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华夏文明的神秘源头，寻找远古人类的迁徙路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将向何处去？你也许不赞同作者的观点，但你不能不关注这个话题。

上部 越过千山万水

第一部分 遥远过去

阿拉伯世界与中国

特殊的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两个海湾

1.东北角波斯湾

2.东南角红海亚丁湾

也门人的历史

大名鼎鼎的“萨巴”来历

古老的麦因王国

萨巴王国以及中国的“西伯”

也门地区早期陆续并列的其他王国

1.盖太班王国

2.哈达拉毛王国

5.奥桑王国

4.希木叶尔王国

综合的也门

中国与也门的交往

阿拉伯人名与中国商王庙号

面对也门历史对夏商周联想

第二部分 伊甸园与《诗经》乐土

到非洲去

从《圣经》说起

埃塞俄比亚简介

埃塞俄比亚的犹太色彩

天啊，但人!

“但”与“周”的关系

《圣经》挪亚与中国女娲

 附：中国女娲的传说

寻找“乐土”

“乐土”与“伊甸园”

关注人类起源

寻找伊甸园

文明传播与“南岛”文化

第三部分 永远的示巴女王

神秘的示巴女王

示巴女王与“周”

“西王母”与“周穆王”

原始性意识与库克船长

作为女性的示巴女王

“孟那里克一世”

读《所罗门：示巴女王之鹰》

第四部分 关注红海北段

夏与夏甲

深入埃及

公元前14世纪埃及“政变”

埃及与周边的可能联系

埃及与中国

不能遗漏的沙特

第五部分 猜想“焚书坑儒”

围绕秦始皇与孔子

两地宗教猜想与对比

“礼”与以色列家族

一些历史疑云

秦人信奉什么宗教

印度东北突现以色列失落部落

下部 遥问天上人间

第一部分 神话与天文星座

麻姑、天后与西王母

麻姑的传说

天后

道教里的西王母

道教的一些特点

“牛郎织女”的传说

星空传奇

从“狗皇”到“盘古”、“伏羲”

图腾、“大熊星座”与“七星”

“大熊星座”的全球神话对比

解秘西王母“Queen Marichi”

第二部分 宗教之间

道教起源与发展

道教基本派别与信仰体系

道教与苯教的可能联系

象雄与苯教

苯教与佛教之争

卡尔雍仲

历史背景下的波斯祆教

围绕祆教源头

直面祆教

“天使”与“盘王”

“火之子”与“火神”

第三部分 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

希腊神话背景简介

希腊神话主要人物以及关系

赫拉与其他主神

“盘古”“伏羲”与希腊神话人物

火神与盘古更多记载

“宙斯”与“玉皇大帝”

吴刚折桂与西西弗斯

“禹”与“鲧”的传说

月老红线

嫦娥传说来自印度神话

第四部分 几则全球童话与神话

来自德国的格林童话

几则童话与神话对比

中国也有《灰姑娘》

《汾河湾》和《武家坡》的希腊色彩

误解“神”“仙”?

精卫鸟是什么鸟?

第五部分 “酒神”与“萨巴"、“萨保”

葡萄种植的传播

酒神文化

宗教联系

中国历史中的“撒保”

附：香港归来有感(2004—12—8)

之一.“挪亚方舟”与“亚若方彝”

之二.“夏甲人”与“客家人”

之三.古滇文化

之四.在文明同源中猜想纳斯卡

附：“三代”王表

附：有关人类非洲起源新闻3则

《代跋：从“严谨”说起》

参考书目及感谢网站

第一部分 遥远过去

越来越多收集的资料显示，中国商朝前后的历史与阿拉伯半岛的历史肯定相关。从语言的扩散情况看，在大约3500年前全球人类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可以从语言研究方面得到一些证据。其实从后来中国有大批的回民这一事实就可以推导出这一结论，从那里到中国来并不那么困难，他们一直都有同样来到中国的动力与通道。

按照我的逻辑，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潜在的“回民”。从地理与气候上，我们没有明显的理由说，大约4000年前与近2000年内这个时段有什么根本的条件改变而扰乱了中东诸多民族一直向中国迁徙交流的规律。这些走向中国的渠道从远古至今一直都存在，只是我们不把唐宋之前迁徙过来的人们称呼为“回民”罢了。

