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呈现了最新的观点以及最前沿的研究，对各种心理障碍的症状、理论及治疗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本版的一个新的主题是预防。从第1章，到各个障碍章节，甚至是关于法律和伦理问题的第18章中都包含了预防专栏。本书还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描述神经科学的观点。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为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心理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也被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其中心理健康成为最受关注的心理学应用领域之一。对心理健康的关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了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条件以后对自身和他人心理健康的状况或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视。因此，每一个个体都希望了解更多的影响自身心理健康水平的因素以及可能的应对方式，同时，对心理健康从业人员的需求也日益明显，而且对他们的资质要求也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对心理健康的关注首先是界定心理健康的内涵。世界卫生组织把健康定义为“不但没有身体的缺陷和疾病，而且是一种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完满状态”。心理健康的直接定义就是“非不健康的状态”或“没有症状的心理状态”。所谓的症状是指一般的心理症状而言，包括焦虑、心因性行为困难、强迫性的思维或行为、情绪低落、人格异常(例如强烈的依赖、攻击性、周期性情绪变化、冷漠、反社会行为等)，以及心理原因引起的皮肤、肌肉、呼吸、循环、消化、生殖、内分泌等生理系统的障碍。另外，也有学者注重从从积极的方面对心理健康进行界定，重视心理卫生的积极面。例如，Johoad(1958)列举了九种积极的心理状态(Valued qualities)，一个人若拥有这些有价值的心理品质，他就是心理健康的人。这九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包括幸福感、和谐、自尊感、个人的成长、个人的成熟、人格的完整、与环境保持良好的接触、有效地适应环境，以及在环境中保持独立等。然而，相对而言，人们还是比较关心“自己是否不正常”。这属于心理科学中“变态心理学”的研究范畴，而从积极的方面研究心理健康问题则属于“心理卫生学”的研究范畴。因此，了解变态心理学的有关知识是把握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前提。

这部由劳伦·阿洛伊、约翰·里斯金德、玛格丽特·曼努斯等三人合著的《变态心理学》无论是从专业训练的角度，还是从科普的角度，都既符合学科发展要求，又能够满足普通读者和专业人员的需求。首先，劳伦·阿洛伊和约翰·里斯金德是两位资深的病理心理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变态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他们编写的教材保证了学术性和权威性。而玛格丽特·曼努斯，作为一位深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作者和专栏作家，她的加盟使得这本教科书的风格更加活跃、更有可读性。因此，这可以看作是一本“畅销书式的教科书”，使学习变态心理学成为一种享受，也拓宽了该书的适用面，由学院中的教科书成为普通公众的“可以把握的生活指导”。

其次，在本书的内容安排上，既注重了心理学理论对变态或异常行为的解释以及最新研究成果的总结，又特别强调了对各种症状或症候群的客观描述，使读者可以对整个学科的全部内容以及最新的研究进展和发展方向都有一个完整的概念。读者不仅可以从中获得相关的知识，而且可以很容易地确定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这对于专业人员而言，无疑是一本教科书最重要的品质之一。

当然．社会对心理学的需求也对心理学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建立的、针对西方人的心理与行为特点的心理学的理论、概念和工具能否直接应用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至少在心理学的某些领域，西方的理论很显然不能适应中国的实际。以人力资源管理为例，现在国内的很多机构照搬西方的理论模式，把它们直接用到中国人身上，以为可以解决中国人自身的管理问题，但实际效果并不佳。同样，在心理健康领域，西方的家庭治疗显然难以完整地反映中国家庭的实际，也难以保证治疗的效果。因此，离开了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文化本身，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人的行为和心理特征。如果现在仍然照搬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和概念体系，而不努力去探索中国化的心理学理论和概念、工具，心理学的实际应用效果必然受到影响，心理学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必然会受到阻碍。现在已经到了系统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并努力创建中国人的心理学的时候了。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正如本书所强调的，文化对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本书中虽然也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文化与心理健康”的内容，但绝大多数篇幅都在介绍“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结果。因此，读者在使用本书时，除学习有关的知识性的内容以外，应主要关注本书有关研究方法方面的论述。特别对于专业人员而言，采用科学的方法去“重新审视”西方的研究结果，并努力在实践中去验证和澄清中国人在相应方面的特点，这是努力建立中国化的心理学理论体系的必然要求。例如，本书作者之一劳伦·阿洛伊所提出的“抑郁但明智”(sadder but wiser)的观点虽然在中国人身上也有系统的体现，但仅限于某些特定的情境之下。

“西学东渐”、“洋为中用”的前提，首先是完整把握“西学”、“洋学”的科学体系，特别是研究方法和研究策略。在这一点上，本书是非常好的一本有关变态心理学入门的教科书。但同时，在“东渐”或“中用”之前，应对“西学”、“洋学”在中国人中的适用性进行评估，并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因此，我在推荐此书的同时，也由衷地希望我们中国的心理学家能在不久的将来，编写出在学术性和可读性上与之媲美的教科书。而且，正如此书一样，只在其中个别章节介绍“西方文化下的研究结果”，而其他大量的篇幅则是介绍中国本土化(或中国化)的知识体系。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艰难之路，也是中国心理学能够真正服务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人类心理科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的必由之路。

王登峰

2005年6月16日于

北京大学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