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的兴趣爱好与传奇经历中，人们可以看到公元20世纪海内外的风土人情和沧桑变化；从他的一串串丰硕的学术成果里，人们可以触摸到公元20世纪中国古代建筑保护与维修事业从无到有、曲折起伏的发展脉搏……他就是被誉为“文物守护神”我国著名的古建筑保护与维修专家——罗哲文。

这是一个文博名家的传奇人生故事。他的人生与事业可谓一帆风顺。尽管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一些冲击，在人生征途上稍受挫折与磨难，但却很快被解脱出来，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中为周恩来总理谋篇布局的“文物外交”尽心尽力。半个多世纪以来，罗哲文踏遍神州，出访海外，考察了数以万计的文物古迹，尤其是古代建筑遗存。他在调查研究之余，先后撰写了一系列多方面、多角度探索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论文和专著，真可谓著作等身、成果丰硕!

前言

一 早年往事(公元1924～1940年)

二 考人营造学社(公元1940～1946年)

三 在清华的岁月(公元1946—1950年)

四 局里的年轻专家(公元1950—1966年)

五 放逐牛棚别有天(公元1966～1972年)

六 神州踏遍人未老(公元1972年至今)

七 业守精勤享盛名(公元1950年至今)

 (一)犹领风骚营造史——新中国古代建筑维修的组织者

 (二)继扬众志长城魂——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的守望者

 (三)古建摄影乐不疲——中国古代建筑摄影领域的开拓者

 (四)漫卷诗书奏凯旋——潜心于诗坛与书界的耕耘者

结 语

附 录

 (一)自选诗词集

 (二)生平简表

后 记

罗哲文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旧中国军阀混战和日寇入侵的动荡岁月中度过的。他出生在四川南部山青水秀的历史文化名城宜宾。这座紧邻滇、黔的巴蜀边城，位于岷江与金沙江的汇合处，三面环水，背靠翠屏山，倚山扼江，形势险秀，为长江上游的港口重镇。它往西，沿长江溯源而上，可达风景秀丽的乐山、峨眉山以及地广人稀的甘孜、阿坝藏区；它向东，从长江顺流而下，可到泸州、重庆等繁华之邑；它朝北，经陆路可达自贡、内江、资阳和蜀地的中心城市成都；它到南，顺陆路可通云贵高原和西南边陲。如此发达而便捷的水路与陆路交通，使其在历史的演变中十分自然地成为商贾云集、物产富饶的兵家必争之地(图一)。

据罗哲文回忆，他的祖辈并非土生土长的四川人，而是清初“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时，沿长江迁徙而来的客家人。入蜀以后，罗氏家族逐渐在宜宾西北、紧靠乐山的边远山区安居下来，繁衍生息，世代以农耕为业。公元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当他的父亲罗树培(曾用名为罗明德)出生时，罗家的生活已十分拮据。罗树培从小到大，只上过时间不长的私塾，没有读过太多的书，年龄稍长便跟着大人在家务农。如果不是清末席卷全川的轰轰烈烈的“保路”风潮，他将同常人一样在乡间田野默默无闻地终其一生。可是，历史的车轮正好驶进了风云翻滚的公元20世纪初叶。此时，晚清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西方列强通过公元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以后，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入侵，迫使清王朝签定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西方殖民者索取巨额赔款，强占中国领土，瓜分势力范围，进而发展到掠夺物产资源和争抢修建各地铁路的权力……面对深重的民族灾难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在贫穷和痛苦中挣扎的广大民众日益觉醒。他们揭竿起义，奋起反抗，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许多仁人志士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资产阶级的改良与革命风潮已从星星之火变成了燎原之势。尽管巴蜀位于华夏腹地，四面环山，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民风淳朴，对外侮内患的时代巨变反应较为迟钝，普通百姓一直想保守“天府之国”长期蕴育出来的那份闲适和宁静，但是这块“世外桃源”最后也没有幸免于列强瓜分的魔爪。

P6-7

罗哲文，中国文博界一个尽人皆知的名字。他以其从业六十五年，亲历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全过程的不平凡业绩，得到同行的敬重，成为中国古代建筑保护与维修事业的领军人物，被誉为德高望重的“文物守护神”。

公元1924年，罗哲文出生于四川宜宾，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的悲欢离合。公元1940年，他高中肄业时因一次偶然的求职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罗哲文在众多求职者中被刚迁到他家乡附近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录用，有幸拜著名古建专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师，从此迈人中国古代建筑神圣殿堂的门槛，并奠定了一生事业的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罗哲文跟随中国营造学社复员回到北平，在梁思成提议创办的国立清华大学营建系担任系主任助理，在处理日常行政事务之余有机会身处宁静的清华园继续学习与深造。

新中国成立以后，罗哲文被调到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任业务秘书，负责全国古代建筑保护管理和调查研究工作。他在文博界老前辈郑振铎、王冶秋局长的信任和提携下，逐步成长为得才兼备、统筹各方、年富力强的古建专家。罗哲文的人生与事业可谓一帆风顺。尽管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一些冲击，在人生征途上稍受挫折与磨难，但却很快被解脱出来，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中为周恩来总理谋篇布局的“文物外交”尽心尽力。

公元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与开放的新时代。年过半百的罗哲文明显地感到事业的舞台更宽，担任的职务更多，身上的责任更大，浑身的劲头更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文物档案资料室主任、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等职，曾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六、七、八届委员和六届全国政协文化组副组长，还担任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中国委员会副主席，现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和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长城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名誉会长。

半个多世纪以来，罗哲文踏遍神州，出访海外，考察了数以万计的文物古迹，尤其是古代建筑遗存。他在调查研究之余，先后撰写了一系列多方面、多角度探索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论文和专著，真可谓著作等身、成果丰硕!罗哲文除了自身的学术考察与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全国古代建筑保护与维修事业的组织者，在万里长城、西藏布达拉宫、青海塔尔寺、山西太原晋祠和朔州崇福寺等数百处国宝级古代建筑重大维修项目中，或亲自设计，或主持方案评审，或参加竣工验收，始终精力充沛地活跃在全国各地的古建维修工地，在中央与地方、行政与学术之间构建起良性互动的桥梁。面对时代变迁和文物保护事业遇到的一个又一个难关，罗哲文总能够高瞻远瞩，顺应潮流，因势利导，变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从对单座地面固定文物的保护与维修到对这些文物整体布局与周围环境的关注，从对一组地面文物遗存的有效保护到全国一百零三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逐批评定，从两千三百五十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分批审定到三十多处中国境内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申报成功，罗哲文以坚定的步伐和执著的追求，亲历亲为，与文博界同仁共同奋斗，使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广度与深度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拓展。几十年来，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他对祖国的文物事业始终饱含无私奉献的热忱之情，在学问方面已为一代大师，在事业方面无愧“国宝栋梁”，在做人方面堪称后辈楷模。