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利益的时代”。可以说，2005年的中国，利益博弈是最突出的主题之一，而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和现象都与这个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何为利益博弈提供制度安排？如何保障利益博弈相对公正地进行？如何解决利益博弈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本书从利益均衡机制、转变增长模式、郎咸平提出的三个命题、国有企业改革、房地产博弈、足球革命、城市化、医疗改革、利益集团、突发事件等方面来论述了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这一论题。该是内容系统，理论联系实际，直指现今生活的一些重大问题，关心国事以及经济发展的读者不妨一读。

“博弈”是一个外来词，指人们在一定规则下进行竞赛。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在直接相互作用时，人们如何进行决策以及这种决策如何达到均衡的问题”。用我们日常的语言来说，博弈论是研究在不同情境下的策略选择的一种理论。本书试图从利益均衡机制、转变增长模式、郎咸平提出的三个命题、国有企业改革、房地产博弈、足球革命、城市化、医疗改革、利益集团、突发事件等方面来阐述博弈以及实践。该书论述详细，对中国改革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中国改革到了哪一步？(代序)

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

 利益时代的冲突与和谐

 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

 中国社会结构的定型化

 部门利益的逻辑

 利益化部门的形成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建构和谐走出失衡

 迎来多中心时代

 从贫困到底层？

协调利益关系与转变增长模式

 利益格局与发展动力

 三种资本原始积累

 劳动力价格：打破恶性循环的关节点

 宏观逻辑与微观机制

 当心收入被支出吞噬

郎咸平讨论与国有企业

 郎咸平的三个命题

 分歧是如何形成的？

 分歧还是共识？(上)

 分歧还是共识？(下)

 市场经济与社会重建

 利益时代的思维

房地产博弈

 房地产博弈之一：补课后的迷失

 房地产博弈之二：博弈的主体与联盟

 房地产博弈之三：另一方的主体与博弈

 房地产博弈之四：价格是如何被操控的？

 房地产博弈之五：利益博弈的新手段

 如何看房市中的需求

足球革命与利益集团

 足球政治之西西里化

 足球政治之联盟破裂

 足球政治之真假革命

 足球政治之“薄弱环节”

 足球政治之革命结局

城市化：渐行渐近还是渐行渐远

 谁有可能城市化？

 渐行渐近还是渐行渐远？

 生活在两个二元结构的夹缝中

突发事件与常规化机制

 以良性互动化解参与危机

 突发事件与常规化机制(上)

 突发事件与常规化机制(下)

 暴力与谈判

反思中国改革

 改革的侵蚀阶段与转型阶段

 医疗改革，败在何处？

 一场只有输者的战争？

断裂与融合：2004年的中国社会

 和谐社会：从单一中心时代到多中心时代

 部分弱势群体状况有所好转，总体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利益集团化过程开始、中下层分化加剧、精英与大众的断裂凸现

 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出

 深化改革，走向2005

其他

 如果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

 诚信关键在机制

 劳模评选尴尬在哪里？

 买定乌纱做什么？

 小舅之死

 生活在不确定性之中

均衡机制的基础：表达和博弈

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大体均衡是社会中不同群体利益博弈的结果。在2004年，关于国企改制以及国企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讨论，由资本发动的足球革命的发生，劳资冲突的频繁发生，昭示着多元利益主体已经开始形成。

市场不仅是一种经济整合机制，同时也是社会结构的生成机制之一。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伴随，在过去20多年中，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也不断加深。这首先意味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同的阶层和社会群体开始拥有不同的利益。

但我们必须看到，不同利益主体发育的程度是不同的。这种差异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群体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是非常不同的。争取利益能力的差异，尤其表现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

在强势群体一方，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开端。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在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这个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近些年来，在诸如拆迁、征地等问题上，资本与地方政府的结盟关系，就已经清晰可见。而在2004年有关国有资产流失讨论中利益取向明显的学者与资本的联盟关系更是浮出了水面。

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这首先表现在，弱势群体在我们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弱势群体实际上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

