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特曼的《来临中的上帝》是一本深具启发性和开创性的神学巨著，它不仅在语言上和神学上开创了新的面向，而且是本安慰人心的书。1999年，莫尔特曼因此书获得葛拉夫麦尔的宗教奖(Grawemeyer Award in Religion)，在前一世纪结束前，许多人陷入世纪末的焦虑与恐慌，末日灾难的预言频传，这本探讨终末论的专书无疑发挥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在基督教的传统中，终末论(Eschatologie)总是和“末事”、“世界末日”、“最后审判”等概念结合在一起。终末论被当成有关“最后的事物”或“万有的终结”的学问。因此，Eschatologie一词在国内经常被译成“末世论”或“末事论”。可是，这样的翻译却被莫尔特曼的《来临中的上帝》给颠覆了，“末世论”或“末事论”的用词在莫氏的书中不仅显得过于窄化，而且会造成误导。

对莫尔特曼而言，他的终末论的重点不是德国新教神学家阿尔特豪斯(P．Althaus)所指的“末事”，而是万有的崭新创造。对莫尔特曼而言，基督教终末论的基础在于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的复活，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种结束中的开始，因此，终末论谈论的重心应该是致死的终结中的崭新开始，正如布洛赫(Ernst Bloch)所言，“基督的终结——毕竟这是他真正的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莫尔特曼在讨论个人的终末论、历史的终末论和宇宙的终末论都遵循着“开始就在终结中”(Im Ende ist der Anfang)的原则。正因为如此，本书的标题不是“万有的终结”或“末事”，而是“上帝的来临”。

中译本导言

前言

第一章 来临的上帝：终末论现况

 一 终末论的时间化

 二 终末论的永恒化

 三 来临的上帝的终末论

 四 犹太教弥赛亚思想的再生

第二章 永恒的生命：个人的终末论

 一 生命和死亡

 二 灵魂不灭或身体复活?

 三 死亡是罪的后果，还是生命自然的终点?

 四 死人在哪里?

 五 死亡、哀悼和安慰

第三章 上帝国：历史的终末论

 一 历史的恐怖末日论

 二 弥赛亚式终末论：“千年国度”

 三 政治的弥赛亚主义：“神圣国度”

 四 政治的千禧年主义：“救赎者国家”

 五 教会的千禧年主义：“万民的母亲和教师”

 六 划时代的千禧年主义：“近代”的诞生源自弥赛亚盼望的精神

 七 千禧年式的终末论是必要的吗?

 八 人类历史的末时：灭绝主义

 九 “历史的终结”：后历史的先知

 十 恐怖末日的终末论是必要的吗?

 十一 万有的回归

第四章 新天新地：宇宙的终末论

 一 受造的将来：安息和舍金纳

 二 世界的毁灭或圆满终结?

 三 上帝永恒中时间的终结

 四 上帝临在中空间的终结

 五 宇宙的圣殿：天上的耶路撒冷

第五章 荣耀：上帝的终末论

 一 上帝的自我荣耀

 二 上帝的自我实现

 三 上帝和人的作为间交互影响

 四 上帝的丰满和永恒喜乐之宴

19世纪是“基督教的时代”。北美洲的殖民者蜂拥到西部，开垦美洲大陆。俄国的西伯利亚被占领，整个大陆一直开拓到海参崴。欧洲列强在亚、非、拉三洲建立其世界性的国度，并以弥赛亚式的宣教热忱拓展欧洲文明。对基督教而言，世界福音化近在咫尺。因此，福音机构大量产生，其中以伦敦圣经协会马首是瞻。到了19世纪末期看来，“基督教世界”似乎是挡不住的潮流。奥斯曼帝国瓦解了，印度沦入英国人手中，欧洲的宣教及贸易打开了日本及朝鲜的大门，中国成为基督徒最后的大型宣教领域。对此空前的进展以及对于抱持进步观的乐观人士而言，基督教千禧年主义提供了世界史意义的架构是不足为奇的：历史最后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它要成为我们的时代，即基督教的时代。“基督教世界”乃是基督的国度，他将与万有在属他的国度中一同做王。此国度中的每一方面还有巨幅的进步空间，在它里面的一切事物可臻完美之境，但是基本上已经不会有全盘变动的可能性。自从科技与政治的力量干预这个世界，最后的革命已经展开，现在一切事物只有静待演进及进一步的正确发展。上帝的国度只在咫尺之遥，它已经成为道德上最高的善以及历史发展的目标。人类透过自身的努力可以接近永远的和平。基督教千禧年主义张满了它盼望的弓，对准了基督教世界在基督教世纪大融合的目标，即教会与文化、祭坛与王权、宣教与掠夺、自然科学与宰制世界的融合。它以弥赛亚救世的差派意识来强化那些欧洲、俄国及美国的帝国主义，并以世界圆满终结的历史终结激情来提高历史的自我意识。