今天“回民”人口大约为900万，在少数民族中仅次于壮族、满族人口位居第三。如此多的存在量似乎已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当然，“回民”并非全部是从阿拉伯半岛来的，但这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并且“回民”今天分散的地区也给了我们另外的启发。他们集中在宁夏、青海、新疆、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天津、北京等偏北地区。

从地中海西岸到东岸，从阿拉伯半岛到中国内地，有一种文字在广泛使用，尽管它有各种不同的名称，但总的来说围绕着“迦南文字”和“腓尼基文字”展开。这一语言痕迹提示我们，“阿拉伯化”实际上并非是随着伊斯兰教在公元7世纪开始的一场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亚伯拉罕为“多国的父”(《圣经》语)一点也不是夸张，他子孙后代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像能力，以上提到的两种语言都与亚伯拉罕的后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祖先，阿拉伯人同样也承认他为祖先。

3300年前的中国脱离了“腓尼基文”的字母文字系统，转向一种发音的象形文字甲骨文，目前看“(原始)南阿文字”是与其最接近的一种文字，两者有可能为同源。此外，“南阿文字”目前还有一个分支存在，它是埃塞俄比亚的国语：阿姆哈拉语(Amharic)。

有人说，我手头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甲骨文源于“南阿”文，倒有可能传播的渠道是相反的。有人间道：为什么“南阿”文字不能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昵?这个可能性也存在。

尽管一般人认为“南阿”文字起源于“原始迦南”文字，时间可能早到公元前1500年，但是通常意义的“南阿”文字出现在大约公元前500年，当然有可能从中国传播过去。成熟期的“南阿”只出现于南部沿阿拉伯海附近地区，这里正是通往中国的最近的中东港口，假如当初中东就是世界文明的核心，从这里出发并在东亚等地繁殖一些近亲文明是可以理解的。最终这种文字在埃塞俄比亚落脚，说明了埃塞俄比亚与中国地区之间可能有过的密切文化、政治联系。

我之所以倾向于“南阿”为甲骨文的源头，主要理由为：1，甲骨文比“南阿”复杂，一般来说，源头应该简单；2，当时中东文明比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文明整体更发达。当然，这些理由并不十分充分。其实“南阿”文字的许多符号在中国远古就存在，比如仰韶以及夏文化里就有出现。到底谁影响了谁，这确实是个问题，但已经可以确定的是，两地之间有联系。

让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阿拉伯地区包括哪些国家，这个事实可以启发我们对于古代历史的认识，因为文化的传播一般因为相对稳定的地理条件是有规律性的。当然完全以今天的“阿拉伯地区”来归结3000年前的“文明同化区”是不严谨的，但有参考总比没有好。史前史的委屈就在这里，总得用一些“不严谨”来替代空白。我们的许多有价值的线索都不得不建立在一些“不严谨”之上。好在我们知道这一缺陷，对之保持一定的警惕就可以了，因为并非我们所有的证据都是类比，某些地方我们还是有铁的证据。我们的任务是探索，是资料的积累，不是赌博，所以冒险不仅是值得的，而且是必须的。

阿拉伯人聚居的阿拉伯半岛面积300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今日中国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只有3000多万，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之一。

古代中东的核心发达地区，包括两河流域、波斯、埃及以及希腊，比今天的中国版图大不了太多，估计唐代或者清代时期中国的最大版图面积与之较为接近。假如把“中东”考虑为一个整体有些假设就比较好理解了。因为我们能很好地理解中国版图内发生的任何交流，中国人不怀疑远古时期中国人曾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来回穿梭，那么中东内部的交流也应当不存在问题。既然在如此大的区域内交流不存在问题，那么中国这个板块与中东板块之间的交流也不应该存在问题。这个比喻更形象一些。

今天的“阿拉伯地区”涉及到亚非欧三大洲，尽管狭义上的阿拉伯人只指那些操阿拉伯语的人群以及主要集中在阿拉伯半岛地区的人们，但广义上的阿拉伯世界却要广大得多。有22个国家明确属于“阿拉伯世界”，包括：也门、沙特阿拉伯、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特尔、巴林、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埃及、苏丹、索马里、吉布提、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位于莫桑比克海峡的科摩罗群岛。

