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100多年前的爱国诗人的诗歌，在一年内两度被温家宝总理引述：“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此诗作者就是晚清爱国诗人、卓越外交家、近代变法先驱黄遵宪。这位变法先驱为何能如此影响深远，让我们随本书来寻找答案……

上 册

总序

前言

编辑说明

第一编 诗词

日本杂事诗

人境庐诗草

人境庐诗辑补

人境庐词曲联赋

第二编 文录

第三编 函电

第四编 公牍

第五编 笔谈

下 册

第六编 专著

日本国志

附录黄遵宪传记资料选辑

在伦敦写真志感

人海茫茫着此身，苍凉独立一伤神。递增哀乐中年感，等是寻常行路人。万里封侯从骠骑，中兴名相画麒麟。虎头燕颔非吾事，何用眉头郁不申。

得梁诗五书

廿年踪迹半天下，数尽新交总不如。四海几人真我友，万金一纸当家书。相期云汉高飞鹄，难忘江湖同队鱼。事事蹉跎落人后，可堪君尚逐前车。余得拔萃后四年，举于乡。诗五亦知之。余常以此为戏。

今别 离四首

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中心忧。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

朝寄平安语，暮寄想思字。驰书迅已极，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虽署花字名，知谁箝缗尾。寻常并坐语，未遽悉心事。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只有班班墨，颇似临行泪。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中央亦有丝，有丝两头系。如何君寄书，断续不时至?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P121

黄遵宪，字公度，号东海公、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布袋和南①、公之它、观日道人、拜鹃人等。清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1848年5月29日)出生于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州市)攀桂坊。同治十年(1871)岁试第一名补廪膳生，翌年取拔贡生。十二年应乡试，次年赴京应廷试。光绪三年(1877)起历任驻日本使馆参赞官、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使馆参赞、新加坡总领事，奉命办结江南五省教案，与日本交涉苏州开埠事宜，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参与湖南维新改革活动。黄遵宪又是清末有成就的诗人。卒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905年3月28日)。

黄遵宪的生平著述、思想和实践活动对清末的政治思想和历史文化产生过重要的正面影响。

(一)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华侨权益的外交活动

黄遵宪是清末有所作为的外交活动家之一。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77年11月26日)，黄遵宪随从中国首任驻日本公使何如璋赴日，任使馆参赞官。时值日本明治维新初期，政治已生变化，经济实力增强，吞并琉球之心业已显露。黄遵宪坚决反对日本吞并琉球的图谋，一面协助何如璋向总署陈述保护琉球对于朝鲜和台湾安全的重要性，一面揭露日本阻止琉球对清政府进贡，吞并琉球的企图。他还利用与日本友人的交往，以笔谈形式谴责日本政府吞并琉球“专属鼠偷狗窃之行，可耻孰甚”，表示救援琉球的态度。由于清政府的软弱退让，光绪五年(1879)，琉球终于被日本吞并，并改为冲绳县。

同光之际，俄国侵占中国新疆大片领土的同时，又派兵舰游弋黄海和日本海，由北向南扩张，朝鲜首当其冲。光绪六年(1880)，黄遵宪作《朝鲜策略》，并向朝鲜赴日修信使指出沙俄“欲得志于亚细亚”，为此“必自朝鲜始”，认为“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提出朝鲜“防俄之策”则是“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共同抵御沙俄南侵的策略。黄遵宪的主张曾引起朝鲜当局的重视。

黄遵宪还是近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的推动者。使日期间，他在繁忙的使馆公务之馀，以文人身份，广泛结交日本汉学家，留下了大量笔谈手稿、往来书信、唱和诗词、序跋书评，推介各自国家的历史文化，介绍民情习俗，相互切磋，彼此交流，增进民间学者之间的深厚友谊，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后来的中日文化交流都有重要的影响。

光绪八年二月(1882年3月)黄遵宪调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之时，恰逢美国国会通过限制中国移民律例，掀起排华浪潮，阻挠中国人人境，刁难中国学生和商人游客，歧视入境的华人，限制从业华人，制造借口逮捕华人。对此，黄遵宪在任上围绕抵制美国排华，维护华侨华商合法权益事宜，向驻美使臣郑藻如连上数十件禀文，报告交涉情况，阐明自己的外交思想，提出进行此项斗争的主张和方法。在总理衙门的支持下，经过黄遵宪从实际出发，分别情况，据理力争，维护了华侨华商华人的合法权益和尊严，令华侨华人“无不感戴恩泽”。

