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良渚文化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描绘了良渚文化的辉煌成就，揭示了其对后世文明及日本等国远古文明的深远影响，探寻了其衰落的历史之秘，阐述了其发展过程对当今社会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借鉴价值。书中利用了最新的考古资料，并运用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知识，使全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对江浙一带文化发展传承的描述，也使该书具有很强的阅读性。

良渚文化，是1936年在浙江杭州市北郊的余杭良渚镇附近率先发现而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其后经江、浙、沪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海内外专家学者的不断探索，截止目前，已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并达成了许多共识。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主要在长江下游南岸的环太湖流域，大致范围北抵江苏的扬州、海安一带，南人浙江的宁(波)绍(兴)平原，东及上海和舟山群岛，西达南京至安徽省的郎溪、广德和浙江省的建德、浦江一带。而其文化影响则北至鲁豫，西进两湖，南抵闽粤台。距今年代约为5300-4200年左右。良渚文化先民以其聪明才智所创造的不朽业绩，足令人们领略到中华文明的曙光已破晓而出，辉耀东方!

前言

也谈良渚文化的发现人

良渚文化下限年代的探讨

良渚文化后续的若干问题

良渚文化区的人文景观

浙江史前考古学文化之环境观

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的环境背景

与良渚文化的兴衰

卞家山遗址树木遗存和花粉所记录的良渚文化

晚期古植被

良渚文化消亡研究中的两个关键问题

“江南地区”良渚文化晚期人的迁徙地

及迁徙原因

距今4000年前后的文化断层现象和良渚文化的

北迁及其归宿

论生态环境对良渚文化兴衰的影响

良渚文化人地环境因素初探

 ——以良渚遗址群为例

良渚文化北征及其影响

良渚文化的衰落原因剖析

从良渚文化的衰落说到防风国及与夏王朝

 的关系

从逐疫文化现象试析良渚文化的衰落

精美绝伦，却走向死亡

 ——小议良渚文化衰落的原因

良渚与大地湾文化的衰落研究

从良渚文化原始艺术看良渚

文化的去向

史前社会复杂化崩溃的考古学探索

 ——以良渚文化为例

初探良渚文化衰落的原因

流转与传承

 ——良渚文化对周边文化及后续文化

的影响

良渚文化对台湾史前文化的影响

陶匏祭天的鸟纹符号探析

 ——兼论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交流

汉字起源与良渚文化刻符的走向

从东中国海看日本的吉野■里遗址

良渚人之饮食与衣着

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考古学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阶段，它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因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遗址而得名。20世纪70年代以来，草鞋山、寺墩、福泉山、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的接踵而至，使具有“文明曙光”文化特征的良渚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日益凸现出它在中国史前文化和文明起源研究中无与伦比的独特价值，目前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最前沿的课题之一。随着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重大价值的不断揭示，人们在日益重视和加强对这一优秀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和深化研究的同时，对良渚文化最早的发现人也开始给予更多的关注。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普遍认同施昕更先生为良渚文化的最早发现人，苏秉琦、严文明、张忠培、安志敏、石兴邦、吴汝祚、毛昭晰、牟永抗、王明达、汪遵国、林巳奈夫等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都曾撰文提及。然而，另一位对良渚文化早期发现和研究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文化名人何天行先生却在晚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数次提出自己1935年最早发现良渚文化。