“阿拉伯世界”与中国文明起源究竟有无联系?有，并且关系很大。不过我得补充一句，由于我的研究中国人与犹太人有关已经深入人心，这个补充是必要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只是文化上存在区别，人种差别并不太大。在伊斯兰教兴起的公元7世纪之前，信仰犹太教与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真的并没有今天这样大的分别，他们甚至穿同样的衣服，说同样的语言，有一个(大多数人认同的)共同祖先：亚伯拉罕。但在今天，他们势同水火。假如亚伯拉罕在天有灵看到今天的一切，他肯定认为还不如当初真把儿子献祭给上帝呢!他的后代在他的家园故土上你死我活争战不休，亲者痛仇者快。

上面的议论并非大话，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很可能在古代中国的土地上共同对付了一些敌人才建立了夏、商、周。在“三代”之前中国地区是有许多土著的，我认为红海附近主要以闪族为代表的人们来到中国建立了夏、商、周政权。当然，夏、商、周本身的更替或许就是他们曾经的矛盾与斗争的一种体现。

本书讨论的基础建立在这样的推论之上：夏朝由夏甲后代建立；“商朝”与今天红海附近的也门、沙特地区有很大的联系(不排除与地中海东岸也有联系)；周朝由亚伯拉罕的一支后人建立，他们有明显的犹太痕迹。P2-4

2003年10月23日，我因无意中碰到一本三星堆的书籍而起考察文明源之念已有一年。这一年，我写了三本书。在第二年的开头，我写下了这第四本书。

在过去的一年里，尽管也有小的挫折与波澜，但总体而言很顺利。我得到了世界各地华人的支持。来自不同方面的热情支持与厚望既鼓舞了我，但同时也给了我压力，甚至我也开始考虑一些“学术”问题，偶尔我也考虑如何给自己的工作定性。

我对于我的工作很满意，当然，研究中也存在着不少漏洞和谬误，很准确地说，我一面前进一面因学养的欠缺而在不断补课与修改我的路线。我甚至不愿意在其他地区再版时出版我的第一本书(即《三星堆文化大猜想》，简称《大猜想》)了。不过，那是我的第一步，尽管歪歪扭扭却也反映了我最初的大方向。假如为了展现我的思考全过程，我还是愿意把这本书的谬误也展示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份不错的“原始手稿”，它虽然不成熟，但奠定了研究基础，说明了我最初的宏观思路是正确的：把“西来说”的源头直接引向中东的南方，坚定地指向埃及文明，并且直接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埃及文明与犹太文化这两条主线贯穿了我的整体研究。以往的“西来说”多偏离了这条主线，止于中亚与两河流域，所以才导致了西来说的“灭顶之灾”，以至全军覆没。第一本书由于根本没有参考旧的体系反而奇迹般地避开了这个误区，也由于以往的“西来说”对于中亚和西亚对比得很充分，所以我更多想把注意力放在前人忽视的地区，这也算是一点矫枉过正的意识。

《大猜想》一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提出了世界上存在着四个大的文明板块，他们以每千年为期次第向外传播的规律，这记录在书末的“文明列表”中。另外一项具有重要价值的假设是，2500年前左右是人类文明的分水岭：之前是人类自由迁徙的原始浪漫时期，人类文明得到了广泛充分的传播与交流；之后是国家、民族与宗教的发展导致全球相对封闭的一个时期——这才是真正的“巴比塔效应”，这个分裂人类或者“反迁徙”因素的出现造成了战争与文明交流的停滞时段。没有这个历史分段，将无法把握人类文明的传播规律，认识不到这一点实际上将无法探索人类早期的文明扩散秘密，许多历史谜团将无法解开。

同系列中的第二本书《向东向东，再向东》(后文简称《向东》)创作也很偶然。由于在出版第一本书之前需要《圣经》资料的补充，在查询中我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圣经》信息。于是干脆另起炉灶，尝试以《圣经》为蓝本来解读中国文明起源。它比第一本书更加“系统”地提出了我的假设框架：中国夏商周文明起源于中东。考虑到大多数中国人不熟悉并且手边根本没有《圣经》，并且为保持《圣经》在《向东》中的相对连续性，我引用了大量《圣经》原文。一些读者由此批评我是“抄袭、巧要钱”。其实，引用和压缩这些《圣经》片段耗费了我许多精力，根本不是像某些人说的“直接抄袭”。一本书厚到那样的程度对于市场是很不利的，并不是更能“赚钱”。我在跟香港的出版社谈到这一问题的顾虑时，提议再版时是否可考虑删减一些《圣经》引文，但他们一口回绝了。

