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个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他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记》是个庞大的存在，耸立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大道上，没有谁能绕得过去，也没有谁和谁的作品能取代。他的伟业，他空前绝后的文采，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无人取代的卓越贡献，还有他作为男人遭遇的旷世屈辱，既让人景仰、诚服和击节赞叹，又让人心生悲悯。

在作品中，既可读出了司马迁的巨大天才和伟岸人格，更读出了作者的寄托。尽管从艺术上看，这部小说还存在着不少可以挑剔之处，如写得太实、太满、太露，笔无藏锋，抒情、议论都缺乏必要的控制等，但它却是充满激情的，有着脉息的搏动和生命的蒸腾。

司马迁是个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他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记》是个庞大的存在，耸立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大道上，没有谁能绕得过去，也没有谁和谁的作品能取代。他的伟业，他空前绝后的文采，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无人取代的卓越贡献，还有他作为男人遭遇的旷世屈辱，既让人景仰、诚服和击节赞叹，又让人心生悲悯。如何穿越上千年的时光走进他所处的时代，走进他宽广、博大而又困惑痛苦的内心世界，对任何一个学者，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司马迁在忍受奇耻大辱之后仍然想着端正历史，写司马迁，同样也必须端正态度。简约、洞明、犀利，直面生命的痛疼和重量，直至把中国文人那点可怜的自尊逼入墙角，这是首先要确立的。不能纯净，不能气冲丹田，不能全力以赴，就不能免去繁杂、琐碎，不能免去阴暗和艰涩。要大气、苍劲，紧追生命的主题，身怀真正的悲愤，勇于充当历史和文学的殉道者；同时又要游刃于悲怆与低语之间，若壮士那般啸风泣雨，弹铗而歌。面对血迹斑斑的摧残，心狠不起来，或狠得过度，都不可取。

人生自古谁无死?但死与死是不一样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司马迁普及得最为广泛和深入的一句名言。然而在说出这句话时，他很可能远没有我们理解的那么从容，那么坦然。因为他必须用自己鲜活的生命在泰山与鸿毛之间作挣扎。这种挣扎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自我伤害的过程。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他为完成那部像泰山那样沉重的《史记》，一次次咬紧牙关，强行嚼碎了他作为男人所遭受的天大屈辱。但文人毕竟是文人，当他完成《史记》之后，他自己认为他的死重如泰山，而在汉武帝刘彻的心里，却依然轻如鸿毛。因此刘彻把杀司马迂的任务留给他的孙子，有如给后人留下—件礼物。

扪心追问司马迁(写作阐释)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给自己一个说法(后记)

第一章

汉武帝刘彻盯着殿下的群臣，轻声问：谁还有话要说?

皇上脸儿带着笑意，微眯的眼斜觑着，臣子全都雌伏，手伛在地上，戴冠的头攒攒挤挤匍匐殿下，他们根本就不是男人，甚至不是人。无法看见大臣抵地那张脸的表情，他们雌伏着，甘心这么额头抵地趴着，这让刘彻很舒服。

司马迁算不得一个大官，一个太史令，吏禄只有六百石，是个小官。他心咚咚直跳，心里翻滚着话语，铿锵有力、慷慨激昂的警句，都是针砭朝政的美文。他看见过皇上的笑容，皇上对着李夫人笑，对着太后笑，笑容和善；他要慷慨陈词，皇上会对他笑，那笑是对太史令的嘉奖，是对司马迁的赞许。看不见身前身后人的眼色，只能听见微微的呼吸声。最前排的丞相刘屈麓肚子渐渐大了，呼吸便有些重浊；太尉田蚧瘦削，几乎听不到他的呼吸；北军使者任安在司马迁前，身子骨硕大，他一跪下，就让司马迁看不清皇上的表情。任安是能看得清皇上表情的，刘彻脸上左眼睑旁的一块肉在跳，跳得很厉害。司马迁怎么就没看到那块肌肉在跳呢?他这会儿还不算是近臣，就不知道这块肌肉是整个大汉王朝大大小小臣子们的心头肉，一旦这块肉跳着，颤着，就跟河洛地震长安水淹一样可怕。司马迁说话了，声音不大：圣上，微臣有话要说。

刘彻不在乎司马迁，一个记事的跟班，掌管礼仪的太史令，这小官儿在大汉根本就不算什么，甚至比不上跟在皇上身前身后的郎中眼熟。刘彻冷笑着：太史令想说话了，好啊，你想说什么?说吧?