可以说，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的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年底，全国总工会的几个动作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第一，坚定支持工人在三资企业建立工会。全国总工会表示，针对那些不建工会的“钉子户”，全总可能采取以下措施：与当地政府和企业职工上下合作，对不建工会的企业建立名单档案；依法通过上级工会派员帮助企业组建工会；与劳动行政部门合作，对企业提出异议；直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支持来自农村的工人加入工会。全国总工会下发的《关于组织各种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及机关的劳务工加人工会的通知》明确要求：“凡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及机关从业，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含事实劳动关系)的劳务工，不论户籍关系在哪里、用工形式如何、就业时间长短，都要依法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目标是：“哪里有职工，哪里就要建立工会组织。”为此，通知还提出了六大措施。第三，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全国总工会向政府提出建议：出台企业工资支付信用制度、工资支付办法、工资支付报告制度、欠薪保障制度等，杜绝拖欠工资现象的产生；建议在各类企业广泛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工资决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建议劳动监察部门严格执法，除责令欠薪企业补发所欠工资外，还必须支付法定数额的赔偿金。全国总工会还建议修改刑法，对重大、恶性欠薪企业负责人追究刑事责任。

应当说，强化工会的作用，使工会能够真正成为工人表达和争取利益的组织，是形成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的必要条件之一。2005年有望在这方面有一定程度的突破。而即使是很有限的突破，其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

          P7-P9

    中国改革到了哪一步？(代序)>>评价改革 慎重把握

殷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报告发表后，引起的讨论和反思已经不限于医疗体制改革，甚至也涉及对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甚至整个改革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您如何看待和判断这些讨论甚至争论？

孙立平：确实，在最近一段时间，各种媒体上特别是网络上，有关改革评价的讨论越来越多。实际上，这个讨论在2004年郎咸平引起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中，就已经开始了。国企改制、国有资产流失、大批国企职工失业下岗，使得对国企改革的讨论和反思已经不可避免。这次医疗体制改革讨论，也是一个契机。我们可以看到，讨论中问题提得也是相当尖锐的，比如有人责问到：在最近的几年中，除了医疗体制外，还有哪一个部门的改革是成功的？受到抨击最多的，无疑是医疗、住房、教育这三个与大多数人利益相关的改革。而从目前来看，有些讨论已经触及到改革中的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比如，“20年的改革，谁分享其利？”如何看待改革的成本与阵痛？改革成败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对改革需不需要进行反思甚至批评？

但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担心，即这会不会导致对改革方向的否定？甚至有人担心，现在是不是出现了一种否定改革的潮流？应当说，这种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2004年国企改革的讨论中，郎咸平曾经提出国有企业的效率要高于民营企业效率的观点，而更多的人则是从国企改革中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另一方面是大批职工的失业下岗的现象中，产生了一种留恋和怀念过去的旧体制的情绪。这些观点和现象引起很多人的担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医改报告，将医改的不成功归咎于其市场化的取向，特别是报告对改革前医疗体制给予了相当的肯定，这更引起人们的敏感。

殷练：在思想理论界，近年一直存在着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在对上述改革进行评价的时候，两者也有着相当对立的立场。

孙立平：我觉得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改革以及对改革态度的意识形态化问题。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反映。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尽量去掉有关改革讨论中的意识形态化因素，将改革作为一个可以进行理性反思和讨论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务院研究中心的医改报告更重要的意义，是开始去除有关中国改革讨论的意识形态迷雾，而开始对中国改革理性和负责任的反思。

这不是说意识形态层面的讨论是无意义的。无论是在对改革的评论上还是在有关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见解，但也都造成了各自的问题。在2004年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两者的僵硬对立，妨碍了对一些要害问题的准确判断。