第三本书《历史也疯狂》不是框架性的文本，是我的读书笔记与旅游散记，但这本书却是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一个偶然事件我与西北这条中国的“丝绸之路”有了特殊联系。对西北地区进行了一个月的实地考察，开阔了我的眼界，也更坚定了我的研究信念。同时，确定夏文化以及半坡文化的语言为早期的腓尼基文字，是这本书以及整个体系最重要的一部分。在这本书里，我也开始关注到中国本土的古代文化实际上有明显的“东方”与“西方”之别，它们又可以表述为“北方”(西方)与“南方”(东方)，揭示了“西来说”在中国的两大主线，这一具体化过程对整个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从第三本书开始，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问的联系由“夏甲”这里开始再次引起我的注意。我开始调校方向，从一般性的中东开始向具体的地区瞄准。文字语言与人种之间的复杂关系开始得以重视考虑。在第三本书的最后，古典“南部阿拉伯文字”与甲骨文的比较是我最为兴奋的一个发现，它为第四本书(也就是本书)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这本《锁定红海》的撰写依然是非常仓促的。许多长久以来困惑我的问题出人意料地在这本书中被我潦草地揭开谜底，我在动笔之前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些收获。我想当你们拿到这本书之后也肯定会有同感。

在最繁忙的一段时间里，我身体不太好，我甚至遗憾地想万一我突然去世，这些工作别人难以为继。现在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尽管体系紊乱、文字潦草，但主线已经清晰，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整体思路的来龙去脉，有兴趣的人可以基本沿着这个思路前进了。中国古代主要的宗教体系、语言、人种、神话、文学等都已“栏杆拍遍”。

整个四本书展示的是真正探索的足迹，而不是一个正确真理的宣告。我的书写就是一份仓促的“手稿”。我觉得这样处理很好，并且不以这样的“浮躁”为耻，因为我想及时让社会知道我的工作进展，也让更多的人来批评帮助我的研究。我的当务之急不是细密鉴别，而是建立宏观大模样，树立一个简要的框架，只有在完整框架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出初步的一些历史模型。所以，这里我也顺便提醒大家，阅读的过程中发现我的书假如前后有矛盾者，以后一本书为准，因为我的观点也在研究探索中不断修正，探索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随着新资料的获得我已经修改了许多内容，但是大方向没有改变。

心平气和地说，我的工作是一份为一项巨无霸工程初步收集资料的工作。认识到这个定位，我以后不打算对我的文字做过多的修饰，都会以最“毛糙”的形态出版，因为这会最大程度地保留“资料”。许多信息若按照规范的学术体例是必须拿掉的，但考虑到资料收集的不易与重要，我愿意放弃“学术”的“规范”考虑，不惜“以意害辞”。借用一下孔庆东给老那《城市蜿蜒》的“夸赞”：“刀工不讲究，玩意儿可是大补畦。”我要的就是这个“大补”。

糊里糊涂收集了一年多的资料，我这些研究到底属于哪门学科，或者说与哪门学科最接近，我自己最初并不是很清楚，或者干脆我认为这个根本就不重要。我确实一直把这个工作当“破案”，破文明起源的案，管他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假如非要我凑一个专业，我倒认为它可能是“文化人类学”。假如还想再保险一些，直接称呼为“人类学”就更可以了。“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或者干脆直接用ethnology也无不可)，是分析和比较人类文化，如社会结构、语言、宗教和科学技术的学科；而人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人类的，包括族源研究与人类体质以及他们的地理分布、流动等，不难看出这正是我一直关心的。“历史学”或者“考古学”甚至(汉)语言学都不能囊括“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它们在此只能作为“文化人类学”某一方面的工具而存在。我是这么看的。

尽管我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情，但是无论从哪方面都还是惊动了一些人，并且使一些行业问题凸显出来。比如人们往往会想，你一个外行侦探在做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国家的专业人士上哪里去了?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不想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太复杂，但我彻底回避也不可以，因为这会牵涉到我的诚信问题。不过我想“苏格兰场”的存在其实从来并不影响福尔摩斯们的存在，反之亦然，互补更好。当然我知道中国人并不习惯，中国人更喜欢“单位”。不过我认为“单位”对于青蛙倒是一盆正在升温的热水，所以有一些人愿意在“单位”之外试探生存，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应该给予一定的宽容的吧。科学，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地区，都不一定与“单位”挂钩，科学首先需要的是自由与独立。