司马迁千次万次地回顾这一场景，醒时梦里对他自己说，当时皇上是笑的，对着他笑。那笑是嘲弄他吗?他一个太史令有什么可嘲笑的呢?那笑是鼓励他吗?不是，最后他明白了，那不是鼓励，皇上是嫌他不知死活。

司马迁说得很有力，因为紧张，声音有一点点儿尖厉，慢慢才恢复了常态：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李家是我大汉世代名将。李陵事亲极是孝顺，对朋友也很讲信用。只要国家召唤，便奋不顾身，为国家排忧解难。

刘彻冷笑：你想说什么?直说啊。

据说景帝时廷尉“苍鹰”郅都上朝，专把要奏的事儿写在简上。回到家里，再把竹简上皇上准奏的事儿剜去，只留下没奏准的事儿，把它当成自己的过失，排挂在墙上。时间一久，墙上满是残缺有字的竹简。简上留下来的字越来越少了，凡有所奏，无一条不称景帝的心思，郅都就越来越得到圣上的宠爱，几乎一奏事，皇上就恩准。可郅都每天回家，还是依在凭几上，细看墙上的竹简。简片告诉他从前做错了什么事儿，天天琢磨着墙上的简片，郅都就成了先帝的宠臣。

司马迁没有郅都的心机，他是太史令，是文人，喜欢华美的文字，喜欢郑重其事，在讲明自己主张时极力说得有理有据，话就未免有一点儿罗嗦。他要说的是，李陵是一员战将，率五千轻骑深入匈奴腹地，敌匈奴三万人，最后连箭矢都用光了，杀死匈奴上万，伤人无算。匈奴再调八万援兵，才重重包围李陵，他不降怎么办?他不是想降，只想先降了匈奴，再寻机回来。司马迁说话声音越来越大，李广是名将，为大汉流血流汗，竟终生不得封侯。反观朝内，有人不是什么都没做，也封侯晋爵了吗?他是李广的孙子，只要不死，他就会拼死报答大汉的。

司马迁讲话声音越来越大，直视汉武帝。刘彻眼睛瞪着，瞅他，司马迁眼里再无他人，只有他与皇上。朝堂很静，几乎听不到声音，听着自己的声音，似乎是从梦幻中发出来的。

汉武帝斜眼看着司马迁，仇恨有人质疑他，他看司马迁，像看他的母亲王太后。王太后死了，但母亲未死时总是这么对他讲话。他那时年轻，母亲一训话，他就站不牢，头有些晕眩。话能说得快一点儿就好了，但太后总是慢条斯理地说，他站得心疲，腿抖，心恨母亲，为什么说那么多话呢?少说一点儿不好吗?司马迁像是母亲，总要讲道理，他凭什么给皇帝讲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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扪心追问司马迁(写作阐释)

司马迁是个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他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记》是个庞大的存在，耸立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大道上，没有谁能绕得过去，也没有谁和谁的作品能取代。他的伟业，他空前绝后的文采，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无人可取代的卓越贡献，还有他作为男人遭遇的旷世屈辱，既让人景仰、诚服和击节赞叹，又让人心生悲悯。如何穿越上千年的时光走进他所处的时代，走进他宽广、博大而又困惑痛苦的内心世界，对任何一个学者，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我从他写的《报任安书》启程。这篇与卢梭的《忏悔录》一样具有痛彻肺腑的强烈内省意识，但却比《忏悔录》早问世上千年的奇文，读来回肠荡气，是我早就心里向往的。文章写得确切，深沉，锋芒内敛，透露出他的悲愤，他的自抑，他对每一件事的认真和执著，也道出了他的悲凉，他的无奈。贴心贴肺地读这篇东西，你会感到他注定是要被人阉割的，剩下的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当然，当那一刀割下去的时候，你同时又会感到它阉割的已不只是司马迁，也不只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司马迁的生命注定要被涂上悲哀又悲壮的双重底色。历史也从此走进了它的盲区：好，你独裁，你残暴，你掌握了话语权更掌握了生杀大权，你尽可以割断我的咽喉，阉割我的男性，但我可不可以呼吸?可不可以思想?可不可以阉割你的历史?我想这种心理，这种可能性，在司马迁的心里是存在的。幸好项羽、刘邦生在汉武帝之前，至少是生在司马迁被阉割之前，这便使得《史记》中的许多文字得以渗透他的生命之血。

