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个危险的种群，在罗素、雷蒙德·威廉斯及汉娜·阿伦特等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关注公共话题的知名学者看来，如今我们只有肤浅的专家、浅薄的演说家和骗人的医生。在知识经济的今天，我们把最广泛地参与高等教育与最无聊的文化结合在了一起。在本书中，作者对以“反精英主义”为旗帜，片面强调广泛参与而导致知识分子贬值、文化领域弱智化、文化媚俗化的庸人主义思潮与实践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批判，阐述了知识分子对文化与民主所做出的最本质的贡献。

一段时间以来，我深切感受到知识分子的迷失，并为此烦恼不安，这种感觉似乎困扰着我们文化机构、大学和专科学校中的许多人。公众有权听到来自我们文化机构的高质量的学术讨论，而且，作为有着无限潜力的听众，他们应该受到更大的尊重。本书就是写给众多聪颖的男男女女的，他们渴望种更具挑战性的学术和文化生活。

译者序

前言

绪论：穿越庸人之土的个人旅程

没有意义的知

平庸崇拜

弱智化社会学

对标准的讨价还价

从英才教育到庸才教育

优胜的价值

本书写作目的

第一章:知识分子贬值

从强大的主人公到迷失的灵魂

怎样才是知识分子?

当代社会和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角色的贬值

顺从的知识分子

第二章:琐碎的追求

启蒙传统的去魅

面对不确定的无能为力感

相对主义：竞相声称拥有知识

工具主义的妥协

第三章：弱智化

疏离的公众

最小公约数下的重新参与

精英主义平民论

第四章：社会改造

对独立自主的攻击

社会改造与市场

第五章：媚俗文化

通过肯定实现包容

将认可制度化

对普通人的颂扬

第六章：把民众当儿童

儿童化的文化

把民众当儿童

颠倒的势利

塑造温顺的公众

结语

参考文献

当成百上千、干人一面的欧洲城镇相互激烈地竞争"文化城市"的时候，谈论庸人主义的兴起可能显得吹毛求疵。文化事件和文化庆典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每个沉睡的乡镇似乎都拥有一座博物馆、至少一个遗产中心。声称社会正在变得弱智，这种说法遭到文化现状的维护者的愤怒驳斥，正是这些人推动着在他们看来正在兴盛的知识生态学。他们照例会指出书籍出版量的上升、书店数目的增加、读书俱乐部网的繁荣，或者大量的人去听音乐会、参观画廊和博物馆。在一个美国观察者看来：

毕竟从外表上说，在美国，精神生活几乎从未比现在更健康。以学者、出版商和作家的活动为主的杂志、报纸专栏、网站在过去十年左右飞速增加。整个美国，在学院和大学城里，传统的文化生活与前沿的文化生活并肩发展。阅读、讨论和诗体讽刺吸引了成百上千的人。甚至在学院教育结束之后，学术生活仍在继续。

教育当然对社会产生了令人敬畏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而且似乎人们接受教育的脚步从未停止。每个人看起来都在接受某种职业培训，或者暂时停下来重新接受培训。四十多岁的人正重回大学，或者第一次上大学。我们都被认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机构，来迎合我们的每一种知识需求。我们对待教育和文化的态度无疑是严肃的。我们不是生活在黑暗的中世纪，那时不可能找到激励性的和挑战性的文学。我们仍在创新--有时，个体艺术家创作出鸿篇巨制，一些知识分子继续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提出重要的思想。

文化悲观主义者常常无法反驳统治集团所说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繁荣的社会。不过他们指出，真人实境电视节目的出现是以高品质的戏剧和纪实性节目为代价的，报纸上的观点畅谈专栏的增加是以深刻的新闻分析为代价的，他们还指出了各个层次的教育水准的不断下降。这些批评并非没有根据。但并不是每个新项目都是千禧年圆顶展览馆(Millennium Dome)--文化盲的证据。我们仍然有华莱士艺术收藏馆(Wallace Collection)或者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重要的创新，以及能使人们更加优秀的机构毕竟一直都很稀有。那么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呢?P10-11

如今，真理、知识和道德价值越来越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而是代表着持有者的立场；知识分子也自觉地不再充当普遍真理的代表，而是特定群体或特定身份的代言人。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不分轩轾；博物馆和美术馆走入社区，展出早已被公众认可或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图书馆里增设咖啡厅，努力使自己变成休闲场所。学校越来越追求满足学生的需要，大学教师被要求去"支持"而不是改变学生；教师降低姿态，自称也在学习，同时也降低要求，一味肯定和鼓励学生的观点与努力。不同观点的讨论被等同于人身攻击；学术自由变成了对教学成果的量化审查；生活的经验被与学习而得的知识等量齐观。现代大学不是骄傲地远离商业世界，而是忙着为新发明颁发特许证，或者孵化高科技公司。富里迪(Frank Furedi)在这里描绘的这些现象，虽然是英美发达国家学术和文化世界的情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些情形在中国同样存在，或者已经露出端倪。

这些都是正常的么?还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大众化时代的压力越来越大，还是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立场?事实上，在不少官员眼中，这是文化向社会和民众迈出的积极的一步；在不少知识分子看来，这是学术走下神坛、走出象牙塔的积极举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一书中，富里迪系统概括了我们时代的这一平民主义的社会改造潮流，将其主要内容概括为"联系现实"(relevance)和"向公众开放"(access)，并指出它们深刻地影响和决定着管理者的文化政策，也决定着文化机构自己的方向和措施。