千禧年的盼望将终末论卷入历史，并使历史充满弥赛亚式的激情。尽管19世纪的基督教会与民众缺乏紧密的联系，政治的千禧年主义却将他们一并卷入。在美国动员百万人去实现美式“新世界”梦想的力量，也促使沙皇时代的俄国去实现末日世界得赎的俄式梦想：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以后不会有第四个罗马。从拜占庭帝国的弥赛亚主义产生的东正教终末论形塑了“俄式的想法”：自从君士坦丁堡没落之后，莫斯科取得了基督教一东正教帝国独一的领导权，因而也继承了拜占庭帝国对世界统治的权力。这个统治权力在大英帝国则是经过宗教多层的包装，而且由宣教来推动。西班牙帝国在扩展基督教世界时，征服与洗礼是一致的。在普鲁士德国的“文化新教”(Kulturprotestantismus)将终末论纳入历史。康德(Kant)的伦理学及黑格尔(Hegel)的历史哲学为“文化新教”包装和解释。法国的做法较为世俗化，它将自身视为非洲殖民地文明的先驱及维护者。

我轻描淡写地将基督教世界的弥赛亚主义以及19世纪基督教时代的千禧年主义的图样勾绘出来，目的在于唤起大家意识到20世纪基督教终末论的问题所在。这不仅是历史与终末论间关系的理论问题，也不仅是历史内圆满终结与历史末期的圆满终结问关系的理论问题，或是千禧年主义与恐怖的末日论(Apokalyptik)间关系的理论问题，它也是一种从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经验产生的一种困境，因而导致终末论全盘改写。

英、德、俄、法等国的弥赛亚梦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毁灭性的杀戮中变成了恐怖末日论的死亡梦魇。1917年十月革命，沙皇下台，然后被杀，这导致“俄式思想”的世俗化以及斯大林主义中苏维埃式的千禧年主义。美国决定参战，并且将它对人类的异象摆在国际联盟与联合国之上。然而，随之而来的“美国的世纪”也无法历久不衰。德皇下台后经历了魏玛民主的插曲，随后产生了“元首的”、民族“再生”的、日耳曼民族“第三帝国”之梦的、“千年国度的”与虚无意志的政治弥赛亚主义，以“终结”犹太人问题。直到欧洲成了废墟，1945年德国无条件投降之后，德式梦想才正式宣告结束。

基督教世界连同基督教时代以一种惊人的方式走了下坡：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自相残杀。其他民族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奥斯维辛的惨剧后，犹太教基督教的梦想(犹太人融入基督教世界)破灭。广岛的原子弹使得人类失去了其原子无罪性，切尔诺贝利(Tschernobyl)事件则使人类失去了他在生态上的无罪性。19世纪所有千禧年式或弥赛亚式的大计划，无论它是以宗教的或是世俗的面貌出现，全部在20世纪惊骇的历史惨剧中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在许多民族及许多生活空间中出现了恐怖的末日论，有的以宗教的、有的以世俗的面貌出现，它取代了19世纪所有千禧年式或弥赛亚式的大计划。正如千禧年主义将终末论正面地纳入历史，为了让上帝国在“地上就已经”(语出：海涅[Heinrich Heine])得以建立，现代的恐怖末日论则将终末负面地摆进历史，为了让核子的“哈米吉多顿”及生态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在地上施行。

19世纪弥赛亚式的异象与20世纪历史上恐怖末日论的惊人惨剧，有意无意地影响了时下的终末论思想。当我们从弥赛亚式梦想中清醒过来，并且抗拒恐怖的末日论带来的惊慌时，我们该抱持哪一种盼望?为了不使世界遭受毁灭，终末论既不应该是可以摆进历史的千禧年式终末论或是恐怖末日论的终末论，那么终末论应该意味什么?我们在本章不仅要探讨神学的终末论，也要对弥赛亚主义与恐怖的末日论作哲学的反省与批判。如前所述，时下的终末论不仅是神学的问题，也是政治的问题。它是历史本身的问题，目前人类世界的危机已经宣告末日的到来。每一种终末论，都按照它的方式来参与经由我们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末日审判。P1-3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进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加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高质量、原创性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以求为21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