司马迁在忍受奇耻大辱之后仍然想着端正历史，写司马迁，同样也必须端正态度。简约，洞明，犀利，直面生命的痛疼和重量，直至把中国文人那点可怜的自尊逼入墙角，这是首先要确立的。不能纯净，不能气冲丹田，不能全力以赴，就不能免去芜杂，琐碎，不能免去阴暗和艰涩。要大气，苍劲，紧追生命的主题，身怀真正的悲愤，勇于充当历史和文学的殉道者；同时又要游刃于悲怆与低语之间，若壮士那般啸风泣雨，弹铗而歌。面对血迹斑斑的摧残，心狠不起来，或狠得过度，都不可取。

如果表达只停留在描述的层面，那将缺少震撼的力量，也不可能动人心魄。司马迁作为“男人”，他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嘲讽，一种隐喻，因而他作为自然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深刻的。要明白，一个男人分身成为“女人”，不仅男人从此消失了，连人的根本也不存在了。这时应细心地去寻找这个“人”，虽然你逐渐找到的这个人，可能“男不男、女不女”，可能历经悲苦，篷头垢面，但决不能轻易放弃。如果历史浓重的宿命色彩，最终笼罩在写作者头上，那也没有办法，你想躲是躲不开的。

文学性的“性”是人。要在司马迁身上寻觅人性，让男人的雄心在他身上表露无遗，矛盾的是他不再拥有男人的根性，这是他悲哀的源头。但悲哀不可以成为一种代价，那样就浅近了，凄凉了，重蹈覆辙了。必须认识到，是文化上的双向落差给了司马迁致命的伤害，迫使他深陷在悲苦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这种伤害成了他生命中的“绝症”，是他向这个世界一再发出不屈呐喊的根本原因。

这个人有着自己的“怪癖”，在写他时，我们要寻找到更深的“中国男人”的劣根性，让他有更原则性的根本，有更新的发掘和呈现，而且这种发掘和呈现必须是自然的，悲凄的，又是无法回避的。在这缓缓的发掘和呈现中，无论作为作者还是读者，都会有一种梦回心惊的感觉，因为当你撩开历史的重重迷雾之后，渐渐看到的，很可能是你自己的那张丑陋的面孔。

司马迁对自己有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自尊，自卑，自信，自残”，这种种态度注定他的生命是血肉模糊的，同时也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的大气。他对自己笔下的历史人物有比常人更深切的体味，这让他抱定与书中人物共患难的决心。要把这个人写得淋漓尽致，就得从自己身上剥下那层人皮。  不必在意他的行止，他被实施宫刑前的战战兢兢，被实施宫刑后的压抑和狂妄。他的压抑与狂妄，是一种本能，一种本性。在那样一个时代，礼当然是要用的，但用礼来拘束你的心性，你怎么会成功?司马迁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他能正视自己不能成为男人时的悲哀。在他看来，人的物欲是其次的，满足你的精神需求，才是最高理想；你可以放弃一切物质追求，但你不能放弃最高理想。

司马迁寻求的是一种“气”，就是我们常说的精气神。这是中国文化对生命的一种关注，一种悲悯。在写司5~_时，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中国男人的“痼疾”。他们很自傲，但又自卑；很自信，但又胆怯；很自以为是，但又左右徘徊。这种男人的尴尬，让你左右为难。实话说，当我指出中国男人的痼疾很容易被找到时，心里是不好受的，因为“很容易找到”意味着泛滥成灾。

司马迁真的能阉割和匡正历史吗?

答案是否定的。他只能把握住他自己，那是坚定的把握，真心的把握，又是一种无奈的把握。当他气势汹汹地写出他的个人心境时，以为自己成了无所不能的“主宰”。但他偏偏又被弄成了残疾，生命之中必须承受不能承受之重，而他又要把一切历史弄成不能承受之轻，这中问的艰难、困厄，真是难以想象的啊!

司马迁从来没写过他自己这个“人”，一个高尚的人。但他的行为又那么卑微，那么有心机，那么繁复。他毕生都在苦苦地思索，苦苦地把内心的所思所想化为实际，那种个性化表达，体现着中国人的特性。当他把《报任安书》写出来时，心是痛的，在滴血。

没有什么能让他更平静了，当阉割发生时，他先是愤怒，再是平静，再是自然面对，再又心生怯弱，一切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假如你是有家的，假如你是一个阉人，假如你仍然在寻求一种男人的气魄，假如你还有男人的胸怀……这时的你是尴尬的，同时又是可怕的。

司马迁是一个人，并且是一个书写历史的人，当人类真正用自己的个性去书写历史时，就有自己的担忧了。而担忧是痛苦的，因为那是基本事实。我不相信司马迁可以变得很从容，也不相信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使他变得很卑琐，但从司马迁的身上可以看出，这种事实是存在的，一切皆掩盖在最后的辉煌之中。