1984年，何天行先生在辞世前两年，作《筹笔》诗书瓷盘以记良渚文化发现之事，诗日：“筹笔为成忆别诗／羲皇初考证前时／殷彝夏珞冠南国／著史寰畴序有思”，诗后补记曰：“一九三九年，予从业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美籍地质学副教授Sterlings.Beath晤见，盛意敦挚，为予一九三五年所始见良渚文化古器物著文称述于纽约ASIA刊物上，此一古文化实物遂传知于国外。自予最早发现良渚文化至今已五十年，因书瓷记之”。①此外，何天行先生晚年在关于《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的说明手稿中说：“我从看见有良渚的石器与黑陶，经实地调查，多处的探考采集，把所有的器物资料逐一整理，到辑成图录，历时凡经一年多……我的见到良渚发现的石器与黑陶，是在一九三五年在古荡看见有出土的石铲与陶器之后”。在《回忆蔡元培先生》手稿中，提到“一九三五年五月……在距西湖玉泉山不远的老和山下，陆续发现了不少石器。我从常去看的古玩铺知道杭县第二区既出古玉，又有古陶器。那年冬天，我已征集到良渚出土的黑陶。同时我知道，并没有人去注意它，或从事研究。我作了实地考查……一九三六年冬，省博物馆在我所看到的良渚黑陶遗址从事寻觅发掘，又得到不少遗物。在博物馆的试掘报告中，也举了我所收藏的器物的例”。②总览以上这些何天行先生晚年撰写的关于良渚文化发现及其早年与之相关活动的回忆和说明手稿，可以看出他想要表达的三方面的主要内容和意思：一、1935年，他受杭州古荡发掘影响，最早到良渚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早于施昕更，是良渚文化的最早发现者。二、他的《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是在1937年3月底付印，于4月中成书的，施昕更的《良渚》试掘报告一书，是在1938年6月才印就出版，他看到施昕更《良渚》试掘报告的书册时，已经是在很后的时间。三、西湖博物馆做了部分他所希望的“扩大发掘”的工作，《良渚》报告中有不少资料，和他的著录中所载相同或是相似，因此，《良渚》报告一书，可说对他的著录是有益而富于辅助意义，恰好作为他的著录的一个实地的辅证。③

1996年11月2～4日，在余杭市(现已撤市改区)召开了“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为缅怀施昕更和何天行两位先驱者在早期良渚文化发现与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会议举办方特邀请施昕更的嫡孙施时英和何天行的二子何家胜两位先生参加盛会。会议期间，何家胜先生向部分与会专家学者介绍和展示了其父在良渚文化发现与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何天行先生晚年回忆和说明手稿的主要内容。受此影响，吴汝祚先生于次年先后发表了《施昕更与何天行》和《良渚文化研究的先驱者——何天行》两篇文章，提出何天行先生1935年暑假期间前往长命桥、荀山等地进行实地考古调查的观点。④1998年，林华东先生在他的专著《良渚文化研究》中引用吴汝祚先生的观点，也提到1935年何天行先生“得知良渚一带常有玉、石、陶器发现，便多次利用假期前往长命桥、荀山等地进行调查，并陆续采集或购买到一些陶器和石器”。⑤此后，其他一些学者也相继撰文提及何天行先生于1935年发现良渚遗址，在学术界产成广泛影响，有的学者还以此为据，提出何天行先生发现良渚遗址在施昕更先生之前，因而当取代施昕更先生而成为良渚文化的最早发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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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乃至中华文明起源等重大问题中，良渚文化是最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讨论最为热烈的一大焦点。因它不仅光芒四射，与我国其他原始文化融汇成史前时代的辉煌，更因它为中华文明的演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良渚文化，是1936年在浙江杭州市北郊的余杭良渚镇附近率先发现而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其后经江、浙、沪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海内外专家学者的不断探索，截止目前，已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并达成了许多共识。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主要在长江下游南岸的环太湖流域，大致范围北抵江苏的扬州、海安一带，南人浙江的宁(波)绍(兴)平原，东及上海和舟山群岛，西达南京至安徽省的郎溪、广德和浙江省的建德、浦江一带。而其文化影响则北至鲁豫，西进两湖，南抵闽粤台。距今年代约为5300～4200年左右。良渚文化先民以其聪明才智所创造的不朽业绩，足令人们领略到中华文明的曙光已破晓而出，辉耀东方!

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以及河姆渡文化(均距今为6000一7000年)，经由崧泽文化(距今约5900—5300年)发展而来的中国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当时水稻田已出现，犁耕农业技术得到推广，良渚先民懂得捻取河遭中的污泥用作农田底肥，使粮食产量大为提高，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采集、渔猎和饲养家畜为辅的定居生活。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崛起和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时，无论是制陶、治玉、木作、造船，还是髹漆、纺织、竹编、酿酒等，都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陶器制作已采用了先进的快轮制陶技术，器壁薄而规整，烧造温度较高。早期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中晚期则以“黑皮磨光陶”盛行。典型的生活用器主要有鱼鳍形或横断面呈“T”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高颈双鼻式器耳的贯耳(双鼻)壶、圈足簋、宽把带流杯、大口圜底的夹砂陶缸等。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有犁、耨刀、锛、有段石锛、斧、钺、镰、铨、镞、刀等，少数为骨(角)器和木器、竹器等等。不仅品种多样，而且基本配套使用于各个生产环节。1958年在湖州市钱山漾遗址发现的绸片，则将浙江“丝绸之府”的历史上溯到4000多年以前；而1988年在宁波市慈城镇的慈湖遗址出土的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木屐，更是良渚先民的一大发明创造。尤其是玉器制作，不仅已采用了切、割、挖、凿、划、锯、钻、磨、琢、雕、刻和抛光等技艺，而且还可能出现了带有简单机械原理的木构“砣床”和钻具，其高超的微雕治玉杰作，令人赞不绝口。