张光直先生也有“单位”，不过是在美国的“单位”，从他的许多言论中我获得了信心，尽管他并非是个文明同源论者。在提及钱穆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特点时，张先生曾经说中国历史学界“自我中心”和“向里面看”。他还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历史，却全是自己的历史。二十四史从头到尾不离开中国这个舞台。”“中国人独善其身的哲学，即‘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这种态度，显然也是应用到史学上的。自司马迁以来，一直到当代学界，中国也出了不少著名的史学家，但都是‘中国’史学家。中国古今学者中有几位对中国以外的历史或一般世界史做过重要的贡献的?”“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外国史上被哪国史学家尊为大师，也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国际上成为有地位的历史理论家。”“中国史学一向缺乏研究世界历史的传统，积习所在难免影响到国人对国外各种多姿多彩而风格迥异的古今文明的忽视或轻视。”“中国学者的一个习惯，是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研究中国史而不研究世界史这种作风，不但使我们成为世界史的文盲，而且常常使我们不能充分了解中国自己的历史。”

张先生的话可谓一语中的，不了解世界史，怎么会全面了解中国史!越向深处研究我越发现，中国(上古)史其实正是一门“世界史”。这样一个学科背景的扩大给许多传统人提出了挑战，同时给我这样喜欢读“世界史”的“杂人”也提供了一个机遇；从某个角度说，我是从“世界史”来看(上古)“中国史”，而我知道中国上古史的专家很少有习惯向外张望，他们大概太忙了，或者他们大概认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这个差异造就了我这个并不太了解中国史的“独眼龙”，同时中国某些相关学界也成为一个不了解外面世界的“独眼龙”。在这个研究领域内只要专业的学者不准备彻底改变思路，那么中国的读者可能就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迫地接受我这个外行“独眼龙”的不断“抛砖”，我们需要耐心等待专业学者的引玉。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我希望尽快得到改变，让我们在学习和反思中成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全人”。

从“严谨”说起

看过我书的人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不严谨”、“牵强附会”、“胡说八道”，另外一派却看到“极其严谨的推论”、“名垂青史的创新”。我并没有两套不同的文字给两派不同的读者，很明显是读者中间存在着两套截然不同的脑筋。一套是与我相同的，另外一套是与我不同的。我倾向于认为前者是属于新的，后者是“固守传统”的。

时代不同了，“严谨”不一样。或者说，从一开始我就主动选择了抛弃传统的“严谨”，但是我肯定是为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严谨”。我觉得俗常所谓“严谨”在这个领域的广泛已经窒息了史前研究的生命，所以我只有另辟新径。

水清无鱼、至谨无证。在传统生活里我们经常使用筛面的罗，一般有大孔的罗与小孔的罗，这些不同的“罗”是对应于具体不同对象的，当有人告诉你大孔的罗“不道德”，而“小孔的罗”应当受到赞扬时，你是不是觉得很荒涎?然而这正是许多人对于“牵强附会”与“严谨”给出的判断。“牵强附会”就是大眼罗，“严谨”就是小眼罗，他们是两种不同的逻辑方法与手段，但是很明显其中一个倍受诋毁，另外一个则受到无限赞美。假如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改革年代，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在一些特殊学科的方法论方面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变革。

很多人把史前研究当作“历史”研究，根本不知道“史前”就是“没史”的意思，昕以它的研究需要的自然也不应该是一般“历史”研究的手法。非常之事不仅需要非常之人，更需非常之法。这个“法”在我来说很简单，就是要敏感、敏锐到“牵强附会”的地步，研究者要养成“听风就是雨”的习性，要借鉴“宁错三千不可错过一疑”的严密。但是反过来看，这些方法与手段恰好就是“牵强附会”。“牵强附会”在史前研究中不仅不应排除，而且应该是追求的。

不过或许做出这个说明也是必要的：我并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学者，我只是·个文化阐释者、呼吁者。这个特殊的身份定位也指明了我承担的职责不同于…般学者，也必将预示着方法上的一些不同，视点上的不同，并且也肯定会影响到我对于“严谨”或“不严谨”的异议。

史前史是匹“死马”，几百年过去了基本上还是老样子，无论你用“严谨”还是“不严谨”只要能医活它才是硬道理。事实是，人们一直使用“严谨”来医它并不见起色，但见危难歪曲，愈见这匹“死马”苍白虚弱，我“被迫”换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我想我使用的大概属于残酷的“电击”，看似在残害，实际上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强刺激有起色。只要能够真正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担当个“牵强附会”又如何!

