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营养过钱钟书、林语堂、梁实秋等诸多大家的大书再度来到中国啦！史上出色的传记，《一生的阅读计划》唯一推介的人物传记。约翰生，幽默雄辩的谈话家，著名作家和词典家。仅次于莎士比亚的英文语言大师，言谈风趣，举世无双。鲍斯威尔，凭借本书成为现代传记的开创者，被誉为“传记之父”。本书把约翰生与鲍斯威尔两个人物通过一个时代一个空间一个文坛贯穿联系在一起的人生大书，不仅影响古今，而且吸引中外，为人敬佩，令人赞叹。

001——译者序

001——1709—1748

027——1749—1762

055——1763—1784

247——后记

09年

塞缪尔·约翰生1709年9月18日出生在英国斯塔福德郡的利奇菲尔德镇，当天即入基督教。在圣·玛利教区注册本里，曾记载了关于他出生当日洗礼的情况·约翰生父亲名叫迈克尔·约翰生，德比郡人，家族历史已无从考究。他在利奇菲尔德定居后，开办了一家图书文具店。一位文化水平有限的致颂词者曾用“绅士”一词来赞誉他的谦逊。尽管现在这个头衔已与“骑士”无多大区别，可在当时却是对那些不事夸耀身份地位者的真实写照。约翰生母亲名叫莎拉·福特，是沃里克郡一个远古氏族的自耕农后代。结婚后，他们生活比较顺利，生育两个儿子。小儿子纳撒内尔，在二十五岁那年去世。大儿子塞缪尔，是我这本书里要竭尽全力叙述的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出类拔萃的伟人。

约翰生父亲迈克尔身材高大魁梧，意志坚强，思想活跃。然而，如同坚硬的岩石脉理也有不良的杂质，他也是刚毅中有脆弱，时常沉闷忧郁，对社会重要事件淡漠，受厌倦生活的情绪困扰。约翰生继承了父亲的“沉闷忧郁”和其他一些品质。正是这种“郁闷’’使他被事情打扰后总是表现出强烈的烦躁不安，“让他终生几近疯狂，至少是很暴躁”。迈克尔尽管因忙于自己的生意，生活圈子狭窄，但并没有局限在书店里，还经常到邻城走动。有的城镇离利奇菲尔德相当远。当时，英格兰的各个郡城，书店罕见少有，甚至在伯明翰城里也看不到一间。说到伯明翰城，约翰生的祖父曾在那里开过一个只在集市日开放的杂品店。迈克尔的拉丁文水平很高，为人诚信，担任过利奇菲尔德镇的文职官员。他因有见识又善于经营，积累了不少财产。后来由于投资一间羊皮纸加工厂亏损，他失去了绝大部分的积蓄。尽管他在守原则还是讲灵活这类莫衷一是的辩论思潮中调和自己，可他还是倾向遵从主流权力社会所维护的道德原则。他是个热心教徒和亲皇派，始终保持着对不幸的英国斯图亚特王室的忠诚。

迈克尔一生中有过一个浪漫的真实故事。我要在此予以叙述。迈克尔做学徒期间，一个在斯塔福德郡利克区住的年轻女子，对他十分钟情，却未得到他爱情的回应。她追随他搬到了利奇菲尔德，并在迈克尔住房的对面租了一间房住下。锲而不舍地沉溺于执著的追求，终因相思忧郁成疾，生命垂危。此时，迈克尔本着慷慨的人道精神去看望她，并向她求婚。可惜，事已太迟为时已晚。她青春的活力消耗殆尽。这位女子的所作所为，无疑是一个为爱情献身的罕见例子。她被安葬在利奇菲尔德的教堂墓地。迈克尔深情地在她的墓地上立了一块石碑，刻写着：

安息在这里的是

伊丽莎白·布兰尼女士

一个不寻常的女子

她于1694年9月20日逝世

约翰生的母亲是个理解能力很强的妇女。我问约翰生的老校友埃德蒙·赫克托先生，一个伯明翰的外科医生，她不为儿子自豪吗?他说，“她没理由不自豪，她太知道自己儿子的价值了。”她的虔诚信念和她的理解力一样强。正因为她给年幼的儿子灌输了宗教思想，我们后世也从她儿子的思想里受益。约翰生告诉我，他记得很清楚，对天堂和地狱的最初印象是：天堂“一个好人去的地方”，地狱，“一个坏人去的地方”。这是他小时候母亲在睡前讲给他听的。据说为了加深约翰生对天堂和地狱的印象，母亲让他复述给家里男仆人托马斯·杰克逊。但他从没做过此事。

要想了解任何一个杰出人物，从他出生的摇篮到墓地，包括一些细小事情，只要这些对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有影响，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即便是在约翰生小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征。借用他自己在《西德纳姆评传》里的话来说：

There is no instance of any man,whose history has been minutely related,that did not in every part of life discover the same proportion of intellctual vigour.