良渚农业的高度发展，贫富分化的加剧，促进了激烈的社会变革，剥削与被剥削现象日趋严重。于是原先的酋长或军事首领，凭借着特权与神圣的宗教外衣，大量聚敛财富，上升为贵族统治集团，社会由此形成了贵族、巫师、农民、工匠和奴隶阶层。当时祭天礼地等原始宗教十分盛行，玉礼器中的琮、璧、钺，既是良渚文化重器，而且还对夏商周三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如良渚文化“神徽”，更是蕴含着神秘的天机。

玉器盛行，是良渚文化的一大显著特色，不但品种丰富多彩，自成体系，而且式样千变万化，难以胜计，这在全国其他史前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华民族崇尚玉器的一大源头。尤为重要的是，在余杭的良渚、安溪和瓶窑等地，良渚文化遗址成群连片，环绕着经人工修整堆筑营建的中心台址——大观山果园(原称“古上顶”)遗址，其平面范围略呈长方形，地面上至今仍保存着三处俗称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的大土台，这里曾发现有良渚之时的夯筑基址和带有柱洞的大型宫殿遗迹，同时，在其附近还发现了渚如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级别最高的大型墓地(王坟)、祭坛与高档的随葬品。现已有足够的资料表明，良渚文化中晚期应已出现了最初形态的国家——良渚古国，而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宗教中心，便就是在大观山果园遗址。

然而，由于社会的畸形发展，加上战争频繁和内部矛盾重重，良渚古国最终走向衰亡。不过，良渚先民以其聪明才智创造的非凡业绩，则永不泯灭。幸存至今的遗迹和遗物，不仅可再现环太湖流域昔日的辉煌，而且还昭示出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大源头!

为深入而全面系统地探索良渚文化，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主，成立了国际良渚文化研究中心，并聘请海内外专家学者为中心的客座研究员，全面搜集有关良渚文化论著，汇编出版了《良渚学文库》共七册，同时，还多次举行了良渚文化学术讨论会；并于2004年在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就良渚文化的各个专题分别向社会人士举行数场学术报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然时至今日，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日臻丰富，研究视角的不断深化，原先的某些学术观点便应修正或刷新，其中关于良渚文化的衰亡和下限年代等问题，就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学术悬案。

为揭开这一千古谜案，进一步开展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研究，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尽绵薄之力，浙江省国际良渚文化研究中心和杭州浪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邀请了海内外专家学者近40位，于2005年11月28日至30日，在杭州联合举行了良渚文化专题学术讨论会，就良渚文化人地环境、衰亡原因和下限年代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也初步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多数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的下限原先定在距今4000年欠妥，今应改定在距今4200-4300年为宜；其后为浙江湖州钱山漾类型(上海称广富林类型)所取代，这可说是一大学术突破。同时，学者们也从自然环境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内外因等方面分析了良渚文化衰落的原因；另外良渚文化衰落的走向、良渚文化与周边文化及中原文明的关系、对台湾史前文明的影响等也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重点。有关学术论文和观点，现已修改、汇编成此论文集，送交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以此向良渚文化发现70周年献礼!

尤应指出的是，会议期间，我们还邀请了原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著名农业考古专家陈文华研究员作专题学术报告。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著名的史前考古学家安志敏研究员对本中心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安先生生前曾专为本次大会写下了《从东中国海看日本的吉野■遗址》论文，直至病重住院之时仍在不断修改之中，不幸于2005年10月26日辞世，这是中国考古学界的重大损失。为此，我们收录了安志敏先生的最后一篇论文，并表示最为沉痛的悼念。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良渚文化研究中心

(林华东、俞为洁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