无论怎么说，我作为…个仅只是受过外语系的西方文学和经济学的熏染面进人历史学话题的人，我从上到下部透着不可否认的“新”。不过我一直认为我的“新”没有太多“新于”的弱势，反而这成为一个巨大的“优势”。为什么如此说，这是历史学界人才能深刻领会的公开的秘密。而我只是把这个“新”发挥到极致就可以。“牵强附会”是我的“新”中之“新”。

“做学问首先是做人”，这是中国学人经常讲的一句话，我也要重复这句话，不过我的意思是，要想做开拓性的学问，你必须要做开拓性的新人。假如你一面想做中国传统认可的谨小慎做的好人，又想做开拓性的学问，那肯定一无所获。面对种种的类道德意识侵入学术领域，我几乎觉得那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老调，学术已经饿死，太注重“做人”恐怕是其中的要因。我终于不能继续忍受这样的道德了。

我作为一。个外人来搅这潭浑水，即便不能说马上就浑水有鱼了，但确实我知道搅浑水是件善事。我当然也知道许多人还是喜欢看“清水”。当初我就意识到会有很犬的道德压力存在，所以我最先准备好要破的就是“道德”。我首先衡量的并非是我有没有“学术”能力，而是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去引爆这个话题并承担这个道德压力。我觉得我做到了，并且不是特别困难，毛泽东说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事实如此。

我遭遇到的第二个“道德”问题是：用脑于记忆还是用计算机。我被许多人蔑称为“网络学者”。

在我所做的这个领域，以前的著名学者常常是记忆超强之人，说到某些典故往往可以‘字不漏倒背如流，甚至某些人连页码版本都记得。一清二楚。记忆力好什么都说明不了，那不过是一种天生的自然禀赋，甚至是一种低级技艺，与街头杂耍的技艺区别并不大，但它的好处是可以应付考试，怎么也扯不到“道德”上去。但有人还是更欣赏这种传统方式积累起来的知识，觉得更有道德感，就像许多人喜欢吃“手擀面”不喜欢“机擀面”一样，这叫偏好。但是将这样的传统偏好引入学术体制，就会有些问题。“记忆力好”已经是一个首要的选择，“创新意识”成为次要选项。所以，旧学问是“记忆”学问，它整体上的迟钝与缺乏创新似乎是必然的。

在今天这个电子时代，新人们往往使用网络搜索方法解决许多知识问题，一个google瞬间就可以解决以往人们花数月甚至数年才能积累的知识。知识与学问不再是积累问题，甚至不再存在“更新”问题，知识成为一个科技工具的使用问题。计算机网络应用到史前研究领域必然要掀起一场革命，因为资料获得的途径与处理方式全部得到了革命。

新技术必然促进新道德，新道德必然产生新思想。这个新型知识工具进入学术，必然要掀起一场革命，必然会产生出一批与以往旧时代完全不同的新人、新事物、新方法、新思维，它也必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垮旧有的许多成规。历史上马匹与马蹬的出现怎样改变了世界，活字印刷与纸张曾经怎样改变了这个世界，今天的计算机网络就会对包括史前领域在内的学科带来怎样的革新，对此我丝毫没有怀疑。否则，计算机以及网络的出现就不成其一场革命。假如我的研究没有彻底推倒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的话，那么通过计算机实现的I)NA技术已经推翻了中国独立人类起源的传统结论已成事实(见书末附文)，中国人类学新的篇章已经在计算机辅助下迈开第一步。

我坚信中国与整个世界都在面临一场正在加速的深刻的文化革命。它的意义与深远不亚于一场“文艺复兴”。我所骄傲的是，我不是被动卷入这一洪流的人，我是自觉而主动的挑起者。并且我觉得挑选史前史这一学科更具有釜底抽薪的决绝意义。

在面临这一急剧变革的中国，在已经着手建立一个开放、宽容、科学、现代化的国度里，重新深刻了解她以及她周围的以往历史是必要的，更何况那是一个极其开放的过去。在这一重新认识之上，中国人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文明观、文化观、科学观以支持它充满希望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