“如果细心观察，毫无疑义，他的理解之深刻，鉴别之准确，好奇心之炽烈，在幼年时就显而易见。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的成长不与他自己一生大小事相关联。因此，人们从一个人的各个方面都能找到与之相关的智慧和才能。”

在对一个人的全面观察评价中，没有必要为取悦读者，把重点放在那些不可信的轶事上，或者竭尽全力，故弄玄虚地挖掘某些可资嘲笑的奇闻。然而，想到历史传统上有大力神赫尔克里士在年幼时胆怯的故事，因此，我在这本书里也保留一些反映约翰生特征的奇闻轶事。住在利奇菲尔德的玛丽·埃迪女士曾在给我的一封信里提到过下面的故事：

当亨利·萨谢弗雷尔博士在利奇菲尔德担任牧师时，约翰生还不到三岁。我的祖父理查得·哈蒙德在教堂看到约翰生骑在他父亲的肩上，专心地聆听这位受人尊敬的牧师讲道。哈蒙德先生问约翰生的父亲，为什么把这么小的孩子带到教堂并且还拥挤在人群中间。他回答说，因为不可能把他留在家。尽管约翰生年纪很小，他却能感受到公众对萨谢弗雷尔的热情和尊敬，他全神贯注地看着牧师，似乎满意地将自己永远地沉浸在教堂的气氛中。

我也不情愿删去另一个奇闻小事。那是与约翰生个性倔强，忌妒心和脾气急躁性格有关的故事。这些个性伴随他一生。这件事是他在他母亲认可下亲自对我说的。放学后，仆人通常准时到学校里接他。有一天，仆人没有按时来，他决定自己走回家。由于他的视力很差，迫使他行走缓慢，待看清路旁的坑沟之后才敢迈过去。学校的一个女教师担心他迷路，怕他掉进阴沟，或是被马车撞着，一直远远地跟着他。偶然间，约翰生回头看见了她。可能是意识到老师这样细心关照是对他男子汉自尊心的侮辱，一气之下他飞跑着冲向那个女老师，并且用尽全力去打她。

约翰生的记忆力超乎寻常，他一生卓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1776年，在利奇菲尔德，约翰生的继女露西·波特太太，当着约翰生的面，告诉我一件她听约翰生母亲讲过的事：当约翰生幼年还在穿围兜时，他已经开始读书了。一天早上，他母亲交给他一本当天要归还的普通祈祷书，嘱咐说，“小塞，你要用心记住它。”于是她往楼上走去，留下约翰生在读书。当她上到三楼时，她听到约翰生跟上来的声音。她问：“有事吗?”约翰生回答：“我能背了。”他清楚地背出来，尽管此时他不可能读过两遍以上。

约翰生在幼年时不幸患有瘰疠或俗称“国王病”，而且备受其折磨。一般人都知道这种病会毁坏面容。然而，约翰生的视觉神经却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导致他的一只眼根本看不到东西，尽管看上去这只盲眼与另一只眼没有不同。在他的祈祷里，有“何时重见光明”的许愿。这可推知，他的眼确实盲了。许多朋友都知道他的这个缺陷，而我却_直毫无觉察。我以为他只是患有近视而已。我承认，我不仅根本没有发现他有任何视力上的缺陷。相反，还觉得他的注意力很集中，感觉非常敏锐。他不仅能看到而且能够辨清事物的各种形态。不论对自然还是对艺术的东西，他都判断准确。这是难能可贵的。有一次，我和他到苏格兰高地旅行。我指着前面一座山，说它像一个锥形物。他纠正我的不准确的形容，并指给我看那山顶，山的一边比另一边大。P1-3

人生是本大书。约翰生和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是人生大书里的有趣篇章。他们是世界文坛史上议论常新的一个话题，也是文人相重的一个美谈。两百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影响，尽管随时变化，高低不平，却如泉涌水出，源远流长。