中国的改革已经有了27年的时间。纯粹以时间的意义说，27年相当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直到文革结束的时间。27年改革最大的意义是使中国脱离了旧的体制，而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开始成为国际大家庭一个正常的成员。正因为如此，由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国家汇聚而成的这次转型过程，成为自西方现代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变。因此，对于改革的这个基本取向和目标，无论如何都是要坚持的。中国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而且这个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也必须看到，目前改革的处境也是严峻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凸现出来，这两个主题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这与20世纪80年代的情形有很大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因素在再分配体制的空隙中出现，并为当时在再分配体制中处于边缘或劣势地位的人们带来了机会。这时市场与公平的关系大体是和谐的。但到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此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朝向市场经济的一些努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成为社会公平的对立物。特别是利益对于改革的扭曲变形，使得一些改革的走向已经不是朝着一种新体制的建立，而是不合理的利益瓜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改革的共识在破裂，动力在丧失，而且社会群体结构已经产生深深的裂痕，政府宏观政策也往往进退失据。……>>为了改革，需要整顿

殷练：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那么在实践的层面应当如何选择？

孙立平：目前的几种主张：一是继续深化改革；二是调整改革的模式，使多数人受益；三是纠偏。

究竟做什么样的选择，需要形成几个最基本的判断。第一，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不改革中国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必须坚持的，汇人世界主流文明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第二，由于利益机制对改革的扭曲，一些改革最终成为一场财富掠夺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对改革的共识与动力不能过分乐观。第三，由于经济社会生活基础秩序已经崩解，在目前情况下，即使是一种新体制建立起来了，也无法正常运转，一些必需的改革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举个例子，司法独立的问题是法学界不断呼吁的问题。从理论上说，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考虑到我们社会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在我们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人们就不能不有一种担心，如果司法真的独立了，司法腐败不知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从这样几个基本判断出发，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不要轻易进行涉及重大利益的改革，同时对此前的改革进行治理整顿，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并重建改革的动力与机制。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其他方面的改革无法进行，从而推进整个改革的条件尚不具备情况下的一种无奈选择。  殷练：这样的设想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孙立平：我觉得首先的一条，是暂停关涉社会中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最近的几年中，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动机良好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实施的结果，是成了一场利益掠夺的战争。而背后是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最近一些地方在尝试的公车改革和所谓“廉政保证金”，就是很值得警惕的。一些地方的公车改革，实质上成了领导干部大幅度提高工资的契机。有的地方搞“廉政保证金”也成了变相提高公务员工资或增加一项社会福利的行为。而且，这都是要由国家财政来支出的。

其次，是对已经进行的改革进行完善，对其中已经造成严重利益失衡的环节进行修复。比如，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也发生严重的失衡。因此。需要在这些改革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对改革中造成的一些问题进行修复和完善。包括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对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较为严重的群体和个人进行必要的补偿。我们不应将这些措施看作是一种纠偏，而应当看作是为巩固改革成果所必需的。

第三，对于迫不得已的改革必须事先准备过程中的博弈机制。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改革所面对的阻力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要解决的主要是解放思想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来自利益对改革的干扰和扭曲至少还不是主要问题，但在90年代中期之后，在改革措施实施环节上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现在可以说扭曲的技巧已经相当娴熟。如果不在一项改革措施制定之初就将反扭曲的机制考虑进去，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的走样变形甚至事与愿违，几乎就会是必然的。

第四，建立重启改革的机制。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改革困境：国企不改革效率低下，甚至悄悄流失，但一改革就变成瓜分国有资产，而且被瓜分的资产也不见得有比国有更高的效率；司法不独立，就会处在权力的支配之下，但司法一独立，可能比现在要腐败得多。原因是在于，作为社会生活和秩序基础的底线已经被破坏，基础秩序已经失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改革中所要确立的新体制，还是原来的旧体制，都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只有重建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重建社会生活的底线，才能维护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重启改革也才具备基本条件。

殷练：这样会不会延误一些必要的改革？

孙立平：雷曼兄弟公司2002年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中国最大的风险是拖延必要的改革。这个说法我很同意。确实，中国的许多改革因为错过了合适的时机而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但现在提出为了改革而治理整顿，不是要拖延改革，更不是要否定改革，而是要退一步进两步，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