光绪十六年三月(1890年4月)随驻英公使薛福成抵伦敦任使馆参赞，负责下行文批及例行公牍，并为薛福成拟备与英外交部官员会晤时的问答草稿。

光绪十七年九月(1891年10日)黄遵宪赴新加坡总领事任，详细考察南洋华侨情况，了解到广大华侨拳拳爱国之心，但他们在国外财产难以保护，回国时却受“奸胥劣绅”的“勒索讹诈”，以至诬陷，因而不敢回国。黄遵宪如实上书薛福成报告情况，申述必须“扫除积弊”，公布保护华侨合法权益的新章。光绪十九年八月(1893年9月)，光绪帝谕准华侨归国，严禁骚扰勒索华侨的行为，就是依据黄遵宪考察的情况，采纳了他的建言。因而南洋华侨始终感激和怀念黄遵宪。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黄遵宪从新加坡奉调回国。战后他被委派处理江南五省未结的教案。他坚持原则，区别对待，依法处理，使五省教案在“无赔款、无谢罪、无牵涉正绅、无波及平民”的情况下得以妥善了结。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1896年4月)，黄遵宪作为全权代表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进行苏州开埠谈判。他与对方展开“唇枪舌战”，驳斥日方把苏州作为租界的要求，草拟了开辟苏州通商口岸的六条议案，其实质是“施政之权在华官，管理之权在华民”。但在日方的压力下，清政府终于作出妥协，放弃了黄遵宪的六条议案。

黄遵宪为实践“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益”的外交思想作了力所能及的外交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外交上的斗争不可能取得完全胜利，这也令黄遵宪感到痛心。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订立，都使黄遵宪悲痛欲绝。

(二)倡导“我手写我口”的晚清新派诗人

黄遵宪十五六岁“即学为诗”，后奔走四方，“虽一行作吏，未遽废”。他生平诗作颇丰，诗词之多达千馀首。使El期间，他广泛搜集和了解13本的历史和_-现状，写成《日本杂事诗》二百首，以诗歌形式向朝野有识之士介绍日本的历史和明治维新后实行改革的变化。使英期间，公务稍懈，他开始将以往诗作荟萃成编，虽然他四十岁以前所作“多随手散佚”，于光绪十七年(1891)辑成《人境庐诗草》四卷，二百馀首。其后又有六卷本，辑诗三百馀首，四卷本有而被删除者九十馀首。光绪二十四年(1898)“放归”祖籍后扩充成十一卷，于其故后宣统三年(191 1)在日本印行，收古今体诗六百馀首，而后又有多种印本。1961年还有《人境庐集外诗辑》面世，其中除四卷本删去的94首外，还有其他补辑，共291首。本书编辑过程中又补辑一批散佚国内外的诗词曲赋联作品。

黄遵宪自称“吾论诗以言志为体，以感人为用”；又说“诗之为道，性情欲厚，根柢欲深。此其事似在诗外，而其实却在诗先”。他倡导“我手写我口”黄遵宪诗作题材广泛，有众多与中外友好唱和作品，有许多充满爱国激情的佳作，有反映琉球事件、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历史事件的诗篇，有记述海外见闻、介绍国外历史文化的诗歌，还有鼓舞斗志、催人进取的“军歌”，等等。

善于吸纳民歌内容和采集民歌风格，是黄遵宪诗歌的一个突出特点，其作品《山歌》、《新嫁娘》、《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等均有浓郁的民歌色彩。诚如梁启超所说，“近世诗人，能熔入新思想以人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胡适认为“黄遵宪是有意作新诗的”。人们称誉黄遵宪是晚清诗界革命的重要人物。

(三)立志变法维新，维护民权

黄遵宪走出国门，目睹明治维新初期的日本社会新貌如同洞见“中华以外天”，视野为之扩大，立志撰写《日本国志》，坚持“详近而略古，详大而略小”，“牵涉西法，尤加详备”的原则，以备“朝廷咨诹询谋”，并于光绪十一年(1885)秋撰成，希冀打破“荒诞”的闭关自守，仿效日本“取法泰西”，“革故鼎新”，相信中国也将“收效无穷”。