单从字面上看，"联系现实"和"向公众开放"是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无可挑剔，但是富里迪指出，一旦像联系现实和向公众开放这样的价值获得了根本的重要性，它们就成了教育和文化生活的仲裁者。这样，一个学说、一出歌剧或者一出莎士比亚戏剧的价值，都取决于它是否联系现实和向公众开放。从这样的角度来对待文化，有两个主要的弊端。一是在具体操作时，文化精英们往往把公众当作理解力低下、感情脆弱的儿童，为了迎合这样的公众，文化精英们屈尊俯就地降低难度，降低要求，降低文化和学术的水准。二是文化和学术变成了实现民主化进程的工具，而工具主义的问题在于，假如我们不能因学术和文化的成就本身而重视它们，衡量它们的标准就变得可以讨价还价了。没有了内在的标准，也就无法再区分出高下，更无法评判和赞颂优秀者。其结果是助长了对真理和知识的相对主义态度，表面上人人皆有建树，实质是水准的不断下降。

富里迪把这种情形称为"弱智化"，指出弱智化是由若干强大的力量推动的，这些力量把知识和文化仅仅当作实现更大、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这些力量中，不惜一切代价地倡导包容政治的公共政策起着关键作用。不过，富里迪真正批判的，不是推行这一政策的政治家，因为在他看来，从古至今，政治家，甚至文化机构，总会试图控制和利用文化资源。而使今天的弱智化文化空前泛滥的，是艺术和教育世界从内心里接受了媚俗文化。学者和艺术家一反传统的社会批判立场，对庸人主义社会改造工程乐观顺从。从这一点说，归根结底，还是知识分子本身出了问题。

对知识分子精神缺失的呼吁，对知识分子职业化和技术化、放弃其社会职能的批判，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但是过去还没有人如此系统和深刻地将文化精英的溃退与当代学术和文化的弱智化直接联系在一起。人们往往倾向于把学术上的失范、当今学术界的不良现象归咎于对学术工作的量化考核，却没有看到正是知识分子自己充当着这一考核的工具。用富里迪的话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积极地从内心里接受了文化媚俗政治，而其他人通过不情愿地服从机构的要求，也找到了一种轻松的生活。"

对于今天的青年学者来说，学术上的违规有时不仅是个人自觉的堕落，也不仅是在考核压力下无奈的取巧，有时事实上就是对学术规范的无知，因为现在越来越没有人告诉学生，学术规范是什么。就像富里迪在书中所描述的，以向公众开放为原则的教育重视的是走入校园的人数，这使得严格的规则、教育和训练被代之以流水线加工式的学分挣取和文凭颁发，最终的受害者，正是作为开放和包容运动对象的学生与大众。因此难怪富里迪呼吁，现在到了为公众的心灵和头脑发动一场思想之战的时候了。

弗兰克·富里迪1948年出生于匈牙利，1956年随家人移居加拿大，20世纪70年代后移居英国，是英国肯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曾用弗兰克·理查兹这个名字成立了大不列颠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并任该党的主席。该党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和自由派的反中央集权立场。该党在80年代出版了报纸《下一步》，90年代又出版了杂志《活着的马克思主义》，此外还有网站弃置新闻网(spiked on-line)和思想学会(Institute of Ideas)等机构。富里迪至今依然是"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中的领军人物。

富里迪的学术研究主要围绕帝国主义问题和发展问题，有《神秘的过去，难测的未来》(1991)、《帝国主义的新意识形态》(1994)、《殖民战争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政治》(1994．)、《人口与发展》(1997)、《无声的战争：帝国主义与变化的种族观》(1998)。除了学术研究外，富里迪也常被媒体称为社会问题专家，探讨我们的社会如何被危机感所困扰，在这方面他著有《恐惧的文化》(1997)、《疑神疑鬼做家长：为什么不信专家意见对孩子才最好》(2001)和《心理治疗文化》(2003)。

知识分子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在我的学习生涯中，我的两位导师--南京大学的杨正润教授和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也都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关注。杨老师翻译的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知识分子》一书几次再版；陈老师在20世纪90年代与王晓明、张汝伦、朱学勤等人共同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正是陈老师对萨伊德(Edward W．Said)的《知识分子论》的介绍和推重，促使我写了《世俗批评家和流亡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伊德的知识分子观》一文，该文最初发表于《四川外语学院学报》，后被《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转载。正是由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所受的熏陶，以及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使我欣然接受了江苏人民出版社向我推荐的翻译此书的工作。对于高等院校的教师，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而对当代学者来说，本书所讨论的正是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面临的迫切问题。在这个时代，就如富里迪所说的，一场对抗庸人的文化战争早就该开始了。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感谢我的父亲和母亲。接受本书翻译任务的时候，恰好儿子刚刚坠地不久，如果没有二老的全力相助，我可能根本无法完成这个工作。

本书并不是哀悼学术生活的黄金时代已经去不返。我们并没有变成白痴。我们有许多令人难忘的艺术作品和科学成果，我们也继续做出出色的发现。本书旨在对我们当前着手发展思想、教育民众和塑造新型公众的方式展开研究，对当代教育和文化政治的反民主根基和保护主义根基同时提出质疑，即把大众参与描绘为无法与保持优秀标准和谐共存。我认为今天的文化精英们从心底里接受了这看法，这导致了对待学术生活的庸人主义态度和有害的工具主义态度日益兴盛。一个文化如果倾向于把讨论等同于专业观点的乏味交换，这个文化就会出现冷漠和社会疏离。由于所有这些都确实至关重要， 场对抗庸人的文化战争早就该开始了。--弗兰克·富里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