约翰生和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对我们那些近现代博学中外的文学先驱者来说，不是陌生的名字。主张多读书并读好一本书的林语堂，除了推崇李渔，偏爱的就是《约翰生传》(《夏令读物》)。他甚至把约翰生与中国思想家的孔子相提并论，说这两个人，有丰富的常识，人生的智慧和坚定的判断力(《英国人与中国人》)。梁实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拜服约翰生博士的教授”而为人所知，还编译出版过这部传的中文版。范存忠早年就在约翰生研究领域涉足，晚年为纪念他逝世二百周年演讲撰文。朱东润曾称《约翰生传》为西方第一传，激励自己写中国第一传。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也一再引用约翰生的妙语好词，贯通中西文化。杨绛在《堂吉诃德》译者序中引用约翰生的评说：“堂吉诃德的失望招得我们又笑他，又怜他。我们可怜他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失望；我们笑他的时候，自己心上明白，他并不比我们更可笑。”确实，无数的中国文化人在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其语言和思想的影响。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约翰生著作和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未能得到经典名著那样出版且多译的待遇。

这也许不是无独有偶的现象。在“地球一村”的现代化社会，西方已开始冷落约翰生，或者说，约翰生热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正如尽管过去我们的文学前辈热爱过他，而他当下在东方受冷落，也像是不谋而合地与国际社会文化潮流相接轨。这里不是说约翰生著作和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在西方经典著作的书架上已消失，也不是说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受到冲击，更不是说全球性的约翰生迷和他们的学会已不存在，而是说，高科技的现代社会，和成长中的年轻一代，在疏远他们的时代。现代人的语言欣赏习惯难以接受甚至排斥他们文字的典雅。许多事，不必亲身经历。当人们对它还毫无了解的时候，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文化遗产，扎根在人生土壤的书，尽管会被疏远，被禁锢，被埋没，被忽视，被批判，被打倒，然而，潮退底现，水落石出，人们终究还是要好奇地了解它的来龙去脉，知道它的源远流长。约翰生的书传是这类不怕风吹雨打的书籍。最怕寂寞的约翰生，曾对那些敢到中国长城去的人的精神赞叹不已。这位文学大家，这位二百五十年前便呼唤“要用远大的眼光来瞻顾人类，从中国一直到秘鲁”(范存忠译)的世界公民，最终还是会看到欢迎他的长城大地。

我最初是在读《谈艺录》《管锥编》书时认识约翰生的，尤其印象深刻人生忍受多欢乐少的比喻。尽管认识的有限，我还是能感觉到，同是博学智者，一定有他们共同的思想逻辑，或者说有可资比较的不同的人生经验，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基于任何精神思想都会有渊源能流长，译完后，我便自然想到请《我们仨》的作者杨绛先生写个序，为读者介绍他们是怎么读看约翰生的。虽已不再承诺写序，杨绛先生通过友人还是表示了她的看法：“约翰生是我非常喜欢的作者。我喜欢他的作品，喜欢他的为人，尤其喜欢他的谈话。这本《传》我也看过。但是，我老了，不再给人写序。祝贺他译出这本书。”在此，我感谢杨先生为本书读者介绍一个她早已熟悉了解的约翰生。

这是心早想事晚成的事。当我重读二十多年前范存忠和钱钟书给我的回信，既叹时光流逝如水，又感两位老先生所说译书难的亲切实在，仿佛才尝到他们早已消化吸收了的果子的滋味。

没有许多人的帮助，愿望永远是希望。我不能一一提到许多先生朋友亲人同志的友谊、鼓励、理解、关怀，在此对帮助我理解原文的M r．JohnW．Byme，Mr．Tom Ebbe，Mrs．M．Maiorana，Mr．Lan Russell；对看过译稿和提过建议的杨匡汉、洪颂南、彭晖、郑维、李东光、刘蓉蓉等先生们表示感谢。我妻子王萍不仅给予我最大的支持，还在她繁忙工作之余，认真负责地以读者的要求读改了大部分原稿。这个译本应有她的名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许明先生、江红女士全力以赴，尽最大热心编辑校阅，确保书的出版，减少或弥补我不可推卸的任何责任。所有这一切，是我在人生旅途中要永怀感激的。

译者

  2005年3月

 于澳大利亚珀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