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给黄遵宪以极大震动，从而逐渐走上变革社会实践的道路，加入强学会，创办《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1896)秋，黄遵宪．赴京受光绪帝召见，他在回答光绪帝询问“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时，认为“泰西之强，悉由变法”。翌年，黄遵宪奉命赴任湖南长沙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在湘期间，他妥善处理了积压的许多案件，参与湖南维新志士陈宝箴、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江标和梁启超等发起的维新活动，设立湖南南学会、保卫局、课吏馆、迁善所、时务学堂、不缠足会等，鼓吹“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敝”，使湖南成为戊戌维新运动最活跃的地区，推动全国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黄遵宪的行动受到光绪帝的重视，谕其“迅速来京”，授以三品京堂充任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因病未及就道北上，滞留上海治病，而北京发生政变，湖南维新活动受挫，维新志士遭受诋毁与打击。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1898年10月11日)，黄遵宪拖着憔悴的病体，被“放归”嘉应原籍，终结了政治生涯。

(四)“放归”故里，为教育救中国尽义务

黄遵宪“深知东西诸大国之富强由于兴学，而小学校为尤重”，认定“教育乃救中国之不二法门”。黄遵宪“放归”故里后，屡次拒绝再出山的邀请，致力于发展家乡教育事业。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联络一批嘉应地方文人，设立嘉应兴学会议所，亲任所长。次年把东山书院改为师范学堂，计划一年免费培养师范生二百人左右，以发展小学教育。他还派人赴日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培训师范学堂师资。黄遵宪还要求各乡村成立兴学公所，开展调查适龄幼童工作，选好校所，扩大入学人数。他设想：偏僻闭塞条件困难的村邑，可采取开设讲习会方式，仿专科学校，分科肄业，实现速成教育。

黄遵宪临终前在致梁启超讨论生死观问题的信中说：“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无辟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这段话语可谓是黄遵宪对自己生命价值的归结。

黄遵宪生平著述颇丰。他生前行世的有《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亲自定稿的《人境庐诗草》在他逝世后屡次刊印，后有钱仲联先生的《人境庐诗草笺注》出版。20世纪50年代后《人境庐集外诗辑》和新加坡郑子瑜、日本实藤惠秀编校的《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先后面世，近年还有郑海麟、张伟雄的《黄遵宪文集》(日本版)和吴振清等的《黄遵宪集》出版。一些书刊也陆续刊发一批黄遵宪的作品。这些出版物为黄遵宪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和方便。但是还有相当数量的黄遵宪著述分散在国内外，尚未搜集整理出版，还没有一部内容比较完备的黄遵宪著作集。

20世纪80年代伊始，编者在老一辈学者的鼓励下，便着手广广泛搜集国内外黄遵宪的著述，以编辑出版一部内容比较完备的黄遵宪著作集，全面、系统地反映黄遵宪的生平思想和实践活动为目标，以满足深入了解和研究黄遵宪的需要，历时二十馀年，其间90年代一度中断，2004年复始，终于编竣《黄遵宪全集》。《黄遵宪全集》在以下几方面作些努力，具有若干特点。

(一)内容丰富，收文较全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从北京、天津、苏州、上海、嘉兴、杭州、广州、梅州和香港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各级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图书报刊，以及私人手中搜集到各类黄遵宪的著述一百五十万字左右。全书分为诗词、文录、函电、公牍、笔谈和专著六编，成为迄今为止第一部收入作品最多的黄遵宪著作集。其中诗词编，除收入集主生前定稿的《日本杂事诗》和《人境庐诗草》外，还有《人境庐诗辑补》，其内容既包括后人整理出版的《人境庐集外诗辑》的诗，也包括一批新搜集到的散佚诗词，全集总计汇集诗篇一千一百三十馀首。此外，《人境庐词曲赋联》部分辑录词作十馀首，其中若干首系首次披露，还有一批曲赋和联语。