文化表达个性，也表达司马迁的一种生态。生态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获得这个态度，就有了一种真实。没有这个态度，就没有真实。在我们表达文化时，态度是决定一切的。

司马迁写刺客，写忠，写侠，最精彩。他从刺客列传中得益最多，笔触也最独特，可说是酣畅淋漓。这揭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阉人同样也有极大的冲动。同时又从反面证明，弗洛伊德的那个理论并不总是有效。追溯起来，这大概是一种最古老的气韵所致，可以让他放心大胆地去掉历史的表面，他为了生存而被迫戴上的那层面具，从而寻找到一种内在的真实。他这时能内在地表露自己，写自己，把自己对于人生的把握写出来。于是文字之中的他，才有了张扬的极致。

生命在司马迁的躯体中，一次次步入辉煌。这种种辉煌是可信的，自然的，但总与艰难困苦相伴相随。这里既有司马迁实现辉煌的艰难困苦，也有作家表达种种辉煌的艰难困苦。《虎符》的表达实现了一种极致，基本上把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的命运写细、写活了，夹在中间的还有一个很自如的女人。可它也让人有些怀疑：你的表述真的达到了那么自然吗?是不是还携带一些杂质?因此，在《司马迁》的写作中，必须格外谨慎。人的写作惰性是需要时刻警惕的，稍有不慎，便会卷土重来。

生活中的人徘徊在路口，生命之中的人也徘徊在路口，一切尽在那不说不语的情境中。他自然入画，同时也以怯懦入画。他对于瑕疵的仇恨是那么深恶痛绝，对于生命是那么在意，对于文章是那么自然纯熟。他简直对自己笔下的文字走火入魔，怎么也避不开它们。但真正的残忍，是进入_个残疾人内心的两重世界，这让他有一种欲罢不能的快感，而且他本人已清晰认识到，在文化上、哲学上，正是那种欲罢不能给了他一个寻绎和放纵的机会。在这里，司马迁的向上与精神上的两重分离成了关键，但他不可能抛却一切去认可这关键。他认为他能做到的，就在于陈列一个个详尽的细节。一切其实都是内定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同时又是他身处逆境的自我袒露和解剖，因而也是凄苦的。

司马迁在寻找一个梦境启示，他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完美的人，也差不多是一个完美的人，因而他对于肥胖和奶声奶气深恶痛绝。但要命的是，他越是往历史和自己的内心深处发掘，越发现那个肥胖的人，那个奶声奶气的人，原来就是他自己。这时他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最可怜的人。他没有办法甚至没有勇气把梦境详尽。因为，当他沉下去时，就是那么一幅幅图画，他尽力使自己入画。当他看见自己的面影从庄严的文字中渐渐浮突出来时，他心里便有一种东西轰然坍塌，如一堆雪突然被阳光融化。这时他在文章中越是阳刚，在生活中便越显得柔弱，而且这柔弱成了他的整个生命姿态，他几乎要窒息在这柔弱之中了。

身体的背叛从被施宫刑就开始了，而且在一日日加剧。我们应该承认，包括以史官相袭的司马家族，到那时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司马迁那样遭受到如此深刻的痛苦，经受过那么惨烈的打击。这个男性残缺的人，他从此必须一面同身体作战，一面同世俗开战，另外还要向《史记》开战。每挑战一个历史人物，他都可能获得一次新生，得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获得一次新的痛苦。他只能顽强地忘记背负的屈辱，但那耻辱却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刻在他颤动的灵魂中。追根溯源，中国文人的内心高洁、忍辱负重和严重的人格分裂，正是从他开始的。

生活中的弱者，在文化上是强者，司马迁究竟活在哪一个层面上?他心里有光彩，他遭遇的无论是帝王，还是刺客，或者是诸侯，都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他恍惚间以为自己就是那些人了。但他却不是，绝对不是。因而我们向前每行走一步，每涉足一个角度，都感到了某种牵制。这造成了一种困境：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司马迁?当他整理中国历史时，是那股浩然正气害了他，使他不能正视每一个人；但宫刑者的别致又使他能区别于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他强烈地体会到了那些人的悲哀酸辛以及内心的呐喊，这种种表达让人感到强烈震撼，也让人感到战栗，就因为他的心底里有了愤懑，有了人性的力量。

