。

六卷本文集，是笔者个人在佛教和哲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要记录，体现了笔者在漫长治学征途中跋涉的历史足迹，也反映了笔者近半个世纪来的平生志业。

回首昔日的人生历程，一直生活在社会不断大变革的不平凡岁月里，深感个人的命运与历史演变密切相连，个人的学术活动也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在以往的个人经历中，有三次重大转折对人生道路影响很大。一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使我得以较早地投身革命，经受革命锻炼。二是1956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学校期间我对中国哲学史兴趣最大，五年的学习，除了本系的课程，我还听了历史系的通史课程，自学了一些中国文学知识，这为我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三是1961年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在一次讨论研究工作重点的分工会议上，我确定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哲学为重点研究对象，也就是以中国固有哲学和佛教作为今后的专业研究方向，我自己戏称之为“双耕”。研究中国哲学与中国佛教构成我的学术事业、学术生涯的基本内容。

我在研究中最着意的，一是在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思想历史背景下，探究佛教哲学是怎样调整内容，怎样中国化的，追寻中国佛教哲学形成、演变、发展的轨迹；二是总结佛教哲学对中国固有哲学的刺激、推动和影响，彰显中国佛教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进而有助于丰富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教学内容，以推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

为了研究佛教及其哲学，我的工作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中国佛教思想家、哲学家的个案研究；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校点、注释和今译；中国佛教文化的探索；佛教哲学思想的宏观研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这些研究取得的相应成果，构成为文集的重要内容。

阐扬中国哲学智慧，是我的一大志愿。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研究，一方面是为了深化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吸纳佛教哲学研究成果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以丰富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涵。我把《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卷)和《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视为姊妹篇，包含了追求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哲学研究良性互动的初衷。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文化问题与宗教问题日益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兴趣。在“双耕”的基础上，我稍稍扩展了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在中华文化的研究方面，我强调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观念，尤其是人生理想价值观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和解脱主义是中国儒、道、佛三家的文化传统，也即中华文化的三大传统；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国国学之魂。在中国宗教的研究方面，我比较重视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并对中国宗教观展开了初步研究，撰写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4)]，归纳、总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十个创新观点。最近几年，我对儒、道、佛三教关系的研究兴趣极浓，但因杂事繁多，研究进度有失期待。

我自幼年踏进故乡小学门坎，后进初级中学，再入干部学校、北京大学，最后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没有离开过校门。在弹指五十多年来的治学生涯中，也有一些心得体会，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诸如：

(1)树立志向。我根据自身的条件，确定以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为自己的志业。治学贵在立言，重在创新，即要在学术上作出新贡献。治学是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从事人文科学工作关乎人的精神世界构建问题，更需要适应时代要求，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肩负起历史使命。为此我要求自己有一份良知和真诚，以回报祖国、人民对自己成长的培育之恩。

(2)不畏困难。如，佛学自古号称难治，要求具备较多学科的知识和相应的条件，而且有时舆论气氛不好，成果发表也受到一定限制，但我认为事情有它的另一面，正是因为研究有难度和不利条件，研究才会更有意义，而且成功的机会也许会更大。我的佛教论著可以说就是排除和克服困难的一些成果。

(3)勤奋不怠。治学不仅要不畏困难，而且还要勤奋努力，有恒心，有毅力，甘于寂寞，耐于坐冷板凳。《荀子·劝学》云：“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只有常勤精进，百倍用功，才能天道酬勤，有所创获。

(4)好学深思。要步入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的殿堂，研读有关古典著作是基础性的环节，为此我要求自己虚心体会并反复琢磨古典著作探索宇宙奥秘、人生真谛的苦心深虑，以理解其内在意蕴，力避望文生义、生吞活剥。司马迁说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我治学的座右铭。

(5)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是治学的生命。学术创新离不开独立思考，学术创新也离不开实事求是，而只有独立思考才能实事求是，也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独立思考，两者相辅相成。我每当反思以往学术生涯时，深感有时因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而给自己带来窒息思维、桎梏思想的困境，影响了自己学术研究的开展，这种深刻教训是值得自已．永远记取的。

以上所述编订文集的缘起、文集的要目以及学术道路，意在与读者交流沟通，聊供读者参考而已。

最后，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同志，组织高素质的人力投入文集的编校出版工作。我要感谢李艳辉、杨宗元、王磊、郭晓明、吴冰华、田淑香和符爱霞同志，他们在审读、编辑过程中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和细致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热情关注和辛勤劳动，保证了文集的顺利出版，他们为他人作嫁衣裳的高尚品格，令我铭诸肺腑，一并深致谢忱。

2006年6月8日  于京西时雨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