文录编共收集主论述和短篇文章五十五篇，其中有《朝鲜策略》、《南学会第一、二次讲义》，有为国内外特别是日本学者的著作撰写的序跋和评论，还有寿序、传略和碑铭等。

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和驻新加坡时期有一批禀文，反映了他维护华侨华人合法权益的努力和外交方面的思想；他奉命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期间的批札、告示、章程等，记录着他维护人身权利，参与维新改革的实践，以及其他方面的公牍，均编入全集的公牍编，共计六十馀件。

黄遵宪与国内外友好有众多书信往来，散佚国内外，其数量难以准确估计，以往先后发表了数十封到百封，而本集函电编所收书信和电文二百二十馀封，增加一倍多。其中第一次收集到多封黄遵宪致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和陈宝箴的电报。这批函电是研究黄遵宪的珍贵资料。

黄遵宪任驻日使馆参赞官的几年里，在繁忙的日常公务之馀，还经常与非官方的日本朋友交往，交流中日两国的历史和文化。他和使馆的同事们克服了语言障碍，频繁与日本汉学家采用书写汉字的方式进行交谈。至今在日本还珍藏有大量一百多年前黄遵宪等与日本友人笔谈手稿，笔谈的内容广泛，这无疑对研究黄遵宪和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集第五编笔谈，共收入黄遵宪与日本友人大河内辉声、宫岛诚一郎、冈千仞和增田贡等笔谈四种，其中后三种系首次经整理后收入本集。本编还收录了光绪六年(1880)黄遵宪在日本与朝鲜赴日本修信使金宏集的三次笔谈。

全集第六编是专著《日本国志》，这是经过新式分段标点的简化字横排本。《日本国志》是黄遵宪使日期间在广泛收集日本历史和现状资料的基础上经十多年编纂而成的志书，全面、系统记述日本的历史，特别着重介绍日本转向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法，实行明治维新，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方面的革新，国家由弱变强的现状，寄托着作者希望中国朝野上下仿效日本，学习西法，实行维新改革，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二)重视著作底本选择，增强可信度

黄遵宪生平著作，既有已刊作品，也有大量未刊著述。已刊作品中还有集主生前刊印或定稿与其去世后由他人整理发表之别。已经印行的著作还存在不同版本。至于经后人发表的作品与手稿之间差异的现象则比较常见。本集在收录著作力求齐全的同时，也在所据著作底本选择方面做出努力，尽可能采用可信度较高的底本。

《日本杂事诗》有多种版本，本集采用的是黄遵宪生前的定本，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长沙富文堂重刊本；《人境庐诗草》则用作者生前的定稿，即辛亥年(1911)初印十一卷本。《日本国志》是以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印本为底本加以新式标点分段。

黄遵宪逝世百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了一批黄遵宪的未刊著述，颇有价值。本集在收录同类著述时，如手稿存世，则尽可能追寻原件，采用手稿作底本，纠正第二手资料的失误。例如：上郑钦使禀文是以梅县档案馆馆藏的原稿作底本。本集所收的许多书信，无论是早已抄录还是新近补辑的，凡有条件的均以手稿为依据。无手稿可寻的作品也尽量查找最先刊载的原文，减少转载过程中发生的脱误。例如收入本集的第一封信，即1873年致周郎山论诗函所据为《岭南学报》所发表的黄遵宪遗稿全文，内容比较后来各版本所辑的完整。以往所见《时务报告白》均是摘要，本集所据则是《申报》发表的全文。《与日本友人大河内辉声等笔谈》则采用经编校者提供的《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1992年的最新改定稿，该稿对原版本做了些补充改正。

(三)关于收入著作的整理工作

本集在收入的著作整理、考订、注释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首先是整理与点校。全书均进行新式标点分段，其中《日本国志》是首次进行标点整理，内容涉及整个日本古今历史，标点的难度较大。黄遵宪与日本友人宫岛诚一郎、冈千仞和增田贡笔谈是第一次根据日本收藏的笔谈原稿及日方笔谈人当时的部分抄写稿进行整理编辑而成。

第二是写作时间考订。本集采用分类(即分编)、各类(编)内按著作时间先后编排。但黄遵宪的大量书信和其他著述没有署明具体的写作时间。编者根据著作的内容或相关史事等加以考订，大多数作品已推断出写作的时间，大体上做到按时间先后编次。有关时间考订的主要依据则在题注中做出简要说明。