他的决绝与简单就这样成了一个过程，这是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他一次次从中走出来，又一次次地走回去。这很无奈，也很悲壮。由此我们便能断定，司马迁的行为中有一种狂悖，既激烈又极端。但他无法左右自己，只好信马由缰，任其带入一个万劫不复之地。于是死亡的阴影开始向他一步步逼近。

人生自古谁无死?但死与死是不一样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司马迁普及得最为广泛和深入的一句名言。然而在说出这句话时，他很可能远没有我们理解的那么从容，那么坦然。因为他必须用自己鲜活的生命在泰山与鸿毛之间作挣扎。这种挣扎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自我伤害的过程。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他为完成那部像泰山那样沉重的《史记》，一次次咬紧牙关，强行嚼碎了他作为男人所遭受的天大屈辱。但文人毕竟是文人，当他完成《史记》之后，他自己认为他的死重如泰山，而在汉武帝刘彻的心里，却依然轻如鸿毛。因此刘彻把杀司马迁的任务留给他的孙子，有如给后人留下一件礼物。

司马迁之后再没有司马迁，如同《史记》之后再不会出现《史记》。

2005年，一个冬夜

给自己一个说法(后记)

写《司马迁》时，心里很沉重，几乎喘不过气来。在写作中，我时常想：一个人怎么能活得这么艰难，这么没有出路，这么没有尽头?况且他早已不是个男人了，没有做男人的尊严和乐趣，一生就这么在沉重的负轭中踽踽而行。

人的生命有两重性，兽欲的人要求的是释放，便有了肉体的盛宴，有了人类的延续；人性的人要求理性，向往用智慧的光芒辉映人类，这使这个星球上的一切生灵都有了仁慈。但为什么司马迁不能成为一个自然的人呢?他像那些可怜的家禽牲畜一般被人阉割了，生命只剩下了躯壳，虽然还能喘息，但这也只能说是苟延残喘；人还活着，却活得卑微琐碎。活在苟延残喘、鸡零狗碎中的司马迁，竟写下了《史记》这部不朽史章!想想人也真是够神的。在此，我们应该承认，从司马迁起始，文人的两重性就被决定了，他们能生活在最卑微的环境中，也能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创造最伟大的著作。换个说法，不管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也不管后来的人怎么看，历史与文学总还会有的，无论你怎么压迫它，怎么看不起它，践踏它，它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于世，流传于世，哪怕像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那样残损地存在，残损地流传。

文人的华章都不会那么老实，都可能存在两重性，一方面它是人性卑琐的证明，一方面它是委曲求全时的发泄。就因为具备这两重性，中国文学才更色彩斑斓。谁能阻止一个人在他私下抒写的文字中说几旬胡话呢?谁会在意它的求实与愤懑呢?只要它是实实在在的，它就是有用的，人们一再视而不见，或是曲解这文学曲解这人类的独特语言，把它驯化成温和而详尽的说明，以求说服人，不去太苛求自己。人生本来就不那么容易，何必总给自己过不去?

司马迁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他，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文人。中国文人的根性与智性，几乎都能从司马迁的身上找到影子，找到理性与感知并存的依据。司马迁在生命过程中的种种努力，成了一代代文人的生命写照。也就是说，你只能像他，你舍此无他，你只是他的一个翻版，被他一代代一次次一层层地翻印。你还有自己的什么创造吗?没有了，你只是他，他也是你。

文人有失落感，有双重性，就具有了复杂的性格。你能从司马迁的身上看到自己，看到中国文人的品性。你可以发出叹息，可以很在意你的文章，但你总躲不开他。司马迁的得意是小得意，你也有这种小得意。司马迁的患得患失是一种狭隘，你也不见得宽厚；司马迁的惧怕是一种对于生命的担忧与恐慌，你也同样，生命在你手里从来就是一种担惊受怕，从来就轻松不起来。

没有人从自己出发研究司马迁，更没有人像研究自己一样去研究司马迁。每逢说到自己，便言过饰非，便口是心非，司马迂便成了他人，便在司马迁的痛苦与审慎中逃逸。说得更露骨一些，你那是害怕承担艰难，害怕承担痛苦。那是因为司马迁已经替你承担过了，你把你的怜悯送与他了。

但你还有没有一丝不安，有没有一丝感动，有没有一丝惧怕呢?

你肯定有。

卑琐使你忘记了他是与别人一样的人，使你忘记了你本该的担承。人类总得不断地否定自己，不断地寻求新的精神与食物，在这一点上，你与司马迁永远无法分离，你与他是骨头连着骨头，筋连着筋的。

因此，你要生存下去，你就得给自己一个说法。

2006年2月15日北京通县武夷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