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8月13日开始，到2004年8月28日结束，为了三峡工程能够顺利实施，中国政府自重庆、湖北三峡库区向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11个省市迁出移民近16.6万人。5年间，本书作者16次深入三峡腹地，以文字、图像并行的方式，努力探究、接近这一特殊移民事件的真相，透视这一背井离乡特殊群体的命运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力图把这批“非志愿移民”大迁徒过程的状态呈现出来。他们的隐忍与坚韧，奉献与自助，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值得尊重的品质。

大迁徒的私人记忆。

从2000年8月13日开始，到2004年8月28日结束，为了三峡工程能够顺利实施，中国政府自重庆、湖北三峡库区向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11个省市迁出移民近16.6万人。

5年间，本书作者16次深入三峡腹地，以文字、图像并行的方式，努力探究、接近这一特殊移民事件的真相，力图把这批“非志愿移民”大迁徒过程的状态呈现出来。

之一 陌路人

之二 巴女谣

之三 满江红

之四 世道(上)

之五 世道(下)

之六 天问(上)

之七 天问(下)

之八 水语(上)

之九 水语(下)

之十 花非花

后记

附录 三峡库区外迁移民大事记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唐]孟浩然

我不能给你说出他的名字来。有什么不便吗?当然不是!那时，他郑重地向我说了他的“大号”，也就是父母给他起的那个学名，印象中我也记了下来，但写在什么地方却忘记了，并且再也没有找到过。我常犯这样的错误，书上、笔记本上，甚至随身携带的名片、车票、碎纸片上，总会蹦出一些奇怪的名字，让我莫名其妙，对不上号。只记得那是清明前一天下午四五点钟，在湖北秭归老县城——归州的东边，一个孤零零的坟头旁，那人称自己是“我们移民”，样子有些谦卑。

名字的事让我想了很久。

名字重要吗?你从没有听过的那个名字真能给你带来什么信息吗?不能。在熟悉、关注你的人那里，名字是被赋予了诸多内涵的标识，这个标识之所以被记住，往往是因为她也是记住你名字的人自身的参照系；而在与你无关的人那里，名字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符号，与其他那些无意义的符号一样，与你无法形成参照，因而难以进入你的记忆识别程序。也有一种情况，你曾经知道了某个名字的内涵，但又忘记了，当你又与她偶然相遇时，便视为陌路，或者只能把那些有细微差别的符号归并到仅存的同类项概念当中。我记录下的大量移民的名字，大概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对他们的识别不是凭名姓，而是身份的符号——外迁移民。

但我对那一天还留有一些特别的印象，甚至还能记得当时的心情。江边野花与油菜花开得正旺，它们就那样兴奋地活着，有一点阳光雨露就争先恐后地表达自己，闹腾得没有立场。有个坟头就淹没在其中，静静地与四季更迭的喧闹相处。蓄水前，你只要在长江边上走过，对这类讲究的或草草掩埋的坟茔就不会陌生。2001年清明前后，我在沿江的小路上走动，路的下面就是长江，因是枯水期，江水千干净净，与平时在江面上旅行时看到的景象大不相同。远远望去，居然像高山湖泊一般平静清澈，让人觉得不真实。我的心里空荡荡的，没有一点过去所受教育强加于我的诗意，勉强感慨点什么，才发现那只是别人的陈词滥调。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觉开口说话时，几乎没了自己的语词；更可笑的是。我的心与口分离了，我的嘴巴在说话时，耳朵却保持了令人吃惊的理智，在一旁审慎地听着，甚至开始抱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先前，我从没怀疑过口是心非，那种批判的态度也只是对付别人的工具，但现在，矛头不知不觉地拐了个弯，可怕地指向了我自己。

P7-8

互联网上的一条消息是本书的发源地。

2000年8月10日，我走进办公室——《中国青年报》摄影部时，图片编辑石洪涛告诉我，贺延光主任可能要派我去三峡采访移民。中午，贺延光上班时，给了我一张打印出来的《人民日报》华东版电稿，文章的标题是：首批三峡外迁移民8月13日启程。

从北京到重庆，到云阳县，再到南溪镇，8月12日晚赶到那里时，看到了这批移民在家乡度过最后一夜的情景。第二天一早，群众自发组织的送别场面过后，移民们坐上汽车去往县城长江码头，换乘“江渝九号”移民船，出三峡，过在建的三峡大坝，沿江而下。三天四夜后抵达上海崇明岛。一路忙乱。一周后，我从上海回到北京。

这次采访，心生很多感慨。第一次接触“移民”群体，看到、听到的都与自己的想像有很大差别。

到2004年9月1日，我跟随最后一批“三峡外迁移民”，自重庆奉节县到达江西浮梁县。返回北京的火车上，查看采访笔记，往事如烟，这已是自己第16次接触这一特殊的群体了。

五年间，我曾经多次住在库区腹地的小山村中，一呆就是半个月，甚至二十多天，恍然间似乎过上了安逸的日子；我也曾多次跟随移民船、移民专列，在骄阳下从三峡库区移民迁出地一同到达遥远的迁入地。在采访工作间，我努力体味自己看到的一切，并以自己的诚意和可以调动的理解力，与这一群体一道体悟所有与迁徙相关的内涵，传达有关这次大迁徙的主体——移民们的个体记忆。

在工业化的车轮下，在全球化的喧嚣中，透视这一背井离乡特殊群体的命运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但眼下，我对自己这几年的积累，包括文字与图片，还是更加困惑。我的这种记录到底是真相还是谬误，诚实还是欺骗，纯粹的想像重构，还是辛苦得来的可靠洞见呢?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伊赛亚·伯林(1909—1997)式的拷问也一直伴随着我：

如果我们自问，哪怕是根据其最近的过去和后来的知识，我们对某种文化的某个时代，或者某种人类行为模式——比如一场战争、一场革命、一场艺术或科学上的复兴——到底能说穿多少，我们肯定只能回答：几乎什么也说不上来。

是啊！几乎什么也说不上来。书稿交给三联编辑张琳前的一段时间里，恰好正在阅读伯林的《现实感》一书，知音可得，感同身受。自己的迷茫与困惑被老人家一语道破。

如果一定要把感谢的话说出口，那么，我们都应该感谢那些普普通通的移民们，他们的隐忍与坚韧，奉献与自助，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值得尊重的品质。对于我个人来说，应该特别感谢我的妻子裘骆红。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在遇见人生选择及利益取合的时候，她总是对我说：还是干自己想干的、值得干的事情吧，其他的东西不要去考虑。这使得我可以心无旁骛，认认真真地把一件事情做下来。回头看来，这是最为难得的。

晋永权

2005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