第三是校勘工作。黄遵宪的著作已经刊布于世的有些也存在不同版本，其中既有详略不同，也有文字歧异。本集也做了一些校勘工作。例如：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信有的已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发表，经与手稿比较，当时发表的多为节略。又如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等笔谈手稿与宫岛抄写本之间也有所不同。再如近年新编黄遵宪文集的一些文字与手稿或早年刊本之间也有所不同。本集对其部分择要加以校注说明。

  第四是增加注释。本集除上述题注和校注外，还有一些编者酌加的注释，其内容包括文字衍误疑问、历史背景情况、重要人物简介等。此外，根据“笔谈”部分的特殊情况，四种与日本友人笔谈前另加“编辑整理说明”。

总而言之，《黄遵宪全集》大体上达到收文较多、内容丰富的预期目标，也做了多方面的整理工作。但本集还存许多不足之处，如黄遵宪长期任驻外公职，已从日本搜集到了较多著述，但还有不少资料有待深入整理；美国、英国和新加坡方面的有关资料也有待挖掘。国内也有些已知的资料线索尚未得到，难免还有许多遗漏。已收入的著作，也有一些未能寻找到更好的底本；整理工作、特别是标点和考订方面的舛误更是难免，诸多缺点和遗憾均期待专家学者指教。

《黄遵宪全集》从开始编辑到编竣出版的二十多年里，得到海内外许多学者和团体单位的热情支持、帮助与合作。本集吸纳了许多学者长期以来搜集、整理、积累的黄遵宪著作成果，多位学者为编辑本书给予合作，做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做的是集大成的工作。

方行先生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就开始收集黄遵宪著作，拟编“黄公度集”，后因故中止。80年代初，因本职工作关系，编者曾约请他编辑黄遵宪集，但他公务忙碌，无暇顾及，便将已有的部分资料提供本集编者采用，鼓励编者做此工作。

汤志钧先生始终关注本集编辑工作，提供了有关资料，考订过一些著作的写作时间。

新加坡学者郑子瑜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向编者提供了他与日本实藤惠秀先生编校的《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的最新改订稿并为其加注，以及其他著作。

陈捷女士承担了本书第五编中的黄遵宪《与日本友人宫岛诚一郎等笔谈》、《与日本友人冈千仞等笔谈》和《与日本友人增田贡等笔谈》以及部分书信和序跋等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陈左高先生在80年代为本书所收《日本国志》进行了第一遍标点，后经其他先生反复校订。

杨天石先生长期致力于黄遵宪研究和资料收集工作，无保留地向编者提供有关资料。郑海麟先生应允利用他所搜集整理的黄遵宪著作。孔祥吉先生将有关资料提供本书使用。

本书采用或参考了前辈学者的有关成果，其中主要有：钱仲联先生的《人境庐诗草笺注》及《人境庐文钞》等，高崇信、尤炳圻合校的《人境庐诗草》，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编辑的《人境庐集外诗辑》，钟叔河先生的《日本杂事诗广注》和吴天任的《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等，特此说明，并表谢忱。

为本集提供黄遵宪资料的国内外主要单位有：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杭州市图书馆、嘉兴博物馆、广州市图书馆、梅州市梅县档案馆、梅州市黄遵宪故居纪念馆、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日本善邻书院中国语学校等，在此深表谢意。

还要衷心感谢以各种方式关心、支持和帮助本书编辑出版工作的有关人士。他们是：龚书铎、李希泌、袁英光、王汝丰、王晓秋、黄爱平、梁通(怡然)、管林、李吉奎、汪叔子、张求全、姜义华、谢俊美、张永芳、盛邦和、李玲、陈伟桐、夏晓虹、赵慎修、钟贤培、刘雨珍、吴振清、杨冀岳、刘高等，日本善邻书院院长、宫岛诚一郎先生曾孙宫岛吉亮先生，中华书局李侃、刘德麟、何双生、吴杰、陈东林、李岩、熊国祯，沈锡麟、沈致金、冯宝志、余X、刘尚荣先生等和付出辛勤劳动的刘德麟编审协助审阅了大部分编成稿并提出了很好的改正意见。

感谢知名的前辈学者饶宗颐(选堂)先生为本集题写书名。

本书的编辑出版得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资助，特表谢忱。

编

者  二00五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